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看待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Ⅰ 武訓的社會評價及影響

百年風雨話武訓 秦大路
清朝光緒年間的一天，山東堂邑縣的一個大戶人家的門口來了一位衣衫襤褸、形貌醜陋的年輕乞丐。這個乞丐時而唱著乞討的段子，時而裝扮成豬狗的模樣，時而又學驢叫。由於表演技藝不怎麼嫻熟，引得眾人一陣陣鬨笑。而他絲毫不以為意，用沙啞的嗓子唱道：「我乞討，我積錢，修個義學為貧寒。」旁觀眾人中有識得此丐的，紛紛搖頭，「乞丐還想興修義學，這不是痴人說夢么?」
這不是武俠小說里的情節，這個乞丐也不是洪七公這樣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訓，他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這個平凡的乞丐，卻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為，名垂青史而為後人稱揚。在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訓先生了。武訓的事跡對中國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響甚巨。而在他死後五十多年後，因他而起的那一場狂卷中國知識界的暴風驟雨，更會令人感嘆歷史風雲的詭譎無常。 毛澤東於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在歷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文體，完全不同於現今專欄作家的隨筆，很多時候社論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現的。
社論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斗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文章還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後指出，「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這篇社論不諦是一個旱地驚雷。這是解放後中國第一次發生的以政治手段處理文藝問題的大事件，對新中國文藝和教育的未來走向，這篇社論起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同一天的《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短評《共產黨員應該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適時發表了社論《展開〈武訓傳〉的討論，打倒武訓精神》與《人民日報》的社論相呼應。
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歷史研究等部門迅速地行動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各界名人被組織起來，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繩、黃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踴躍參加，紛紛發表表態性文章。《武訓傳》的導演孫瑜、主演趙丹專門登報做了檢討。《武訓畫傳》的作者李士釗，以及馬敘倫和端木蕻良等為武訓說過好話的人們紛紛進行自我批判。《大眾電影》等刊物紛紛刊出編輯部的檢討文章。這種批判是規模爆發式的，據統計，從5月1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開始到1951年8月底，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個人署名的批判類文章就多達800餘篇。
重頭戲繼續上映。幾乎私營電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營影業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發布了「各地以武訓命名的學校應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一時全國眾多的以武訓為名的學校紛紛改為前進、勝利等在當時非常時髦的名稱。其他以武訓為名的各種機構也紛紛 「舊貌換新顏」 。悲哉！嘆哉！從此武訓這個名字便只能出現在黑名單上了，「但愁前路無知己，今後誰人能識君？」
很明顯，這是一場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政治行動，而且執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決策者的意圖。《武訓傳》只是一部電影而已，並且它在拍攝過程中做出了很多犧牲原著和武訓本人真實經歷的修改，盡管如此，它還是逃脫不了被政治「板磚」迎頭痛擊的命運。
這場政治「大片」的演出實際上才剛剛開始，高潮繼續向前推進著。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組。調查組由周揚負責，主要成員由袁水拍、鍾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組成。這個調查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勁，深入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鎮、區、村這些當年武訓生活過的地方，訪問了大量當地各階層的民眾，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調查，完成了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
「文化大革命」中，有報紙的文章吹捧江青說：「領導調查武訓歷史」是江青這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第一次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而上陣，與資產階級、封建主義搏鬥」。
江青到了基層，見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縣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於是便有了這樣的一問一答。
問：「武訓是不是霸佔了很多地？」
答：「是。」
問：「武訓是經常欺騙鄉親吧？」
答：「是。」
問：「武訓一貫放高利貸吧？」
答：「是。」
被調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當過山東巡撫張曜手下當過兵的老人，叫李漢邦，1951年時已80多歲了。當他聽說北京來人調查武訓，張口便說：「武聖人是個好人啊！他一輩子吃苦耐勞，攢錢為窮人家的孩子辦義學。」他還說：「我親眼見過武訓，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見武訓時，是山東巡撫張曜張大人來臨清的時候 ……」當地幹部趕緊對他耳語：「武訓挨批判了，說話要注意！」後來調查組再問時，老人便說：「你們在說啥？我耳朵聾，聽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們只是簡單的認為，拍電影的人不知得罪誰了，牽連了武訓，害了他了。
《武訓歷史調查記》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說他是大流氓是因為他當年要錢時曾做過一些「庸俗」的動作，還「認一個女人做干媽，並吃過這個女人的奶。」《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批判武訓這一政治運動推向全國性的高潮，歷時一年之久。
周揚把對《武訓傳》的批判提到了理論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歷史，文學上反現實主義。」周揚認為，「因為新中國是革命是武裝斗爭的成果，如果強調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當然，就等於質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至此，周揚完全道出了這場批判運動的本質。周揚於1954年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有一個著名的講話《我們必須戰斗》，他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它宣傳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苦行主義，實際就是宣傳的對封建統治者卑躬屈節的投降主義，而對人民斗爭的正確的歷史道路則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誣蔑。」
