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一部電影做美學評價

① 論述如何運用基本的藝術理論分析和評價一部好電影

1、從整體上把握作品的整個思想體系。從頭到尾，從各方面來認識作品的總體傾向。

2、分析具體的藝術形象。主題是從作品的藝術形象中體現出來。主題的提示，須在具體藝術形象分析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主題不是夾雜、安排在作品中的幾句評論，只有挖掘形象的深層意蘊，找出作家的思想感情，才能概括得准確。

3、重視人物形象。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體現了作者的感情合理性。為提示作品的主題，必須認識、分析主要人物形象。 第四、研究情節。情節安排，不單純是生活的直接展現。

4、評主題。主題是藝術作品所描繪的整個形象體系中表現出來的中心思想，又稱主題思想，主題是作品內容核心，是作品的靈魂與統帥，既貫穿全部作品，又在其中起到作用。 主題，從作品中體現出來，又包含著作者對社會生活的認識、評價，滲透著作者的美學理想和社會理想、世界觀。

5、評演員。演員對角色的表演 演員對角色的表演是在導演對影片的總體要求下進行的，有一定的限定性；同時又是在自己對角色的理解的基礎上來完成，有一定的自由性。

(1)如何對一部電影做美學評價擴展閱讀

可以說在電影百年的歷程中，創作啟發理論，理論推動創作，成為一個交互發展的過程。電影理論的發展和各次重要的電影創作運動緊密相關。蘇聯學派的探索、法國和德國的先鋒派實踐以及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分別啟發了蒙太奇理論、先鋒派理論和真實美學的建立。

法國新浪潮運動與法國電影手冊派交相輝映，享譽世界。愛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論和巴贊的長鏡頭理論深化了我們對電影的認識；電影作者論則強調了導演的核心作用，加強了對電影實踐的指導。而好萊塢的製片廠體制、類型片模式及後來的新好萊塢獨立製片是電影產業化的典範。

完全導演論則在電影作者論和製片人中心制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導演的完整職能以及與投資人的關系，建立了從新好萊塢、新浪潮到新生代的導演模型和導演資本制的應用原則。

② 如何培養自己高雅的電影審美情趣

從近幾年到近幾十年間，中國人，從學術界到新聞界，直到一般民眾，對一些國際性的文學、電影、美術、音樂等獎項都傾注了很大的熱情。這種情感也許與拿奧運金牌和申辦奧運屬於同一性質。如果說有什麼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全球化意識的話，這也許是。外國人也很高興，因為一個過去的「中央帝國」畢竟對他們搞出來的東西在意了。中國的文學藝術事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被世界承認的需要，這種世界的承認反過來又在推動國內的承認。於是，「只有中國的才是世界的」這個口號失去了誘惑力。你的東西固然是中國的，但只是一心追求它的中國性，而不想「世界」那一面的情況，那隻能孤芳自賞。這時，就會另有一些人感到，這是抱殘守缺加守株待兔。新的流行口號是，「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國的」。挾洋人以自重。外國人都承認了，中國人也就只好承認。體育運動中就是如此，拿一個世界冠軍，勝於十個國內冠軍。文化上似乎也應如此。這個口號的倡導者們摸准這一點，開創著一個又一個打出去再打進來的事業。這么做，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對於我們這里的討論來說，贊成與反對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澄清這種態度背後的理論意味。作為這個工作的第一步，我想問這樣一些問題：一個為不同文化所共同認可的最高文學或藝術成就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話，它的根據是什麼？有沒有普遍的文學與藝術標准？或者說，有沒有絕對美與絕對藝術存在？

一、對審美與藝術標准探討的歷史與現狀

對文學藝術的世界性評價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美學問題。它包括縱向的美的標準的時間性與橫向的美的標準的空間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在中國，美學的討論都是圍繞著時間性而展開的。

圍繞著美的標準的時間性，形成的是一種關於美的標準的歷史變遷的思考。它首先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對浪漫主義式對絕對美的概念的批判，後來則表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兩種不同的解讀。

為了論述的簡便起見，我想以一個例子為焦點來概述這場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的爭論。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有一句名言：「彌羅島的維納斯大概比羅馬法或者89年的原則更不容懷疑。」[1] 普列漢諾夫在回應這句話時，說出下點幾點意思：（1）「非洲的霍屯督族人不但完全不知道1789年原則，而且對彌羅島的維納斯也是一無所知。如果他看見了彌羅島的維納斯，他一定會對她有所『懷疑』。」（2）「基督教的……聖像崇拜者對彌羅島的或其他所有的維納斯都表示極大的『懷疑』，他們把所有的維納斯都叫做女妖，只要有可能就到處加以消滅。」（3）「歐洲人愈是具備宣布1789年的原則的條件，彌羅島的維納斯在新歐洲就變得愈是『不容懷疑』了」。（4）「絕對藝術」「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不曾有過。」[2] 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一是浪漫主義式的絕對美與絕對藝術的觀點，一是認為美是由社會所決定的觀點。

