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弘揚中國電影文化

1.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2. 中國的電影主要弘揚的是什麼樣的價值觀

電影是一種要在市場上流通的大眾文化產品，如果在文化價值取向上脫離了時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離了社會的共同認可，其市場前景必定黯淡

電影，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產品，與一般的商品相比，其特殊性在於它的內容層面必定會涉及人類的情感、道德、文化、精神等諸多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又都涉及特定的文化價值觀。基於電影產業的這種特殊屬性，我們必須對電影產業的發展設定相應的價值傳導目標，這個目標既應當包括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價值「植入」電影的敘事體系之中，同時，也包括將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滲透進電影的故事情節之中。

不尊崇「叢林法則」——

表現正義與人性的世界才能得到觀眾認同

文化價值觀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化所體現的關於生活方式、社會理想、精神信仰的基本取向，它決定著人們在政治、社會、倫理、藝術領域對於是非、善惡、正邪、美醜的基本判斷。什麼樣的東西值得珍惜，什麼樣的東西不值得珍惜，什麼樣的生活有意義，什麼樣的生活沒有意義，什麼樣的思想能被認同，什麼樣的思想不能被認同，都是由人們的文化價值觀所決定的。

一部影片不管講述的是什麼時代的歷史故事，不論採取的是什麼種類的敘述方式，文化價值觀都會深深地「嵌入」影片的敘事內容中，都會「浸入」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在許多情況下，電影所承載的價值觀是從觀眾並不在意的故事情節中流露出來的。就像影片《趙氏孤兒》，在孤兒從屋頂上縱身跳下的那一刻，屠岸賈收回了他張開的雙臂，故意讓孩子重重地跌在地上，讓他從肉體的痛苦中明白：這個世界上誰都不能相信——自己的乾爹也不例外——能夠相信的只有自己手中的刀劍，這就是屠岸賈灌輸給孩子的以「叢林法則」為核心的價值觀。他要在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一種冷酷的功利哲學，並以此作為他安身立命的處世之道。此後，在孩子重新回到屋頂上想拿回寶劍並且再次從屋頂跳下來的時候，程嬰走上前牢牢接住了他！程嬰是在用自己的行動告訴孩子，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刀劍更值得信賴的力量，這就是父愛！趙氏孤兒沒有信奉其乾爹的功利哲學，因此在人生的價值路口沒有選擇強權，而是選擇了人性。他體現出中國電影所嚮往的人類理想是一個與「叢林法則」的價值體系相背棄的正義的人性的世界。

現在，我們不能將人性視為好萊塢電影的專利，在人類價值觀的天平上，中國電影同樣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如果說，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敘事主題是為了讓一個普通的士兵在慘烈的戰爭中活下來，那麼，中國電影《集結號》的敘事主題則是為了讓那些死去的普通士兵擁有生命尊嚴；一個關注的是普通人存在的生命價值，一個關注的是普通人犧牲的意義；一個是通過防止人的自然死亡來強調生命的意義，一個則是通過拒絕人的符號性死亡，來強調人的精神價值。
不信奉「娛樂至上」——

電影市場競爭的關鍵是價值觀的被接受度

電影體現的價值觀，歸根究底要落實到作者對於人物性格、人物命運的表現上。《歲歲清明》中富家子弟尹逸白與農民的女兒阿敏之間的情感是這部影片最成功的敘事玄機。在尹逸白犧牲後，阿敏與父親厚葬了這位抗日英雄，這里看似並沒有什麼令人震驚的舉動——令人震驚的是這厚葬的儀式竟然整整延續了阿敏的一生！從17歲的阿敏在墳塋前深深默哀，到中年的阿敏在墓地旁靜靜陪護，一直到弓腰駝背的阿敏在墳前的默默敬守……影片用十幾秒鍾的鏡頭語言展示的是阿敏用其一生守護著的感情。在此之前，他們連手都沒有拉過，可是，他們之間朦朧的個人感情在尹逸白為國捐軀的瞬間得到了驟然的升華！他們對真情的忠誠使我們從內心為之感到驕傲。