在《武訓傳》大批判中所運用的手法，被大量復制到後來的各種運動中。我們可以從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訓傳》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訓傳》大批判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口誅筆伐，但在後來運動中，口誅筆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為主要的手段。中國知識分子在建國後的命運，實際上從《武訓傳》大批判開始，就早已經註定了。
十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訓的墳墓被掘開，屍骨被焚燒，武訓祠、武訓的漢白玉塑像、「義學正」匾額均被毀。 三十年這個數字對武訓來說似乎是個重要的數字。當年武訓用了三十年時間來乞討，才建立起第一所義學。而《武訓傳》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後的一天，才有人提出應該為武訓平反。1980年8月，第一個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來。江蘇無錫公安分局張經濟先生投書《齊魯學刊》，倡議為武訓平反，他指出：「一，武訓始終是一個靠行乞過日子的窮人，雖然後來有了田產，但都是為了辦義學，他本人卻不敢有所私。二，統治階級確實嘉獎過他，但他沒有接受那件黃馬褂，沒有以此欺壓鄉里，窮孩子讀書仍然可以不繳學費。三，他本人沒有反對過農民起義。四，他辦義學確有一定成績。至於義學最後失敗，是社會造成的，絕不能由武訓來挨棍子。」
張經濟的倡議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勵。但這種來自民間的聲音過於微弱，不會產生任何波瀾。直到1985年9月，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會上的講話中肯定陶行知的歷史功績時順帶提到《武訓傳》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確」。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國家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權力話語是何等的空洞和蒼白，但畢竟定了一種新的調子。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當年的批判，由武訓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則反過來，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訓。
歷來的平反總是以一種模式重復著。這種平反中，沒有道歉，沒有懺悔，沒有補償，沒有人能站出來承擔責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紙決議或一個短小的登報聲明而已。再大的罪過，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報紙上一個不起眼的小豆腐塊平反文章在瞬間徹底消於無形。而武訓，連這樣的待遇也沒有。也許，由於他已經是歷史人物，只能靠歷史來評判。盡管他一生很貧窮，他也會覺得這種「平反」過於廉價。對他來說，生前的苦難他已經嘗盡，死後的苦難又算得了什麼呢？
民國時期某中學的一次歷史考卷中有這么一道題目：說出你最崇拜的歷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學生答武訓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我們用同樣的考題去問中學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認為武訓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輕一代不知武訓為何方神聖，而對閱歷豐富的人來說，提到武訓，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經有那麼一場政治運動與此人有關。過去整個民族曾經以政治酷刑對待了武訓，整個民族則以失憶的方式對待武訓，武訓似乎徹底缺席了。
與武訓幾乎是同時代的一個歐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當時還很貧窮落後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經是一位傳教士。優良的教會傳統，讓他從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誠、善良的心去無私地愛人們。他一生都在教會孤兒院工作，他與武訓一樣，都屬於下層人，他同樣「有一顆偉大的、慈愛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當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級教師，推著一輛只載著一些基本常識的書籍，空盪盪的獨輪車，卻意外地投身一項事業，包括創辦一所孤兒院，一所教師學院和一所寄宿學校。做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筆錢，可是即使是這筆錢的十分之一，我也難以弄到」
這位象乞丐一樣的菲斯泰洛奇，在他畢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終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這個貧窮落後的山地小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成為歐洲一流的教育超級大國。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國教育專家和高層政要人士到瑞士學習先進的教育經驗。後來西方稱菲斯泰洛奇為「教聖」，把他為獻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贊譽為「聖心」「聖德」。法國著名教育史學者康彼耶贊譽說：「他是人類教育發展中最早呼籲和力行『愛的教育』之典範」。
同樣是為理想而艱苦跋涉了一生的靈魂，東西方兩個聖人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被郭沫若稱為「中國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訓，現如今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有淡出歷史舞台的趨勢。「捧起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或許這才是武訓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難道這也是我們今人所期望的么？
正如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經典文章《把武訓先生解放出來》「無論是主動的把武訓先生畫入我們的小圈子，或是被動的讓大家把武訓先生向我們的小圈子裡推，都是因為我們有了小圈子所以連累了武訓先生也被封鎖。我要聲明：武訓先生不屬於我們的小圈子。他不屬於一黨一派。他是屬於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他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他是屬於四萬萬五千萬人中之每一個人。讓我們把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小圈子裡解放出來吧。讓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圈子裡飛出去，飛到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一個人的頭腦里去，使每一個人都自動的去興學，都自動的去好學，都自動的去幫助人好學，以造成一個好學的中華民族。

