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評價李安導演電影《推手》
集中看完《喜宴》和《推手》,算上《飲食男女》,總算看齊了李安的家庭三部曲,最大的感受是:李安真是有文化!在這三部以探討文化沖突和倫理道德而見長的電影中,李安分別以太極拳、烹飪、婚宴三種中國傳統文化穿插其中,使影片來得更加原汁原味,有生活氣息,有藝術感染力而又富於可看性。
除了《飲食男女》,《推手》和《喜宴》都把大環境放在美國,《推手》探討的是父子關系在一個他國文化背景下的重新定位和重新權衡;《喜宴》著力於中西方文化間,傳統與現代觀念沖突下的家庭關系。李安在這兩部電影涉及的主題是中西方家庭倫理觀的沖撞;或許對於李安這樣學貫中西,生養於台灣,求學工作於美國的中國人,片中人物所遇到的問題也是李安自身所關注、思考、和想要解決的問題。而李安是溫文爾雅和寬厚的,骨子裡有道家的風范,因此,這兩部片子(其實三部都是)中的父親形象雖然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但卻飽含著更深的寬厚、諒解、平和,最終都以理解子女的選擇,依順子女的意願為解決沖突的方法。
《推手》的入題很快,影片開始不到十分鍾,矛盾立即凸現:美國媳婦和她的中國老公公如何相處?養兒防老、天倫之樂的中國傳統觀念與西方的敬老院文化如何協調?這一主題被慢慢擴展,抻長:年邁的父親出於無奈離家出走,滿是寒酸地到酒店洗盤子為生;與酒店老闆發生沖突,使出太極拳功夫堅決不走,捍衛自己僅存的尊嚴;李安以此深深叩問每一個觀影人的內心:如果你是兒子,是父親,將如何選擇?直到
重新被兒子接回家,朱父親才說出這番感人肺腑的話:只要你們過得好,我這把年紀了,又在乎什麼呢?——情節行到這里仍然沒有結束,直到朱父親與陳太太再次相遇,互相邀請對方到各自的老年公寓,影片才籍此終結,主題被進一步深化完整。
「拳譜上說練精還氣,練氣還神,練神還虛。這練神還虛就難了」,朱老師傅這番話的意味何其深長!
我覺得李安電影的一大特點在於「簡單」,故事說得清楚明白,誰都能看懂,矛盾沖突簡單明了,幾句話就能掰清楚;但是情感充沛,富於人情味;矛盾本身來源於生活,所以表現和拓展的空間就很豐富,始終在探討,很能打動人心。就像《喜宴》,故事情節清晰簡單:老人上了歲數,盼孫子;偏偏自己唯一的兒子是同性戀,如何是好?於是兒子高偉同選擇與急需綠卡的威威假結婚,卻不成想假戲真做,讓威威懷了孕,繼而與同性戀戀人賽門產生沖突。
與《推手》的溫和恬靜相比、《喜宴》顯得喜氣洋洋,富有喜劇色彩,特別是結婚、鬧洞房的情節拍得滿是人間煙火氣——李安本人還在戲中插科打諢了一把:當一個老外在婚禮上竊語「我以為中國人都是柔順沉默和數學天才」的時候,我們的李大導演趕緊湊上去說了一句:你正見識到五千年性壓抑的結果。——但影片的結尾是意味深長的,離別之際,高老父親緊緊握住兒子的同性戀戀人賽門的手說:謝謝你,謝謝你照顧偉同;又緊緊握住威威的手說:高家會謝謝你。三個年輕人互相摟抱著看著兩個老人遠走,這是三個人的新家庭與一個傳統家庭的沖突與理解:母親沒有把真相告訴父親,父親也沒有把真相告訴母親,都是因為「愛」,因為「家」。
李安是一位真正的中國的導演,是一位真正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我覺得大陸目前還沒有這樣深諳傳統文化的中國導演,陳凱歌曾經是,而現在他更像一個汲汲於口舌之爭的家庭婦女,早已不顧自己的修為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而這種悲哀又絕不僅限於中國導演圈,而是一種社會大眾的悲哀,責任系於你我的悲哀。
❷ 《推手》這部劇你喜歡誰的表演
《推手》這部戲匯集了大量優秀的有實力的演員加盟傾力演出,其中有年輕實力派賈乃亮、王歐、邊瀟瀟還不乏視帝李天柱傾力加盟。其中在推手這部戲中我最喜歡的是柳青陽的表演。
《推手》這部戲講述的是:柳青陽原本是一個富二代生活中不愁吃穿的一個紈絝子弟,酷愛摩托車在一次賽車中認識了陳一凡。並因為在賽車中出現事故救了陳一凡。因此柳青陽喜歡上了陳一凡,由此兩個不相乾的人交集在一起了。

柳青陽把這個從富二代落魄到底層人員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活動飾演的淋漓盡致。從一個學業無成到職場老手,他都表現的自然無表演痕跡。通過賈乃亮的表演可看出他是非常的用心在演繹,他勤奮好學,努力上進的精神也令人非常贊嘆!是值得一看的好劇。
❸ 如何評價李安導演電影《推手》
《推手》作為李安的導演首秀,便讓人有感其過人的導演天賦,電影就仿如劇中老朱的那手太極絕技,節奏雖有顯緩,但招招皆能切中要點,在以中美文化差異營造張力的同時,又以父子親情間的隔閡塑造了矛盾,給人感動的同時以深思。——夢里詩書
❹ 《推手》電影中有關於文化沖突或差異的評論要英文的謝謝!!!!
