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電影如何盈利論文

⑴ 有誰可以告訴我電影行業的盈利模式，感謝至極！

這個沒法一句話說明，基本是票價，音像製品，衍生品，內置廣告

有個叫趙寧宇的人的博客你可以看一下，他講了很多

給你貼一點看看

票價：被地產綁架的影院（一）

認識電影 2010-08-13 18:28:00
中國的電影票價到底有多高？

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國的電影票價在60～80元之間，大大的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消費能力。有人口誅筆伐，認為中國電影票價太高，特別是和歐美對比，人家的月收入多少多少，我們的多少多少，完全不成比例雲雲。聽似十分有理，爭取了民心支持，也造成了電影業瘋狂漲價壓榨百姓的假象。最近《唐山大地震》限價35元的事件又一次將電影票價問題推上了風口浪尖。

一些聲音指責政府，認為政府應該把票價降下來。這種指責用錯了地方。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電影好不容易初步完成了產業化、市場化，怎麼可能退回到政策指令決定一些的方式呢？當中國的電影人和觀眾仍在反對殘留的「長官意志」的時候，居然有人想讓「長官意志」死灰復燃，這個邏輯自相矛盾。

中國電影的平均票價到底是多少？

電影票的定價權掌握在誰的手裡？

60～80元這個數字，為許多學者、影評人、觀眾所引用，然而，這個數字是不正確的。

最近幾年，中國電影的平均票價為28～33元；2009年的平均票價為31元。

這個數字，必然引起一片嘩然。這和許多觀眾印象里的票價大相徑庭，也和人們從媒體中的到的印象差距太大。確實，大城市往往都在60元以上，有些電影，甚至動輒120元、150元。這樣的票價水平，怎麼可能出現28～33元的平均票價呢？聯繫到中國各種統計數據的尷尬錯誤和個別電影公司數據造假，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電影票價，「被降低」了。

通過數據分析和一線調研，才能接近於事實真相。

什麼是中國電影市場？2009年產出62.08億票房、2010年到7月已創造67億票房的市場到底是什麼？

這就是全國37家院線、一千多家商業影院的5200塊商業銀幕。上列票房收入，均由這些商業銀幕奉獻。其他的收入——如農村、部隊、廠礦學校等——收入極低或不易統計，基本不計入商業票房總額。因此，每一個年度的總票房，其實比公布數字高一些——這還不包括被商業影院盜放的影片，這一塊黑色收入約占總票房的10％強，被影院人員私分——這一情況業內人士盡人皆知，即使全部安放電腦聯網售票系統也無法徹底避免。通過在天涯網的調研發現，南方有的城市影院私印私售「內部券」，服務人員憑券放觀眾入場，此類方法五花八門，挖的都是中國電影業的牆角。

順便介紹，中國農村市場屬於公益放映。時下，從「2131工程」到「農村數字電影放映工程」的艱苦建設，中國擁有249條農村數字電影院線，流動數字放映設備3.6萬套，放映員7萬多，覆蓋近60萬個村鎮。2009年全國農村放映781萬場，中央財政補貼3.3億，地方配套4.4億——其收入未計入商業總票房。

5200塊商業銀幕，分布嚴重不均衡。

中國排名前50名的影院，全部分布於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武漢、南京等大城市，他們的票房收入，占據了每個年度的1／3強。中國排名前100名的影院，亦全部分布於大城市和部分經濟實力不遜於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如珠三角的一些「小鎮」，DGP產值往往高於北方城市——他們的票房收入，占據了每個年度的60％左右。換言之，全國100家影院1000塊左右的銀幕，貢獻了60％左右的票房收入；而其餘一千多家影院的4000塊以上銀幕，卻僅僅能夠產出剩下40％的票房。如果按照單銀幕比較，兩者相差5倍左右。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我們尷尬的發現，決定中國電影走向的，其實就是幾十個大城市中經常光臨100家影院的少數觀眾，他們認為哪部電影好，哪部電影就有口碑、票房、檔期。二線城市的影院、網路、電視台，全部要跟隨這100家甚至50家影院和觀眾的選擇。

那麼，這50家影院的平均票價是多少呢？

根據對2010年前7個月數據的跟蹤，其平均票價約為35～45元（《阿凡達》上映時期高於這個數字，因為3D票價普高），來源為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辦公室每周通過《中國電影報》發布的數據。

這就產生了問題。如果說，二線城市的票價較低，一線城市的票價較高，最後拉低了印象中的平均票價，似乎順利成章。但是在排名前50名的一線城市大影院，平均票價居然才是35～45元，這數據顯得很靠不住。——涉及國家統計部門，似乎就有信任危機。60～80元／35～45元，差距太大，質疑順利成章。

這時候，需要到影院一線實地考察。調研結果為，60～80元是影院的門市價格，並非交易價格；如今，中國觀眾有種種辦法可以買到便宜很多的電影票，因此，35～45元正是一線大影院票價的真實反應。

