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微觀經濟學案例分析
"飛鳥盡,良弓藏",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周而復始地上演著這出鬧劇.整個歷史陷入一個怪圈,無論你如何掙扎,終究不能走出循環,就如齊天大聖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般.由於每朝每代都發生了此類事情,因此從邏輯上,直覺上來說這都不應該是某個皇帝個人素質問題.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可用經濟理性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一些歷史現象,功臣與皇帝間的關系用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盡管這不會是唯一的解釋.
在信息經濟學的委託—代理理論中,由於信息不對稱,代理人有多種類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屬於什麼類型,但委託人不知道.為了顯示自己的類型,代理人選擇某種信號,委託人根據觀測到的信號來判斷代理人的類型,同代理人簽署合同.這就是所謂的信號傳遞模型.如企業僱主與雇員的關系:雇員知道自己的能力,僱主不知道;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雇員選擇接受教育的水平.而僱主根據雇員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資.此外還有信號甄別模型,同信號傳遞模型一致,只不過變為委託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代理人選擇,代理人根據自己的類型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合同.無論那種方法,都在於使代理人有積極性使自己的類型暴露出來.
借用經濟理論,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系看作一種委託代理關系.皇帝作為帝國的所有者,控制著帝國的產權,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家,必須委託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在這樣一個委託代理關系下,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為皇帝效命.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功臣們是否勤奮工作,屬於激勵理論,此處暫不討論,我們集中焦點於造不造反的問題.
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確保江山萬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國家要麼有外患,要麼有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則無法察覺(原文是姦邪無狀).一個姦邪無狀的自白道出了皇帝們的無奈:他必須有什麼方法可以鑒別出誰是奸臣,誰是忠臣.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功臣們必須發出一個信號或皇帝必須用一個信號來確定一個分離條件,來使忠臣,奸臣可以分離而不混同.在經濟學里,由於每個類別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還可以根據一個信號制定出分離條件,使該信號能讓不同類型的人根據成本—收益比較自動現出原形,但對造反之類的事來說,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於任何成本都相形見拙.只要有些風險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難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對近乎有無限收益的皇帝寶座來說,不可能根據成本—收益情況確定出一個分離條件,皇帝們只能簡單地根據某個信號直接判斷(本文不考慮人心會因為時間,情況的變化發生改變以致忠臣變奸臣的情況).那有什麼信號又能讓皇帝識別出奸臣呢
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強懲罰威脅力度,諸如滅九族,凌遲等處罰手段,這樣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會選擇不造反.不過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有機會時總是會去嘗試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開國功臣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風險愛好者,若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 所以,事後懲罰的威脅對以冒險為業的功臣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震懾意義.那麼以親戚關系來識別呢 從呂後到李世民,從多爾袞到雍正,親戚的血緣,親情約束對爭奪帝位來說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從不會將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據對皇帝是否恭順這個信號來識別奸臣呢 毫無疑問,真正要造反的人對皇帝也照樣會畢恭畢敬,安祿山對唐明皇的肚裡只有一顆赤心的絕對服從令人記憶猶新,這個信號沒有任何意義.那能否逆向思維,認為敢和皇帝爭辯的就是忠臣,不敢爭的就是奸臣呢 可惜,歷史上的權臣是敢和皇帝爭辯的,不敢爭的依然是忠奸難辨.凡此種種,我們用盡心機也無法為皇帝們找到可從功臣中實施忠奸分離的合理信號,當然更不可能找到分離條件.
每個開國皇帝都面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姦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了實際上也只能是這樣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對於皇帝來說,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臨同樣的困境,面臨著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見識了一幕幕鬧劇.
不要問你想做什麼,而要問你能做什麼,功臣們天然有罪,誰讓他們有能力造反呢.學者們說中國是外儒內法,至少在對待功臣上這話是對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賊一樣的人性本惡的哲學思想.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時曾對秘書林克說朱德是個右派,但他組織不起人馬.真是一語道破千古玄機!或許我們可以明白為何朱德能安然過文革,彭德懷卻受盡折磨而死.余英時等人總說毛澤東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其實他們這些新儒家學到的只不過是皮毛,毛才掌握了中國文化的精隨.
