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鄭正秋的電影感受

1. 最喜歡的電影類型，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功夫電影是什麼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功夫電影是1928版《火燒紅蓮寺》。

《火燒紅蓮寺》是於1928年上映的武俠電影，由張石川執導，由蕭英等主演。

1928年的《火燒紅蓮寺》意義非凡，它帶動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次武俠神怪熱，此後武俠電影也成為在世界影壇上最富於中國特色的電影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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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紅蓮寺》劇情介紹：位於湖南瀏陽、平江兩縣交界處的趙家坪，是歷史上有名的械鬥之地。瀏陽縣地方把頭陸風陽在一次械鬥中吃了虧，便託人介紹，讓兒子陸小青拜昆侖派大師學習武功。

自幼多病的陸小青學成後返回家鄉，後父母去世，便再次離家出遊尋師。某日，陸小青至紅蓮古寺借宿，發現殿中許多鬼影向佛像禮拜，走近一看，蓮座後面有一深穴，惡臭逼人。寺中的知客僧見陸小青發現了他的秘密，便威脅他歸順寺廟，受戒為僧。

陸小青不肯，知客僧欲殺小青，後見小青頗有武功，遂忽然遁去。小青欲出古寺，卻發現四周都是鐵壁。危急中，俠士柳遲從屋頂破梁而入，救出小青。路上，二人遇見軍官趙振武，趙正在尋找失蹤的長官卜文正。

原來卜文正為官清正，私訪時被紅蓮寺的知客僧劫持，扣在一銅鍾內，要把他活活餓死。柳、陸讓趙振武回去搬兵，自己返回紅蓮寺打探情況，路上又遇到了紅蓮寺的廟主常德慶。常德慶發出的掌心雷令柳、陸無力招架，幸得女俠甘聯珠趕來相助，使出梅花針絕技，打敗了常德慶。

此時，趙振武已引兵圍住紅蓮寺，經過一場激戰，眾人救出卜文正，破了地穴，但知園、知客二僧等卻從地道中逃跑了。

2. 鄭正秋的第一代導演

隨著電影在中國的誕生，出現了中國的「第一代導演」。第一代導演活動的時間大體上是20世紀初到20年代末，他們是中國電影的先驅，在拍攝條件非常簡陋、艱苦，又缺乏經驗的條件下，創作了中國第一批故事片。「第一代導演」中成就最大的是鄭正秋。而鄭正秋與張石川的幾十年的合作被影視圈的人所津津樂道。正是由於倆人的密切合作，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第一部長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有聲故事片《歌女紅牡丹》都出自他們手中。鄭正秋比同時代的導演更有藝術主見與追求，提出影片不僅要迎合觀眾，而且要引導觀眾的欣賞趣味。他的影片故事性強，結構嚴謹，戲劇沖突較強。1913年編導中國第一部故事短片《難夫難妻》，影片使人感到電影除了娛樂作用還有改良社會、教化民眾的作用。1923年完成了中國攝制第一部長故事片《孤兒救祖記》的拍攝完成，這也是鄭正秋編劇的第一部「社會片」，由於影片富有民族氣息，故事性強，情節動人，轟動一時。使女演員王漢倫一舉成名，成為中國第一位悲劇女演員。1924年鄭正秋創作第一部婦女題材的電影劇本《玉梨魂》。
特別是鄭正秋晚期導演的《姐妹花》，講述的是生長在貧富不同家庭中的一對孿生姐妹的不同命運遭遇。妹妹做了姨太太，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姐姐嫁給農民，過著辛勞貧困的生活。由於天災人禍，姐姐被迫到妹妹家裡為妹妹孩子當奶媽，由此引發了諸多令人心碎的情節。鄭正秋在這部影片中的創作視野擴展到社會，反映了階級對立、貧富懸殊、軍閥混戰、農村破產的生活現實，故事雅俗共賞，導演手法的自然流暢，使得該片在上海新光影院上映創下連映60天的記錄。創造了當時中國票房的最高記錄。 1935年3月該片參加了蘇聯的莫斯科國際電影展覽會，也受到熱烈歡迎。鄭正秋一共編、導、演53部影片。為中國電影從無聲到有聲片花費了大量心血，為中國電影的啟蒙和發展打下了基石，成為我國電影史上偉大的一頁。