這個爭論當然遠不是從屠格涅夫和普列漢諾夫開始，也遠不是到他們那兒為止。在他們之前，歐洲浪漫主義的「純粹藝術」觀與藝術社會學派的爭論就顯示出了這種差別。[3] 在20世紀中後期的蘇聯和中國，美學界不約而同地形成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存在著永恆的、客觀的美，從無機的自然、植物、動物，再到人，這個進化的階梯中每一步都有美，都顯示出美的發展。[4] 對於這種美，人只能去發現它。一物過去不被認為是美的，而現在卻被認為是美的，並不說明美是由社會所決定的，而只是說明，社會為人們對（一種客觀存在的）美的認識提供條件。於是，霍屯督人不能認識維納斯的美，是由於他們缺乏審美能力；聖像崇拜者們宣布維納斯為女妖，是由於偏見遮住了他們眼睛。

對此相對立的是另一種看法是，即認為並不存在著永恆的美，也不存在著「絕對藝術」。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都會有自己的美的典範和藝術理想。於是，對於霍屯督人和歐洲中世紀的聖像崇拜者來說，彌羅島的維納斯並不美。[5] 這種觀點的依據是歷史進化論。在不同的時代，由於人的社會實踐，特別是生產方式的不同，人的意識，包括對美的意識也就不同。美是由人的這種社會實踐所決定的。由於人的社會實踐具有客觀性，因此，美也具有客觀性。但是，這種客觀性不是永恆性，美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6]

從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國學術界對這一美學上的爭論持放棄的態度。在這一時期，有關美學與藝術的研究在其它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然而，很少有人再回到這樣一個在一般人看來太具有形而上學意味的爭論之中。然而，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是繞不過去的。沒有了理論，我們就只能滿足於感性的批評和更具現實意味的政治意識形態批評，並將之冒充為理論。

讓我們回到霍屯督人、希臘人、中世紀人和文藝復興後的西方人這一區分上來。這個例子在人類學研究中可以形成兩種解讀：一種解讀大致說來，可以說是屬於19世紀的解讀，另一種則是20世紀的解讀。

按照19世紀，或者雖活到了20世紀，但在19世紀形成其基本的思想方法一些著名的人類學家，例如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泰勒（Sir Edward Brunett Tylor, 1832-1917）、弗雷澤(Sir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塗爾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等人的觀點，人類的歷史社會組織和思維形態必然經歷一系列的進化階段。例如，摩爾根就按照人類的生活資料的獲得方式與人的社會組織形態等標准，將人類的歷史分為蒙昧、野蠻到文明這三個時期。在摩爾根的筆下，現代原始民族的資料，考古學家所發掘上古文化遺存，與有文字記錄的歷史學資料都用來填補一個構造出來的人類總體歷史框架中的各個空白點。於是，現代的易洛魁人代表了人類在古希臘以前的一個階段，前者是氏族社會，後者則經歷了氏族社會解體，人類進入到文明時代的過程。[7] 再如，弗雷澤持人類思想方式的進化主義觀，認為人類經歷了一個從巫術經宗教再到科學的思維進化過程。[8] 這些人類學家們受到斯賓塞的進化論影響，具有一種普遍主義的世界觀，認為全世界的人類都會經歷大致相似的進化過程，在進化的不同階段，出現大致相似的思想文化特徵。[9] 我們所熟悉的一些關於人的審美趣味的社會解讀背後，都存在著這種大的理論框架。按照這種框架，國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差異本身並不重要，所有這些空間的差異，都可以被解讀成時間差異。一些部落藝術，例如澳大利亞、紐西蘭或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嶼上原住民的藝術成了在理論上具有普遍性的藝術起源的證據。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舊石器、新石器、青銅或鐵器時代這種按照工具區分的時間上順序關系，而不是種族、民族、文化間的差異。不僅對待所謂的原始民族是如此，對待文明社會也是如此。當人們說美是由社會所決定的時候，我們就讀到了許多所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美。我們曾經非常重視所謂美的階級性，這種觀點的產生，除了當時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原因之外，更為深層的原因是這種普遍性的意識。全世界的無產者具有共同的美，而全世界的資產者具有共同的美。這種階級論的理論框架，是從進化論發展而來。它們同屬於普遍主義的理論體系。在這種理論體系中，文化間的差異被忽略不計了。

一種本質上屬於20世紀的人類學，則對這種普遍主義的進化論觀點構成了挑戰。這種挑戰本來是從方法上開始的。在19世紀，人類學的研究主要還依賴於第二手的，來自旅行家和傳教士的筆記資料，因而被人們稱之為「搖椅上的民族學」。20世紀初年，出現了一場所謂的「人類學的革命」[10]。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這時的人類學具有強烈的對田野工作的愛好，認為只有通過田野工作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才是通向可靠結論的惟一途徑。這種原本是在科學主義的精神指導下進行的方法上的變化，卻導致了人類學觀點和這個學科性質的根本變化。人類學不再用來填補一個巨大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框架中的缺環，而成了具有描述性，力求避免先入為主的框架的民族志（ethnography）。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一個文化特徵是由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因素，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器物」的與「習慣」的因素。「器物和習慣形成了文化的兩大方面——物質的和精神的。器物和習慣是不能缺一，它們是互相形成及相互決定的。」[11] 文化以及它所包含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構成了一個整體，當我們確定一件藝術作品的價值時，應該從這件藝術品在它所屬的文化之中所具有的功能來衡量。「藝術作品總是變為一種制度的一部，我們只好把它置於制度的布局中去研究，才能明了它的整個功能與發展。……只有把某種藝術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的技術，經濟，巫術，以及科學的關系，我們才能給這個藝術品一個正確的文化的定義。」[12] 實際上，並不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與社會的物質生產發展水平相對應的藝術與文化產品。那種文化歸根結底是由物質生產的發展狀況決定的思想，不能解決為什麼此文化具有這些而不是另一些特徵的具體問題。根據形式邏輯的一些基本規則，研究的對象越是具體，所要考慮的因素就越多。當研究者從「歸根結底」式的哲學思考層面向具體文化的描述層面轉化時，更多的因素就必定要被容納進來。按照馬林諾夫斯的觀點，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精神「習慣」，這種「習慣」與「器物」相互作用構成文化的特徵。[13]

