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电影什么局长

❶ 国庆节快到了，那么关于新中国成立的电影有哪些

1，《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中国历史电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作品。本片由黄建新执导，韩三平担任制片人，云集了华语影坛百余位明星客串（零片酬）的影片。影片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2，《建党伟业》

《建党伟业》（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该片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海外部分由李少红执导，五四时期部分由陆川执导，战争场面由沈东执导），由刘烨、陈坤、张嘉译、冯远征等108位明星出演。

3，《桥》

《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王滨执导，王家乙、吕班、江浩、陈强等出演，于1949年上映。该片讲述了东北某铁路工厂的工人们克服一系列困难完成抢修松花江铁桥的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的故事。

4，《太行山上》

《太行山上》是由韦廉、沈东、陈健执导，王伍福、宗利群、李树生等人主演的一部战争片。于2005年8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

5，《建军大业》

《建军大业》是“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献礼建军90周年的历史片。由刘伟强执导，韩三平担任总策划及艺术总监，黄建新监制，刘烨、朱亚文、黄志忠、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等主演。

❷ 袁牧之简介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1978年6月30日），原名袁家莱，生于浙江宁波。受新戏剧运动的影响，童年时代的他最喜欢的游戏是学演文明戏，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3岁到上海，开始在洪深组织的戏剧协社演戏。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3岁就读上海澄衷中学。

13岁时，袁牧之便参加了洪深组织的“辛酉剧社”，成为剧社惟一的小演员。由于年龄小，分配的角色戏不重，他在剧社里什么都干，还做过领座员。

1978年6月30日，由于中暑导致的高烧，袁牧之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他刚过完69岁的生日。

(2)建国初期电影什么局长扩展阅读：

袁牧之(1909—1978)电影表演艺术家、编导、电影事业家，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他14岁时就参加了洪深组织的戏剧协社，18岁开始因在一些话剧中的出色表演而受到戏剧界的重视。

1930年，他在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1934年，袁牧之加入电通影片公司，拍摄并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获得了进步舆论的一致赞扬。

1935年，继《桃李劫》之后，袁牧之在影片《风云儿女》中扮演了主人公——一个由沉沦到觉醒，最后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辛白华。同年10月，他又成功地编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

《都》片是一部暴露当时社会不景气、大都市生活尔虞我诈以及小市民愚昧无知的影片。袁牧之把舞台技巧移到银幕上来，为中国影坛创造了喜剧片的典型。这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也是袁牧之电影执导的处女作。他在片中扮演拉洋片老头。

1936年，袁牧之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影片《生死同心》。在《生》片中，他一人兼饰两个角色——爱国青年李涛和柳元杰。他们性格各异，形象鲜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1937年，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更是脍炙人口。《马》片通过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悲惨命运的真实描绘，深刻地揭露和尖锐地抨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

袁牧之以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导演技巧，把悲剧内容和喜剧手法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使整个影片的风格既明快幽默，又含蓄隽永。

❸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呃、《定军山》是1905年的。
这个问题，还真不确定，应该是那部《桥》吧。被成为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❹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出文化干部前往东北接管伪“满洲映画协会”（日本侵略中国后在东北建立的电影制片厂），1946年10月，在“满映”的原址上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49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东影拍出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
《桥》由王滨导演，编剧于敏，主演王家乙、吕班、江浩、陈强等。影片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工人为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桥梁艰苦奋斗的故事：东北某铁路工厂接到命令，要在15天内造出修桥所需要的桥座和全部铆钉。厂长紧密依靠工人的力量，克服了修建炼钢炉等困难，按期完成了任务，赶在松花江解冻之前将大桥修复，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桥》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它是由我党建立的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因此可以说是新中国出品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影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问世的时间，同时还在于它在内容上的开创性。东影的电影艺术家大多来自延安和解放区，因此，其所择选的题材也明显受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影响。影片第一次以工人为主人公，塑造了以梁日升和老侯头两个人物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形象。这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对于以后新中国电影银幕上塑造的工农兵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❺ 孙子交不起学费怎料当过兵的爷爷战斗英雄是那部电影电视

信访局长 (2015)

导演: 张惠中
编剧: 羊池
主演: 郑晓宁 / 吴越 / 罗二羊 / 回力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首播: 2015-03-09(中国大陆)
集数: 30
单集片长: 45分钟

❻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1）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电影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了一个从管理到生产、经营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

1953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其中，对制片厂实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摄制工作制度和制片主任制度及制片生产的各项规定。在发行方面，把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各大区公司建制为各省、市发行机构，并建立完善了发行放映经营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亦成立相应的各级机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放映工作的统一管理。这一整套设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机制为依据和功能目标的，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转则作为辅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起来的电影产业结构体制，以它特有的规律运转，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过几次动荡外，30年来，其基本架构和内部经济关系未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制片方面，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及题材的严格计划接受影片拍摄任务。发行方面，作为全国发行放映总代理的中影公司负责收购影片，之后通过等级分明的各个发行放映公司以业务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从省、市、县往放映单位发放拷贝。

（2）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后，电影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几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调整了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发行放映事业的生产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使制片厂产量增加，利润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的体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扩大制片业与发行业经营自主权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的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之后（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间），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了初步的松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展，录像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兴盛，电视日渐普及，使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1984年仅一年时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电影制片迅速走向娱乐化类型化。

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但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对电影全行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该营它业，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形，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的方式。

（3）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的发行垄断陆续被打破。虽然引进片依然由国家统一进口，但是开始调整了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美国影片《浩劫惊魂》的播映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这是该集团公司首次将电影发行权出让给带有外资色彩的非大陆中国公司，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除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于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属于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有19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各持11%，长春电影集团持10%，剩下的是国内电影系统有影响的制片厂和院线公司。这对进口片发行市场的多元化主体建设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公司内部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监督机制的形成。

在农村，发行放映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开放。最基层的农村放映单位或个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力。首先，1993年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此后，1995年8月，广电部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家农村16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调动了农村放映队的积极性，让所有的农村电影经营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激活市场。同时，打破人为的市场阻隔，放开区域限制，让16毫米拷贝自由流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文件还明确要求今后每年定期举办16毫米影片全国性的交易会。同年11月在郑州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会。4天的交易会成交16毫米影片节目近400个，现货、期货拷贝达3500多个，成交金额为400余万元。交易会深受基层单位的欢迎，但是在执行474号文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冲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农村放映队购买影片和限制放映队活动区域。而后农村电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❼ 中国电影史的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苏联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机》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当今美国巨片《蝙蝠侠》系列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