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聯華和哪個並稱為3大電影公司

『壹』 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

『貳』 [求助]20世紀20年代中國3大製片公司的特徵和代表作品

1931年初，一家成立不久的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在報紙上等廣告，公開招股，每股金額為10元，總金額100萬元。廣告標題是:「裕國富民、益世勸善、國內名流、集思廣益、適應時機、組織公開、發展無量、勝券可操。」這個標題充分顯示出羅明佑的想法:求理想、求利潤。他成立的公司，就是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有顯要地位的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

30年代，中國電影民族工業風雲人物在上海灘一起亮相，群英薈萃，也可以說魚龍混雜。因為除了大中小民族資本家外，連黃金榮、杜月笙也卷進了電影工業。他們各顯其能，造就了中國電影第一個黃金時期，盡管這個全盛期只有短短7年。

羅明佑，堪稱貴族大學生，出身世家，他的三叔是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羅明佑相貌堂堂，長了一張長方形大臉，下頜寬大，有俠義之氣。了解一點中國電影史的人，大概都聽說過羅明佑的北京真光電影院著火的故事:他讓員工先救鄰居，本院以及員工的損失他負責補償。

羅明佑北大畢業，旨趣高雅，精通英語，對知識和有知識的人頗為親近和照顧。並不是什麼電影都能在他名下的影院放映，而且他為學生開辟了周日早場，票價揮幸喚牽�幌嗟庇?916年上海演《黑籍冤魂》時的票價。

然而羅明佑並不是一味做好人，他是30年代最有現代氣息的電影商人。1927年他成立了華北電影有限公司，沒過多久，北京、天津、東北、山東、河南、河北等地都有他「直接或者間接管理的公司」，上海、香港和廣州的電影公司也與他有業務往來（《北京電影業史跡》）。他的精明能幹，讓他在30歲之前就結成了這個大網。

羅明佑進軍製片業是一定的事情。他不滿意國片質量，影院也沒有足夠多的好國片上映。更何況國片也是可以賺錢的。然而當時他對製片並不了解，惟一熟悉的上海朋友就是黎民偉。周承仁、李以庄在《贊美與求真》一文中大略描述了一下羅明佑與「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見面的過程。

黎民偉那時剛好處在低潮期，他從香港回上海後與李應生合辦上海民新影片公司，但虧損嚴重，難以為繼。羅明佑從北京到上海，找到黎民偉，竟夜長談，最終「羅、黎於11月初達成合作協定，12月以華北公司名義和民新公司合作拍攝《故都春夢》（孫瑜導演，羅明佑、朱石麟編劇）。黎民偉在1929年12月28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們由上海經青島去北京，就是執行這個協定。1930年8月，以民新公司和華北公司為基礎，由黎民偉出面邀請上海的大中華百貨公司、上海影片公司、友聯影片公司，經過商討，各以不同方式加入聯華。另有在上海經營印刷業的黃漪磋及黎北海的香港影片公司加入……12月27日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聯華一共設立四個製片廠，每個廠獨立製片，「各廠在影片題材、拍攝費用基本上自行其是，實際上是自負盈虧」。

羅明佑精明之處，還在於他拉攏了當時香港首富何東爵士、「中國影院大王」盧根、於鳳至（張學良夫人）、熊希齡等商界政界要人作股東。這些人其實哪裡會過問聯華的實際事務，但都起著「免死金牌」的作用。

影之初，性本亂

聯華成立之時，也是中國電影業由「瘋狂火燒」轉向相對冷靜之時。對比一下說明書就可以看出來。

聯華第一部電影《野草閑話》上映時，說明書上乾乾凈凈寫著「國產有聲歌唱巨片」，而比如1927年，楊耐梅主演的《花國大總統》，被說成「浪漫派香艷電影」，並將能夠引人眼珠子的地方統統列出:「有水中惡斗，波浪翻天，動魄驚魂，不可不看。」「開心公司」拍攝的《奇中奇》則什麼都佔了:「神怪義俠滑稽名片」。《火燒紅蓮寺》更強，30年代末重映時，廣告上寫著「明星公司當年風行全國獨一神奇機關武俠連集長片」，「昆侖派與崆峒派兩派，異人劍俠大鬥法術」，「飛劍騰空千里外取人頭！淫僧作法難逃俠客掌握！」既是「淫僧」，說明書價目表上卻明碼標價「幼童減半」。宣傳詞簡直處處「直見性命」，透著混亂（張偉所著《前塵影事》中收入很多當時電影說明書或者廣告，用詞之直接，讓人驚訝）。