觀眾獲得低價影票的途徑有以下幾條：

1、在影院辦理電影卡，一般在300～1000元之間，可享受票價5～8折。

2、購買團體票。中國電影市場團體票比例極大，各種機關、單位、學校、企業都會購買團體票，又稱「包場」、「團購」，團體票享受很大的折扣，有時候比5折還要低。

3、購買、獲得電影券。影院發行種種類型的電影券（前文非法內部券不在此列），一部分直接銷售，一部分以種種方式和所在商場、媒體、網站等進行置換，其實是一種營銷手段。觀眾從各種渠道得到的電影券，最終個人和中間商都是要買單的，並非免費。

4、包銷。包銷實際上就是一種大規模的電影券批發、預購行為。一些有實力且與電影業有關聯的企業，會事先購買大批影票（高至數千萬），之後以回饋客戶、積分換取、有獎抽取等方式發出，這些企業包括電信、銀行、網站等。觀眾得到的這些免費或廉價影票，均由企業最終和片方結算，最終價格也遠遠低於門市價。

5、特價。全國影院大多實行周二半價日，很多影院還實行周一、周三、周四半價日，部分影院實行「18點前18元」活動，大大地拉低了票價。

6、在一些特別活動中，有一些特殊的優惠。如「北京放映」期間看一場贈10元兌換券，「體育電影周」的一些場次，都會有票價優惠。

綜上所述，按照門市價在售票櫃台購買影票的大多為臨時決定看電影、偶爾看電影的本地人和外地遊客，大部分長期固定觀眾可以有豐富的渠道獲得半價左右的影票。通過對發行公司、院線公司及北京、上海、廣州部分影院的調研，得知一般在門市購票的觀眾不超過1／3，團體票普遍在1／3以上，主體觀眾均通過各種渠道購買打折票。因此，一線影院35～45元左右的平均票價是真實可信的。而二線影院的票價均低於一線影院，年度平均票價也是准確的。

然而，即使是2009年31元的平均票價也不是一個很低的價格，假如2個人，坐出租，喝飲料，再吃一份便餐，消費也會接近200元——影院所處的位置迫使觀眾只能如此消費，而商城允許影院入駐也正是為了拉動周邊消費。那麼，這個31元左右的票價能不能再降？降到20元？甚至是10元？

答案是無法再降價了。因為中國的電影票價已經被地產綁架了！

電影票價的定價權不是政府，也不是某一家電影公司。中國這37條院線5200塊銀幕，隸屬關系十分復雜，有些屬於電影國企，有些屬於電影私企，有些屬於商業地產，有些屬於全民，有些屬於外路老闆，有些甚至潛伏著隱性的外資。電影票價的決定權，在於市場。

影院的收入，由幾部分構成，票房＝稅費＋片款＋運營成本＋利潤。

片款為返還製片方和發行公司的錢，比例幾乎為全球最低，一直遭到製片界強烈抗議，但基本維持現狀。

運營成本，包括人員＋水電＋宣傳＋維修升級＋地租等等。前面若干項基本支出和一般銷售單位類似，最後一項：地租，則是成本的決定性因素。

如此看來，稅費是固定的，片款是小比例的，利潤是可以估算的，基本支出是必須的，真正對影院定價權造成強烈影響的，恰恰是這地租！

中國幾乎所有大影院，均身處商業地產之中，也就是某個商業大廈或者商業區域之中。當年，這是中國電影復興的關鍵：依託商業地產的升溫造成影院的穩步發展，擴大市場，刺激製片業。然而，近年來商業地產不斷提高影院的年度租金，使得影院的收入相當一部分成為了商業地產的收益。換言之，商業地產按照一般商業規律，將他們承擔的壓力一部分轉嫁到了影院身上。商業地產升值，地租就漲價；地租漲價，票價就得跟著漲。特別是這些年來電影票房、利潤高速增長的數據被全面報道，商業地產更有了提租的充足理由。事實上，2010年各影院的地租比2009年上漲了很多，大批院線和影院不得不藉助《阿凡達》3D大漲票價，本意是2010年所有電影跟進漲價，但由於春季電影質量疲軟，市場調節，不得不做局部下降。否則，2010年的電影票價，真的有可能和房價、菜價、油價一樣成為國計民生的大話題，突破60～80元也未可知了。

如何降低票價呢？一方面，國家似乎可以免除部分稅收，放水養魚，待電影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比如年票房500億、1000億再行征稅——條件是影院增加部分低價甚至免費公映場次等。如今電影業年度票房不過100億，稅基很小，征稅意義不大。配合《國十條》的政策精神，假如稅務部門能夠部分、全部減免電影稅收，利在千秋，功莫大焉。（稅基養大了，一樣可以再征回來。）