一部電影的價值觀能不能被觀眾所廣泛接受，是目前中國電影市場競爭的關鍵。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導致了電影在敘事邏輯方面的差異，敘事邏輯的差異又形成了心理認同機制的差異，而不同的觀眾心理認同機制則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費取向，不同的文化消費取向最終導致了電影觀眾市場的分流。在這個由文化價值觀所造成的市場格局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觀眾的文化價值取向，以及這種價值取向主導的審美趣味。為此，處於市場競爭中心地帶的電影產業必然同時處於文化價值表達的核心地帶。

在影片《畫皮2》中，妖狐小唯曾經為了救人而自毀妖靈，違反妖界的禁令，被冷凍在寒冰之中達五百年，這表明她在影片敘述的前史中已經站在了與人類相同的價值基準線上。在神雀兒將她從冰天雪地中救出來後，她一直都夢想變成人。小唯曾經問雀兒：「你有過人的體溫嗎，有過心跳嗎，聞過花香嗎，看得出天空的顏色嗎，流過眼淚嗎，世上有人愛你、情願為你去死嗎？」這些只有人才能擁有的感覺，是小唯最想得到的生活。她最後不惜用自己美艷的皮膚換得靖公主的人心，下嫁到天狼國與虎狼為伍，就是想要體驗那種雖然短暫但卻幸福的人類生活。對人類世界的神往成為影片突出的敘事主旨，也成為影片著意表達的一種價值取向。由此可見，就是在娛樂功能佔主流的商業電影中，中國電影依然在講述著自己珍視的價值觀念，而沒有完全信奉「娛樂至上」的商業取向。

一部影片在文化價值觀方面的正確與否，對於這部電影市場營銷的成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設定一部電影的文化趣味，如何確定一部影片的文化主題，這些其實都是影響一部影片市場盈虧的重要因素。電影，歸根究底是一種要在市場上流通的大眾文化產品，如果它在文化價值取向上脫離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離了我們這個社會的共同認可，其經濟市場的前景必定黯淡。所以，建構中國電影強國的時代使命，並不僅僅是一個電影的經濟學命題，同樣也是一個電影的文化價值建構與傳播的命題。

3. 電影應如何更好傳播中國文化

電影首先應做到質量沒問題，多拍一些有中國內涵，中國文化的片子，讓看電影的人，從影片中了解中國文化，學習中國文化，到最後才能弘揚和傳波！

4. 如何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將傳統文化產業化,時代在發展,有些事物必然是在歷史的洪流中必然會被淹沒,這是歷史的必然性,這是大勢所趨,為將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只能順應歷史的潮流,將傳統文化融入到商業產業中;

2.
將傳統文化融入影視行業,可以藉助電影對傳統文化知識進行宣傳和普及;

3.
文化管理部門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影響力,針對每個不同的傳統文化行業制定不同的保護和發揚機制;

4.
引導民間人士建立一些學會、研究會、協會等民間保護和發揚組織結構;

5.
建立多種傳統文化保護籌集渠道,文化管理部門要根據各個傳統文化的特點,制定相應的經費預算,對總體經費進行統籌分配使用;