表面看起來，聯華成立之前，中國電影民族工業已經非常熱鬧了，然而這不過是混亂帶來的假相。

20年代初，孫瑜，這位後來中國影壇的「詩人導演」還在清華讀書，他應征「華北電影大王」羅明佑的廣告，寫了一篇對美國《賴婚》的影評，還得了第一名。在他的回憶錄《大路》中，說自己怎麼也沒有預料到，9年後（1929年）羅明佑會拿了《故都春夢》的劇本請他做導演。更有意思的是，梅蘭芳1930年秋天從美國回來，在南京大戲院看了《故都春夢》試映，裡面居然有他拍的《霸王別姬》「劍舞」一段。當時已經是有聲片了，電影院就用《夜深沉》配合梅蘭芳的身段，雖然不能完全符合，「但也算是煞費苦心了」。由此可見當時電影人版權意識之淡薄，梅蘭芳《天女散花》的版權居然不知如何到了香港民新公司手裡。

出於對電影的喜愛，孫瑜托著名劇作家洪深介紹自己入電影圈，明星說要「仔細考慮考慮」，孫瑜就離開了。兩天後，他又去了當時另一家電影公司神州——神州的經理汪煦昌「抱歉地告訴我當時國產電影大不景氣，一百多家影片公司紛紛倒閉，神州也准備結束了」。

孫瑜當時還記下了他看到的一個細節:已經是知名導演的李萍倩，一個人站在一塊長長木板上，無聊地踏跳著玩。

盡管電影圈難進，1927年孫瑜還是加入了長城畫片公司，此時他才發現自己面對的是虛假繁榮的景象。由於《閻瑞生》、《孤兒救祖記》，百十家皮包公司成立，粗製濫造，打一槍就換地方。一些「為人生而藝術」的公司捉襟見肘，比如「長城」、「神州」等。本地觀眾和南洋市場都喜歡「火燒片」與「古裝片」。孫瑜在書里寫道:「據說對武俠片，南洋群島的片商評價購買影片的標準是:十本片子打了十本的，是甲等片;十本中只打八本的是乙等片;至於十本中只有四五本開打的就算不及格，只得賤價出賣了。」

孫瑜看到的正是當時民族資本無序惡性競爭的局面。陸弘石在《中國電影史1905～1949》中引用1927年出版的《中華影業年鑒》數據:「至1926年底，全國共有包括4家美資公司在內的179家製片公司掛牌，而僅上海一地就有142家（其中不少就是孫瑜說的『皮包公司』）。1923年，常規長度的國產故事片總共只有5部，而1924年增加到16部，1925年和1926年則又分別激增到51部和101部。」幾乎80年後的2003年，中國國產電影也不過140部，2004年才升到240部。由此可見當時電影市場多熱鬧，盡管是虛假的。從客觀上說，此時國產電影的地位有所提高。

張石川對此種「火燒大觀園」的場面亦有貢獻。很多人把《火燒紅蓮寺》帶起的「火燒風」歸結於人們對政治環境的逃避，但不可否認的是，民族資本為求生存，有很強的投機本能。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民族資本在其中的份額從未超過18%（《中國電影史1905～1949》），為了生存，自然什麼賺錢就拍什麼。張石川一口氣拍了18集《火燒紅蓮寺》，雜七雜八的人漏洞百出地在銀幕上打成一團。除了最開始還有點接近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外，後來乾脆都是張石川自己的想像了。《民國影壇紀實》里列舉了一堆「火燒」:《火燒青龍寺》、《火燒九龍山》、《火燒白雀寺》、《火燒七星樓》等等。還有些公司，比如「月明」、「友聯」專門拍攝這類電影。

鬧得如此混亂，皆因為電影從玩意兒變成了可以賺錢的玩意兒。

1913年張石川和鄭正秋等人成立新民公司替美國人依什爾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拍《難夫難妻》，當時並沒有什麼影響。拍完鄭正秋就接著搞文明戲去了。張石川只拍一些短片，也就是替洋人打工。