一方面，要嚴防商業地產將通貨膨脹的壓力轉化到電影票價上來。然而，這卻是最難控制的一個環節：影院入駐商業地產，屬於商業行為，很難行政干預；商業地產要提租，影院想要生存只能接受。所有提租的金額（動輒數百萬計），除了降低工作人員薪酬、降低利潤以外，只能是轉嫁到觀眾票款上了。水電、宣傳等費用，從來只升不降——通貨膨脹的壓力從另一個渠道傳導到電影上。

與此同時，製片方一直要求繼續提高回款的百分比，這本是個合理的要求。好萊塢通行的規矩是製片方拿回票房款的55％，中國最好的情況是拿到43％，一般的連40％都拿不到，發行方拿去一些，稅費再征去一些，成本再扣除一些，中國電影製片業的日子確實難過。然而，假如製片方真的能夠拿到50％、55％，影院的日子就更難過了，唯一解套的辦法就是：繼續漲票價。

這就是全國院線一致稱贊3D電影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合情合理」地漲價。

⑵ 電影是怎麼賺錢的啊，利潤是怎麼分配的啊

電影是通過購買電影版權來盈利的，具體就是通過購買一部電影的版權，成為這部電影的投資人，等後期電影上映了再根據票房來計算收益，收益是完全透明化的，然後再加上其它網路版權收益如（愛奇藝、騰訊等）電視版權收益和海外版權收益，版權收益是按照你所持股的份額給你進行分紅。