我個人認為喜宴是文化沖突的電影中比較優秀的電影,下面是喜宴的一些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喜宴 Wedding Banquet 導演: 李安 出品年:1993 出品公司:中央有限公司 一、重要參與人員: 製片:泰德霍柏、詹姆斯夏慕斯 出品人:江奉琪 副導:Dolly Hall 編劇:李安、馮光遠 攝影:林良忠 演員:金素梅、趙文瑄、郎雄、歸亞蕾、Mitchell Lichtenstein 二、導演作品年表: 1992 推手 Pushing Hands 1993 喜宴 The Wedding Banquet 1994 飲食男女 Eat Drink Man Woman 1995 理性與感性 Sense And Sensibility 1997 冰風暴 Ice Storm 1998 與魔鬼共騎 Ride With The Devil 1998 柏林日記 Berlin Diaries,1940-1945 三、導演簡要: 在台灣念的是藝專影劇科,李安赴美後,拿到伊利諾大學戲劇碩士及紐約大學電影製作學位,並與Spikee Lee及Ernest Dickerson合作,為他的學生時代電影贏得不少獎作。一直等候進軍美國電影圈的他,經由「喜宴」這部電影終於獲得國際影展的矚目,也將台灣電影推向世界舞台;擅長處理個人與家庭沖突,李安總將故事背景置放在東、西文化的臨界點上,檢視西方思潮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蘊釀,而中國文化又是如何自處?他的前三部電影即是很好的例子,其中「飲食男女」榮獲1994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當年以俄國片「烈日灼身」贏得此座獎項。 四、劇情簡介: 來自台灣的高偉同,憑著遠見與精明的頭腦在曼哈頓置產,並與戀人賽門在高級住宅區同築愛窩,這種連四周鄰居都不禁投以異樣眼光的同性戀行徑,該如何跨越文化藩籬,在回歸父母親情的擁抱時,仍能以無限的愛與寬容化解一切難題,是本片急欲探討的主題。 耐不住父母來自台灣聲聲催促的熱切與不斷安排相親的叨擾下,偉同決定和房客威威,一位遠從上海赴美留學的女畫家,辦理假結婚;兩人一是為了克盡孝道,一是為了取得綠卡,在各取所需的情況下,威威搬進偉同住處;然而,父母的突然造訪,打斷此番謊言的和諧,更攪亂了三人的關系。寒酸的市府公證婚禮,在遇到高父昔日的部屬老陳後有了轉機,接著是一場隆重的熱鬧婚宴:以竹筷敲碗、強迫新郎喝酒、鬧洞房等西方人眼中的奇異景象,為禮俗繁復的中國文化留下精彩見證。 當然,假戲有真做的可能,當威威發現自己懷孕,一切單純的安排頓時變得復雜起來;偉同禁不住壓力,在父親中風時向母親坦白自己同性戀身份、威威嚷著墮胎、連賽門都因受不了這種變態關系的維系而萌生離開的打算,這一切終究逃不出高父的觀察與直覺,在他私自送給賽門生日大禮時,一切似乎有了答案…… 五、其他軼事: 榮獲第三十屆金馬獎: 最佳劇情片、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導演及最佳原著劇本 另獲93』年西雅圖影展最佳影片、雪梨影展影評人評選最佳影片瑞士盧卡諾藍豹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法國Deauville影評人評選最佳影片及義大利Pescara最佳劇本。 由於拍攝其間適逢美國演員工會罷工,使得該片的攝制小組,能以極低的價格租到曾拍攝過《魔鬼終結者Ⅱ》的同型攝影器材。 六、影片分析:(李振亞) 《喜宴》是一部對同性戀情充滿友好態度的電影,不過毫無疑問的,這部電影劇情的主線不是主角高偉同與愛人賽門之間的愛情,吸引我們觀影趣味的重點其實是高偉同如何對親人(尤其是父親)隱藏/表白他的同性戀身分,也就是如何(以及是否要)對家人出櫃的問題。一般的論者已經注意到這麼一部具有高度娛樂性,對電影語言使用也相當流暢的電影,是如何的勾動觀者心中對父親權威的熟悉以及順從,進而合理化這種對父權結構的認同。所以我們看到片中的偉同盡管對自己的同性戀認同抱持著健康自然的態度,但是依舊不願意因此而去挑戰異性戀堅持的男女婚配、傳宗接代的排他性看法。能躲就躲,能騙就騙,不能騙就設局使詐,總而言之,同性戀不能正面挑戰異性戀的中心地位。不過這個態度當然沒有在片中直接的表達出來,《喜宴》將異性/同性的關系放在家庭結構里,轉變成父/子的關系,故事的重心變成兒子不應當挑戰父親的權威,整部電影也就順理成章的以親情的維護、父權的保障、家庭和諧關系的延續作為最終理想的結局。 這當然是討論《喜宴》的意識形態的一種取徑。