Ⅰ 电影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楼上就是楼上,弄这么长呀,压的下面的都喘不上气来了……嘿嘿……
电影的发明:
卢米埃兄弟原来是摄影师。这哥俩儿将爱迪生的发明、其他人的成果以及自己的"连续摄影机"进行综合研究后,于1894年研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比较完善的电影放映机--活动电影视镜,终于把影像投到了银幕上,使广大的观众能够共同欣赏这一新生的艺术。第二年,他们取得了拍摄和放映电影的专利,成为真正电影的发明人和创始人。
Ⅱ 中国电影1949-1966这17年是怎样发展的
中国电影所指涉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非常之广,它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海外华人社区。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们开始大胆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国电影获得许多国际大奖,而且逐年增多。由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欢迎,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并且不断地与外方合作拍片。随着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中国电影实际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也就凸现了出来:它是由中国人为中国人生产的吗?假定关于中国电影的性质已达成某些共识,那么,扎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而有别于好莱坞现象的这种电影有它自己的特点吗?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国际电影界所洞察与阐释的呢?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国际对话呢? 回顾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发展,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电影在西方发明。这不仅是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战败之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一年。自从189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视觉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这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的联系日趋紧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戏在上海的徐园上演。在此后的百年间,引进的西方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的断代精确地界定在这百年(1896~1996)间,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决定的。我们把1896年作为起点,因为从一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可以设想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 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 我们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因为从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独立于大陆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一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无疑将会对中国电影,特别是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测将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电影的形貌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在次对中国跨国电影百年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将探究在中国电影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影像生产与消费的一系列模式:从传统的"影戏"到机器再生产的现代时期的"电影",到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们的假设是,这样一种视觉的历史诗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学之中。自从电影媒体完全整合到经济和文化之中并调和这两者以来,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勾画中国文化政治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关系的轮廓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1].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历史,并对可被称为"跨国的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个相关的理论。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作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大陆、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象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
Ⅲ 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工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以前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但这次我将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业呈几何级数增长。后来有了更多的剧院,更多的产品,业务也得到了整合,几家大公司形成了“制片厂系统”:签约演员、导演和编剧;在装配线的基础上做出的特性。连锁影院发展起来了,其中大部分由经营电影公司的公司控制。
但是电影行业在美学和技术上也有进步。例如……这是1920年的装饰和照明,带有佐罗的标志…在1924年前后,以《巴格达的小偷》为背景进行了装饰和照明……更加注重光源,更加注重造型。
因此,20世纪20年代不仅仅是有声电影的时代,它还推动了艺术形式的发展,提高了电影制作技术,(在公司方面)巩固了美国电影业,从制作到发行再到展览。(垂直整合,有人知道吗?)
Ⅳ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Ⅳ 北京国际电影节2021时间-主题
每一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都非常令人期待,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今年的电影节又会有怎样的亮点,下面是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详情,一起来看看吧!
北京国际电影节时间:2021年8月14—21日
北京国际电影节(BeijingInternational
FilmFestival)前身为北京国际电影季,创办于2011年,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具有国际性、专业性、创新性、开放性和高端化、市场化的大型电影主题活动,旨在融汇国内国际电影资源,搭建展示交流交易平台,将成为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的重点文化活动,打造改肢东方影视之都的核心活动。2012年2月,北京国际电影季更名为北京国际电影节,每年举办一届并设立评奖单元,但由于准备不够充分直到2013年才进行奖项评选,自此,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正式设立。
开幕式时间:2021年8月14日20:10—21:50
开幕式地点: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拟立足于“新机?新局”主题,全力助推中国电影产业复苏和发展,重点展现中国电影发展的光辉历程。开幕式将由“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出发,充分发挥现代新颖视频技术、全新舞美场景与“云”空间特点,将新技术手段与节目融会贯通,以新科技新方式联动现场和线上观众,拓展全新表现形式和互动方式,增强电影节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努力塑造崭新的不同凡响的国际电影节形象
开幕红毯仪式:
活动时间: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18:00
活动地点: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本届北影节开幕式红毯仪式将增加时尚大片拍摄、创意短视频、“星光时刻”、KOL直播、电商直播、采访等环节,邀请重点剧组、老艺术家、业内嘉宾、京剧电影剧组、冬奥题材剧组、怀柔影都重点项目代表、影业负责人等,以各种特色组合出场,丰富红毯仪式新媒体传播内容、渠道,引发全网关注。
时间:2020年8月23日下午
地点:北京怀柔
2020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迎来了第一个十年。十年来,北影节从一个新生电影节砥砺前行,伴随中国电影高速发展,成长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主流电影节之一。值此十周年之际,“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特别策划十周年主题论坛,总结北影节十年发展的不易成果和宝贵经验,并以回望为契机,探讨和找寻北影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勇敢拥抱变化,于变局中开辟新局,跟随时代的发展继续向前的奋进方向!