3. 娛樂圈哪些電影導演在電影史的創作手法中有獨特的貢獻

娛樂圈中有很多電影導演，在電影史的創作手法當中提供了獨特的貢獻，在1913年張石川和當時以戲劇評論為名的鄭正秋兩個人就合開了中國第1部故事片，現在可曾放映的最早影片《勞工之愛情》也是兩人創造的，這個影片是短故事片創作為主的，其中在當時的中國也是很前衛的，是中國愛情電影的先河之作。這部影片在拍攝的時候涉及到6個場景，將近180多個鏡頭，有特寫鏡頭，全景鏡頭，同時也涉及到對蒙太奇的使用。小編還曾經看過一部很老的片子，是大衛格里菲斯拍攝的，將鏡頭設置為單位，其中代表作品《有一個國家的誕生》，也改變了曾經一場為單位的拍攝方式。也展現了當時人物和社會生活的風貌，細節和環境是極為真實的。同時還有一部電影叫做《教父》，其中的節奏也是電影藝術當中最為重要的一面。

最後電影是一門綜合的藝術，也是一個大眾藝術，在當今社會電影藝術也和商業結合的最為緊密，其實在電影史上也有非常多優秀的導演，曾經為電影事業發揮了自己的才能。

4. 鄭正秋在中國電影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只知道一點，好象是香港那面的導演，中國最早的一批電影就是他拍的吧。
鄭正秋

原名鄭芳澤，號伯常，別署葯風。1889年生於上海。中國早期著名電影、戲劇藝術家。鄭正秋從小出生於一個富裕家庭。14歲肆業於上海育才公學。由於受當時進步運動影響，從事戲劇活動，曾在《民言報》任劇評主筆，自辦《圖書劇報》、《民權畫報》。電影在清末傳入我國。1913年由張石川與美商合辦的亞細亞影戲公司，聘請他編寫《難夫難妻》電影劇本，並與張石川合作導演了此片。於是誕生了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此後，他自組了新民、鳴民、大中華等劇社，在上海、武漢等地從事新劇活動。1919年，他曾發行《葯風月刊》、《解放畫報》支持當時的學生運動。 1923年由他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影片《孤兒救祖記》拍攝完成，此片為中國攝制長故事片奠定了基礎。此後，他進入創作旺盛期，一共編、導、演了五十三部影片。鄭正秋是中國早期電影工作者，他所作的貢獻是顯著、突出的。藝術手法上他善於結構、創造形象，以通俗易懂的藝術手法，打動了觀眾的心靈。他一生都在努力摸索一條紮根於中國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二十年代他通過《玉梨魂》、《上海一婦人》、《盲孤女》等影片，揭露、抨擊了封建倫理制度的罪惡，1929年至 1931年他又以現實題材從事創作，編寫了《戰地小同胞》、《桃花湖》（1930）、《紅淚影》（1931）等劇本，1932年他運用長期積累的電影創作經驗，帶病為宣傳抗日、推動愛國運動，編寫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1933）、《姊妹花》等影片，部分完成了《再生花》、《女兒經》（1934）、《熱血忠魂》等編寫工作。鄭正秋為中國電影從無聲到有聲片花費了大量心血，他的一生從各個領域進行電影的試驗和創造，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他為中國電影民族化，尋找了一條道路，為中國電影的啟蒙，發展打下了基石，他的豐功偉績，成為我國電影史上偉大的一頁，於1935年去世。