人類學上的這種轉向的另一個後果是文化相對主義的出現。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曾指出，「對人類學家來說，我們的風俗和新幾內亞某一部落的風俗是用以處理某一共同問題的兩種可能的社會方案，而且，只要他還是一位人類學家，他就必須要避免偏袒一方。」[14] 博厄斯 (Franz Boas, 1858-1942) 則指出，「我們可以說在社會科學的絕對標準的實際應用是沒有的。……例如：非洲中部的黑人，澳洲人，伊斯奇摩人，和中國人……的社會理想均與歐美人不同，他們對人類行為所給予的價值實無可以比較的，一個認為好的而別個則認為不好的。……因此，一般社會方式的科學研究，依據我們自己文化的調查者，應從一切價值中解放其自己才對。」[15] 文化相對主義的產生，基於這樣一些原因：第一，人類學家作為人的狀況的描述者，努力持一種價值中立的立場，以便得出一種科學的結論。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科學致力於借鑒自然科學的方法，用一種客觀的態度對待所研究的對象聯系在一起的。當時的人類學與西方宗主國研究殖民地有著密切的關系。堅持這樣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有助於克服當時根深蒂固的宗主國對殖民地人民偏見，克服種族中心主義，從而提高研究的質量。第二，這也是研究進入到所研究對象內部層次的需要。對於這些研究者來說，文化的各種要素構成了一個整體，其中的某一個或者某一組要素的意義，不能從這些要素的普遍的，或者說是對於研究者來說所具有的意義，而是從它在該文化中的功能來考察。

我們從這里再次回到普列漢諾夫的例子。霍屯督人與希臘人的美有沒有高下之分？普列漢諾夫沒有提供明確的回答，但通過對普列漢諾夫基本思想體系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他持這樣的一種觀點：一方面，霍屯督人與希臘人具有不同的美，並且各自有著充分的理由堅持自己的審美觀點；但另一方面，由於不同民族的境況「歸根到底受它的生產力和它的生產關系制約」，因此它們又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水平的角度具有高下之分。[16] 這個結論可能會被簡化成這樣一句話：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美和藝術，時代進步了，美和藝術也進步。這一似乎合情合理的觀點之中，卻可能隱藏一種將世界時間化的危險。現存世界上的各個不同的民族的文化產品被轉化為一個歷史表上的不同時間段，並進而依據這一在時間表上的位置來決定其價值。

文化相對主義的魅力正是在這里見出的。它本來是發達國家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們的一種在研究中形成的工具性觀念，這時卻成了不發達國家捍衛自己的文化獨特性的理論武器。

二、普遍主義標準的現實誘惑、歷史起源及其困境

20世紀的文學與藝術在世界范圍的比較和評價活動常常以一種普遍主義的面貌出現，似乎在它們的背後，具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准。然而，我們從什麼地方，以什麼為依據來建立這種標准？我們在前面討論過審美的進步主義觀點與相對主義觀點，這兩種觀點在這里都具有適用上的困難。依照進步主義的觀點，審美的標准被歸結為社會狀況，從而最終歸結為人在社會中的經濟關系。然而，經濟上占據著強勢的國家和民族並不一定代表著最高的審美標准，而用政治上的強勢取代審美標准，或者用政治意識形態置換審美標准，則必然會遭到普遍的抵制。另一方面，相對主義的觀點取消一切世界范圍內的比較和評價活動的可能性。當各個不同的個人、人群、民族、文化都自美其美時，世界范圍的評價活動就是不可能的。

將文學與藝術創作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比較和評價，也許可以與世界性的體育比賽來比擬。也許，這種比較、評價和評獎活動的發展，正是與這種世界性的體育賽事的刺激有一定的關系。奧林匹克運動會要決出金牌，必須依據普遍的標准。這種標准有不同的情況。有些是由尺子、秒錶決定的，有些是由評委評分，裁判吹哨決定的。不管具體的決定方式如何，，有著一個客觀尺度。比賽的結果由規定條件下人的能力發揮的情況決定。這些比賽甚至有著一個被稱為世界紀錄或各個級別的紀錄一類的東西，使一位運動員在此時此地的比賽中所達到的成績與其它時間、其它地點中自己或他人的比賽成績具有可比性。