6.
建立傳統文化學校或是培訓班,讓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和發展等

5. 現在的電影只追求票房而不求品質

你好！
所謂票房不是中國電影的全部，並不是說中國電影可以輕視票房。某種意義上講，票房是電影產業發展的基本保障，是衡量當下電影產業市場化程度的主要參照物，也是考量特定國家電影產業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尺。世界電影大國都注重票房，甚至以票房對GDP的貢獻最大化為榮。就中國電影而言，電影產業是文化產業進程中市場化的馬前卒，雖然產業化之路僅有十餘年，但票房業績的迅猛增長已經證實了中國電影市場化的正確選擇。我們比任何時期都應當重視票房的重要性，應當正視電影產業的經濟屬性，換句話說，電影產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物質力量應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常識。
其實，市場經濟體制註定了票房是電影產業發展的主要內驅力，追求商業利潤和資本增值是電影產業的分內之事。再往深處說，無論電影作品思想多麼深刻，藝術價值何等非凡，如果沒有電影資本的豐厚積累和良性循環，就無法保證電影作品的再生產，拒絕票房的電影多半會在「窮困潦倒」中銷聲匿跡。如此，電影的「大眾化」歸宿和「化大眾」使命就是一句空話，電影服務人民和時代的藝術承諾恐怕也難以兌現，電影領先於傳統媒體的獨特優勢更難以找到用武之地。總之，無法進入市場被大眾所接納和認可的電影很難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之作。所以，我們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實現中國電影的可持續繁榮發展，必須正確看待票房在電影產業坐標體系中的獨特存在。
擔當藝術功能
市場化不該損失文化精神
票房固然重要，但是票房並非中國電影的唯一。健康的中國電影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商業性的票房利潤指標，一方面是藝術性的文化精神指標。在這里，商業性是藝術性的基石和保障，藝術性是商業性的引領和升華。
誤以為高票房就等於電影的成功，瘋狂炒作和造勢去忽悠票房，而不是用口碑和品質去贏得尊嚴，甚至時常出現「票房注水」和「挖牆腳」等諸多不雅鬧劇，這讓中國電影多少有些迷失了健康良性的發展方向。
只要票房利潤指標，電影作為審美意識形態化世導俗的獨特功能可能會被低俗和惡俗的生活沉渣所淹沒，在資本邏輯的助推下「黑黃賭毒暴」就會壟斷銀幕，污穢低俗的價值觀念就會大行其道，絕對的市場化必將掏空中國電影的文化品質與精神內涵，絕對的票房指標也讓中國電影留給人的思考空間和文化內容甚為干癟。長此以往，觀眾中間出現「淺思維」和「淺文化」的現象難以避免，只相信現象、不相信本質，只相信印象、不相信思考，只相信傳言、不相信事實，貿然質疑一切，武斷懷疑一切，患上難以治癒的浮躁病和狂躁病，這對於社會健康發展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內傷。
當然，倘若只尊崇文化精神指標，忽視電影「高起低落」的大眾化旨歸，一味地追求「高起高落」和「雲山霧罩」的深奧性，把大眾藝術硬生生地拍成了小眾藝術，如此高蹈務虛、不接地氣的電影也很難深入人心。從常識上看，無法走進觀眾的藝術通常不會獲得觀眾的接受，無法讓觀眾接受就談不上影響觀眾，無法影響觀眾就難以培育大眾的審美趣味和陶冶國民的文化情操。
在商業性和藝術性之間
構建中國電影的文化體系
中國電影的發展之路，既不能極端追求票房的商業性，也不該無度尊崇藝術性，重要的是在創作中掌控和拿捏好商業性與藝術性之間的「度」，做到「有商業的藝術」與「有藝術的商業」之間的和諧一致，從而達到鹽溶於水，有味而無痕的境界。因此，扭轉票房與藝術之間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是當務之急。
一方面，要堅守並繼續拓展中國電影的市場化成果，雖然票房整體的蛋糕做得很大，但票房前三名依舊沒有烙上中國印記，說中國電影市場化已經成功還為時尚早。另一方面，要下決心著手構建中國電影的文化模式和文化體系，旗幟鮮明地弘揚中國文化精神，勇敢地表達當代的文化訴求和文化理想，勇於參與中國文化的整體提升和國際傳播。
就此，不妨從三個角度去尋求突破：首先，要創作一批敢於面向過去的回望歷史的電影作品。當代中國電影文化的構建離不開對過往社會歷史、文化遺產與民族精神的審視，實現傳統文化的當代轉換是中國電影文化建設的本分和職責。像早年的《紅高粱》等電影，通過對歷史文化精神的思考，來照亮和引領現實人生的征程，具有中國文化的深度和民族精神的厚度，時隔多少年都讓人難以忘卻。
其次，要創作一批敢於面向現實的觀照時代的電影作品。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苦難和艱辛，房價、醫療和教育的高成本即是當今社會繞不過的話題，中國電影應在此處用良知去表現普羅大眾的現實煩惱和內心情愫，藝術性地表達對現實人生的人文關懷和撫慰。倘若說藝術是時代的良心，那麼沒有現實關懷的電影藝術就是時代的不孝之子。早年以現實關懷為使命的《鄰居》、《人到中年》等作品，讓人由衷懷念它們為人民大眾而生的品質，相比之下，今天許多過目即忘的電影多半隻是為名利而生的商品罷了。
再次，要創作一批敢於面向未來展示想像力的電影作品。藝術是民族前進的引路明燈，不僅應當為民族發展指點迷津，而且應該為社會進步提供希望與信念。面向未來的想像性藝術不是天馬行空般的烏托邦，而是基於現實困境和現實訴求的合理想像和理性預言，譬如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好萊塢電影《阿凡達》、《2012》都屬於面向未來的想像性藝術創作典範，它們為人生與社會超拔苦難點燃希望之火。當然，這些作品想像的根基多立足於現實境況，因為任何脫離現實的理想都不會具有恆久的生命力。
毫無疑問，中國電影文化模式和文化體系的建立不該也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出現，電影文化只有融入中國文化整體提升和整體轉換的大格局中方可大有作為。沒有成熟的當代中國文化，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當代電影文明，對此，我們應在清醒中努力探索，走出一條文化自覺和文化先覺的特色之路。