以下就是國內電影版權投資的票房分紅細則：

⑶ 論文達人進！求救！關於電影的畢業論文！

相關資料：

從產業特徵看韓國電影振興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

經濟領域，韓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自60年代以後，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採取一系列務實性對策，不僅迅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經濟發展還出現了新的局面。韓國成功地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所謂「漢江奇跡」。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職業分工的專業化、通信的發達等經濟發展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和特定的社會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城市的發展顯著，都市化率從1950年的21.4%，發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領域，80年代韓國進入政治解凍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運動(註：以大學生為核心發起的兩次民眾民主運動，抗議軍人專制政權，曾得到韓國社會各界響應，但最終被軍政府血腥鎮壓。前者亦稱光州民眾斗爭，後者亦稱六月抗爭。)使韓國獨裁政府惡名昭著。1988年通過國民投票實現了向民主政權的過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著1998年出現了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野黨交接政府」(註：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標志了韓國建國起第一次「政權交替」，在野黨第一次成為執政黨，少數黨第一次戰勝多數黨。)的政治發展進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上爭論不休的政治不穩定進入90年代開始銷聲匿跡，整個社會慢慢進入民主化、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中。
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僅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且引起了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中產階級形成並穩步擴大，文化消費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逐漸上升。有線電視的開通、錄像市場的擴大、衛星電視的前景，一方面爭奪著電影觀眾，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電影節目而培養了觀眾，且它們都是以電影為核心的影像產業，這使得政府和大企業開始注意電影市場的價值。
大眾文化開始盛行。流行音樂樂隊等開始流行，消費人群年輕化，產品包裝要求提高，對大眾偶像的消費需求增強。
在現代韓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青年群體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經濟現代化的主力軍，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是歷史變革的動力。截至1995年的統計，14-24歲的青少年人口略超過900萬，占總人口的20.2%。韓國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戰略和提倡國際競爭力的經濟戰略，使得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韓國的未來命運掌握在「一個背包就能周遊世界，懂電腦，會利用先進通訊設備，處變不驚，有堅強毅力，主張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註：金鎮旭(韓)：《80年代至90年代的韓國電影》，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生論文，第27頁。)特別是大學生(占青少年總人口的約54.5%)(註：君冢大學(日)、吳魯平(中)、金哲秀(韓)：《東亞社會價值的趨同與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4頁。)，他們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環境下成長起來，有機會享受1988年奧運會以後的經濟富裕和政治穩定。他們將成為韓國電影的主要消費者。
在造成韓國電影振興繁榮景象大的社會背景中，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指出：韓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罕見的民族凝聚力。韓國電影票房的奇跡，與韓國觀眾對本土電影非理性的熱愛，蜂擁而上的參與行為是分不開的。許多影片如《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的上映，媒體一律不能有批評聲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會被認為是「不夠愛國」。當政府放寬「電影進口限額制度」時，電影人立刻示威遊行，而韓國大眾媒體一律給予最大的支持，結果迫使政府對電影人和民眾做出妥協。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民族特質的原因有多種：一、有史以來，韓國即為單一民族國家，沒有像中國、美國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脈最純潔，最干凈，在韓國最常見的標語是「身土不二」(註：「身土不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筆者根據所閱資料整理出以下兩層意義：其一，它是熱愛本民族的象徵，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戀與敬畏的復雜情感。體現在微觀的經濟領域上，韓國出產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農副產品一律如此，其意類同於中國的「提倡國貨」。其二，它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應和諧共處而延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與我國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處。「身土不二」不僅是韓國傳統，還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鄉村現代化的意味。)；二、20世紀屈辱的被侵佔、被分裂的歷史，使現代韓國人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環境——如金大中所說，韓國為美、日、中、俄四大列強所包圍，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小國(註：李立緒：《韓國啟示錄——韓國經濟危機實錄》，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頁。)；四、經濟領域內的「漢江奇跡」所賦予的自信心；五、韓國儒教傳統影響(註：中國儒教傳統中，有以道德之有無來作「華夷」之辨的言論，韓國儒教繼承了這種說法，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國也視為夷。)。
了解這種民族特質或者說民族文化心理現象，對於解釋某些韓國電影現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民族文化特質不是始自90年代的電影振興現象，而是一以貫之於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韓國民族文化當中。
「從20世紀中葉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的危機中生存問題成為絕對的問題，從60年代到70年代，國家成為支配性的生產主體，以『民族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應地，韓國的現代化就意味著『獨裁下的開發』，接下來就出現了到70年代與80年代為止仍舊是『政治問題』獨佔主導性言論的現象。換言之，60年代以後，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費，而沒有確保其大眾性這種狀況。
「從這點上來看，應該說韓國文化論作為『大眾性消費品』而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具備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進入90年代這一時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就後，『政治言論』的影響力下降，人們有了一點可以說說『文化』的空閑和『自信感』。國際化的迅速進行同時也成為一種壓力，因而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設定也越發顯得重要。」(註：權淑仁：《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當代韓國》2000春季號，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權淑仁教授在《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一文中，探討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韓國文化論」缺失的原因。筆者借用這段話是想說明：韓國電影作為「大眾性消費品」具備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90年代這一時期。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出現，正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圍環境的成熟，和電影產業內部製作、發行、放映諸環節的合理營造——其中電影製作人對類型片的有意識的推進和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資本的介入改變韓國電影產業格局
電影資金傳統上有兩大來源，但進入90年代，製片投資發生了兩次大變化，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電影產業及電影形態。
1.產業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韓國電影工業基本上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消費市場為演變主導的。1986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進口外國影片，迅速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市場，一年即發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為本土影片，300部是進口影片。其中僅好萊塢和香港兩地的娛樂片即佔70%多(註：全陽駿(韓)：《韓國：電影工業、美學、新潮流》，李蓮英譯，《新亞洲電影面面觀》，焦雄屏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頁。)。80年代，韓國大電影公司將利潤由對本土電影的投資全面轉向進口好萊塢電影。政府雖然制定了「電影放映限額制」，但好萊塢利用美韓貿易談判的機會，強制韓國政府採取自由化的電影政策。美國電影公司不須經過壟斷進口的韓國電影公司，長驅直入韓國市場。
忠武路(註：忠武路是漢城市中心的一個地名，上世紀20年代韓國電影開始以來，主要電影製片公司和主要電影院都集中於此，既是韓國電影的搖籃，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韓國電影製作方的代名詞。)是自2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製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以中小資本對抗好萊塢電影，勉強維持生產。電影資金的兩大來源，一是地方發行人的預付款，二是錄像版稅。80年代末期的「電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電影公司壟斷本土電影的局面，一時間有一百家電影公司成立，活潑多姿，自由競爭，但規模既小，秩序全無，根本無力回天。
韓國的電影文化也深受好萊塢電影模式影響。忠武路電影街製片模式下的商業片，多運用好萊塢的敘事策略，來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悅觀眾，一方面不觸犯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類型基本是通俗情節劇、古裝歷史劇、B級動作片和軟性色情片。