體育中有一個口號：公平競爭（fair play）。將來自不同文化與社會的人放到一個標准之下來評判，這是奧林匹克運動的理想。但是，奧林匹克運動的可比性是通過對運動形式本身做出規定而形成的。體育運動中有所謂的奧運會項目和非奧運會項目。比起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種民族、民間的體育運動項目來說，奧運會項目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一個非奧運會項目要想變成奧運會項目，就要依照奧運會的方式進行改造，制定一整套的規則，從而使公平競爭成為可能。無法公平競爭，從而成為可授予獎牌的項目，就無法成為奧運會的正式項目。這種公平主要是在一種同質（同一項目）內的量（「更快、更高、更強」）的競爭中體現了出來的。

這種公平的背後，具有一個理論預設：存在著一種共同的人性。我們都是人，因此可以假定，我們的先天構造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在一個場地上，按照同一種客觀尺度進行公平競爭。讓龜與兔在一道賽跑不公平，因為它們的先天構造不一樣。人與人也不一樣，於是，為了實現公平，需要做到將男子與女子分開，正常人與殘疾人分開，等等。在做出了一些區分後，就假定在已區分的類別之中，所有的人，不分其種族與文化，更不論個人的先天條件，都應該是一樣的，應該放在同一個標准下來衡量他們的能力。體育背後有著人種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但這些不能成為衡量的標准。在普遍人性的前提下，這些因素從尺度的基礎變成了被衡量的對象。要想證明人種和文化的優越嗎？到奧林匹克這個被認定的公平場所來證明你自己吧。恰恰是由於這一點，才使奧林匹克運動不僅具有健身強體，而且具有各國家間進行競爭的含義：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這里證明你的力量吧！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奧林匹克運動甚至被理解為促進了世界和平。

文學藝術的評價與評獎活動，是不是也可以這種共同的人性為理論預設？中國古代就有人提出，「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17] 康德也將美的普遍性建立在共同人性之上，然而，他就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復雜性，而不像古人那樣理直氣壯了。康德所講的是「主觀的普遍性」，即不管事實上是否具有普遍性，主觀上要求普遍性。[18] 今天的國際美學界，藝術與運動的關系已經被維希（Wolfgang Welsch）這位具有挑戰性的所謂後現代美學家提了出來。[19] 他說，「運動是一種藝術」。我曾經對他說，這不對。但我認為，將運動或游戲與藝術作比較，會有助於我們對藝術特性的認識。[20]

到目前為止，理論界還很少有少將藝術與體育運動作比較，但在實踐中，體育運動式的比較是無所不在的，只是人們將這種比較推進到一定程度後，就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停止了。這種比較就是以普遍主義文學觀為理論預設的，同質之中的量的比較。

量的比較的第一種可能性是詞彙量。對於一門外語的學習者，我們通常都以所掌握的詞彙量來衡量該學習者對這門語言的熟練程度。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詞彙范圍，同樣的標准也被一些評論家與文學史家用於對作家掌握語言的能力的評論上。例如，人們常常評價說莎士比亞的詞彙量大，能將社會上不同階層的語言都包括到作品中去，並且能夠熟練地而巧妙地運用。與此相反，詞彙貧乏則是一位作家低能的標志。

第二種可能性是一位作家怎樣純熟地運用各種創作技巧，對於詩人來說是全面地用各種韻律、音步和格式寫詩；而對於小說家來說是全面掌握各種敘事方法和手段，並使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形成有機結合。

第三種標準是，人物眾多，生動有個性，不雷同。讀文學史，我們常見到對巴爾札克與狄更斯人物刻劃才能的稱贊，我們甚至見到有人判定《紅樓夢》優於另外某個作品，例如《水滸傳》，理由是前者人物個性眾多、豐富、完整而又有發展，而不像後者個性平面而單一化。

第四種標準是，一位作家怎樣將一個時代的宏大畫卷史詩般地描述出來，在他的作品中，融合進了社會、歷史、經濟、政治、人的心理等各方面的知識，使之成為一個時代的網路全書，同時，這種描述又是生動的，相互間具有有機聯系的。於是，托爾斯泰成為一面鏡子，而歐洲的每一位最出色的現實主義作家都是一面鏡子。

這些標準的設定，都有使比較成為可能，但同時我們又可以看到，這些標准都具有局限性。這些標准，當它們不是僅僅對某一個作家的稱贊，而且也是這位作家與其他作家進行比較時，具有一種對個人才能衡量的特點。它們可能成為一些文學評論的說辭，成為我們對這些作品贊揚的理由。它們也確實體現了一些文學作品的價值。但是，它們似乎都不足以成為普遍標准。所使用的詞越多就越好嗎？使用的手法越多就越好嗎？人物越多越豐滿就越好嗎？成為鏡子就好嗎？文學史家與文學評論家們很容易就能找到反證。在文學中，存在著種種客觀的尺度，但是，文學評價似乎既依據這些尺度，又不完全是。在一些表面的尺度之後，總是有著某種更高的尺度或標准在起著作用。