1918年，商務印書館成立了獨立的活動影戲部，這是第一家民族資本獨資電影機構。影戲部拍過梅蘭芳的《春香鬧學》、《天女散花》，不過都是片斷而已。

民族資本初涉足電影行業，基本結果都是鎩羽而歸:1916年，張石川自行創辦幻仙公司，拍了《黑籍冤魂》後就難以為繼。1919年清末狀元，著名實業家張謇也曾聯合一些股東籌資10萬元，創建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支撐兩年後停業。

倒是有批「票友」掙到了大錢。陳壽芝、施彬元、邵鵬、徐欣夫、顧肯夫和陸潔等幾個人都是買辦身份，在洋行上班，又都愛看文明戲。《閻瑞生》演了半年的盛況讓他們起了念頭，把它拍成電影，他們亦有這個能力。於是他們租借了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的器材和人才，陳壽芝還親自扮演了閻瑞生，王蓮英則由一名從良的妓女扮演，就把《閻瑞生》拍成了。張偉在《前塵影事》中記錄了當時人們的一些看法:國人處事只要盡其心力，精研日進，「安見不能與西人並駕齊驅哉？」《閻瑞生》仍然有很強的玩票性質，因為這些人拍完這部電影，就沒有再接再厲的意思了。

《閻瑞生》刺激了張石川，他與鄭正秋等重新成立明星公司，再戰江湖，1923年拍了《孤兒救祖記》，賺得大好的名聲和極好的利潤。1923年12月18日該片在上海愛普廬影戲院上映，第二天就有人上門用8000元買下南洋地區放映權（《中國電影史1905～1949:早期中國電影的敘述與記憶》）。

諸多大小資本蜂擁而上，最後都走上武俠神怪古裝片的路上。

紛紛擾擾中，多數製片公司都被淘汰了。很多人扼腕嘆息的是「神州」與「長城」兩公司，因為秉承教化社會的觀念，未免曲高和寡，最終都倒閉了。1926年，「商務」雖然追加資本成了國光影片公司，三年後也因為蝕本關門。