不過我在下文將繼續分析《喜宴》中的父子家庭關系又如何隱喻另外一個意識形態結構,那就是文化認同以及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首先我們注意到的是在片中的兩位同性戀男主角,只有偉同有一個錯綜復雜、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庭,白種美國人的賽門卻無須為這麼一個「亂七八糟」(偉同在醫院對母親告白時的用語)的關系而向任何其他的親人負責。賽門似乎沒有任何還保持連絡的親人,只有在一段簡單的交代中,觀眾才得知他的父母早已離異,年歲極高的父親住在「德州的亞歷桑那」,母親住在波士頓,兩位姊姊住在舊金山,毫不熟稔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則在越戰中戰死。在偉同耐心地填寫母親寄給他的徵婚表格時,賽門曾經順口要他乾脆對父親(不是對母親)表白,省得麻煩,就像他曾經對他自己的父親表白一樣。我們不知道賽門面對家人出櫃時的詳情如何,但是從他輕描淡寫地提出這個建議的態度,好像對他來說並沒有經歷太多的心理掙扎。或者其實我們應該說得更清楚一點,那就是在《喜宴》這部電影的呈現方式里,賽門對家人的表白並不需要承受像偉同一般輾轉反側的心理壓力。電影文本在這里對兩人的差別待遇很有趣,賽門之沒有家庭束縛的理所當然,正如偉同必須面對家庭壓力之合情合理。所以賽門順口要偉同表白的建議,不但偉同冷漠以對,連賽門自己都顯得不太熱衷,說過便忘。 《喜宴》中偉同與威威弄假成真 這個差別待遇之所以在片中能夠成立,其實是電影在這里援用了另一個我們慣常接受的西方和東方的文化差異。更仔細點說,西方文化是個人主義至上,個人的行為價值由自己確立,無須別人的肯定(包括親人在內);相對之下,東方文化則被塑造成是家庭至上,不容許個人獨斷獨行,破壞了家庭的從屬延續。換句話說,如果《喜宴》是透過同性/異性來談父子家庭,那麼這個父權結構還具有特定的文化義涵,亦即是「東方的」父權結構。《喜宴》從一開始就以國際市場為發行對象的意圖在這里表露無遺,西方的觀眾完全不會對這部大部分是華語發音的東方電影產生疏離感,因為他們可以透過賽門取得一個認同的立足點,一方面可以重新肯定自己面對這種情況時的反應做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跟隨著賽門對這整個事件的隨和接受態度,而面帶容忍的微笑,接受這種家庭和諧至高無上的「奇風異俗」,從而更加強「他文化」異國情調(exoticism)的刻板印象。 如果說《喜宴》藉著處理性別認同合理化了父權結構,又藉著加強父權認同合理化了文化差異,那麼我們接下來不禁要問:電影中特屬於中國文化的家庭沖突其根源在哪裡?偉同和父親之間沖突的關鍵何在?換句話說,偉同不是因為自己的同性戀身分而和父親之間有所扞格,這種說法太過於籠統。偉同是因為自己的同性戀認同會挑戰父親的人生觀、世界觀,進而瓦解父親的地位,造成後者存在的危機而感到為難。可是偉同到底發生了什麼轉變,造成他與父親之間的巨大差異?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了解這個家庭內部的危機、父子兩代的齟齬,其實並不源自於家庭內部,因為兩代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個社會歷史的矛盾,它有個模糊但又方便的名字,叫做現代化危機。 李安電影中父親的角色往往是集所有的中國符號於一身,精要的掌握兩千年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他不僅僅精通太極拳、長於書法、熟悉中國詩詞藝術,還能領悟體現於飲食之中的中國文化精義,甚至於連血統都極端純正,因為他的先人曾在前清中過功名,但是這塊綻放著渾圓成熟光芒的古玉,卻與現代社會有些格格不入,他所熟悉的世界觀,遭遇到他的下一代最直接的挑戰。這些西化甚深的子女(偉同已經在美國住了十年,而且有綠卡)一方面表現出對父親的價值觀難以消受,但是同時又不能將後者完全擺脫。在這樣的一個敘事架構里,父親明顯的隱喻傳統中國,但有趣的是這個傳統中國並沒有和西方直接接觸,而是和已經西化,但是心中又充滿矛盾情節的子女,也就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傷痕累累,但又不能回頭的當代中國相互進行拉扯。在《喜宴》之中,我們看到偉同為了迎接父母到訪,將家中的擺設全部改換,到處掛上父親親手寫的書法;與威威的婚禮采公證結婚,卻惹的父怒母悲,結果只好大肆鋪張,辦了一個傳統的大紅喜宴。接受父親一切安排的偉同,顯然並不樂在其中。盡管如此,導演李安大概是擔心喜氣洋洋的熱鬧婚禮感染力太強,讓觀眾不知道這是在批評傳統中國的不合時宜,所以還安排自己現身說教,告訴觀眾這種鋪張婚禮是「五千年性壓抑的結果」。分析進行到這里,我們發覺《喜宴》這部電影其實是要透過「喜宴」這個儀式,排演出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矛盾危機。 