除了這種量化的考察以外，我們是否還有一些並不脫離文化傳統但又被假定具有普遍性的衡量尺度？當然，這種尺度是有的。諾貝爾文學獎就定過這樣一個尺度：「富有理想傾向」，這是一個具有德國古典美學色彩和道德主義色彩的標准。然而，實際上，這一尺度很難堅持下去。在20世紀初一些年裡，評委們堅持這一尺度，結果卻起了相反的效果，評出一些思想上保守，藝術上平庸的作家。後來，這種理想被自由地解釋，一戰後被解釋為人道主義傾向，二戰後，評選的標准實際上換成了文學性和文學上的創新精神，盡管負責評選工作的人仍小心地避免與諾貝爾遺囑直接對抗。[21] 任何評獎都會有自己的標准，但這些標准並不像奧林匹克運動那樣對文化因素忽略不計。只要文化因素成為標准，評價相對性就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於，這時的相互比較已經不再是同質中的量的比較，而是不同質的對象之間的相互比較了。體育中也有從歐文斯獎到中國的十佳或二十佳運動員評選，那屬於不同質之間的比較，這時，就有某些運動項目比其他項目更為人們所看重的情況。只是在體育中，這一類的評選既沒有奧林匹克式的比賽重要，也以奧林匹克式的比賽為基礎，是一種對比賽結果的跨越具體項目的承認。

文學與藝術在世界范圍的評價和評獎活動，常常是某一個國家或某幾個國家中的評價活動的延伸和發展。在一個社區以至一個國家之內的評獎活動開展的動機，本來並非評出一種在審美意義上，或其它一般意義上的最好的作品，而是一種對文學與藝術生產活動從外部來進行影響的方式。文學藝術創作既是一種精神創造活動，也是藝術家們用自己的勞動產品來換取生活資料的活動。文學與藝術家總要生活，而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社會中，他們的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不同。在傳統社會中，作家藝術家寄食於宮廷、貴族、官僚和商人門下。到了近代社會，支配職業的作家藝術家的是雙重的力量，一種力量是市場，另一種力量是作家藝術家對藝術的理解和熱愛。評價與獎勵行為所要刺激和推動的，正是後一種力量，它對市場起平衡作用。[22] 對沒有遵循正確的途徑取得成功，從而成了市場的奴隸的作家藝術家進行批判，獎勵向市場挑戰的文學藝術家（如文學獎勵一些被認定具有藝術價值但一開始並不暢銷的作品），通過這種獎勵行為影響市場（如一些電影獎本身即可為電影創造票房價值），所有這些評價與獎勵活動，都是以文學藝術的現實存在狀況為前提的一種對它們的影響方式。它們具有通過舉著金牌往人們脖子上套而對人施加影響的特點。這個金牌與奧運金牌具有不同的性質，距離以一種對文化因素忽略不計的普遍人性標准要遙遠得多。

我們曾經討論過審美標准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空間上的差異。這種討論方法容易產生一個錯覺，即認為古代社會或現代原始民族之中也存在著一些或多或少的統一的審美標准，只是它們的標准與我們不同而已。美學史上的事實告訴我們，一種統一的關於藝術的觀念，一種普遍的美的觀念，以至一個以美與藝術的一般特性為對象的學科，都是近代社會的產物。今天，許多研究現代性的學者都重視民族國家的產生一類的話題，其實，與此相對應的另一個話題對於文學與藝術的研究來說更為重要：與民族國家的各自獨立相反的跨越國界，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美與藝術概念的形成。這種概念構造出一種文學藝術的共性，使文學藝術在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成為可能。

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在古代社會中，文學藝術是為著較為單一的對象和目的而製作出來的，受著當時當地的情境性制約。當時人們沒有產生要將這個或那個作品從這些情境中抽取出來，形成一個一般性概念的需要和動機。將不同的作品放到一道進行比較，這是一種後起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需要對作品進行抽象。也就是說，將文學作品從具體情境制約下出現的語言性和文字性活動抽象出來，按照一種被稱為文學性的標准來尋找其共性。這是文學走向自覺的一個推動力。這與藝術作品從實用性中抽象出來，被當作一個單獨的類來對待是一致的。這是一個世界歷史向現代的大轉型。在社會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市場經濟日益活躍，形成一種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藝術生產「作為藝術生產出現」[23] 的情況。市場本身，正如馬克思在討論經濟活動時所指出的，將一些過去不可比較的東西放在一道比較了。不同物品的使用價值是不可比較的，但是，它們作為商品，又有著交換的需要。於是，在千差萬別的物品的使用價值中，它們作為商品所包含的抽象勞動的量，構成了它們的交換價值。這種可比較性由於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展開而獲得其內在的規定性，並為人們所認識。馬克思曾舉過「勞動」這個簡單的范疇為例，說明重農主義只承認農業勞動，而資本主義生產最為發展的地方，人們才形成抽象勞動范疇。因此，抽象勞動范疇的「是歷史關系的產物，而且只有對於這些關系並在這些關系之內才具有充分的意義」。[24] 這種經濟方面的思想，當然可以成為理解文學藝術間相互可比較性形成的基礎。千差萬別的勞動產品本來也是不可相互比較的，只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方式的發展，它們才變得可以相互比較，從而形成一般性的價值觀念。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文學藝術的生產，具有與一般商品生產不同的特點，一般商品生產與流通的經濟規律並不能成為文學藝術評價的標准。這種評價的普遍性要以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為基礎，但並不能直接從價值規律來尋求解釋。