編導故事片：

1913：難夫難妻（與張石川合作）
1926：小情人 一個小工人
1927：二八佳人 血淚碑 楊小真
1928：黑衣女俠 俠女救夫人 血淚黃花（前集）
1929：血淚黃花（後集） 刀下美人 戰地小同胞
1930：桃花湖（前後集）
1931：紅淚影 玉人永別
1932：自由之花
1933：春水情波 姊妹花
1934：再生花 女兒經（與洪深、張石川、沈西苓等合作）

電影劇作：

1922：滑稽大王游滬記 擲果緣 大鬧怪劇場 張欣生
1923：孤兒救祖記
1924：玉梨魂 苦兒弱女 好哥哥
1925：最後之良心 小朋友 上海一婦人 盲孤女 早生貴子
1927：掛名的夫妻 俠風奇緣 山東馬永貞 車遲國唐僧鬥法
1928：美人關 火燒紅蓮寺（第一集） 大俠復仇記 女偵探
1929：新西遊記
1930：娼門賢母
1931：恨海

導演影片：

1927：梅花落（上中下集）
1928：白雲塔 碎琴樓
1935：熱血忠魂（與張石川、徐欣夫、吳村等合作）

演出影片：

1922：滑稽大王游滬記 擲果緣
1924：苦兒弱女 誘婚

5. 鄭正秋的成長經歷

1902年肄業於上海育才公學。因目擊清廷腐敗，民生凋敝，於是從事新劇運動，陸續發表「麗麗所劇評」。後又受聘於《民言報》為劇評主筆，被時人譽為「不畏強御的劇評家」。主辦《民立畫報》和《民權畫報》，倡導戲劇應成為改良社會、教化民眾的工具。
1913年，與張石川和組新民公司，專事承包亞細亞影戲公司的編、導、演業務，並與張石川合作編導短故事片《難夫難妻》，通過一對青年男女被包辦婚姻所強行撮合的不幸遭遇，抨擊了封建婚姻制度，這是中國自己攝制故事片的肇始，夏衍譽為「給中國電影事業鋪下了第一塊奠基石」。
此後，他自組新民、民鳴、大中華等劇社，成為一位能編能演的「職業劇人」，以「言論老生」馳譽劇壇。曾編演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的《隱痛》、贊揚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的《孫中山倫敦蒙難記》、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行經的《新華毒》，也有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男女拆白黨大交戰》等。五四運動前後，創辦新民圖書館，發行《葯風月刊》。1922年初，與張石川、周劍雲等共同創辦明星影片公司，同時設立明星影戲學校，自任校長。同年，為明星公司編寫了《滑稽大王游華記》、《勞工之愛情》等4部短片，後者雖屬鬧劇，卻構思精巧，收到寓庄於諧的效果。
1923年底，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上映後，受到熱烈歡迎。影片宣揚「平民教育」在「從善懲惡」、改良社會中的主導作用，反映了作者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影片在藝術表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為擺脫文明戲的桎梏，對電影如何藝術地反映生活，作了一次認真的探索與嘗試。在20年代的中後期，他的創作十分旺盛，本著「為弱者鳴不平」的創作主張，相繼拍攝了一批婦女題材的影片，諸如《玉梨魂》、《苦兒弱女》、《最後之良心》、《上海一婦人》、《二八佳人》、《小情人》等。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婢女、妓女、童養媳的悲劇命運，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揭露和抨擊了封建倫理道德與婚姻制度的罪惡，均富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但也有屈從於商業的要求，編寫了一些如他自己所說的「營業主義」的媚俗之作。 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左翼電影運動的蓬勃開展，在黨的電影小組的團結與幫助下，他被選為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成為「一個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的進步的社會活動家了」。1933年，他在《明星月報》上發表了《如何走上前進之路》一文，明確地意識到帝國主義、反資本注意和反封建主義的「三反主義」創作原則。同年，他編導的影片《姊妹花》，在公映後引起轟動，是他代表作。
他是中國早期電影事業的拓荒者之一，一生共編導了影片40餘部，以平易通俗、故事性強、情節曲折、引人入勝見長，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