中國知識分子從五四運動以來對傳統文化或捧或放、猶豫不決的態度,以及傳統/現代之間的沖突,在《喜宴》中化身為同性戀,泉涌而出,先是威脅斷絕東方父權的香火,後來又重新端正父權的尊崇地位。繼而對傳統現代的沖突提供想像性的答案。這個答案又是什麼?現代(兒子)對傳統(父親)的態度頗為單純,現代不可能走回頭路,不過只要「大德不逾矩」,那麼「小德出入可也」,所以偉同、賽門重修舊好,威威保留胎兒以換取綠卡,得以如願留在美國,高家兩老也有孫子可抱。真正做了妥協、改變,但於其中又有所體悟的則是傳統中國的父親,此處父親的轉變就頗耐人尋味了。表面看來不合時宜、冥頑不靈的父親,竟然耳聰目明,能明了現代社會的脈動(「I watch, I hear, and I learn.」他對賽門說),顯露出年歲累積的圓融智慧。他接受了同性戀的事實,他肯定了父權結構沒有動搖,但是他也同時明白下一代需要走自己的路。他成了這整個過程中得到啟迪而有所成長的人物,耐人尋味的地方是他一點都不公開自己的轉變,依舊回去過自己原來的生活。《喜宴》面對現代化危機所想像的理想出路於此昭然若揭:傳統在面臨現代化的時候,最好是能夠掌握現代化的方向,但是又不至於迷失自己的路。 通俗大眾文化由於需要讓消費者容易理解接受,所以往往倚賴大量的文化前提,讓觀者於無形之間就接受了許多形式及內容上的基本設定。越是通俗易懂,看來簡單輕松的電影,有時其中包含的意識形態反而越多層。《喜宴》這一部高娛樂性的典型好萊塢電影正是一個適當的作品。我們由一個同性戀兒子為滿足父親對香火延續的希冀所作的努力出發,輾轉達到多重層次的意識形態:對父權的尊崇,對文化差異的戀物(fetishization),對現代化以及文化認同的焦慮。我們希望以上的嘗試對於如何進行電影的意識形態分析提供了一個適切的例子。 七、討論題目: 試討論片中母親角色的人物個性。 片中的另一個女主角顧威威和家庭的關系如何?影片對威威的角色塑造反應出對中國大陸什麼樣的社會想像? 同屬中國人的威威在高媽媽的眼中是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威威也面臨現代/傳統的危機嗎? 八、 參考比較電影作品: 李安:《推手》(1992)、《飲食男女》(1994)。 303jk_com
❺ 急求關於電影稻草人和推手的影評 謝謝
《稻草人》:荒誕的歷史和歷史的荒誕
看過一部好的電影(起碼合自己的口味),會讓自己興奮好久,躲避在心中積壓著的陰翳和不快也會迅速消散不見。幾天前一個晚上的夢弄得白天的我昏昏脹脹的,血雨腥風的季節,我如流浪於城市中的單身漢,在傳單與殺戮中穿行,生命脆如薄紙,莫名的恐懼擴散整個無緒的夜晚。我好像經歷了槍林彈雨和世事滄桑的老人,花費寶貴的青春去回味曾經遺忘或記得的過往,但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夢映現。記得早晨驚醒,唯一的念頭就是「祝願世界永遠和平」,彷彿下意識地被人放置到「遙遠」的戰爭年代或許是現在的我突然碰到了充滿戰爭的歷史,對於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我來說,這也許應該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有關於戰爭的想像都來源於文字書寫的歷史書和相應的戰爭題材的電影,戰爭如同安靜的歷史名詞舒心地躺在從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利益者們編寫的回憶錄中或者二維的屏幕裡面,生活於相對和平的季節里的我有時候甚至會「天真」地渴盼戰爭的到來,這種青春期中蘊涵著的類似英雄主義的理想與沖動曾多次鼓動我做著在打仗中發泄和充當英雄的夢,可是在真正的戰爭夢中,那個我卻為之顫栗,邊扭頭邊奔跑的形狀成為夢醒之後被現實的我嘲笑的委瑣和狼狽,好像並沒有遇到危險和死亡,但整個氛圍讓我產生了生命的畏懼而不是英雄式的凜然(「刀架到脖子上」的借口成為現代人保存生命苟活下去的理由)。這樣季節的一個奇怪的夢,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它究竟預示著什麼,或許它根本就沒有什麼含義,可是我不想用「無意義也是一種意義」的狡辯迎合思考的懶惰。幸運地是從昨天看的電影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也許僅僅是說服自己的一種解釋或理解的方式和可能。