一方面，文學藝術的生產與相互比較固然遵從某種經濟活動的規律，但另一方面，文學藝術相互比較還為另外一些非價值的，並且與價值相對立的因素而推動。這就是人們由於藝術生產的意識形態性質而對這種產品生產的有意識地操縱和調節。文學藝術的批評、評價、評獎等等的活動，就是在這一個層次上展開的。這些活動不完全等同於商業性活動，如果那樣的話，那隻是廣告的延長而已。廣告不可做比較，而評價則是一種比較活動，原因在於，廣告活動不是以評判者的身份出現，而評價以具有評判資格為前提。

在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一書中，曾對文學作品的價值(value)與評價(evaluate)作出了區分。[25] 這種價值，實際上大致相當於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即作品的效用。在歷史上，文學的存在並不從評價開始的，而是從價值開始的。文學在一開始可以沒有評價，但必須有價值。只有這種價值才能為文學藝術的生產提供動力。評價的出現表明一種文學和藝術的自覺。通過評價，一文學作品開始與其它文學作品進行比較，一時代的文學作品與其它時代的作品進行比較，一民族的作品與其它民族的作品進行比較，一文化

③ 對於一部電影好壞的評價標准

當然是劇情以及導演所想要表達的思想。
最重要的是有沒有觸動到你（這點最重要）；
再好的電影也不可能打動每個人，這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④ 如何評價一部電影

1、先看劇本或者劇情梗概，了解電影拍攝幕後的故事，欣賞電影時能夠更深入了解人物及劇情。
2、把握每個人物每個細節的描寫，讓自己領悟到了什麼，評價一個電影主要是四個方面。
3、思想評論包括評主題，力求獨到見解，評現實意義，更側重於現實作用；人物評論可分為單一人物評論，同一類人物評論。
4、美學評論，樣式，風格，審美特性等，包括藝術樣式評論，藝術風格評論；電影特性評論，對電影的語言、結構、修辭、懸念、音響等方面的評論。

⑤ 如何從文藝美學角度賞析電影

正常人看電影是看電影的劇情好不好？人物演技好不好，而你要是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講，就是看他鏡頭拍的好不好景色采景怎麼樣然後這個電影派所有想表達的中心思想是什麼？有沒有一個較高的利益，更多的偏向於專業方面的一些東西了。我們如果僅僅是作為一個普通的牽掛群眾，看電影為了一個樂趣，沒有必要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去深究這部電影到底好不好。

⑥ 關於如何評價一部電影

這是個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 的問題

個人認為 評價一部電影 在於是否和你產生共鳴 比如電影想表達美好 它是否讓你感覺美好 比如天使愛美麗
電影想表達恐怖 它是否讓你覺得害怕 如果他想表達庄嚴 他讓你覺得肅穆凝重 總之 每部電影都有他的題材分類 你是否感覺到了它想表達的那曾含義 如果有的話 就證明你和電影有了某種共鳴 也一定程度接受了導演要表達的意圖 這就是電影之所以有強大的輿論引導力 但是如果你不是以一個普通觀眾去欣賞 那麼就要講究專業的聲光效 欣賞了 通常這種影片只在乎商業運做 所以也沒一個標準的衡量尺度 總之 如果一部電影 無論它是 喜劇 悲劇 殘酷的 喜悅的 醜陋的 你能在它身上感受到它所展現的那樣感受 那這就是一部優秀的電影 因為導演本身的思考水平 和審美智慧 已經和你達成共識 反之 你看了一部電影它讓你覺得不是無聊 就是無知 要不做作 要不空虛 那它就不是一部優秀電影

如果你指中國電影 的話 那先要說一點就是這里包括台灣電影 香港電影 華人電影 和內地電影

總之內地電影是忽然內粗糙 而且導演總有一種強加給觀眾一個意識形態的傾向 所以這類電影往往有點偏激 看的時候要麼你覺得極度反感 要不就覺得理解不了 關鍵在於內地電影太脫離實際生活 而且太過於片面 從台詞角度你就可以看出來 無論是腳本的用詞 還是演員的口吻 都有嚴重的強加於人的惡劣形式 這種讓觀眾降低智商的電影 中之。。。 至於港台電影就很人性化 但基於這二地當地的人文生活狀況 他不象偶美有很深厚的人文底蘊 當然中國也有悠久歷史 但注意了 我說的是一個思考尺度 我舉個例子你讓40 50 歲的人看老友記 他會完全不知所雲。。但他或許會很喜歡看紅高粱 港台電影的弊端在於他沒有一種很強的人文號召力 缺乏在同一道德尺度 上的感召 我的意思是 提到港台你最先想到的就是搞笑和工夫 但這永遠不會成為電影的主流 所以你不可能看到 華語電影里有 象勇敢的心 指環王 這樣有人文感召力的電影 華語電影更多傾向表現一種態度 一種導演的思想態度 和他強加於人的處世態度 這種帶有暗詼 和誘導性的電影 其實只會讓觀眾更不能自由思考 而陷入到電影的極度無聊中 所以這就是華語電影之所以落後的原因 以上是個人之見

還有大陸電影台詞和劇情都太過情緒化 不能思考的愚蠢橋段太多 而且演員都十分自大 自以為是

⑦ 怎麼樣看一部電影從物質層面到美學層面

多看影評(建議去豆瓣上看),用心去體會感受劇情.