6. 1913年,中國拍攝了由劇評家鄭正秋編寫劇本的第一部故事片

1913年,中國拍攝了由劇評家鄭正秋編寫劇本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難夫難妻》

1913年 《難夫難妻》
當攝影機遇到文明戲

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的《定軍山》只是對京劇表演片段的簡單記錄，通常認為，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亞細亞公司出資、發行，新民公司負責具體拍攝的電影《難夫難妻》。該片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鄭正秋兩人導演，而所有的演員都由文明戲的演員擔任。由於當時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規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員充任。影片現已丟失。根據當時資料記載來看，《難夫難妻》製作簡陋，但它畢竟意味著一個開始，同時也是中國電影傳奇鼻祖張石川與鄭正秋踏入電影事業的第一步。

電影大歷史：故事從這里開始講述

《難夫難妻》———中國第一部故事片。這件事很宏大。但臨近落筆時，卻難以啟齒。問題只有一個：這部電影丟了，要人如何講述？

網路有奇文一篇，跨越時空，如臨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電影就快開場了，鄭正秋坐在新新舞廳劇場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鏡摘下來，反復擦拭，眼前一片迷濛。他無法想像，此時此刻，在劇場門口，慕名而來的觀眾正如潮水般涌動，幾乎要將門廳擠垮。他們蜂擁而至，不是為了欣賞穿著Modern Dress的時髦舞女們大跳西洋舞，而是為了觀看一部名為《難夫難妻》的電影……」

春秋筆法，揮灑自如。令人心動之餘，不免生出恐懼。某某影史評價《難夫難妻》的導演鄭正秋與張石川———這兩位中國電影拓荒者———說鄭正秋有多麼憂國憂民，說張石川卻只求娛樂大眾。意識形態陰影倏然籠罩，令人汗顏。也許，跳出某某影史影評的圈套，這個持續一年之久的專題也就有了自己的靈肉。

從僅有的文獻看，《難夫難妻》是中國第一部有編劇、開始講故事的電影，這並不簡單。《難夫難妻》的劇本是鄭正秋根據他家鄉潮州的鄉俗風情撰寫而成。故事講述：乾坤二家欲結秦晉之好，於是不顧子女意願，請媒人代為奔走。經媒人甜言蜜語，此欺彼詐，又經繁文縟節，擇吉成親，拜天地入洞房。一對素不相識的男女逼成夫妻。

這個單細胞的故事而今聽來乏味至極，但卻意非尋常。從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誕生，到1913年《難夫難妻》登場，中國電影終於開始了用鏡頭講述故事的旅程。

盡管，從表面上看，《難夫難妻》的拍攝手法並沒有產生什麼技術性的飛躍，按張石川在《自我導演以來》一文中的說法：「導演技巧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攝影機的地位擺好了，就吩咐演員在鏡頭前面做戲，各種的表演和動作，連續不斷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膠片拍完為止。」「鏡頭地位是永不變動的，永遠是一個『遠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動作表情還沒告一段落，那麼續拍的時候，也就依照這種動作繼續拍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講，《難夫難妻》和用攝影機完整地拍下一出當時流行的文明戲並無差別。但是，這個過程卻預示了一種全新的講故事的語言開始在中國大地興起。它的意義絕不亞於中國第一部小說的誕生。

說到講故事，聯想到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電視報，「故事片」一詞似乎是那時每部教育意義十足的電影前面的特定稱謂。而如今，恐怕再沒有一篇影評敢使用這么老土的詞彙。「故事片」一詞的消亡也許代表著中國電影界的整體進化。但這卻並不意味著中國電影已經像好萊塢一樣找到了一種屬於自己的講故事的方法。在迷惘中，中國電影仍然努力地尋找著故事與表達，從《難夫難妻》這個坐標原點中射出的卻不知是不是一條永無止境的射線。