『叄』 中國電影

早期中國電影
（1931年以前）
中國電影事業發端於20世紀初。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景豐拍攝了由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斷，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國人經營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了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中國第一部有故事情節的短片《難夫難妻》。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拍攝時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動影戲部，此後拍攝了兩部中國最早的長故事片《閻瑞生》和《紅粉骷髏》。1922年 ，張石川與鄭正秋 、周劍雲等組織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影片嚴肅地涉及了當時的社會實際，表現手法具有較濃的生活氣息，演技自然、親切、樸素。與此同時，出現了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較具規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於1925年創辦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於民間故事，拍攝一批古裝片，並在上海掀起拍攝古裝片的熱潮 ，還以此立足於南洋市場 。1925～1927年間，上海先後成立140家中小型電影公司；廣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攝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開拍《火燒紅蓮寺》後又形成一股武俠片熱潮。此後的4年間上海各公司拍攝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燒」、「武俠」、「神怪」之類光怪陸離、粗製濫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華百合等影片公司組合成聯華影業公司，先後拍攝了《戀愛與義務》、《恆娘》、《桃花泣血記》等片。1930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聯影片公司試製成功蠟盤發音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華光片上有聲電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國第一部片上發音影片《雨過天晴》。到1935年，中國完成了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過渡。
左翼電影運動
（1931～1937）
1930年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後於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上海的抗日戰爭爆發，電影界的有識之士深感時代需要反映現實的影片。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請黃子布（夏衍）、鄭君平（鄭伯奇）、錢謙吾（阿英）擔任編劇顧問，與鄭正秋、洪深等一起組成編劇委員會。1933年3月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由夏衍任組長，成員有錢杏邨、司徒慧敏、王塵無和石凌鶴。電影小組的成立推動了明星、藝華、聯華等影片公司的電影創作，也影響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電影創作。當年生產了《狂流》、《都會的早晨》、《春蠶》、《姊妹花》、《民族生存》、《三個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優秀影片，左翼電影運動取得輝煌成就。國民黨統治當局在開展對中國革命根據地第五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強了對革命文化的「圍剿」。針對這種更為尖銳、復雜的形勢，左翼電影工作者進行更加隱蔽的斗爭，創作出《漁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響的片目 ，與此同時 ，左翼電影工作者還開辟了新的製片陣地——電通影片公司，拍攝了《桃李劫》、《風雲兒女》等優秀影片。這個時期還創作一批優秀電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開路先鋒歌》，《桃李劫》里的《畢業歌》和《風雲兒女》里的《義勇軍進行曲》等，隨著影片的放映，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將全國人民愛國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上海電影界為適應新的形勢，建立起電影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繼「國防文學」口號提出後，1936年2月，「國防電影」作為電影創作口號也被提出。1936～1937年7月，上海各電影公司拍攝出一批不同題材樣式和內容的國防電影，有《生死同心》、《壓歲錢》、《十字街頭》、《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記》、《壯志凌雲》、《青年進行曲》等影片。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電影
（1937～1945）
在國民黨統治區，1938年，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領導工作，直接地推動了抗戰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製片廠在政治部三廳領導下，由陽翰笙擔任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迅速投入抗戰電影的攝制及其他工作。先後在武漢、重慶拍攝了《保衛我們的土地》、《八百壯士》、《勝利進行曲》、《青年中國》、《塞上風雲》、《還我故鄉》、《警魂歌》等表現軍民英勇抗戰的影片，以及《民族萬歲》等新聞紀錄片。國民黨直接領導的中央電影攝影場和1935年成立於太原的西北影業公司也拍攝了宣傳抗日的故事片和新聞紀錄片。
香港到1937年6月底為止，成立了南洋、大觀等50多家拍攝粵語片的電影公司。隨著抗日戰爭爆發，香港愛國電影工作者拍攝了抗戰題材的影片。
從1937年11月中國軍隊撤離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帝國主義軍隊進入上海租界為止，上海被稱為「孤島」時期。這一時期，1938年有新華、藝華、國華等私營電影公司拍攝影片。隨著新華攝制的影片《木蘭從軍》上映後的賣座，形成了古裝片拍攝浪潮。1941年，時裝片取代古裝片，新華、藝華、國華、金星等10幾家影片公司，出品80多部影片，時裝片有60部。萬籟鳴、萬古蟾(見萬氏兄弟)繪制完成的動畫片《鐵扇公主》是中國第一部較長的動畫片。
在日本佔領區，日本帝國主義1937年8月21日在長春成立「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簡稱「滿映」）。後在北平（今北京）成立華北電影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於上海成立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偽將新華等幾家影片公司合並，成立中華聯合製片有限公司（簡稱中聯）。1943年5月12日將以上電影機構合並 ，成立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影）。中聯和華影在4年中拍攝近130部故事片，有宣揚所謂「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的《春江遺恨》等影片，為迷惑中國觀眾，也拍攝了不少以戀愛為中心的影片。