本论坛以“十年·如影”为主题,邀请业内权威人士和深度参与电影节的影人共聚,以回顾过去带动展望未来,共话历程与发展,探讨电影节结构优化方向与发展布局,为电影节未来高质量发展之路引航。
时间:2020年8月24日下午
地点: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活动旨在邀请国内外知名电影人通过深度专业对话,探讨电影工业化过程中的国际协同与务实合作,探索中外合作影片本土化、国际化相结合的开发模式,探讨疫情对电影行业产生的影响,提高合作制片效率与效果,扎实推进中外影视文化交流与协作。活动包含中外合拍政策解读、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优秀中外合作项目案例分享、中外合拍影片创投会、“合拍之夜”交流酒会等内容。
时间:2020年8月25日下午
地点:在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迭代与共融”,将采取主题发布、主题演讲和主题沙龙等形式,从艺术电影的修复保存、创作制作、发行放映、宣传推广和国际流通等多个面向对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进行探讨。
“迭代与共融”,一是“迭代”,在技术、载体、观念发展更替之下,探寻艺术电影生存空间和成功本源;二是“共融”,在多元的产业发展趋势之下,如何使所谓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融合共生、互取优势、协同发展。
是北京国际电影节主论坛之一。旨在深入研究产生电影作品效果的美学普遍化规律,探索电影作品背后的文化哲学思维和文艺思潮,探索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和美学品格,探索电影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探索电影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探索鉴赏电影艺术的心理机制、过程、特点、意义和方法,以及观众与电影艺术间的审美关系。“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以电影工业生产链条为脉络设计论坛内容,以电影工业分工为切入点设计话题,请电影界的高级操盘手,从幕后走到台前,畅所欲言,交流分享创作理念、技巧、成果、经验和对电影发展趋势的预判。
“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现已在中国电影界、电影观众和社会各界产生了良好影响和口碑,逐渐成长为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影文化品牌活动。2020年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主题为“当下电影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时间:2020年8月26日14:00-17:00
地点: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大宴会厅
主办: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承办:北京电影学院
5G技术作为国家新基建的排头兵,正在开启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超高速率、超低延时、超大连接,5G必将引发新一轮数据工业革命的到来,对众多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2019年,工信部5G商用牌照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面对全新的技术环境与未来发展趋势,积极探索5G技术对电影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多维影响,以及电影产业如何借助5G技术实现新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本次论坛将聚合国内头部电影企业领军人物、产业一线精英人才、电影工业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和顶尖学者,结合5G时代背景,从5G对电影发展的整体影响;5G带给传统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各个产业环节的变革趋势;5G带给互联网影视企业的机遇与挑战等几个层面,探讨5G时代,电影的发展与变革之路。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内容为王”讲好中国故事,主流电影商业化探索
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电影产业化、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影也在技术美学和类型创作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工业化标准体系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如何建立科学、成熟、有效的工业化体系?新技术发展与革新,又带来了哪些制作技术的迭代?中国工业化品质制作进程中又有哪些困惑?本场论坛邀请国内电影领军人物围绕新时期中国电影类型化趋势进行探讨。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新时期中国电影类型化趋势