Ⅱ 為什麼說對《武訓傳》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

讓我們來推理一下：
1.武訓自己貧苦，他分析貧苦的原因是不識字
2.為了讓貧苦人識字，不受欺辱，要辦義學，讓他貧苦人的孩子讀書
3.武訓採用各種自虐手段籌集資金，辛苦一輩子積蓄辦了學校，招收窮人孩子讀書
4.問題來了：窮人孩子在義學接受教育以後……
1)讀書成功，考取功名，做官了，跳出龍門了，誰能保證武訓學校培養的舉人進士能站在武訓的立場拯救自己的階層？他們已經脫離了原來的階層，躋身統治階級，利益決定了，他們會背叛自己的階級！
2)沒有考取功名的孩子，他們脫離了文盲階層，識文斷字了，利益驅使，他們必定依靠自己的優勢，謀求自身利益，從文盲階層獲取利益。
3)從武訓義學走出的學子，或許會記得武訓的良苦用心，具備一定的社會良知，但是，制度與利益決定了，他們最終走向自己原來階層的對立面！

批判武訓的根本就在於：武訓的義學不能從根本上達到武訓自己尋求的社會公平正義，恰恰為幫助統治階層培養幫凶，這是武訓本人沒有意識到的，也是同情武訓的大眾沒有看到的。
批判武訓傳的目的就是讓大眾明白——沒有建立公平正義的制度，看不到制度局限性，一腔情願的熱情，或許出發點是好的，結局必定走向反面。
——革命的合理性！

Ⅲ 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新中國文藝界有什麼不良影響

《武訓傳》的批判，對新中國文藝界的電影產量有很大的影響，使文藝工作者在拍電影的問題上畏手畏腳，對電影製作團隊也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武訓傳》批判運動初期，趙丹每天在外面開完大會小會受夠了氣，回到家就嚷嚷：「我想不通！把我打死也想不通！」但全國鋪天蓋地的討伐向他壓來，他開始否定自己的演技。長達五年，趙丹沒有資格上戲，下放基層改造，參加抗美援朝慰問演出。

1955年，他終於有機會在電影《為了和平》中出演進步教授，自己給自己定下框框：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要有階級的內容，結果拍出了一生最不滿意的電影。

電影界萬馬齊喑。1950年全國出品電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國只拍攝了十六部電影，大量電影還在構思討論中就下馬，連成為禁片的機會都沒有。

夏衍這樣回顧：「劇作者不敢寫，廠長不敢下決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風氣。當時就有人向我開玩笑，說拍片找麻煩，不拍保平安。」

(3)如何正確看待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擴展閱讀

1979年秋末文藝界迎來了復甦，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80歲的上海代表孫瑜，與濟南的「列席代表」李士釗重逢，兩個老人抱在一起失聲痛哭。孫瑜晚年十分期望看到《武訓傳》復映，哪怕是小規模地放一放也好，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願望也沒實現。

趙丹在臨終卧床時，還念叨著「武訓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遺憾的是，六十年來，盡管《武訓傳》被反復討論，很少有人關注趙丹在片中的演技。這部電影政治意義之重大，讓人無暇顧及它的藝術價值。

Ⅳ 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名詞解釋

關於《武訓傳》的討論：開始於1951年2月電影《武訓傳》的上映，毛澤東觀看後認為其具有「重大政治問題」，於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將其定性為「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向資產階級的發動思想投降」，隨後，一場大規模地批判運動展開。對《武訓傳》的批判運動，開創了以討論為名，實際以政治批判的方式取代了正常的文藝批判，學術批判，形成了此後一系列思想與政治批判的模式。同時繼續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地位，損害了黨內民主，加深了毛澤東對國統區知識分子的偏見，為隨後開展的對陶行知的重新評價鋪平了道路