2.大企業涉足電影業
財閥體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現代、大宇等等大企業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對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樣支持它們對文化事業的擴張。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絕無僅有的高票房電影，1991年是李明世執導的《我的愛，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義錫執導的《結婚的故事》，1993年是創造了100萬觀眾人次的《西篇記》。這三個由新導演創造出的票房神話，賦予了大企業信心。他們相信只要方式得當，投資電影一定可以盈利。
韓國大財團紛紛投資電影業。他們首先買斷版權，繼而染指影院的運營、製作、流通、配送等相關環節，參與步驟比較有序。如三星、大宇、鮮京都從錄像帶的營銷開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在製作領域，他們則首先以購買韓國電影的錄像帶版權的方式來參與。
大企業為迎接多媒體時代而忙於興建新劇場或租賃已有劇場。三星、大宇、鮮京和壁山等大企業在大城市裡買入主要電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復合電影院，來形成連鎖的放映系統。以1997年為例，剛剛成立電影事業公司的現代集團就租賃了漢城名寶劇場的5個電影館。
有的大企業則通過與國外的電影公司聯手來進軍電影業。第一製糖公司向美國的夢工場投資三億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亞洲地區版權；並和香港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在韓國設立了JACOM電影製作公司。
大企業的介入對於只有好的創意卻沒有足夠資金的新導演和獨立製片人來說，無疑相當於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製片體系中「論資排輩、熬年頭」的慣例被打破，那些從電影學校畢業或者留學歸來的新導演，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懷才不遇的副導演、商業廣告的導演們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李光熏由此導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李民勇導演了《炎熱的下午》——一部風格獨特的女性主義影片。
1994-1996年間，大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蓬勃發展，完全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日後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電影製作體系迅速分化，出現了四種不同的電影製作體系：原有忠武路製片方式，獨立製片人制，大企業直接製作方式以及獨立電影。不少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脫離了忠武路製作系統，建立了以導演為中心的獨立製片人制度，如朴光洙製片、企劃時代、張宇錫製片等公司。
大企業都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注重迎合年輕一代觀眾的興趣，對這樣的電影不僅投入資金，並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製作以創意為主的新電影的獨立製片人能夠紮下根來。他們既製作出了相對高投資的商業電影，也促使獨立製作方式的低成本電影向商業領域邁進。這三年間電影面貌為之一新，既有大製作、高票房的動作喜劇片《兩個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劇片《封大夫》(李光勛)、以特技製作聞名的《銀杏木床》(姜齊奎)、科幻片《木槿花開》，也有票房評論雙豐收的低成本之作《時間長久持續》(金應壽)、《豬掉進井裡的那一天》(洪尚秀)、《鱷魚》(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愛》，也有藝術電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張善宇)，女性電影如《像犀牛角一樣一個人走》(吳丙哲)、《炎熱的下午》(李民勇)、《媽媽有了男朋友》(金東斌)。大企業的進入，最重要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韓國製片人制度的形成。
3.風險投資進入電影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大企業自身難保，對電影的投入迅速減少，很多大企業紛紛退出電影業。只有三星是個例外，在1998年投資了6部影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金融危機後，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尤其是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的政策引導下，中小企業逐步開始取代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以高科技密集為特徵的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給韓國以往比較臃腫與僵化的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業部宣布電影業及相關產業屬於風險投資產業。這意味著電影融資比較容易，並且可以享受減免稅等優惠待遇。風險投資公司迅速占據了大企業撤資後的空缺。他們帶來全新的投資概念，同時引導獨立製作公司製作題材更集中的片子，並加強營銷概念，電影市場日趨專業化。
日信創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資公司。它不僅作投資還充當投資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當優惠：5∶5，而一般大企業都是6∶4。僅在1996年到1998年間，他們投資的電影就有《銀杏木床》《上網》《哈利路亞》《八月聖誕節》《安靜的家庭》《驅魔錄》。
電影政策及電影文化對電影的影響
1.電影政策
電影審查制度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形成於20年代日佔期。八九十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阻礙了電影的健康發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這結束了70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提出了新的迫切問題：建立等級分類制度。1998年，圍繞新的電影法(1994年制定的《電影振興法》)，年輕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問題焦點在於等級外電影專用館和電影振興委員會的設立。
對於韓國電影來說，目前的等級分類制度畢竟提供了更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兩個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違法勾當，《美麗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眾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兩部影片《黃頭發》和《謊言》(張先禹)，因暴露鏡頭被禁，引起廣泛爭議。但是影片經修改勉強通過審查後，卻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朴正熙的軍政府在1966年開始施行限額放映制度，本意是過濾掉西方的某些影響，但在以後的數年中，它卻成了保護民族電影的一張安全網——政府立法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體天數後有變化)的本國電影，這就是所謂「電影季節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譯為「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國內幾度出現主張縮小甚至取消電影放映限額制度的論調。1998年12月2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提議，參照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從2002年起將106天的限額降至92天。電影界擔心，如果這項提議獲通過，好萊塢洪水猛獸般的商業大片將逐漸淹沒本土電影。由此爆發了一場知名導演、明星發起的電影界大規模遊行示威。1999年6月電影界又兩次舉行示威活動。韓國政府被迫讓步，暫定在本土電影佔有市場40%的份額之前，維持限額制度。
盡管限額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損害韓國電影業的利益——韓國的電影放映量從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產量從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性極強、國家民族特性濃厚的特殊文化產品，電影應獨立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似乎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已達成一種共識。
經濟政策調控
為振興民族電影，韓國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啟動政策調控。90年代初期為鼓勵大財團進入電影界制定了減免稅收的電影振興政策。1997年後實行抵押版權融資制，比如1998年，國有的電影振興公司為10部電影作抵押版權融資，共提供30億元韓幣。這10部電影其中就有林權澤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春香傳》。第三種舉措同樣重要，即是在1997年將電影業列入風險投資行業。
2.電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簡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眾文化及其他娛樂媒介對電影的雙重影響。流行音樂、電視劇等大眾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觀眾普遍的文化素質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對電影呼喚與支持的一面畢竟大於搶奪電影觀眾的一面。從1995開始，韓國電影文化迎來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紀念電影誕生100周年的機會，進入90年代後一直在上升的熱情終於爆發出來。
1995年3月大鍾獎電影節上放映了7部國外藝術電影。同年11月，電影製作公司「白頭大桿」設立藝術電影專業館，放映了前蘇聯電影《犧牲》、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等國際一流的藝術電影。僅僅《犧牲》一片，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了兩萬名以上的觀眾。電影發行商開始注意「藝術電影」商業化的可能。這一年，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韓國上映，每部電影的觀眾人次都達到十萬以上。同時期開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通過有線電視進入了千家萬戶。藉助於這些積極的市場引導與開發，以前只熟悉好萊塢和香港商業片的觀眾，對電影的印象和理解開始改變。
大眾媒體開始積極報道電影新聞和介紹電影知識。就在這一年，電影月刊《KINO》和電影周刊《CINE21》創刊，他們把韓國和國際電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介紹給韓國民眾。《KINO》目前已經成為韓國最權威的電影雜志。
90年代中期以後在韓國掀起的電影熱演變成一種電影文化熱，韓國各大學相繼開設了四十多個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大學里的電影講座擠滿了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韓國國立綜合藝術學院設立了電影學校，購買了完備的電影製作設備。
電影節
在短時期內韓國還舉辦了釜山和富川兩個大型的電影節以及數十個小型電影節。其中釜山電影節至今已舉辦6屆，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之一。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於1996年，由釜山藝術學校、中央大學二校的電影系提議，在釜山電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獲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達到18.4萬觀眾人次的良好效果。(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4頁。)