「文明戲」與中國故事片之始

雖然中國的戲曲源遠流長，但現代話劇的形成竟然也是與中國電影同步前行的。電影與話劇均為「舶來品」，中國人最早看到的電影是外國人帶來放映的「西洋影戲」，中國話劇的初創也是受到當時日本興盛的「新派劇」所感召，春秋社的發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

當時，人們一般稱這種剛剛輸入的戲劇樣式為「新劇」，取「新型的戲」之意，區別於舊戲，把「新劇」叫做「文明戲」。「文明戲」的「文明」二字則是熱情的觀眾贈予的美稱，表示「進步或先進」的意思。文明新戲在當時社會成為了一個流行的名詞。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戲的全盛時期，辛亥革命成功後，宣傳與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戲團因其與群眾聲氣相投而受到普遍歡迎。

當時著名劇團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鄭正秋等）、民鳴社（張石川）等，後兩家的主要成員都是中國早期電影的骨幹。新劇的演出劇目多半以贊美江湖豪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場腐敗等為內容。社會大變動時期，人們來到劇場，不只是為看戲，更為聽到議論，知道新的事實。而政權更迭，使統治者一時無暇顧及新劇藝人們的活動，這就給予當時的新戲以較大的自由，使他們可以滿足觀眾的要求，編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劇。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戲人原諒了。

到1917、1918兩年，文明戲已趨於衰敗，因為文明戲演出並不嚴格遵守劇本，後來甚至完全棄擲劇本不顧，只是簡單地利用一點情節，在表演上，不排練、不試演，有時甚至演員上場後還不清楚情節，據說一出叫《秋瑾》的戲開幕前演員還突然大喊：「哎呀，這個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時候，「文明戲」這一稱號則已經有蔑視、鄙夷、貶斥的意味。

7. 1913年，中國拍攝了由劇評家鄭正秋編寫劇本的第一部故事片

1913年,中國拍攝了由劇評家鄭正秋編寫劇本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難夫難妻》

1913年 《難夫難妻》
當攝影機遇到文明戲

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的《定軍山》只是對京劇表演片段的簡單記錄，通常認為，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亞細亞公司出資、發行，新民公司負責具體拍攝的電影《難夫難妻》。該片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鄭正秋兩人導演，而所有的演員都由文明戲的演員擔任。由於當時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規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員充任。影片現已丟失。根據當時資料記載來看，《難夫難妻》製作簡陋，但它畢竟意味著一個開始，同時也是中國電影傳奇鼻祖張石川與鄭正秋踏入電影事業的第一步。

電影大歷史：故事從這里開始講述

《難夫難妻》———中國第一部故事片。這件事很宏大。但臨近落筆時，卻難以啟齒。問題只有一個：這部電影丟了，要人如何講述？

網路有奇文一篇，跨越時空，如臨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電影就快開場了，鄭正秋坐在新新舞廳劇場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鏡摘下來，反復擦拭，眼前一片迷濛。他無法想像，此時此刻，在劇場門口，慕名而來的觀眾正如潮水般涌動，幾乎要將門廳擠垮。他們蜂擁而至，不是為了欣賞穿著Modern Dress的時髦舞女們大跳西洋舞，而是為了觀看一部名為《難夫難妻》的電影……」

春秋筆法，揮灑自如。令人心動之餘，不免生出恐懼。某某影史評價《難夫難妻》的導演鄭正秋與張石川———這兩位中國電影拓荒者———說鄭正秋有多麼憂國憂民，說張石川卻只求娛樂大眾。意識形態陰影倏然籠罩，令人汗顏。也許，跳出某某影史影評的圈套，這個持續一年之久的專題也就有了自己的靈肉。