王童,一名我們不是很熟悉的台灣導演,在看過他的《稻草人》之後,我似乎覺得他或許是台灣導演史中被缺席或忽略的導演(不過,這也沒關系,對於熟悉各種歷史的人來說,被同時代的人所「遺漏」的很可能成為後世的大師,而後世的人也極其願意「挖掘」這樣的大師來彌補當下的學術空白或藉此說明前人的麻木),至於名次排列上的事情,非我輩所能言語和拍板,按照詩人臧棣的說法,這樣的事情應該交給歷史來做(似乎歷史就天然地成了公平的上帝,是上帝真的如此還是我們束手無策之後的暫時擱置呢),我在此就不饒舌了。《稻草人》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它輕易地把嚴肅的戰爭時代用非常荒誕的筆法呈現出來,固然沒有了沉重或者直接表面的深刻,但在戲噱裡面卻無不張顯著慘烈和可悲。與其說它告訴(傳達)了我們一個荒誕的歷史圖景,不如說它呈現了歷史的一種荒誕。
可愛的稻草人開門見山,向我們講述它所知道的事情,因為它相信或在它的草包腦袋看來,周圍的人和它一樣,「穿同樣的衣服,做同樣的夢,等待同樣的明天」。聰明的導演把攝影機藏在永遠不會說謊的稻草人後面(連話都不會說,當然也不會說謊了),神采飛揚的故事和故事誕生的時代被輕易地用恰似真實的口氣和誇張的鏡頭呈現出來,而稻草人恰恰成了敘述「荒誕」的合法人。
阿發和闊嘴由於母親用牛糞辛勤地滋潤不得不患上色盲成為准健康的殘疾人,從而幸運地逃脫為天皇打仗的神聖責任,幸福地得以生活在鄉下。閉塞的環境在日本人的治理下顯得井井有條,沒有日本人的屠殺因為沒有游擊隊反抗或者說沒有先覺的人領導人民打日本鬼子,除了渾身「長著長毛而且生殖器很大」(日本教官向村裡的婦女描述妖魔化的美國鬼子)的美國人的飛機偶爾光顧這里給他們送來可以換來海魚的定時炸彈之外也沒有血腥的槍炮,當然更不會出現什麼犧牲除了被征去上南洋打仗的陣亡者。導演把日常的生活全部配合上輕松愉快地音樂以渲染敘事的情緒和節奏,搞笑的場面令觀眾暫時麻痹於這些發生在殘酷戰爭時期的平靜生活。從影片在輕昂的日本軍歌伴奏下當地人從日本軍人手中庄嚴地交還幾個戰死士兵骨灰盒的儀式開始,帶有滑稽的表演和音樂基本上始終伴隨整部影片。顯然相對沉重的題材被導演用極為荒誕的手法或視角表現出來,苦難與悲慘的眼淚被無意識的微笑替代,除了貧困的辛酸人們似乎找不到通常電影和歷史書中所敘述的戰爭的影子,沒有反抗和沖突,更不要說敵我矛盾和斗爭了。可是它所指涉的戰爭的慘烈卻似乎沒有因為外在的荒誕形式而絲毫減弱,每一個畫面背後無不烙上戰爭或被佔領的影子。
阿發和闊嘴的妹妹水仙是村裡最漂亮的姑娘,她的男人在新婚第二天就應征入伍了,嶄新的新娘服好像還沒從身上脫下來,丈夫就被炸死了,可憐的水仙成了瘋癲的寡婦,身上依然穿著結婚時的紅衣服。在綠色田野中飛舞的紅衣袖,如同死亡的幽靈一樣不時地出現在美麗的畫面上,成為一個戰爭受害者的象徵符號。有意思的是,阿發和闊嘴在地里揀到的美國飛機扔的定時炸彈卻被愚蠢地放在了水仙的房間里,一個瘋女人與一個和炸死她男人一樣威力的炸彈睡在一起,這樣無意識嬉鬧(胡鬧)的情景裡面分明是虛構出的巧合為了來營造強烈的悲劇。水仙的存在如同搖曳在昏夜中不熄的虛燈對於整部電影一直是一個不安而恐怖的因素,導演沒有利用她的瘋癲來創造喜劇效果,顯然她成為一個認真存在的指稱物。我清醒地記得她唯一沒有大吼大叫地出現在片子里的鏡頭就是黑夜裡在他家抓住一個偷吃糧食的逃兵,他說自己剛結婚就被抓走了,並不是他不願意為天皇效力,他用沙啞的聲音演唱在軍部學會的日本軍歌來證明對天皇的忠誠,而是實在舍不下已經懷孕的妻子,善良的阿發一家拿出本來已經拮據的食物給他吃,昏暗的環境里水仙死死地盯著渾身贓兮兮的逃兵,雙手驚恐地合在一起,不知道是什麼力量讓她對於這樣一個熱鬧的場面保持了一刻的安寧,也許逃兵的衣服讓她想起了新婚的丈夫,我覺得這是整個影片唯一正面流露出的悲慘的鏡頭。
片子中讓我尤為感到親切和安慰的是反襯出的中國農民身上的天真質朴與純潔的善良,這也許是任何文化都無法改變和變更的通過幾千年農業文化所培育出的和大地一樣實朴的性情。阿發的老闆(不知道這里的老闆是不是僅僅代表對城裡人的稱呼)也是親戚(老闆的妻子和阿發的妻子是姐妹),為了躲避戰亂從城裡跑到阿發家裡來住,本來已經窮的難以溫飽的阿發一家卻用最好的飯菜(特意賣了一條魚)來招待客人,熱情地安排老闆一家在家裡住下,那份質朴的溫情依然保留如今大陸的農村習俗中,而從城裡來的老闆卻在沒有和阿發兄弟商量的情況下就把他們的地賣給了糖廠(或許地是老闆的,可是這些地卻是阿發兄弟一家的命根子)。當老闆把賣地的事情告訴正在田間耕種的阿發與闊嘴時,導演用了一個中遠鏡頭,三個人被放在同一個鏡框里,左邊老闆平和地站在地埂上,右邊的兩兄弟垂著頭立在地里,遠處是霧蒙蒙的大山,天也很昏暗,整個畫面壓抑的很,是片子里少有的灰暗的色調,彷彿戰爭的壓力都沒有給他們帶來過多的恐懼,而剝奪他們的土地卻如同斷了他們的命根。