在諸多亞洲國家的電影節中，釜山電影節與眾不同的戰略值得重視。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於「非競賽性電影節」，避開了與其他電影節(如國際一流電影節和同時間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不必要的競爭，而專注於作為亞洲電影展台和展映國際最優秀電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兩項特別計劃。「新浪潮電影」及其扶持制度：選擇亞洲新導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們推向國際舞台，並為保障這些影片在韓國境內的發行放映，給予發行商3萬美元的資助；釜山振興計劃(PPP計劃，開始於1998年第三屆釜山電影節)：為有電影製作計劃的亞洲導演和世界級的發行公司、製片人、贊助商創造合作機會，促成合作投資或共同製作或對影片後期製作提供贊助。香港的陳果、台灣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誠、中國大陸的賈樟柯、張元、王小帥等導演都從PPP計劃中獲益。釜山電影節對亞洲電影新人的成長，作出了切實的貢獻。
釜山電影節不僅為韓國電影和亞洲藝術電影提供了製作機會、拓展了電影市場，還和眾多的國際電影節達至溝通，使韓國電影大批進軍國際展台。僅1999年就有80部韓國電影計150次在73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此外，釜山電影節本身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為釜山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釜山市政府選擇影視業為戰略產業，組建釜山電影委員會，推動了釜山文獻電影館、數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繼建成，陸續籌建影視信息城、主題公園、動畫片中心，並對與釜山相關的電影行政和財政的支持。(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9頁。)其中包括以釜山為影片背景的《朋友》。
總體來說，電影節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它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個「事件」。與報刊、電視、流行音樂等大眾傳媒一起，它們構築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得以發生、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景。
3.紀錄片與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紀錄片的發展，是90年代韓國電影界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現象。截至1999年，韓國年產短故事片300多部，並通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上映。
紀錄片
80年代韓國曾出現一批源自大學校園的電影團體，他們標榜「獨立」和「進步」，既反對官方和商業電影，也反對實驗電影和作者電影，而是試圖與進步的文化團體、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拍攝紀錄片，並以錄像帶的流通來代替商業電影發行。
政治動盪的80年代末，他們在政治活躍團體、進步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的支持下，製作出了一批反映韓國社會矛盾的影片。「電影製作所」(1987年成立)和「勞動者製作團」(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地下電影團體。前者拍攝的《理想國》(16mm，110分鍾)，第一次以劇情片方式處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罷工前夕》(16mm，100分鍾)則是以忠實刻畫工人運動為內容的劇情片，成為獨立電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該片通過校園和工會禮堂自辦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動直升機投擲催淚彈來驅散觀眾。「勞動者製作團」則是進步紀錄片的突破，他們製作了十數集每集1小時的《新聞電影》，專注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最新話題。事實上，這些電影團體建立了校園、工廠放映和錄像帶流通的獨立發行渠道。
如果說80年代的獨立影片內容上著眼於工人運動，政治導向上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性，價值取向偏於集體價值、共同空間優先個人、日常空間。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獨立電影則遠為多元和復雜，嘗試著以多種方式去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
在紀錄片方面，邊英珠的《囁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戰期間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婦女證詞來揭露性暴力和軍國主義問題；李慶順的《蒲公英》(1999)表現一位父親在民主化斗爭中痛失愛子的悲傷和勇氣；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寫一位旅日韓僑的流浪經歷；朴基福的《別管我們》(1999)則以離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為素材，描寫體制和反體制勢力都漠然無視的社會邊緣階層。這些紀錄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訪來引導觀眾，而代之以客觀紀錄的方式來試圖還原生活本身。
導演金東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蹤城市開發區拆遷戶的居住權問題，已拍出《上溪洞奧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們》(1995)和《另一個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個世界》拍攝了拆遷戶爭取到開發區居住權之後的生活，關心的焦點從特權化的意識形態轉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筆者認為，不了解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不可能細致讀解韓國的類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幫片《綠魚》、《搏動》。
短片
短片的繁榮是90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電影現象。80年代的年均產量不超過50部，而90年代卻達到300部以上(註：南仁英(韓)：《差別美學，日常生活的政治學——評90年代韓國電影短片和紀錄片》，(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30—35頁。)，其中大部分出自電影專業學生和業余電影愛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資舉辦的漢城短片電影節，既是短片的盛會，也是商業電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資在北京舉辦了DV短片電影節。)90年代後期，韓國短片電影節增多，主要有獨立電影論壇、獨立短片電影節、釜山亞洲短片電影節等，很多韓國短片還參展戛納等大量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了較好的成績。
韓國90年代的紀錄片和短片具有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1.為主流電影業提供新的電影人才和活化電影氛圍，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並刺激其發展；2.在題材和表現領域上有效彌補了商業影片不敢涉足的領域，與主流商業片互為補充，並成為新的電影美學的催化劑；3.使電影產業和社會文化、藝術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平衡著電影作為產業、藝術和意識形態的三重功效，是韓國電影能夠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之一。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⑷ 電影在發行過後，有哪些盈利方式