8. 中國電影藝術的思想

中國電影理論
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但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還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電影理論無論就其研究對象還是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就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①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②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 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系的研究。
③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 。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戲」 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 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 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 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 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 。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結構、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 、「流暢」 。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 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 和「形式美」 ;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 。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 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 和「教化社會」 ，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1928年洪深翻譯С.□.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 ,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 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 。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 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 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 、「結構上的簡捷鮮明」 、「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 、「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 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 。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 ，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 。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 、「密針線」 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
(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 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 ，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 。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 ，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 、「創一代之新」 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 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 ，認為它們都在應破除之例，主張創思想、形像、藝術構思之「三新」 。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幫」 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 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新時期中國電影理論「文化大革命」 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 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 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 ，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 和「電影和戲劇離婚」 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 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 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 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 ；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 ；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 。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 和「決定」 、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 和「完成」 的「文學價值」 。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 和「文學價值」 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 ,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 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 「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 「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 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 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 。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 ；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 。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 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 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戲曲、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 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 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

9. 鄭正秋的一代藝宗

1902年的一天，這所由英籍猶太人嘉道里創辦，座落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鳳陽路），兼收中外人士子弟的育才書院，突然爆發了一場小小的「學潮」：一群少不更事的學童，小的十二三歲，大的不過十六七歲，轟地擁向校長室，要求學校取消體罰。
原來，在一向以教學嚴謹著稱的育才書院，「體罰」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這天上課時洋先生又要體罰一個小學生，不料卻遭到一個瘦瘦小小的學生的反對。這個看上去年齡不過十三四歲的學生從座位上挺身站起，責問老師：「先生對我們講授『平等、自由、博愛』的道理，可為什麼常常體罰學生呢？難道這就是『平等、自由、博愛』嗎？」一句話，問得老師滿臉通紅。洋先生轉向全班學生：「這位同學袒護犯錯誤的同學，大家說，這樣做對不對？」平日里對體罰早就憤憤然敢怒不敢言的學生以沉默作答。
「下課！我要向校長反映……。」惱羞成怒的洋先生夾起皮包沖出教室。
見這陣勢，那責問老師的學生索性大聲問同學們「我們也找校長，要求取消體罰，好不好？」
「好！」
在校長室，這位洋先生和學生們形成尖銳對峙。育才書院創辦以來破天荒的一場「學潮」，就這樣發生了。
幾天後，在一次全校大會上，王植善校長向教職員工和學生鄭重宣布：「從今往後，本校取消體罰。」這個帶頭反對體罰的學生，頓時成了同學心目中的「英雄」。老師們也對這個善於運用學到的知識反對不合理現象的學生，有了深刻印象。
鄭正秋
這個學生不是別人，就是14歲的少年鄭正秋。
可是，小正秋的父親鄭讓卿聽說了這件事，卻勃然大怒：「小小年紀，竟敢目無師長，這還了得！混蛋！」鄭讓卿越想越生氣：當初花大錢把孩子送進育才書院，原想受些洋教育，將來做生意好和租界的洋人打交道，誰知教出個目無尊長的「逆種」！這種書不能再讀了，還是早點到生意場中去磨煉。主意已定，任憑鄭正秋怎樣哭訴哀求，鄭讓卿都不讓小正秋再跨進他視為「虎狼」的育才書院校門了。
——這是發生在鄭正秋身上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和封建倫理觀最初的抗爭。表面上，一家之主的鄭讓卿「勝利」了。然育才書院教育的影響卻貫穿著鄭正秋的一生。可以說，鄭正秋的民主主義思想，自此奠定了基礎。 鄭讓卿，廣東潮陽成田上鹽汀村人。他以光緒間順天府試進士第三十一名的資格，當過江浙鹽運使，後調任三穗知府。他的父親鄭介臣於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之際來滬經商，開了家鄭洽記土棧（鴉片批發棧）而成巨富，早年上海潮州會館發起人之一。鄭讓卿是他第二個、也是最聰明能乾的兒子。鄭讓卿三十歲上久婚無子，經友人介紹，在眾多候選的男孩中選中他認為將來會大有出息的一個，抱進家門為螟蛉子（義子）。時值秋高氣爽，因取名正秋，又按潮陽老家的排行，為孩子取字「芳澤」。這個生於1888年12月24日的上海小男孩，從此入了廣東潮陽籍，在優裕的官商家庭中生活成長。