從片子里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虛構,農民像往常一樣進行著基本的生活,似乎不管有誰來統治,地總要種,飯總要吃,打仗也必定要來捉壯丁,不管替國民黨打日本人,還是替日本人進行大東亞戰爭,對於閉塞安詳的農民來說,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打仗的名譽不一樣,一個可能帶上民族存亡的耀眼的英雄,一個可能為了天皇效忠,同樣的光榮獎章農民是分不出它們非此即彼的區別的,或許正如阿發所說,打仗回來換來的獎旗連做一個內褲都不夠。這不是說明他們沒有覺悟或不高尚,而是在生存與虛幻的榮譽面前,也許內褲比獎旗更實在(盡管內褲在某種程度上也關涉榮譽與文明,估計我們的老祖宗是不穿內褲的,現在穿上似乎也是文明擴張與全球化的結果吧)。日本人動員農民打美國和進行大東亞戰爭,是打著天皇的旗號,和我們起來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似乎不是同一性質的概念,但同樣激昂振奮的宣傳,卻不自覺地喚起人們為什麼什麼而就怎樣的激情與亢奮。它們的效果是一樣的,無非把更多的人納入到戰爭的游戲裡面,使每一方都以充滿正義的勇氣來殲滅所謂的另一方的「敵人」,渺小的士兵或者被徵兵的農民不過是根據地域(受誰統治和管理,當然地域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與民族是暗合的)來不自覺或不受支配地劃分到不同的戰爭序列中,他們的犧牲和田裡的麻雀一樣隨意平常。如果我們採用正義與法西斯相對立的視角判斷,台灣人民被日本徵兵進行東亞戰爭顯然是助紂為孽的行為,可是正義與非正義對於一個個參軍的人民來說又有什麼區別呢?所造成的悲傷後果似乎無法用鮮明的價值判斷來衡量,在我看來,無論戰爭中的正義與非正義對於人類來說都是一種罪惡。盡管有時候「以惡報惡」的方式成為正義事業的合法化,但報復與其說是「懲罰」不如說是對罪惡者的「模仿」。
對於生存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台灣來說,似乎其地理位置的尷尬和曖昧造成了雙方對峙的跳板或犧牲品,在兩者的爭奪當中,成為利用的砝碼和改造的對象。其實,從片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明的滲透力。在台灣被日本佔領的相對穩定的五十年裡,日化的教育和文化的浸染,使台灣幾乎成為一個准日本化的地區。在影片中,當地的「大人」(管理村民的長官)是日本人,孩子從小受的教育也是用日語進行的,甚至出現了孩子改日本名字的事情。在一次老師的訓教中,我們看到了教員讓一個孩子用放大鏡對准太陽然後把白紙點燃,從而闡發天皇如太陽一樣無時不刻地照耀著我們,而我們只有像放大鏡一樣團結起來,才能發揮更大的能量。如此誘人的國民教育,無非是為極權時代的統治打好基本的精神堡壘,而人民在這種汁液的培養中不自覺地就被形塑成可以打著光榮的旗號輕易利用的質料。這樣的方式在任何極權的社會文化中都能找到,只是日本在形塑「大和民族」時借用了強有力的不會輕易就被推翻的「天皇」,而不是現實的領袖或虛幻的天堂,事實證明天皇要比希特勒比斯大林更有歷史的魅力。
片子最後一個荒誕的故事就是阿發兄弟在大人的帶領下去鎮上的治安所送在地里揀到的定時炸彈的事情。導演當然不會讓炸彈在路上爆炸產生悲慘的結局,而是非常聰明地讓他們在治安所長官的逼迫下把炸彈仍到海里然後爆炸,固然他們沒有領到任何獎品,卻意外地得到了許多炸死的死魚(浮在水面上的魚誇張地多,就像《濃情巧克力》裡面使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眼淚曬干變成鹽的故事一樣浪漫),他們同樣滿載而歸。伴著他們一家人在昏黃的燈光下幸福地吃魚的情景,阿發的母親發出了良好的期盼「如果美國人能三兩天就轟炸一次就好了,那麼我們天天都有魚吃了」,映現的燈光逐漸變小變小,消失在黑暗裡,片子結束。
《稻草人》曾經被姜文大加贊賞,據說在他的新片《鬼子來了》裡面有好多借鑒《稻草人》的地方。我想王童的獨特之處在於用這樣一種不是很嚴肅很沉痛的方式來對待可以很煽情地觸動民族情緒的戰爭題材電影的姿態和視角,也就是說使用了另外一種講述戰爭的故事的方式。我們發現它的戲噱和荒誕的處理絲毫沒有掩蓋指涉和批判的力量,甚至比直接呈現帶來更多鮮活的東西。盡管它不是歷史的真實,也不帶有強烈的訴述的願望,但卻能啟發人的想像,看到更多被歷史書以及通常行述歷史的方法所遮蔽的更真實的「情感」,這里的「情感」不僅僅指個人的情緒,而是對歷史對過去事情的一種感情,就是說我們不應把歷史看作冷冰冰的可以被隨便玩弄的「橡皮泥」,而應抱有對待人一樣的感情來看待歷史,也就是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前言中所提到的「溫情的理解」的態度。所以,我覺得王童在《稻草人》中的敘述很有張力或快感。