⑧ 如何從美學方面評價日本電影告白

這是部典型的日本電影，
暴力美學趨於極致，極其小清新的表達了一個極端壓抑的故事。
你會有看著驚悚片里的青春片的感覺。

⑨ 怎麼樣去評價電影

對一定的電影創作現象進行的分析和批評。又稱電影批評。它與電影理論不同，實際上是一定的電影理論、觀點的具體運用。電影評論的對象是電影創作現象，包括電影作品、電影藝術家的創作活動、一定歷史時期的電影狀況和傾向以及某些電影的風格、流派等。電影評論的目的在於分析、評價蘊涵在銀幕形象中的審美價值、認識價值及其社會意義。電影評論的作用有二：一方面通過分析影片的成敗得失、研究創作上的經驗教訓、闡發電影創作的某些規律性的問題，幫助作者開闊視野，提高創作水平，以促進電影藝術的繁榮和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分析和評價，影響觀眾對影片的理解和鑒賞，提高觀眾的欣賞水平，觀眾欣賞水平的提高，又能反過來促進電影藝術的發展。電影評論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其方法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得越來越豐富。 電影評論的可評之處，可以就其導演的獨特構思，聲音畫面，蘊含的深刻道理，影片的時代意義，影視音樂，電影內容，電影燈光照明，電影的拍攝技巧等等都可以進行評論，評論過程通過結合影片具體內容擺出自己觀點，從而近一步論證。一篇影評的吸引人之處就在於有沒有不同於別人的觀點，寫出別人一般想不到的內容，可以用兩個字總結「新」「奇」。 目的 電影評論的目的在於分析、評價蘊含在銀幕形像中的審美價值、認識價值及其社會意義，既分析影片的生活內容和思想內涵，又探討其美學價值、藝術風格和表現技巧，把影片的形像與主題、內容與形式作為有機的整體進行考察，並作出鑒別和評價。 作用 電影評論的作用有二：一方面通過分析影片的成敗得失、研究創作上的經驗教訓、闡發電影創作的某些規律性問題，幫助作者開闊視野,提高創作水平,以促進電影藝術的繁榮和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分析和評價，影響觀眾對影片的理解和鑒賞，提高觀眾的欣賞水平；觀眾欣賞水平的提高，又能反過來促進電影藝術的發展。 電影創作受時代、政治及文化的影響，電影評論認真地研究評論的對象,了解影片創作生產的實際情況,了解創作者生活的時代和作品反映的時代；為了引導觀眾對影片的鑒賞，電影評論家須了解觀眾對影片的反映、他們的興趣、他們的喜惡和願望，聽取他們的意見。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和評價，以求對影片的創作者和觀眾有所啟發和幫助。 對影片或其他創作現象的分析和評價存在不同的意見是經常發生的，對重大原則分歧更應展開討論和爭論。充分說理的討論,對電影評論本身的檢驗和發展有利,對電影創作和觀眾鑒賞也有啟發和裨益。 內容 電影評論的內容是多樣的。有著重評論影片的題材、主題、人物和它的社會意義的，也有專門論述不同片種、樣式或影片的藝術風格、造型表現手段和電影語言的運用的；有對某一時期、某一流派的電影創作進行專題評論的，也有為著名的電影導演、演員等電影藝術家撰寫評傳的；既有在報刊上對當時上映的影片或某種創作問題寫專欄評論的，也有對一定時期和范圍內的影片進行評論的。由於讀者和觀眾的層次不同，既需要供電影專業工作者研究用的專題論文，也需要有提高一般觀眾欣賞水平的影評文章。 方法 電影創作在發展，電影觀念在變化，與電影評論密切有關的哲學、美學、社會學、藝術學等學科的不同學派，以其各自不同的觀點和方法滲透到電影研究和評論領域中來，尤其是20世紀50～60年代以來，其他學科的專家學者對電影的研究和評論日益增多，而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也對其他學科的方法論進行研究，並運用到電影評論中來，如結構主義、符號學以及系統論、資訊理論和控制論等。由此造成了電影評論方法的多樣化。 在中國，電影評論通常考慮如下幾個方面：①影片的傾向性和真實性是否統一；②人物的個性化和典型性如何；③影片從內容到形式對時代的反映是否有創新精神；④影片是不是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創作個性；⑤影片在電影觀念和電影語言的運用上進行了哪些有價值的探索；⑥影片的觀賞性及其社會效果如何。 概況 早期的電影評論開始出現於20世紀初。義大利詩人、電影先驅者R.卡努多在巴黎率先對電影進行評論，並於1912年發表了著名的《第七藝術宣言》。隨著電影藝術的發展，電影評論越來越顯示出它的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國際電影節的評獎活動，也是國際上進行電影評論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如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主辦每年一次評選影片和創作者的奧斯卡金像獎和紐約影評人協會主辦的紐約影評人獎等。 在中國，20年代初報刊上開始有影評文章。1932年中國共產黨在電影界成立了以夏衍為首的電影小組，創辦了左翼電影工作者的理論與批評的刊物《電影藝術》雜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電影評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及時地分析、評論新的影片，肯定成就，批評缺點，討論問題，總結經驗及評介國際上各種電影和電影理論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專業和業余的電影評論隊伍成長和壯大了起來。1981年 1月24日，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在北京成立，學會對新時期的影片、電影美學、電影語言和創作中的問題展開評論和探討，並通過年會交流情況和思想。同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電影評論學會，各地基層的群眾影評組織和活動更是象雨後春筍般地建立和開展起來，許多工廠、學校也在開展多種形式的影評活動。廣泛的群眾性是中國電影評論的重要特點之一。在評獎方面，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國電影家協會和《大眾電影》編輯部分別舉辦一年一度的「優秀影片獎」、「金雞獎」和「百花獎」，從政府、專家、觀眾的不同角度，評價、表彰和獎勵每年涌現出來的優秀影片和為電影藝術做出可貴貢獻的電影工作者