筆者一位同學提出一個解決方案.他認為面對皇帝必然選擇有能力造反和無能力造反這個信號進行清洗,功臣們僅作出不造反的承諾是不夠的.為了使自己的承諾可信,功臣們應該交出兵權,在這種行動的承諾下,功臣們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這樣皇帝們可安枕無憂,大家也就相安無事,歷史上"杯酒釋兵權"就是這一方案的經典案例.應該承認,這一方案是極好的,讓很大一部分功臣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但對一個掌握過權力的人來說,這種政治生命的自殺卻不是一件容易選擇的事情.而且,對那些有極高威望的開國功臣來說,只是交出兵權仍然不可能讓上頭放心.比如韓信,漢朝建國之初他就被廢為淮陰侯,兵權盡無,呆在長安無所事事.即使這樣,韓信最後也被滅三族.又如李世民,由於唐朝實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後回到長安其實也沒有什麼兵權,他在長安的實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殺後,李建成的人馬差點把秦王府攻破,後來靠扔出李建成的人頭破壞對方的軍心才奠定勝局.但是,李建成可沒有因為這樣放鬆對李世民的警惕.為何功臣交出了兵權還要被清洗呢
其實用經濟學理論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功臣們的資產除了官位,兵權這些有形資產外,還有不可與其肉體分離的威望,才幹,人際關系和勢力集團這些無形資產.功臣們交出了兵權,但這些無形資產卻無法一起上交.可口可樂的總裁宣稱,即使可口可樂的所有工廠被毀,可口可樂憑借其無形資產也能迅速東山再起.同樣,韓信,李世民等的無形資產足夠讓上頭睡不安枕了.比如韓信,雖然賦閑在家,類似軟禁,但他到劉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噲家作客時,樊噲還是畢恭畢敬,說"大王乃肯臨臣".樊噲在劉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呂後的妹夫,劉邦的老相識,對韓信如此態度,足見韓信在劉邦集團中的威望了.在歷史上,交出兵權應該說抬高了造反的門檻,使皇帝們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號進行甄別時只能分離出一小部分威望極高如韓信,李世民之類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沒有兵權後倒真的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劉邦,他殺的就是韓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經獨當一面的功臣,還囚禁過獨自鎮守過後方的蕭何,而周勃等戰將就逃過了清洗,因為劉邦很明白沒有獨當過一面是很難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對於韓信,李世民這類級別的開國功臣來說,沒有任何信號可以讓上頭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無形資產,當然這就意味著消滅自己的肉體.如果韓信自殺的話,相信劉邦不會滅他的三族,相反會到韓信的墓前掉下幾滴眼淚,說不定還會給韓信的兒子封官,並招為駙馬.李世民就很聰明,沒有任何幻想,果斷地發動了軍事政變,殺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親,霸佔了自己的弟妹,成為中國歷史上開國功臣奪取天下的唯一例證(要嚴格按儒家的標准,被稱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絕對是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人,儒家的雙重標准由此可見一斑).不過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為他是皇族的緣故,遇到的反抗較小,異姓的開國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機會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敗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殺功臣是一個走不出的死結.只有在現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過各種制度限制私人勢力的發展,一方面通過領導人的選舉,使將軍們可以合法競選最高領導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這死結.在選舉制度下,通過參選這個信號,有野心和沒野心的將軍們倒是可以分離出來了.