Ⅳ 電影武訓轉事件始末以及相關評論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當時已有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此後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
從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調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華東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傳、文教。所以我接觸最多的是知識分子，最使我感動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後來我被攻擊得最厲害的也就是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我青年時代到過日本，解放後訪問過印度、緬甸、東南亞、東歐各國和古巴，就我親身經歷，直到現在我還以為世界上最愛國、最擁護共產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國，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這就很不尋常了。十月革命之後，大批俄羅斯作家、藝術家跑到歐洲和美國。我記得很清楚，1951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了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我五十年代兩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況大概和德國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熱愛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會或單獨會見的時候，很少談到政治，幾乎沒有人敢談到當時的執政黨。在東歐，各國都有黨領導的文化部門，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不關心政治。在羅馬尼亞，有一位曾在中國讀過大學的文藝評論家公開對我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不寫作而去當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聲譽和地位。這一切都和中國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呆了十年。而中國呢，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斗爭，而回到了祖國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台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他在文章結束處說：「寫到這里，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這場民族悲劇從五十年代初一直延續二三十年！那句「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結論性語句，從此幾乎成為某些領導人的基本思維定勢，也成為文化界人士頭上的一道緊箍咒，使他們時時處於提心吊膽的狀態，誰也不敢預測什麼時候又會突然來一場風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條消息，標題是《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報訊 記者畢全忠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9月5日在談到武訓這個有爭議歷史人物時說，武訓這個人物應該如何評價，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需要不抱任何成見加以重新研究。胡喬木是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談這個問題的。
胡喬木說：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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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新華社以同樣內容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一場大冤案！這個事實再一次證明：凡是歪曲事實、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決定，遲早總是要平反昭雪、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魯迅早就說過：「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訓傳》批判起，從九天落下的狂飈，從此在中國知識界、文化人頭上，時松時緊，時高時低，時密時疏，連綿不斷，落了多少年，傷了多少人，誰能忘記？誰又能知道？
走筆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作長篇講話的最後場面，他又一次強調要愛護文藝隊伍，忽然激動地站起來，舉起攥緊的拳頭，高聲說：「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見《劇本創作座談會文集》第3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
會場上頓時響起長時間的春雷，人們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從內心湧出來的熱淚淌滿雙頰。二十多年過去，斯人斯語，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愴然於懷。

Ⅵ 當代文學史內容簡答如何評價50年代初有關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

就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而言，武訓是一個可圈可點人物；但就中國老百姓利益而言，武訓對其不濟於事；關鍵是電影武訓傳宣揚得是奴才教育。於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不和諧。批武在次，批奴才是主。

Ⅶ 為什麼批判電影《武訓傳》

不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教育怎樣搞不需要革命的手段，武訓的做法也是一種慈善捐獻，現在也需要。

Ⅷ 《武訓傳》在當時為什麼被批判批判者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批判緣由：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電影《武訓傳》上映於1951年初。它描寫和歌頌了清末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

《武訓傳》上映後，引起了兩種截然相反意見的爭論。贊揚者認為，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武訓是「永垂不朽值得學習的榜樣」。批評者認為，電影《武訓傳》是一種「缺乏思想性有嚴重錯誤的作品」、「武訓不足為訓」。這本是文藝界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

(8)如何正確看待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擴展閱讀

劇情介紹：

《武訓傳》是由孫瑜執導，趙丹、黃宗英、周伯勛、張翼主演的一部劇情片。該影片於1950年公映。

影片講述了武訓「行乞興學」的感人故事。1950年由昆侖影業公司出品。該片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訓的生平事跡為內容的傳記影片。影片以細膩的敘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訓的苦難生活和他從青年時代起由「行乞興學」而終於獲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譽的一生經歷。

Ⅸ 今天看了《武訓傳》的感受！

不是這樣。你第一句的評語我很不喜歡，教人做個好奴才，你就是這么評價他的嗎？也許是電影拍得不好，但是你這么說對拿個人真的不公平！是，他要了半輩子飯，就是為了別人的孩子能有學上！因為他自己就飽受文盲的苦楚，所以立志要辦學。我不知道你怎麼和奴才這樣的字眼聯系起來的，但是我知道在現在的社會，還有幾個人能為了別人的利益而忍受各種折磨！沒有人說武訓是應該如何如何，或許真的電影表達的很爛吧，讓你有這樣的感受，但是起碼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個很偉大的人！乞丐怎麼了？富豪又怎麼了！？以己之力創辦學校，比那些有著大筆財產去炫富的SB要強了不止幾萬倍！什麼才是奴才啊？？把錢抱在手裡吝嗇，才是下賤的守財奴好不好！請你不要因為電影原因而錯看武訓這個人——

Ⅹ 如何看待對電影 武訓傳 的批評

時代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