受疫情影响,2020年整个电影行业都在经历着严峻的挑战。面对疫情给电影产业带来的生态变化,电影人只有坚持“回归内容,创作精品”才能更好的推动全行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本场论坛将立足于当前电影市场的变化,围绕大银幕应该如何更好的引领当下观众?历史重大节点、大事件(疫情)的创作角度?未来主旋律电影市场前景等话题进行探讨。
国际电影学术论坛——合作与创新:国际影视教育的新格局
时间:2020年8月28日上午
地点: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7届大学生电影节“合作与创新:国际影视教育的新格局”学术论坛,将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伴随着影视行业前进的步伐,影视教育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深入,呈现出蓬勃态势。在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的学科背景下,新时代的影视教育正在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深耕影视教育学科、完善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深化国际交流,成为当下国际影视教育的重要命题。
值此阶段,“合作与创新:国际影视教育的新格局”学术论坛依托于大学生电影节“国际化”、“学术化”的品质特色,邀请国内外一流影视学府代表、学科带头人、教研负责人及资深学者汇聚一堂,以主题演讲的形式探讨国际影视教育的新格局、挑战与未来。
国际电影学术论坛——坚守与开拓: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新征程
时间:2020年8月28日下午
地点: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7届大学生电影节“坚守与开拓: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新征程”学术论坛,将于2020年8月28日下午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近年来,青年电影人不断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先锋的行业视角,探索电影类型创作与艺术表达,追求工业发展与艺术价值的平衡,探求口碑与市场的共生之路,实现现实坚守与创新开拓。新时代背景下,青年创作者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坚力量,更是维持电影市场活力、勾勒电影未来版图的中流砥柱。
值此阶段,“坚守与开拓: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新征程”学术论坛将聚焦于产业新发展、银幕新形象及新生电影力量,广泛邀请新生代青年创作者,结合当下产业发展与文本创作进行交流。论坛全程由青年电影人主导,互相交流探讨,展现青年人的态度,突出青春激荡,活力创新的特点,切合大学生电影节青春激情的独有特色。
“未来影像发展高峰论坛—大银幕与流媒体平台竞争下的破界融合”
时间:2020年8月29日上午
地点:在北京怀柔举行。
大时代背景下,不同平台之间如何互补,技术与艺术如何表达,狭义电影与广义电影的怎样破界融合??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本场论坛将邀请院线代表、流媒体平台代表、导演、跨界制作人等出席,通过本场论坛现场嘉宾的发声、讨论及思想的碰撞,希望对未来影像的发展趋势起到积极作用。
Ⅵ 电影产业的相关概述
从产业属性上来看,区别于其他物质生产领域的产业,电影产业不仅拥有经济属性,还拥有社会文化属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电影产品本身具有交换价值,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具备经济属性。电影的生产制作过程十分特殊,它是一种概念先行的创作,是从抽象讨论落实到实际执行的一系列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了很多不同类型企业的参与和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同时,由于电影可以大批量的机械复制生产,边际成本比较低。所以,对于电影产业来说,电影产品“内容”生产是其产品竞争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电影是具有深厚社会文化意涵的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本身拥有承载信息的能力,其本质是通过流动的图像讲述故事。叙事性也成为了电影意识形态性的根源,在叙事的过程中,蕴含着文化的传递。文化作为电影叙事的背景因素之一,将自始至终的出现在影片中,因此,电影成为了文化议题的一部分,特定的文化背景、文化意识、价值观、生活方式在电影中被传递出来。
电影作为人类文化中一种更带有机构性质的艺术“话语”,其意识形态性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电影艺术“话语”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中被构成的 。 电影产业具有独特的盈利模式