如果我們可以發揮聯想的話,類似的情景似乎在國外的一些影片中可以找到知音。1987年,英國導演布爾曼拍攝了《希望與光榮》,採用兒童的視角看待二戰期間被德軍轟炸下的倫敦的情景,由於孩子沒有過多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戰爭在他們眼裡可能會有許多好玩的事情發生,比如到廢墟里揀彈殼(當然沒有《稻草人》中的孩子用籮筐揀炸彈那麼誇張,也沒有阿發兄弟運送炸彈而大獲海魚那麼神奇),比如一個跳傘飛行員的降落引起孩子和居民的好奇等等,似乎電影的殘酷消解在無聲無息的日常生活中,沒有血液出現的戰爭同樣擁有了悲慘的力量(不知道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有沒有從這里獲得有利的借鑒)。1991年義大利導演加布里埃爾·薩爾瓦托雷導的《地中海》把幾個士兵放逐到偏僻的希臘小島上,沒有戰斗的士兵和當地人幸福相處,好像同樣也把殘酷的二戰賦予了許多荒誕和浪漫的故事。這種敘述上的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反抗了主流話語重述歷史的方式,給我們帶來了另一種充滿歡樂或日常溫情的戰爭想像,但決不是粉飾而是和正面反映一樣的理解。
回到文章的開頭,夢中戰爭的情景或許也可以看作感受戰爭的一種方式,戰爭或說歷史對於我們的感覺,可能更多地是一種感情或者它們給我們某種可親的想像和氛圍,而不是被理性和考證確定下來的實證的復現與干癟癟的實錄。對於歷史的記憶也不光光是通過嚴正的推理或者宏偉的國家敘述所勾畫出來的威嚴,而應該擁有自己個人的讀解甚至虛構在裡面,因為這樣的歷史才有鮮艷的活力。荒誕的歷史也許只是一種歷史的存在,而歷史的荒誕卻是我夢中依稀的記憶。
李安作品《推手》,推開愛
最近的李安很紅,《斷臂山》繼《卧虎藏龍》後讓他再一次揚眉吐氣。那個中年男人總是在鏡頭前面帶笑容,很和善的樣子,雖然偶爾也吐露一些不顧後果的言辭,可他畢竟是位很有魅力的男人。從《推手》打響他的頭炮開始,他幾乎沒有輸過。《喜宴》,《飲食男女》,《卧虎藏龍》部部都問鼎國際獎項。他太幸運了,這種幸運也絕不是唾手可得的,他付出的努力是我們看不到的。
《推手》以一位從小練習太極拳的朱老先生被在美國當電腦工程師的兒子從中國內地接到美國後,與美國媳婦瑪莎在語言、生活方式上的矛盾為主題,探討了眾多移民美國的中國家庭所共同面臨的文化隔閡問題,以及老一代與後一代人在情感上的危機。朱老先生最後離開了兒子,自己去唐人街的餐館洗碗打工,惟一能給他一點安慰的是一位從台灣來的陳老太。他們有著頗為相似的經歷,都有著北京人自視過高的驕傲,並且帶到了美國這個五彩繽紛的國家。李安通過這兩位老人對故土的懷戀,表達了所有海外移民一種無法遏止的鄉愁。
郎雄是我這個年紀的孩子很不熟悉的老人,他的逝世更讓我們少了了解他的機會。李安似乎是很欣賞這個老人的,他的多部影片中都是和他合作的。他本色般的演出很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對他的印象從《喜宴》就開始了,如今,像探秘一樣看《推手》里的他,很有一種親切感,因此對於片中的一切矛盾,我總是站在他的這邊。
以那樣激烈的方式選擇送父親去敬老院本身就是個錯誤,最後因為父親的病而作罷證明這樣的病根仍然存在。本來連我也覺得兩個老人在一起是很好的,他們至少可以彼此依靠,不再面對和忍受那些不要的沖突。然而,孩子們選擇這種方式來送走兩個老人是多麼殘忍的呀。就像郎雄跟兒子說的那樣,在文革混亂的年代,父親為了保護兒子,而錯過了保護自己的妻子,致使妻子去世,老人一直都活在自責中,這樣的父親對孩子沒有任何的虧欠,反而,孩子應該因此而給父親更多的關懷。買一所大房子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媳婦和公公間的文化差異太大,而兒子又不給與適當的引導,這樣的家庭矛盾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消除。我為老人痛心,這樣的兒子很讓人失望。盡管最後他醒悟了,那又說明什麼了,他沒有意識到問題的根,沒有找到根治的良方,矛盾還會爆發。我不知道老人搬出去會不會讓問題淡化,至少,最後兩個老人站在街邊的畫面,讓人覺得些許溫馨的同時也免不了痛心。
身邊有一個阿姨在美國多年,當然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過和劇中人不同的是,她的丈夫也是個留美的學生,在生活和價值觀上,他們就避免了文化差異出現的那些不可調和的矛盾。阿姨有的時候也會接自己的父母過去玩,因為老人是一對的,所以自然也沒有郎雄所遇到的那些問題。這算是個很幸福的移民家庭,這樣的家庭太少了,我不知道美國這樣繁榮的社會背景下,有多少移民,不僅僅是中國的移民,遭遇著這樣那樣的心酸和悲哀。
李安似乎有很多次的故事都發生在美國,這也許和他受的教育有關。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太多我們看不到的東西,而他把那些他看到的用他感觸地方式放映給我們看,感謝他!