6. 從電影的角度如何弘揚傳統文化

有句話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電影是一種文化的承載，一個故事的講述載體。

一個故事總是發生在一種文化之下，這種文化就是故事發生的背景。
很多時候，我們了解到的傳統文化都是那些糟粕，勾起人們對舊社會的仇視，對現實的滿足感。
很多正確的傳統觀價值觀都沒有正確的被傳達，導致我們很多年輕人對自身文化認識 很片面。
《摔跤吧，爸爸》之所以進來在中國如此牛掰，因為人家表現的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只要你說好自己的故事，就能被世界認同。
我們的電影現在真正說故事重民生的已經很少了

7. 中國電影有什麼特點

中國電影主要特點有以下幾個：

1、堅持和發展革命的現實主義道路，堅決執行雙百方針，題材廣泛，反映生活中各類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如《天雲山傳奇》、《喜盈門》、《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環》、《血，總是熱的》、《傷逝》、《駱駝祥子》等影片。

2、尊重藝術的客觀規律，創造出各種真實生動的銀幕形象，塑造了各類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義》、《西安事變》、《廖仲愷》等影片對革命領導人進行了多角度的刻畫，對蔣介石等歷史人物能實事求是地按照歷史本來面目表現。

3、在風格與樣式上趨於多樣化。由於題材領域的擴展，使藝術家們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特長，探索自己最適宜的風格、樣式，表現最完美的內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編導拍攝了一批有一定實驗意義的探索性影片，如《黃土地》、《青春祭》、《良家婦女》、《黑炮事件》、《獵場札撒》、《老井》、《紅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別姬》等。在電影創作繁榮的同時，電影理論研究也空前活躍，並在相當多的創作人員中發生影響。