小正秋3歲了。為了「讓孩子認得老家」，母親張太夫人帶正秋回到上鹽汀村祖居。老家美麗的田園風光，生活風情，婚喪習俗，家祠私塾的學習經歷，以至獨具特色的潮州音樂，潮州戲曲，處處令小正秋既新鮮，又激動，留下一生難以忘懷的印象。
兩年後，小正秋隨母親返回上海，受教於嘉定人庄乘黃。在庄老師的點撥下，小正秋不僅打下了較好的國學基礎，練就一手好字，思想上更深受老師不滿清王朝腐朽統治的影響。一年以後，10歲的小正秋帶著庄老師的口授心傳，進了育才書院。
這期間，家裡添了個弟弟鄭正冬（後由鄭正秋為之改名正棟，哥寓了他希冀弟弟來日成為國家棟梁的願望）。正冬是父母親生的孩子。小正秋不久便感受到自己和弟弟在家庭中位置的區別。敏感而聰明的孩子顯得早熟了。
正秋從小體格嬴弱。氣急、腰痛成了久治不愈的痼疾。當官卻無知的父親為減輕孩子病痛，橫下心讓他服鴉片止痛。從此，鴉片煙毒漸漸侵襲了小正秋全身，形成難以抗禦的毒癮。也是14歲那年，一位西醫診斷小正秋患的是先天性心臟病和腎結石。經治療，結石似已排出體外，可心衰依舊，還多了個咳嗽、多痰的毛病。43歲就過早辭世的鄭正秋，一生就在和疾病的斗爭中，以過人的精力，完成了驚人的工作量。
父親領著14歲的小正秋來到鄭洽記土棧，讓他熟悉土棧業務，認識四方商賈。就象在書院是個受尊敬的好學生一樣，漸漸地在土行小正秋也成了里外受歡迎的「少老闆」。鄭讓卿暗自得意：不去書院來土行這一著，走對了。
可是，「讀書」仍然是小正秋心中最最解不開的情結。學校去不成了，只有自己找書看。什麼《再生緣》、《推背圖》、 《左氏春秋考證》、《三國演義》，乃至戲曲唱本，逮著什麼看什麼。家裡的書看完了，上街買書看。書攤上琳琅滿目的各式圖書打開了小正秋眼界。他漸漸有所選擇了： 《警世鍾》、《西太後》、《揚州十日記》、《革命軍》、《大革命家孫逸仙》……，書海遨遊，鄭正秋彷彿進入了個廣闊、嶄新的世界。每日里土棧歸來，就一頭栽進書海。他沒日沒夜，讀著，思考著，學識長進了，眼睛卻壞了。鼻樑上架著深度近視眼鏡，早熟的孩子又平添幾分老成。
讀書之餘，鄭正秋還迷上了京劇，以至哪天沒去茶園看上一場戲，吃飯也不香。他偏愛毛韻珂、潘月樵和梨園世家夏月珊、夏月潤兄弟的戲，一來二去，和他們交上了朋友。
這再次惹惱了父親。為使鄭正秋遠離他鄙視的「戲子」，鄭讓卿可謂用心良苦。先是，為17歲的鄭正秋娶妻。可是兒媳俞麗君不但沒「拴」住鄭正秋，反倒也愛上了京戲。鄭讓卿左思右想，覺得兒子既不能一心一意經商，不如走仕途。他花錢在湖北張之洞那裡買了個「候官」的位置，逼著鄭正秋立即去湖北任職。可現在的鄭正秋已不再是五年前任由擺布的孩子了。他在湖北勉強耽了近兩年，深感「宦海茫茫，不可以居」，決定「潔身而退」再次從商。鄭讓卿苦心孤詣安排的「官商門庭後繼有人」的計劃破滅了。他很生氣，卻也無奈。
再次回到土棧，鄭正秋還真用了番心思。他揣摩經商規律、顧客心理，確定他的「八字方針」：「以義為利，薄利多銷」。一個「義」字，一個「薄」字，使他廣交朋友，近悅遠來。土棧生意比他父親、弟弟經營時好了不少，短短兩年，獲利無數，少老闆鄭正秋的名聲一時大振。可是鄭正秋沒有想到，生意場上多的是不義之人。善良正直的他缺了這份警惕，就得摔大跟頭—一些姦猾之徒利用少老闆的信任胡作非為，土棧虧損數萬。鄭正秋（可能也包括鄭讓卿）最終明白了：他不是經商的料。他把土棧交給弟弟正棟，自己鑽進鍾愛的戲曲中去。 擺脫了商務，父親也不再干擾，鄭正秋沉醉在戲劇世界裡，就如蜜蜂進了花叢，左右逢源，可供采擷、思索的東西，目不暇接。他發揮自己善於模仿的長處，學習孫菊仙、汪笑儂、譚鑫培等名伶的唱腔，最終達到聲、神俱備，惟妙惟肖的程度。戲看得多了，對劇目、對演員的表演也有了想說的話。在友人夏月珊的啟發下，鄭正秋開始以《麗麗所戲言》、《麗麗所伶評》為題，嘗試著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感。
當時的中國，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上海灘上各種報紙風起雲涌。然鄭正秋最喜歡的，是一份於右任主辦的《民立報》。這是同盟會會員於右任自日本回國後，繼1909年5月創辦《民呼報》、《民吁報》之後的第三份鼓吹反清反外侮的革命報紙。《民呼報》發行僅3個月即被迫關門。繼之而起的《民吁報》面世才一個多月，於右任即遭逮捕，報紙被勒令停刊。可於右任方一獲釋，又於翌年辦起了《民立報》。《民立報》言論之激烈一點也不亞於前二報，但風雨飄搖中的清廷已顧不上再管它了。鄭正秋由衷地認同《民立報》的觀點，尤其心儀於右任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他將自己的第一篇文字《麗麗所戲言》送到《民立報》，也見到了於右任。可正忙於發稿的於右任，一句「敝報自創立以來還沒登過這方面稿子」，無疑是對鄭正秋的一盆兜頭冷水。鄭正秋怏怏歸去。
萬萬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於右任的親筆信：「正秋友：大作已經拜讀，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見報。祝賀你，劇壇奇才，一鳴驚人！」年長鄭正秋12歲的於右任也萬沒想到，這封發自內心，真誠肯定並給予高度評價的信，竟使他當了一回伯樂，為中國早期話劇事業和電影界送去一位開創性人才。
1910年11月26日，署名正秋的長篇評論《麗麗所戲言》開始見報。《戲言》開宗明義指出戲劇的教育功能：「戲劇能移人性情，有俾風化」，指出演員的文化素養、思想品德直接關繫到表演的水平—藝品系於人品。在具備一定的戲曲表演手段的前提下，人品高尚的，藝品也自高。《戲言》於剖析、闡述戲曲表演的基本要素：聲調、唱工、說白、做工的同時，對當時主要的戲曲演員一一分析評論，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長所短。《戲言》的發表在戲曲界引起極大反響，「譽滿眾口，傳誦四座」，不少藝人從中深得啟發、教益。有的研究者稱《麗麗所戲言》「是我國現代劇評的濫觴」是很確當的。
生活掀開嶄新的一頁也是由於《麗麗所戲言》，「自創立以來還未發表過類似稿子」的《民立報》，自1911年2月起正式辦起了戲劇副刊。鄭正秋應於右任之邀擔任戲劇副刊主編。這位主編從確定刊名《民立畫報》到組稿、寫稿、編輯，以至版面設計都一手包了。於右任不僅以鄭正秋為戲劇的內行，而且從對他的了解中視為革命的同志，對他給予了最大的信任：「你會幹得比我還好。」從此，鄭正秋的生活掀開了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