Ⅱ [求助]1個微觀經濟學的案例分析
timfuhang
的解釋基本上正確，補充一點，電影院半價賣票給老張是理性的商家為了增加邊際利潤而採取價格歧視的做法。因為電影票是有時效性的，如果到開演沒有滿場，那沒賣出去的這場電影票將一文不值，而以較低的價格在開場前一分鍾賣出一張，增加的成本基本上等於零，整個票價幾乎都是利潤。對於爆米花這種沒有時效性約束的產品的邊際成本是固定的（不是近乎零），因此採取價格歧視的做法可能無利可圖甚至虧本。
Ⅲ 用微觀經濟學原理解釋為什麼電影院的爆米花價格不打
這個是因為能銷售出去，如果說是打折的話只有大的爆米花比小的多1元，卻多了將近1倍，這個是合理化煙霧。合理化對於的是顧客，顧客覺得商品價格和質量的合理，而煙幕就是商家對消費者產生的煙幕！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商家用一些看似「虧本」的手段，讓消費者認為劃算而去購買，從而盈利！這就是營銷方法的「合理化煙霧」。希望能幫到你。
Ⅳ 微觀經濟學的案例分析
timfuhang 的解釋基本上正確，補充一點，電影院半價賣票給老張是理性的商家為了增加邊際利潤而採取價格歧視的做法。因為電影票是有時效性的，如果到開演沒有滿場，那沒賣出去的這場電影票將一文不值，而以較低的價格在開場前一分鍾賣出一張，增加的成本基本上等於零，整個票價幾乎都是利潤。對於爆米花這種沒有時效性約束的產品的邊際成本是固定的（不是近乎零），因此採取價格歧視的做法可能無利可圖甚至虧本。
Ⅳ 微觀經濟學 為什麼在決定看電影時，10美元的票價對決策的影響
微觀經濟學中稅收對均衡價格的影響的理解：
在市場價格既定的情況下,對買者征稅時，因為買者比原來多支出，此時，一些邊際買者就會選擇退出市場。
需求量減少，需求曲線向左移動。而此時供給並沒有因為需求量的變動而相應的調整(這也就是市場盲目性的表現)，所以均衡點相比於在沒有稅收時下降了(市場規模縮小,這就是稅收的副作用)。如：假設在沒有稅收之前的市場均衡價格是3塊，在引入稅收後（消費者買一個支付0.5元的稅收）的新均衡價格會下降，比如此時是2.8。則賣者相當於支付了0.2的稅，而消費者實際支付了0.3的稅價。稅收究竟更多的落在哪一方身上，具體要分析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總的來說就是缺乏彈性的一方更多的承擔了稅收負擔。
Ⅵ 根據微觀經濟學的觀點，為什麼供給者要實施差別定價
供給者市商家，商家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盈利，差別定價可以把幫助其實現更大利潤。詳細解釋：
差別定價（PriceDiscrimination）又稱「彈性定價」，是一種「依賴顧客支付意願」而制定不同價格的定價法，其目的在於建立基本需求、緩和需求的波動和刺激消費。
差別定價的基礎是「彈性價格」、消費者效用和信息不對稱。價格彈性表明供求對價格變動的依存關系，反映價格變動所引起的供求的相應的變動率，即供給量和需求量對價格信息的敏感程度，又稱供需價格彈性。商品本身的價格、消費者的收入、替代品價格，以及消費者的愛好等因素都會影響對商品消費的需求。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商家會根據產品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做出不同的定價策略。
1）地理位置不同：如一種產品（書）在國內和國外市場上定不同的價格，國內價格（彈性小）>國外價格（彈性大）
2）產品用途不同：如電話用戶分為企業用戶和居民用戶，企業費用（彈性小）>居民費用（彈性大）
3）消費者的個人特徵：如按年齡不同來劃分電影市場，成人票價（彈性小）>兒童票價（彈性大）
Ⅶ 求電影市場定價策略的案例
在網上搜了一下，找到了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但太長了，摘抄部分如下，具體的鏈接過去看。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有所幫助。
（一）電影放映市場現狀
電影，是一種商品。是商品就要有市場，就要贏利。不僅僅如此。有了市場還要追求更大的市場，爭取讓我們的商品滲透到每一個可以到達的地方。只有這樣，我們的商品才有價值，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健康成長。同樣，有了利潤還要追求更大的利潤，商品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創造利潤。只有創造盡可能多的利潤，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商品的價值。
但是，目前「電影」這兩個字對於我們卻越來越生疏了。原因就是它的市場在逐漸縮小，它的觀眾在逐漸減少，觀眾離影院越來越遠，電影正在與觀眾背道而馳。
為什麼？