8. 如何落實推動影視文化內容生產創新

文化傳承創新是文化建設的基本內容，是文化發展繁榮的基本規律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於凝聚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起著重要的紐帶和基礎作用。其中諸如以人為本，講究誠信，強調和諧，重視教育，倡導德治等等，在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文化建設中，仍然是重要資源。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對於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國人民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先進文化是健康的科學的向上的，是代表未來發展方向，推動社會前進的文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它影響人的精神和靈魂，滲透於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是否擁有先進文化，是否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決定一個政黨、國家和民族的素質、能力和興衰。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中國先進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源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和精神家園，體現了民族的認同感、歸屬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傳統，就如同浮萍，沒有了根，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園。文化認同與文化傳承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基礎和繼續發展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當然，人類已經進入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沖擊，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競爭中生存與發展，核心是文化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種文化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即使是優秀的文化傳統，也要適應時代的需要，實現現代性的創造性轉化，同時融入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市場精神、法治精神、競爭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只有永遠保持創新精神，才能譜寫新時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賦予其新的內涵與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就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發展道路，在這里，悠悠古韻與勃勃生機是有機結合的，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是內在統一的。傳承是基礎，創新是生命，兩者不可偏廢。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
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著力推進文化建設的現代化、生活化、社會化、教育化、網路化
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有一套具體的做法和合適的路徑。中華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但是五四以來在文化方面總的看是破的多，立的少，從近百年來的文化討論來看，一些相同的主題幾乎過幾年就被重新提起，老是在批判傳統——重建傳統——再批判傳統——再重建傳統里兜圈子。結果是，在如何繼承優秀傳統文化方面，我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再猶豫彷徨了。要從娃娃抓起，從最基礎的典籍著手，從最基本的文明禮儀和規范做起，在文化建設方面多做扎扎實實的工作——
現代化。這里的現代化主要指的是現代化的科技手段。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既有物質文化遺產，也有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加強規劃，加大投入，特別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認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實保護我們的文化瑰寶。
生活化。逐步使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成為日常生活規范。培育與人為善、樂於助人的道德情感，見利思義、顧全大局的行為准則，形成相互尊重、禮讓寬容的人際關系，互諒互讓、友好協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風尚，創造關愛他人、團結互助、維護公平、伸張正義的社會氛圍。
社會化。使中華文化走入社區和社會，改造和發展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民間風俗禮儀，開展豐富多樣、健康有益的民間民俗文化活動，保持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記憶和文化傳承。
教育化。使中華文化成為小學、中學的重要課程。要切實做好中小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各學科課程都要結合學科特點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在全國中小學生中廣泛開展典籍誦讀活動。
網路化。要把中華文化的豐厚資源與現代數字、網路技術結合起來，使網路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使更多的人了解傳統文化，喜愛傳統文化，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
傳統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矛盾體，需要具體分析。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進行文化創造，倡導和發展中國先進文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基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進行文化創造，必須堅持——
以科學發展為主題。必須抓住和利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輿論支持和文化條件。
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必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個方面。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
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維護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讓全體人民共享文化改革與發展成果。人民群眾是文化發展的主體，也是文化消費的主體。文化的發展繁榮不僅要體現在文化發展的良好環境和氛圍，出人才出精品，歸根結底要體現在人民群眾的文化消費數量增加，質量提升，內容充實，形式多樣，人民群眾呈現出良好的精神風貌和文化形象。