中国电影产业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电影票房收入、出售电视电影频道播放权收入,广告收入、衍生品开发收入、网络版权收入等几个方面,其中电影票房是主要收入来源,而票房收入在电影产业链中釆取的是分账制,就是制片方、院线和影院之间对电影票房收入按比例分成。
电影院线在下游控制电影放映,凭借其垄断势力获得分成比例有逐渐扩大趋势。为保护制片方的利益,促进电影业健康发展,在2008年底广电总局下发指导意见,建议国产影片的制片方分账比例提升至43%,放映方不得超过57%。电影产业这种利益分配模式势必会对电影产业投融资产生影响。
电影产业具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
一个产业的需求收入大说明该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指的是产品需求变化率与居民收入变化率的比率,反映产品的社会需求变化,居民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产品收入弹性大说明产品需求相对于居民收入变化比较敏感,即居民收入变较小的变化会引起产品需求的较大变化。
由于中国农村电影发展滞后,票房收入很少且统计困难,现有电影票房统计都是城镇票房收入,因此,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经行计算。
由以上可以计算结果看出电影产业有较大的收入弹性,电影产业需求增加幅度明显大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表明电影产业有较好的市场前景,政府应该加大扶持和投资力度,促进电影产业快速发展,更好的满足国民日益扩大的需求。
电影产业具有集群化、全球化发展的特质
电影产品制作周期较长、影片前制、拍摄和后制中的复杂性、分散性的特点,决定了电影产业的发展需要其他相关产业配合与支持。因此,许多国家都选取集群战略作为发展电影产业的长期战略。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有效的占据电影产业链发展的核心位置,形成强大综合竞争优势。美国的“好莱坞”、印度的“宝莱坞”、尼日利亚的“诺莱坞”、韩国的“忠武路”等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些地区将电影产业、明星经纪、服务业、旅游业等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增强了电影产业的活性,也提升了相关产业的附加价值。
与其它产业不同,电影的产业集群具有自己的特有的内涵:世界各国电影产业集群大多建立在文化、经济基础设施优厚的城市,如前文所提及的洛杉矶、孟买、首尔等都是该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这是因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创意资本是一部电影从制作、发行到上映最重要的保障条件。而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往往比其他地区具备更好的投融资渠道及人才资源。
电影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按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对产业进行分类,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性产业。其中资本密集产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需求依赖程度较大的产业,或者说是资本有机构成水平较髙。电影产业的发展依靠大量资本投入,电影制作,电影宣传推广,影院建设等环节都需投入大量资金,产业具有较高的资本系数。
电影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指的是随着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会逐渐下降的经济现象。对影片制作来说,电影制作完成时,即电影母版制作完成,其主要要素投入已完成,这时母版包含电影产品的大部分成本,2009年中国国产故事影片的品均制作成本在700万元人民币左右,中等成本电影在5000万人民币以上,而制作一份电影拷贝的费用在2000-3000美元,电影发行放映成本相对于巨额的发行成本来说是微乎其微的。电影在放映时,投放拷贝的数量越大,单个拷贝成本就越低,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电影产业具有高度的外部相关性
上世纪60年代之后,全球电影产业逐渐从垂直整合模式过渡到水平整合模式,电影产业成为了带动整个文化娱乐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出版、音乐、电视、互联网、动漫、等产业都与电影产业保持着极强的关联性。目前主控全球传媒文化资产的大型传媒集团——包括迪士尼集团、时代华纳集团等都是以传统的好莱坞电影公司为其核心。
电影本身是汇聚了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的特性;在载体呈现上,它又具备复杂的技术形态能与现有的数字技术产业而相对接。此外,近年来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与拓展,也使电影产业能与其他产业很好的对接。电影主题公园的开发、电影相关周边产品(如原声唱片、食品、电脑游戏)的授权成为了电影制片公司重要的盈利模式。