主要原因就是電影票價太高，遠遠超出了消費者的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讓大批的電影愛好者望而卻步。調查發現80%的觀眾認為幾十元票價經濟上難以接受。對於工薪階層來說如果電影票價低一些還是願意經常進電影院看電影的。但是普遍認為花十元錢看平庸的國產片是不值的，偶爾看一些進口大片還可以湊合，更何況少則30元、40元，多則80元、90元呢？消費者說這些話表明他們對於電影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實。
例如，2005年1月3日，元旦的最後一天假期，北京王府井電影院掛出的《天下無賊》票價是48元，《加菲貓》是38元，《功夫》是58元，如果要在這兒看完三部片子，就得花144元，而且這還是普通票的價格，如果你想在貴賓廳看電影，價格還得翻番。此外，影城門口有告示牌，不讓外帶食品，消費影城的大杯可樂8元，爆米花10元，讓人感覺進了候機廳。
與票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居民的收入太低了。以2004年為例，廣州人均收入16884元，深圳為27596元，上海16683元，杭州14565元。這樣算下來我國居民的人均月收入也就在1200元到1400元（這只不過是沿海一些發達城市的收入水平。事實上，在欠發達的廣大中西部地區遠沒有這么高）之間，但我國國內的電影票價大多在30—40元之間，一張電影票相當於一個人月收入的1/30，這個比較有點可怕。
票價高了，觀眾怕了，進影院的人少了，觀眾人數自然大幅下降了。以電影重地上海為例，其電影觀眾人數上世紀90年代4500萬人次，但現在卻萎縮到500萬人次。電影院越來越留不住人，這已經成為困擾中國電影發展的一個瓶頸。
觀眾人數少了，票房必定下滑，即使票價很高。1989年時，電影票價為每張0.25元，全國票房總收入為25億人民幣。現在，電影的票價上漲了大約100倍，全國總票房收入卻只有10億人民幣。而依我看來，考慮到物價指數上漲的因素，實際上現在每年的票房總數10億人民幣，只抵得上1989年時市值的5億元以下。也就是說，目前每年的票房總值還不及1989年前的五分之一。
這就是我國電影放映市場現在的生存狀況。票價居高不下、觀眾逐年銳減、票房無法突破就像三座大山重重的壓在電影放映市場及其經營者的肩上。又像一個魔咒緊緊環繞在他們身旁使他們寢食難安。
我們的電影放映市場該怎麼辦？
（二）與以往電影放映市場狀況的比較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電影業開始復甦，看電影是人們娛樂消費的主流，那時電影院放映新片，基本上是場場爆滿。而在今天，電影「高票價」導致的電影消費貴族化，則在使電影觀眾嚴重走失。同時，票房收入大幅下降。
下面我們分別從票價、觀眾和票房三個方面進行比較。
首先來看票價：
建國初期 0.1元 60年代 0.15元
70年代 0.2元 80年代 0.3元
1989年 2.5元 1996年 15元（個別影院20元）
以均價90年代以前每票0.25元計，現在的票價較之漲幅近100倍！而其它商品的價格漲幅遠遠低於電影票價的漲幅。以成都市零售商品為例，90年代以前，大米每市斤0.142元，現在每市斤0.85元，漲幅6倍左右；90年代以前，豬肉每市斤0.85元左右，現在每市斤6.5元，漲幅8倍左右。
再看觀眾數量：
1989年我國電影觀眾有293億，1999年只有3億人次，這說明1999年，我國看電影的人次僅為十年前的1％，2001年已經降至2.2億。我國電影重地上海，電影觀眾上世紀90年代是4500萬人次／年，而現在卻萎縮到500萬人次／年。
最後來看票房：
1989年我國電影票房收入為25億元人民幣，1999年我國票房收入為8．1億元人民幣。票房收入為過去的1/3。據官方統計的結果,2004年一年,我國的電影票房總收入為10億圓人民幣,這其中還包括電影頻道給一些不在院線上映的電視電影的錢,如果單純考慮影院票房，連10億元都沒有。
票價、觀眾數量和票房的如此懸殊的對比，說明高票價已經成為困擾我國電影產業發展的一大瓶頸。
（三）與國外電影放映市場狀況的比較
美國人愛看電影，美國的電影票房動輒上億美元；中國人也愛看電影，但中國的電影票房最高者《英雄》也不過2.5億元人民幣罷了。美國人愛看電影，美國人也有條件看電影，中國人愛看電影，但中國人卻沒有條件看電影。這真是讓人覺得可悲。
美國1990年電影票房是47億美元，以後連年大幅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了94億美元，比2003年上升14%，同時也超過了之前的票房最高紀錄—2002年的93億美元，從而創造了美國電影票房新的最高紀錄。而中國近年來則呈下降趨勢，1992年是19.9億元人民幣，1999年以後就一直在10億元人民幣以下徘徊。
美國2004年人均收入是36000美元，月收入約3000美元，而美國的電影票一般在6美元左右，是月收入的1／500。中國人均年收入2004年廣州人均收入16884元，深圳人均收入27596元，而上海人均收入16683元，杭州人均收入14565元。這樣算下來，中國人的月收入也就在1200－1400元（這只不過是沿海一些發達城市的收入水平。事實上，在欠發達的廣大中西部地區遠沒有這么高）之間，但中國國內的電影票價大多在30－40元，一張電影票相當於一個人月收入的1／30，這個比較有點可怕。