❻ 你覺得《推手》這部電視劇,如何
《推手》電視劇不是特別好看,《推手》講述職場小白柳青陽通過學習太極推手思想,不斷提升自己,從一個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變成職場高手的故事。不少觀眾對這部劇的印象是浮誇,從故事情節到演員表演,滿屏幕尷尬,一些橋段的設計,甚至可以用生硬來形容。

這兩年的電視熒屏,問題劇幾乎每個月都會出現,從畫面到聲音,從畫質到調光調色,從攝像到剪輯,從配音到配樂等等,問題應接不暇。作品浮誇的另一面是行業失去了耐心,哪裡還有精益求精,大多抓緊弄完交差,能糊弄就糊弄。所以,去年冬天開始的影視寒冬,根子上是由席捲全行業的浮誇風導致的,電視劇的製作方、播出平台乃至宣發渠道,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要讓觀眾別老喊“劇荒”,還真是要回到那個“從前慢”的時代。
❼ 推手的影評 英文的 急求!!
Pushing Hands is Ang Lee's first film after graation, and the first episode of his "Triad of Father." In spite of its status as an early work, it manifests subtlety, elegance and articulation in narration style constantly seen in his latter works. Everyone, whether seen this film or not, can tell that it's about the bondage and gap of affection, 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in family, but it's more than that. It also tells about culture, not only the apparent differentiation, but the shift within a man's life, the time and the whol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f you underst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it is delicately overwhelming. If not, it's still amiable and a bit exotic. Pushing Hands is so worth viewing and contemplating again and again.
❽ 由《推手》如何看待文化相對、民族主義中心價值觀
文化相對主義與民族中心主義是硬幣的兩邊,對立而又統一,而我認為,二者應當不存在對立,所謂對立,僅僅是內容的對立。 文化相對主義:強調文化的相對性與多樣性,或者說,就是不抱著民族中心主義的立場去看待異質文化,將每一種文化都看成是人類的選擇。 民族中心主義:某一民族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而歧視其他民族,就產生了民族中心主義。通過使「我們」區別「他們」而實現群體認同的文化戰略,是以給自己的群體以積極評價、給其他群體以消極評價為代價實現的。 《推手》是一部反映華人美國化生活的種種文化不適應的電影。朱老先生、陳太、瑪莎都是文化不適應的「重症患者」。文化對於個人可以說是一種環境的集合,在特定的環境集合下的某種行為與思維到了另一種環境下可能是不被理解的,正是因為這種不被理解,導致了這三位主要文化不適應者的困境。朱老先生、陳太生活寂寞,只有尋找最能還原中國文化小環境來改善緩解不適應症狀;瑪莎身處一個華人組成的家庭,處在一個小的異質文化中,也造就了瑪莎的不適應。 文化環境差異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存在,是不容迴避的。片中主要的人物矛盾在於瑪莎與朱老先生之間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造成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於語言不通,缺乏交流,我認為實質上是民族中心主義在作怪。民族中心主義是揚己抑它的,朱老先生與瑪莎都感到的是自己的文化被壓抑,比如飯桌上的關於吃飯肉菜比例的爭論、關於孩子看動畫片的爭論。由於這種相互壓抑與攻擊,更加加速了民族中心主義在兩人內心的生長。這種民族中心主義的生長,最終是兩人都拒絕向對方妥協,朱老先生托詞「自己老了,就這樣了」,選擇離家出走逃離異質文化;瑪莎托詞「我已經試過」,以此迴避小朱的責問。 影片到最後,仍然沒有給我們一個完美的結局,存在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面對這種文化差異的矛盾,影片通過朱老先生和陳太的對話給出了一個妥協的解決方案。 民族中心主義,在有的人看來,是缺乏文化相對主義的表現,就像一部分人解釋文化相對主義「就是不抱這民族主義立場」一樣,二者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本人此文的最大觀點就在於:二者是差異化統一,而非矛盾統一。民族中心主義主要是文化內部起到團結與凝聚作用,形成「我們」的概念(當然也可能形成「他們」的概念);文化相對主義是平等看待異質文化,正確理解「我們」與「他們」都是人類發展的選擇之一。 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一樣,「個人主義有利於個體利益的實現,是集體利益的基礎,集體主義要充分肯定個人利益,才能為集體創造價值」。不同文化之間,應當利用民族中心主義的部分特點做好本文化的建設發展工作,但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應當看到文化相對主義的存在,充分尊重和理解異質文化的存在。 如果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放在人際交往中,很顯然我們可以回歸到「對他人的友好與善良絕對不妨礙個人的發展」。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是可以較好處理世界各文化間、各團體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的理論,前提是我們要站在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看二者關系,如果是站在民族主義中心價值看,則會只看見二者的非此即彼,民族主義中心的夜郎自大,文化相對主義的和稀泥。 以上為本人期末論述題 歡迎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