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为什么突然不演电影了

『壹』 卓别林简介

卓别林（1889～1977）Charlie Chaplin，英国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

1889年4月16日生于伦敦（2011年2月一说法证明卓别林出生于出生在斯梅西克的一辆大篷车中，是吉普寨人）， 1977年12月25日（圣诞节）卒于瑞士科西耶。幼年丧父，曾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卖艺或打杂。

1913年，随卡尔诺哑剧团去美国演出，被美国导演M.塞纳特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

1914年2月28日，头戴圆顶礼帽、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像鸭子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影片《阵雨之间》中。这一形象成为卓别林喜剧片的标志，风靡欧美20余年。

20世纪20年代初，卓别林的电影在中国已经广为流行。在1915年9月，他的喜剧短片开始在上海上映，上海的报纸几乎每天都登有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广告，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他为“滑稽大王”、“快活大王”

(1)卓别林为什么突然不演电影了扩展阅读：

卓别林（1889——1977）
1889年，卓别林在伦敦出生。他在简陋的出租房间、国立贫民院及一所孤儿院中度过了辛酸的童年。早年的贫困生活启发了他后来创造流浪汉的灵感；小胡须、细手杖、大号裤子及皮鞋，以及歪歪扭扭的正式晚礼服，暗示了在儿童天真的想象中的威严的成人，意在用一个天真无邪的形象重新塑一个下层阶级的代表。

17岁时，卓别林进入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卡尔诺剧团。在这里，卓别林有生以来遇到了使他终生受益的良师卡尔诺，正是卡尔诺，把卓别林带进了喜剧的最高行列。

在卡尔诺剧团，卓别林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巡回演出，他很希望能去美国。1912年，卓别林梦想成真，他在美国的演出非常轰动，以至于引起美国电影制片商的兴趣。在最孤独寂寞的时期，他一生中的转折点慢慢到来。当时，启斯东公司的老板赛纳特一眼相中了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青年，卓别林开始了向往已久的演员生活。

卓别林在启斯东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多半是凶狠的、轻浮的、散漫的、狡猾的和丑陋的。这些人物符合启斯东的“理想”，但和卓别林独具一格的整套喜剧手法很不协调。卓别林曾说：我并不很喜欢自己的早期影片，因为在这些影片中我很不容易控制住自己。一两块奶油蛋糕飞到人的脸上，也许还有点逗趣，可是，如果整个喜剧性仅仅依靠这种办法，那么影片马上就会变得单调而索然寡味了。也许我并没有能够一贯做到实现我的意图，不过，我是一千倍地更喜欢用一种俏皮的姿态、而不愿用粗鄙和庸俗的行为去赢得笑声。

卓别林基于他真正艺术家的天性，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幽默对生活基础的特殊意义。他开始从早期的滑稽电影中摆脱出来，逐渐地把严肃的题材和喜剧片的传统手法非常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卓别林对现实的讽刺影片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他1918年拍摄的《狗的生涯》。这部影片中，深思代替了嬉笑，忧郁代替了嘲弄。

通过这部影片，他放弃了滥用的低级趣味，而以发人深省的笑代替了纯生理的笑；用同情的微笑代替哈哈大笑。“不朽的流浪者”夏尔洛，露宿街头，处处受辱，当他从职业介绍所碰了壁狼狈地走出来时，茫然地看见门口的几只狗正在争夺一块骨头。这辛酸的一笔正是残酷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童年卓别林的真实写照。

1918年1月21日，卓别林自己的制片厂正式落成。这天，他兴高采烈地穿上那双举世闻名的夏尔洛的大皮鞋，在未干的水泥地上踏下一个脚印。
卓别林力图通过电影反映出时代的特征。他说，创作喜剧，其中的悲剧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而嘲笑正是一种反抗。