電影發行後主要的收益還是來自於影院，影院是主要的收入，影院上映一段時間後，電影的版權會賣給一些網站，從網站中還能賺一筆。最後就是影視周邊了！例如《長江七號》星爺拍攝的，影片播放後七仔這個玩具的銷量也是特別的好！

⑸ 電影和電視劇是怎麼盈利的

電影盈利方式：1、票房。2、衍生產品：比如影片中的服飾、文化衫、玩具等，看片子類型。3、DVD發行。4、廣告植入。

電視劇盈利方式：1、衛視收購、地方台收購。2、衍生產品。這個主要是動畫片了。玩具、書籍、畫冊。3、碟片發行。4、廣告植入。

⑹ 微電影怎麼盈利

盈利方式：

1、廣告收益

不論是院線電影還是網路電影，廣告收益都是少不了的渠道。如果是商業微電影，出品方需要對品牌定製拍攝微電影，如果是非商業，出品方在微電影中融入廣告品牌即可，最終還是以微電影中的廣告展示為主要收益。

2、用戶付費

用戶付費這一點現在已經不稀奇了，現在的網路平台，以愛奇藝、優酷視頻、騰訊視頻，現在都是以這樣的付費觀看，實現最大的收益，微電影可以復制這一收益模式，實現付費播放，不過目前這一觀點，暫時還不被消費者所接受，需要時間來適應。

3、版權收益

類似於院線電影在網路平台上映時需要支付的版權收益。這三點就是投資微電影如何盈利的主要渠道。

誕生背景

網路視頻平台競爭的推動

隨著網路視頻業務的發展壯大，互聯網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影視劇播放平台，各大門戶和視頻網站在視頻領域的競爭異常激烈，熱門影視劇版權價格也隨之水漲船高。高昂的版權購買費導致了巨大的運營成本。同時，網路視頻同質化競爭嚴重，網站需要尋找差異化的競爭路線，提升原創能力。

在這種競爭環境下，自製微電影則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自製微電影不但成本低，而且能保證網站在運營中享有更多主動權，同時，微電影的靈活性和投資決策的風險都更加可控。

⑺ 電影都是從哪方面收益的呢

近年來，內地電影市場火爆，動不動就十億以上票房，那電影僅僅就是票房收入嗎？其實不然，還有廣告、版權、以及相關衍生和周邊這一系列的收益。

首先是票房，這是電影的主要收益途徑。現在城市的大型綜合體裡面都會有電影院，很多人都會選擇在空閑時間去看一部大片，度過精彩的兩個小時，釋放工作的壓力。年輕的男女談戀愛時多數也會選擇去看電影，增加平時的話題，同時增進了解。生活水平提高了，幾十塊錢的票價並不難出，所以看的人多票房收入就高了，動不動就上億，這裡面的盈利空間還是很大。

綜上，拍電影如果紅了，真的可以賺得盆滿體缽。很多電影的拍攝成本幾千萬，就如同《戰狼2》系列，投資是一兩個億，票房最後是50多億，雖然按照三三分賬的演算法，很多錢要花在宣傳和影院方面，最後留給投資方和主創手裡的收益也是非常可觀啊！