以上是我國和美國的比較，下面再看與其它國家的比較：
韓國：電影票價一般是人均收入的1/150。韓國的票價由發行方、投資方及影院三方來維持，三方從市場經濟規律考慮提出一個適當的價格，根據地方差異有所不同，偏遠地區比這個價格還低。
日本：電影票價一般為成人票每張1800日元（約合人民幣135元），是普通市民收入的1/200。為了留住觀眾，日本女人看一場電影1000日元，約合人民幣80元；日本男人需要多花500日元，也就是120人民幣，但日本人均最低月收入在20萬元，可以買1600張電影票。
法國：巴黎一般工薪階層的月均收入為2000歐元（1歐元約等於10.5元人民幣）。在香榭麗舍大道的UGC影院，三個放映廳的普通票價分別定為8.6歐元、8.2歐元和7.3歐元，學生票為6.7歐元，中午12時開映的影片票價為5.5歐元，12歲以下兒童票價為5.1歐元，另有三人聯票等優惠價。票價的靈活掌握也是巴黎影院經營者經常用的手段，「辦卡觀影」活動在法國較為普遍，18歐元月卡和230歐元年卡很受觀眾歡迎。
義大利：羅馬已實行年卡制，除本人照片外，在一次性交納一定量的購卡費用，在年內觀看任何場次的電影，只要每次交納1歐元即可。
著名影星成龍被問及票房問題時，則表現得非常激動。「我最不願意就是談到票房的問題，我們中國有13億人，票房上了1億元就高興得不得了，而韓國只有4600萬人，卻有1億美元的票房。原因是我們中國人都去看盜版了。而看盜版的原因就是電影票價太貴了，看不起，尤其是一些不發達的地方，票價太貴，導致人們選擇看盜版。所以呼籲一些地方降低票價，讓更多的人去電影院看電影。」
票價高了，進電影院的人數就少了，在電影院進行消費的人數也就少了。在中國的電影院里經常可以見到只有8、9個人的情況。即便是100元一張票，也不過8、9百元。如果票價低一些，影院里有500人，每人買一杯2元的水，影院就會有1000元的營業額。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電影管理者是否也該考慮一下措施，讓更多的人能進電影院，讓人們能看到更多的電影。這可能是振興中國電影放映市場的一條必由之路。
Ⅷ 求助微觀經濟學的一道題
可以。很典型的價格歧視現象。對於航空公司來說，以150元的價格出售空座位票，比空座飛行節省成本。實際上很多航空公司機票超售問題正是由於價格歧視思路下的打折優惠造成的。
電影院同一電影不同時段票價有差異。
Ⅸ 從微觀經濟學角度如何看待階梯電價
階梯電價是「高峰負荷定價」
高峰負荷定價 (Peak-load Pricing)是時間差價的一種形式。在對某些公共企業的產出的需求可能會隨時間而大幅度變動的情況下，會出現高峰負荷定價問題。高峰負荷定價最適合於供應缺乏彈性的產品。此時，供應商完全能預測需求的增長，因而能夠進行系統化的價格上調。如在電力生產中，超產或貯存產出是不可能的或代價極高的。解決的方法包括：在不同時期收取不同的價格。在高峰期與非高峰期收取不同的價格對壟斷者是有利的。實行高峰負荷定價也可以改進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因為高峰負荷定價使價格接近於邊際成本，這將使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的總額最大。每年的「春運」期間，鐵路、公路、民航提高票價也屬於一個典型的高峰負荷定價問題。
負荷定價法的特點
在電力、煤氣、自來水、電信等行業，按照需求的季節、月份、時區的高峰和非高峰的不同，有系統地制定不同價格，以平衡需求狀況，需求處於高峰時，收費最高；需求處於低峰期時，收費最低。例如，電力的消費在炎熱的夏季往往形成耗電高峰；而在每一天里，往往是白天形成高峰，深夜則是耗電的低谷。又如，在每個周末，特別在每年的節假日(如五一勞動節、國慶節等)，一些旅遊勝地(如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經常人滿為患；而電影院的上座率一般白天較低，晚上較高。
一般地，在消費的高峰時間，需求是較為缺乏彈性的，而在消費的低谷，需求的價格彈性則往往是充足的，因此，在高峰時間應定較高的價格，而在低谷時間應定較低的價格。例如，對電力的消費來說，為了減弱其波動性，特別是減弱一天中的波動性，企業可以考慮對高峰時間制定相對較高的電價，而在低谷時間給予低價優惠。但這樣定價的效果要看電力消費的對象是否對電價有彈性。對一般居民來說，通常並不會因為深夜的電價較低而半夜起來用電水壺燒水，因此這一策略只是對大量耗電的生產性企業比較有效。
高峰負荷定價的影響是兩方面
一方面，由於邊際成本遞增，高峰期產量增加，邊際成本也會增加，根據邊際成本定價的原則，價格應該定得更高。
另一方面，高峰期的需求更大，可能出現需求量大於供給量的狀況，提高價格可以減少需求量，使市場調整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