『贰』 希特勒为什么禁止在德国播放卓别林的电影麻烦告诉我

《大独裁者》是卓别林第一部有声喜剧片，故事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自由被抹杀,人类历经沧桑……《大独裁者》中的卓别林以希特勒为原形,惟妙惟肖地扮演了一个推行反犹太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的独裁者形象.这是卓别林第一次以有声对白电影向法西斯主义者发起了攻击,便获得空前的成功,因此本片获1941年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最佳音乐5项提名；获1940年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男演员；获1997年美国国家电影名录。
查理．卓别林自导自演的此片拍摄于希特勒气焰最为嚣张之时，片中对希特勒大加讽刺的情节显示了其道德勇气可嘉的一面。剧情描述犹太人理发师查理，因为独裁者兴杰尔对犹太人下达了逮捕令而东躲西藏。不料在奥国边境时，却被驻守在那里的德军误认为他就是兴杰尔，于是他趁机作了一场维护民主主义的大演说。该片是卓别林的杰作，理发匠部分平平无奇，独裁者部分则有淋漓畅快的效果，尤以地球舞一场令人叹为观止。最后的演说内容精彩。
影评& 幕后《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是卓别林最成功的电影之一。从新发现的电影胶片上，人们可以看到卓别林身着红棕色的军队制服，正在一座金碧辉煌的舞厅里反复地练习华尔兹；还有卓别林在舞台下苦练正步走的情景。电影胶片还显示了卓别林为电影设计的另一个结尾。《大独裁者》的最后一幕是卓别林在为世界和平衷心祈祷，而这实际是临时想出来的替代办法。按他原来的设想，最后一幕应该是两支敌对的军队在一起跳舞，后来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而放弃了。
《大独裁者》由卓别林自己出资拍摄而成，前后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影片公映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参战。虽然《大独裁者》在纳粹占领的欧洲遭到禁映，但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1940年最卖座的影片，打破了当时英国和美国的票房纪录。这部讽刺纳粹德国的影片以它独有的幽默和风趣赢得了人们长久的喜爱。
卓别林自传:拍摄《大独裁者》
早在1937年，亚历山大·科达就给我出主意，说可以根据面貌相似引起误会的情节，编一篇有关希特勒的电影故事，因为希特勒和流浪汉都留着小胡子。他还说，我可以一人兼演二角。以前我不曾考虑这个问题，但当时这个主意却成了时髦的题材，而我又急于重操旧业。后来，我突然想到了，如果是扮演希特勒，我就可以当着一大群观众胡说八道，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扮演流浪汉，我几乎可以仍旧像从前那样不开口。希特勒的故事，可以最好地用来模拟、嘲笑、表演哑剧。于是，怀着满腔热情，我急忙回到好莱坞开始写剧本。为了写完这篇电影故事，前后我花了两年时间。
我设计的影片，首场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的镜头：德国人要吓倒协约国军队，准备放那射程七十五英里的加农大炮。他们以为一炮就可以炸平兰斯大教堂，没想到瞄差了一点儿，只炸毁了一个公共厕所。宝莲将在这部电影里担任角色。我们虽然已比从前生分了一些，但彼此仍旧和和气气，保持着夫妻关系。
《大独裁者》刚拍了一半，我就收到联美影片公司发来的警告。公司接到海斯办事处的通知，说我将遇到审查的麻烦。再有英国办事处，也为放映反希特勒的影片担心，怀疑它是否能在英国上映。但是我决心要续拍这部影片，因为我非要嘲笑希特勒不可。如果是当时我已经知道德国集中营里那些恐怖的真实情况，我是不会再去拍《大独裁者》的，也不会再去和患有屠杀狂的纳粹分子开玩笑的。当时我只是要嘲笑他们纯血统种族的神秘无稽之谈。我再也不曾想到，在澳大利亚野人住的地方以外，竟然会发生那样的暴行！
后来从纽约办事处收到了更多令人懊恼的信，信中都要求我别拍这部电影，说这样的影片绝对不可能在英国或美国上映。但是我已下定决心要把它拍出来，即使是自己租剧院放映也在所不惜。
我还没拍完《大独裁者》，英国已向纳粹德国宣战。那一天我正在圣卡塔利娜岛上度周末，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战事初起，各条战线上相当沉寂。我们都说：“德国人绝对不能突破马奇诺防线。”后来，战火突然四下蔓延烧开：比利时被突破了，马奇诺防线崩溃了，在敦刻尔克遭到无情的惨败，法国沦陷了。消息越来越坏。英国人陷入苦战。这时候我们的纽约办事处就像发了疯似地把一封封电报拍了来：“赶快拍完你的影片，所有的人都在等着。”
拍《大独裁者》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许多模型布景和道具，这些我们准备了一年时间才齐备。
后来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了！这证明他终于发了疯。当时美国还不曾参战，但是英美两国人都如释重负。
当片子快完成时，道格拉斯·范朋克和他妻子茜尔维亚来看我们拍外景。最近五年里道格拉斯很少活动，我也难得看见他，因为他一直往来于英美之间。看到我们拍摄其中一个镜头时，他纵声大笑。“我真想早点儿看到它。”
拍摄《大独裁者》的时候，我已经收到了一些奇怪的信，影片拍完了，这类的来信就更多了。有的发出恐吓，说将来无论在哪里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就要在戏院里扔臭气弹，向银幕上开枪；有的进行威胁，说要去制造混乱。起初我想去警察局报告，但是又怕这样一张扬出去，会使观众们不敢再去看电影了。有一个朋友替我出主意，说不妨找码头装卸工人工会会长哈里·布里奇斯谈一谈这件事。于是我请他到我家来吃晚饭。
我很坦率地说出了我要见他的原因。我知道布里奇斯是反对纳粹的，于是向他说明，我拍了一部反纳粹的喜剧片，收到了一些恐吓信。我说：“这部电影初映的时候，我是否可以，比如说，请你们二三十位码头工人来看，让他们分散在观众们当中，要是那些亲纳粹分子捣乱，你们的人就轻轻地跺脚，别让他们闹得厉害起来。”
我在纽约包了阿斯托和卡皮特两个戏院映《大独裁者》。我们在阿斯托戏院为新闻界举行预映。那天晚上我设宴招待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饭后我们一起去看招待报界的预映，到达那里时影片已经放映了一半。总之，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
但是影评则是毁誉参半。评这部电影的人多数都反对那篇演说。纽约《每日新闻》说，我是在把群众导向共产主义。虽然大多数写影评的都反对那篇演说，说它和人物性格不符，但是一般观众都喜爱它，我收到了许多热烈赞扬它的来信。
好莱坞颇有地位的导演阿尔奇·L·梅奥，请我允许他把演说词印在他圣诞贺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