从产品消费特性上来看,电影产品具有很强的体验性
电影产业是通过创造供给来培育和创造消费需求的。电影产品在未被生产出来之前,市场对它的需求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电影产品是一种体验产品(experiencegoods),对于体验产品来说,消费者要通过亲身体验才能够了解产品特性。在电影产品交易过程中消费者所传达出来的经验对产品销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电影产品的消费比起其他工业产品存在着更高的信息成本,外界对于电影产品本身的信息传递至关重要。
由于各国受众结构的复杂以及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电影产品的营销环节在整个产业中十分重要。电影产品创造的是一种无形资产,积累的是一种品牌效应。消费者可以从不同途径对电影产品进行体验,分别是通过制片方渠道、影评渠道及口碑传播渠道 .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并在不断缩小与北美市场的差距,电影业迸发出强劲活力。这一过程中,电影市场的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2011年起,国内在线售票渠道兴起,开始分食影院售票的利润“蛋糕”。到了2014年,超前预售、降价、补贴,各种促销方式同时发力,电影市场变化风起云涌。于超感到,来影院的人虽然多了,但生意却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做了。
随着影院和银幕数的高速增长,观众分流和竞争压力日益明显。面对市场压力,首都电影院不断探索创新,改变工作和管理方式。在维护和改善已有会员系统的基础上,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为观众提供更优质的观影体验和服务上。譬如,引进自动化设备,让影片放映从人工控制变为自动控制,不但节省了人力,还提高了影片准点放映率;增加并不断更新3D放映设备,通过提高接待能力来满足日益增加的3D观影需求,同时给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听效果。
Ⅶ 说说,为什么美国拍的科幻片更加真实好看
我个人觉得有2个原因,首先中国80年代也拍过很多科幻片,但是都不卖座,显然中国人们不喜欢科幻片,中国市场永远卖座的是喜剧片和功夫片。然后是科幻片并不是一味着给你看特效,科幻片主要是讲科学带来的人类进步和伦理道德人性之间的矛盾,现在还在拍人性题材的导演都很少,何况是科幻题材。
Ⅷ 急!~~!美国电影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和联系!!
美国凭借好莱坞强大的媒体宣传力量不断向世界倾泻所谓的“美国文化”
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情感观,民族国家观等等潜移默化的传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国家。
美国式的民主无处不在
美国实行两党制,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换界选举时总免不了互相漫骂揭短,以展现所谓的民主与自由。这种貌似民主的观念已经深入到美国的文化之中(如《总统接招》)。它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完全是垄断阶级的政权却要摆着民主的招牌:无论是谁当权,都是代表控制美国经济的几个财团罢了。电影中出现的游行示威,民主辩论其根本上毫无作用。这种披着民主外衣的制度迷惑了不少中国人。
美国中产阶级的富贵炫耀。
俗话说魔鬼的诱惑总是最难挡的。电影中的美国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别墅,私家汽车,锦衣玉食。就连一个穷困失业的人事都有看似舒服的标准间以栖身,一辆老爷车可开。社会学家分析,就是耗尽地球上的所有资源,中国也普遍达不到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盲目的幻想与乐观。
电影中的美国大兵。
他们虽然出口成脏,漫骂总统,但关键时刻无不英勇果敢,悍不畏死。电影中尽管表明美国以维和之名,行侵略之实的观点。但实际上还是为美国的霸权歌功颂德。像《黑鹰坠落》《士兵宣言》。电影从来不说,美国人如何残杀当地平民,如何将人家的国宝据为己有。都只表示自己的战士如何勇敢,如何将敌人消灭或者如何在被敌人消灭时的英勇。给我们的印象是美国虽然有错,但当地的人民,政权错误却更大(如《深入敌后》),我们美国人是真心诚意的来帮助你们的等等。
美国文化是多元的,它本来就是一个由世界各国人士组成的新国家。没有多少历史的沉淀,短短二百多年,美国的经济是发达的,但文化却稀少的可怜。本土文化大部分来源于欧洲。却妄想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表面上说要博览众长,集思广益。实际却在宣扬精英白人主义,美国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仔细看美国的娱乐大片,不难发现,绝大部分都是英俊潇洒的小白脸(如《超人》《蜘蛛侠》《黑客帝国》中的救世主尼奥)。这种种族偏见是久已有之,根深蒂固的。美国的所谓民族主义其本质也是建立在白人至上的基础之上。种族歧视的劣根与文化的缺失联系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