以改革創新為動力。要以更大力度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必須加快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要推進文化觀念創新，文化內容創新，文化業態創新，文化機制創新，不斷激發人民群眾的文化創造活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9. 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策略 建議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有了新的氣象，每年一度的華表獎、金雞獎、百花獎、百合獎、童牛獎、評選出的多部電影精品和優秀影片足以說明了中國電影的非凡進步，使我們感受到了創作者們不但繼承和延續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國電影的第二次高潮的經驗和傳統，而且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創作者們在現實題材領域里的堅持不懈與開拓，探索和創新能力又勝於以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中國的電影導演是與時代同步的。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電影導演，特別是第四代電影導演，對於電影市場化的不適應，面對眼花繚亂的市場一時不知所措，一些看起來挺不錯的作品卻受到了市場的冷淡，一些挺不起眼的東西卻受到了市場的青睞。市場說，電影雖然是藝術但它首先是商品，要求即時消費即時賺錢，你可以弘揚民族文化，但在市場上即時找到買主才能站得住腳，市場不承認文化功能，只注重商業價值。例如，廣大農村是中國電影最具發展力的市場，據文化部一項專門調查顯示，全國縣鄉鎮的電影院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以停映或租借改作其他行當，幾年看不到一場電影。雖然政府努力想改變這個局面也出了不少資金拍攝給農民看的電影，但是這局面還是沒有根本改變。
一位朋友勸我拍拍武打片或者城市片吧，拍農村片觀眾少，同樣費力卻不討好。當時我不得其解，我認為不論什麼題材的電影，只要拍得好看就會有觀眾。轉而一想，朋友說的也不無道理，這大概是中國進入新時期以來，中產階層的迅猛崛起所帶來的強勁的中產階級文化氛圍所致吧，這個階層所面對的是一個物質化了的世界，他們講娛樂，講休閑，什麼「好看」看什麼，什麼「好吃」吃什麼，消遣成了他們看電影的主要目的。為此，一些影視快餐挺適合他們的口味，他們與「思想」 的節目無緣，大凡涉及到的所謂「思想」也是金錢的概念。也難怪，投資人是講回報的，製片人是講利潤的，他們認為投資農村片是無利可圖的。特別是前一個時期，整個社會都比較浮躁，一個基本的心態就是想發財想暴富，都想盡快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這不是說我們民族的心理出現了什麼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還是社會的進步呢。我是說，我們當電影導演的，必須直面這個社會現實。我想，隨著市場經濟的秩序化，使得這樣一些投資人對農業農村農民會有新的、深刻的認識，會逐漸地對農村題材的作品感興趣，他們面對自己經營的艱難，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心態，因為他們在成功之前也是平民百姓。盡管強大的中產階層可以給平民百姓帶來利益，但實現中國的全面小康生活的關鍵，還是在農業農村農民，他們的事情解決不了，中國社會的全面繁榮就無從談起。
我始終認為，問題還是我們電影導演自己，因為題材本身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和觀眾的多少，無論什麼題材，只要拍得好看，就能贏得品位和觀眾，真正的觀眾要求真正的導演，給他一個令人感動的人物形象，有了一個令人激動不已的故事，你的作品，市場就接收了。
由於市場經濟，許多製片人和藝術家受到利益的驅動，紛紛去拍賺錢片，這無可非議，好萊塢的電影產業，目的就是賺錢。可我們是中國，中國有中國的國情，硬去效仿美國並不見得會給你帶來什麼益處。不要迎合「商業」而去拍「商業」，不要迎合觀眾而去拍「趣味」，那樣反而失去了商業和觀眾，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理順自己的思路，更多的關注現實題材，因為現實是觀眾最為關注的，可以這樣說，誰最關心平民百姓誰就擁有了觀眾，這是古今中外大量的名著名片所證明了的。當然，現實題材的創作不能浮躁，不論市場怎樣喧囂，我們不能為蠅頭微利所惑，不能丟掉我們對電影的熱愛之情，需要真情投入，需要一種崇高的責任感。現在一提責任感，許多影視人都呲之以鼻，好像這是過了時的話題。如今時興的說法是按著藝術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這話沒錯。我所說的責任感是創作者內心深處的東西，真正的責任感是誕生優秀作品的基礎，特別是導演，一個導演連一點責任感都沒有，很難想像他能拍出有人生況味、有深度的作品。我在拍戲的時候，就要求大家心中都要有一種責任感，一個盲人過馬路，你去扶他一把，你就崇高，你去嘲笑他，你就淺薄，而我們攝制組要的就是這種崇高，把這種崇高作為拍好戲的目標，我相信會有好結果。我覺得，創新和審美品格，都是在劇中人物身上體現的，千萬不要從概念出發。誰都知道人有千面，人各成章的道理，做文章也是文無定法，可為什麼偏偏在創作電影作品的時候，一涉及現實題材的主人公便概念了呢？這當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就創作者來說，是一個想像力的問題，究其根本，是能不能真正的深入生活，在生活里發現令你眼睛一亮的東西。這也是一個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的問題，藝術家的責任，就是揭示真理，說真話。
電影是20世紀受大眾喜愛的一門藝術，中國電影至今也快百年了，歷史己經證明，電影自身的發展在一個世紀中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有人認真地研究和考查了中國電影，說從電影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敘事電影將可能形成六種電影形態，即影院電影、電視電影、網路電影、電視劇、網路劇、電影劇。我們很快就會進入一個不用膠片的數字電影時代，21世紀的中國電影在製作上將完成一個由拍電影到書寫電影的轉換過程，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可以設計出與演員一樣的數字演員，隨著計算機的不斷完善，數字演員的表情和姿態將會和真人一模一樣，日本已經有人寫文章，說應當考慮被拍攝對象從攝影機前面消失的問題了。到那個時候，電影美術師和攝影師的概念，電影劇作和電影導演的概念就難以確定了，那樣的電影很難說是拍出來的，因為它不是拍電影的概念。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隨著科技的發展，這種狀態的電影時代很快就要到來。我們電影導演應該有這方面的准備。
就我個人來講是非常不願意看到這樣的電影時代的到來，那種電影很難定義為電影，那是另一種東西，肯定不是電影。電影就應當是人拍出來的，而不是科技出來的，任何科技都應當是電影的輔助手段而不應當成為目的，數字人畢竟是科學而不是真的人，它的情感體驗是數字化了的，模擬得再逼真它也是虛擬的世界，就像電腦游戲機。如果作為電影的一個品種出現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替代電影則是不可以的。敘事電影是人的情感體驗，情感這東西科技怎麼能替代？就像人不可以克隆一樣。為此，不論電影變化多少媒介方式和藝術形式，我相信用真人扮演的電影是不會消失的，會長久地活躍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當中。
未來是預測，重要的還是現在。中國電影若要繼續發展前進，就必須按著電影的自身規律辦事，認真地遵循市場規則，讓市場和歷史檢驗我們的作品，只要創作者能夠不斷地積累知識，吸收和參照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精心製作自己的電影作品，努力提高自己的電影文化水準，才能與人類文化和文明進程同步。