⑩ 如何運用基本的藝術理論分析和評價一部好電影

對一部比較完整的故事片類型的影視作品，常見的具體的評析策略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1）評片名，片名，是影視片的具體名稱。片名不但是個稱謂的符號，還包含著如下涵意：

1）文化含義，片名包含著製作者對觀眾的誘導和暗示，因為它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自覺不自覺地體現了一定的文化內容。

2）統領意義。片名起的新巧，固然有著給觀眾聯想的餘地，起到審美作用，但最實際的，還應看片名是否承當了統領、指向影視片本體的職能。換一個角度，就是看片名是否和影視片內容相關或者一致。有的好片名不僅僅切合影視片內容，而且對幫助觀眾理解影視片的主題也有提示性的作用，則更有評論的必要。

（2）評導演

1）導演構思。為了把劇本轉化成影視片，導演要從整體上構想未來影視片的內容與形式的各個方面。這里既有對影視片的基調、樣式、風格、人物等方面的確定和追求，又有對各門類藝術家的具體要求。這是導演藝術創造力的體現。

2）導演手段。導演為塑造銀幕形象，要在影視片中利用多種具體的表現手段，通過故事和人物感染給觀眾。導演手段包括：畫面的運動和鏡頭的運動；鏡頭之間的組接；音樂、語言的運用；場景交換；氣氛烘托等。 評論影視手段運用，要億時億影視片的具體情況，看其使用的是否合理，是否有創造性。

3）導演風格。優秀導演在優秀影視片中實現了自己的追求，有異於其他導演的追求、創造的特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一般地，將特色稱為特色，將突出的特色（或轉為穩定出現、反復實踐的特色）稱為風格。 風格，是主要特色的集中表現。評論導演風格不僅是對導演創造力的一種衡量，而且是對評論者鑒賞力的一種衡量。不能把風格的帽子隨便亂戴，也不能對明顯的風格視而不見。

4）導演創造。從影視片來看導演對劇本的轉化、實現成為影視片的過程中有哪些創造，可以看出他為社會生活、為影視藝術、為廣大觀眾創造了什麼，導演創作體現在影視片在中，因而，對影視片的評論，總相關著影視片的創作領導核心導演。因而，評影視片，就評論了導演，雖然有時不必單獨地評論。

（3）評主題。主題是藝術作品所描繪的整個形象體系中表現出來的中心思想，又稱主題思想，主題是作品內容核心，是作品的靈魂與統帥，既貫穿全部作品，又在其中起到作用。 分析主題就不能不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整體上把握作品的整個思想體系。從頭到尾，從各方面來認識作品的總體傾向。

第二、分析具體的藝術形象。主題是從作品的藝術形象中體現出來。主題的提示，須在具體藝術形象分析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主題不是夾雜、安排在作品中的幾句評論，只有挖掘形象的深層意蘊，找出作家的思想感情，才能概括得准確。

第三、重視人物形象。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體現了作者的感情合理性。為提示作品的主題，必須認識、分析主要人物形象。 第四、研究情節。情節安排，不單純是生活的直接展現。

(10)如何對一部電影做美學評價擴展閱讀

電影的起源：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城市工業發展和中下層居民迅速增多，電影成為適應城市平民需要的一種大眾娛樂。它起先在歌舞游樂場內，隨後進入小劇場，在劇目演出之後放映。

普拉多根據此原理於1832年發明了「詭盤」。「詭盤」能使被描畫在鋸齒形的硬紙盤上的畫片因運動而活動起來，而且能使視覺上產生的活動畫面分解為各種不同的形象。「詭盤」的出現，標志著電影的發明進入到了科學實驗階段。

1834年，美國人霍爾納的「活動視盤」試驗成功。

1853年，奧地利的馮烏卻梯奧斯將軍在上述的發明基礎上，運用幻燈，放映了原始的動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