⑻ 電影和電視劇的盈利模式是怎麼樣的

一般來說，電視劇的盈利模式只有四種：一輪播映權、二輪播映權、音響網路播映權和海外播映權。以最高的中央電視台一輪播映權為例，購買價格每集不會超過80萬元。雖然效果還是微乎其微，然而，電視劇製作方在不斷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加大廣告植入。
廣告植入將成盈利主流模式

去年是公認的國產電視劇大年，國產電視劇收視率頻頻刷新，廣大的電視觀眾向各「生產車間」展示了車不可載斗不可量的強勁吞食量。這個勢頭延續至今年，也導致各製作公司、電視台的競爭日趨白熱化。眾所周知，比之國內電影業演藝經紀公司幾家獨大的壟斷格局，電視劇製作行業是諸製片方「紛爭天下」。

2008年，一部被譽為「山寨劇巔峰之作」的《醜女無敵》，令湖南衛視再次走到了行業的潮頭位置――第一次引進國際版權；第一次引入「季播」概念，邊播邊拍，由觀眾決定劇情走向；當然還有更重要的，第一次大張旗鼓地使用植入式廣告。

光線傳媒電視劇事業部高級發行經理朱璐說：「電視劇的盈利模式相對簡單和穩定，賣片是我們目前最主要的盈利模式。」但她強調：「我們看到國內已經有一些電視劇製作公司在做廣告植入，未來，光線傳媒也將加大在電視劇廣告植入方面的投入。」

「現代劇和時裝劇中比較容易植入廣告，比如汽車、手機、銀行、服裝、酒類等。」小馬奔騰策劃部總監李立功表示，他們也在嘗試古裝劇、歷史劇的廣告植入。例如將要拍攝的電視連續劇《武訓大傳》，他們將聯系山東武訓故里，尋求與當地聯合開發。

如今，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電視劇市場中，檢驗一部電視劇是否能夠擔當「熱播劇」的重要標准，除了其引發的社會反響是否堪稱強烈外，亦可從行業角度客觀鮮明地歸納為「兩個率」：即電視台播出劇集的「收視率」——這自然是首當其沖且毋庸置疑的評判手法，而劇集在視頻網站上的「點擊率」則以當仁不讓的「後起之秀」姿態，成為最直接反映該劇受歡迎程度的「前沿陣地」，《潛伏》如是，《我的兄弟叫順溜》亦如是。網路平台以其獨有的可控性、快捷性、互動性和降低收視成本的特點，深受電視劇觀眾群體中年輕一族的青睞。由此，電視劇播出載體從傳統電視台正在加緊向以視頻網站為代表的新媒體延伸，不但已成為行業的大勢所趨，更成就了電視劇市場的新盈利模式。

既往電視劇在發行上的盈利幾乎完全依靠於以電視台和音像製品為代表的傳統行業，如今，由於視頻網站的異軍突起，網路發行占據電視劇發行回收成本的份額愈加吃重，據悉，目前優酷網、土豆網、樂視網、激動網等幾大視頻網站都在致力於對電視劇版權資源的捍衛與競購，正版影視劇的互聯網視頻獨家播出權的市場價格甚至已經趕超電視台首播的購買價格。

近日，當代都市情感劇《再過把癮》就以每集4萬元的天價刷新了同題材劇集的網路首播權銷售記錄，這部改編自王朔小說，由個人風格極為鮮明的導演葉京執導，並由徐靜蕾親自出任監制的電視劇，其核心收視群體為大都市中青年男女，與時下電視劇主力收視人群特徵高度吻合，能夠賣出高價也在情理之中。此前，視頻網站對電視劇的購買一直被視為是電視劇營銷的一種補充手段。而在短短的兩三年之中，購買成交價格從幾千元迅速增長到了兩三萬元的平均水平，翻了十倍之多。如今，這一價格又被《再過把癮》刷出新高，已經相當於地面播出台的購買價格。因此可以預見，未來兩三年中，價格再翻個三到五倍，達到十至至二十萬也是很有可能的，而這樣的價格也將有望與衛視黃金時段的購買價持平， 到那時，網路購買將對電視劇的傳統盈利模式形成強有力的補充，更有甚者形成一種全新的播出模式，不同於如今的首輪四家衛視聯播，而形成4+1，即電視台與網路同步播出的模式。

在電視劇網路發行水漲船高的今天，視頻網站對於電視劇劇集的質量、時代特點和收視群體也有著越來越高的要求和指向性，由此可見，電視劇與視頻網站這一新媒體的聯合與發展，不僅在電視劇行業內開辟了一個新的市場增長點，也推動了視頻網站向成熟化不斷邁進，而傳統電視媒體也將在這一局面下走向更加精品化和多元化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