10. 運用文化生活知識，談談應如何更好地推動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

一個民族的文化，總是在繼承和弘揚自身傳統中發展的，在借鑒和吸納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中豐富的，在反思和推動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實踐中更新的。在文化建設中，必須正確處理好繼承、借鑒與發展的關系。 先進文化應該是開放的。要以博大的胸懷，大膽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優秀的精神文化，使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作用。凡是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提高人名的生活水平的外來文化和優秀思想成果，我們都要借鑒汲取。同時，在借鑒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也要警惕和抵制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生活方式的影響，警惕和抵制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既反對盲目的排外主義，又抵制「全盤西化」，博採眾長，開拓創新。 文化具有繼承性。任何時代，任何文化都是最以往文化繼承和發展的結果，同時又各自有不同的時代特點。中華民族是一個有五千年燦爛歷史文化傳統的偉大民族，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生動反映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偉大實踐與創造，是中華民族奉獻給人類文明事業的寶貴財富，為推動人類的進步與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要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自覺地汲取歷史傳統遺留下來的精神養料，用以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內涵。同時，對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實踐著加以發展和創新。總之，對於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我們應以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為指導，尊重文化發展的規律，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需要出發，批判地繼承中外歷史文化的成果，從而創造性地建設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新文化。 文化發展的中心環節：加強思想道德建設。道德本身具有時代性，道德總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被賦予新的內涵，這就要求不斷加強思想道德建設。 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榮辱觀是人們對榮譽和恥辱的根本看法和態度，屬於道德范疇。 P.S.參考資料：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完全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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