在抗日根據地 ，1938年，在八路軍總政治部領導下，由延安電影團袁牧之擔任編導，吳印咸、徐肖冰、吳本立擔任攝影 ，用僅有的兩部攝影機拍攝長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1942年又完成長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以及一些反映當時延安重大社會政治生活的新聞片。還建立一個放映隊，在陝甘寧邊區、晉綏邊區前線一帶放映電影。新四軍淮北根據地於1942年購得16毫米攝影機 ，拍攝了有關新四軍生活的影片素材，1946年剪接完成長紀錄片《新四軍的部隊生活》。
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電影
（1945～1949）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宣傳部和國防部分別接管了上海、北平、長春、南京等地的電影產業。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一部分革命和愛國的電影工作者進入由中央電影攝影場改組的中央電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電）各廠，利用國民黨的電影基地，拍攝進步影片；另一部分參加進步電影的基本陣地昆侖影業公司，對文華、國泰、大同等民營影片公司也採取團結、支持、爭取和協作的方針，使之拍出進步影片。這樣，在1946～1949年間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烏鴉與麻雀》、《松花江上》、《夜店》、《還鄉日記》、《遙遠的愛》、《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等優秀影片。這一時期上海共有20多家小電影公司，拍攝了約40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渲染謀殺、間諜、偵探、心理變態或描寫所謂家庭愛情糾葛等。
在解放區，1946年成立延安電影製片廠 。1947年以該廠部分人員為基礎，組成西北電影工學隊前往東北。1946年10月在晉察冀軍區成立華北電影隊。1946年長春解放後，中共中央東北局指派舒群、田方等人接管「滿映」。1946年10月成立東北電影製片廠（簡稱東影），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17輯大型新聞紀錄片《民主東北》，以及木偶片《皇帝夢》、科教片《預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蔣》、動畫片《瓮中捉鱉》、翻譯片《普通一兵》。1949年4月，東影遷回長春，1955年改為長春電影製片廠。北平、上海解放後，在北平、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領導下，接管了在北平、上海的國民黨製片機構，分別成立北平電影製片廠（後改為北京電影製片廠）和上海電影製片廠。1949年4月，成立中央電影事業管理局，擔負領導全國電影工作的任務。
新中國電影事業
（1949年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營電影製片廠聯合組建為公私合營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於1953年並入上海電影製片廠。這樣，故事片的生產完全由長春、北京、上海3家國營廠承擔。為了培養人才，上海、北京先後成立電影學校，北京的電影學校後成為中國唯一的高等電影專業學府——北京電影學院。與此同時，成立了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籌建了保定電影膠片廠，南京、哈爾濱、上海都建立了電影機械廠，以及八一電影機械廠和北京電影洗印廠等電影工業企業。新中國電影從1949年製作第一部以工人階級作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橋》開始，在很短的時間，拍攝了《白毛女》、《鋼鐵戰士》、《上饒集中營》、《新兒女英雄傳》、《翠崗紅旗》、《我這一輩子》、《腐蝕》等優秀故事片 ，以及新聞紀錄片《百萬雄師過大江》、《紅旗漫卷西風》等。但是，由於在電影創作指導思想方面過分強調電影的政治宣傳作用，造成題材單一的傾向。對《武訓傳》等影片的批判，挫傷了部分創作人員的積極性，導致了創作拘謹、產量下降。1953年，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有關領導提出改進領導方法，鼓勵藝術家發揮各自長處，從各方面反映革命的歷史和現實。1956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和科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方針，電影局從指導思想、領導、體制等多方面進行改革，取得積極成果，故事片生產由1951年年產10多部逐漸增加到1957年年產40多部，1957年文化部舉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一次優秀影片評獎 ，獎勵了1949～1955年攝制的《南征北戰》、《智取華山》、《渡江偵察記》、《雞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時珍》、《神筆》（美術片）、《淡水養魚》（科教片）等69部優秀影片。1957年，隨著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對一些影片和藝術家也進行了錯誤的批判。1958年又拍攝了許多報道性宣傳大躍進中某些虛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擾了電影的創作。不久，中央逐步糾正了大躍進中「左」的錯誤，周恩來對電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質量的要求，促使中國電影事業在1959年形成一個繁榮時期，拍攝了《林則徐》、《聶耳》、《萬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鋪子》、《老兵新傳》、《五朵金花》等題材風格多樣、在思想與藝術上達到了較高統一的影片。但是不久，在反右傾運動中，電影界又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加之三年自然災害，膠片、器材等嚴重短缺，電影生產又逐步下降。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重申堅決貫徹雙百方針，糾正了違背藝術規律，對文藝創作進行簡單粗暴的批評干預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藝工作和電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條例。使60年代初期的電影走入正軌，到1965年，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二個電影創作高潮，生產了《甲午風雲》、《革命家庭》、《紅旗譜》、《舞台姐妹》、《小兵張嘎》、《英雄兒女》、《農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楊門女將》等優秀影片，以及優秀美術片《大鬧天宮》、《小蝌蚪找媽媽》等。與此同時，電影放映單位從1949年的400多個發展到1965年的20363個 。到1965年為止，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共發行1213部長短影片。中國自己的電影工業也已具備相當規模 ，可以生產洗印、錄音、攝影、放映機等各種設備、器材，並基本達到自給。但在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電影界百花凋零，萬馬齊喑。
粉碎四人幫後，電影事業獲得發展。1979年10月鄧小平 代表黨中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藝路線基本是正確的，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糾正了過去提出的「文藝服從政治 、文藝從屬政治」的偏頗提法 ，重申執行雙百方針。1977年電影生產開始復甦，1980～1984年平均年產量達120部左右，每年觀眾人次平均在250億左右，中國電影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其主要特點 ：①堅持和發展革命的現實主義道路，堅決執行雙百方針，題材廣泛，反映生活中各類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如《天雲山傳奇》、《喜盈門》、《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環》 、《血，總是熱的》、《傷逝》、《駱駝祥子》等影片。②尊重藝術的客觀規律，創造出各種真實生動的銀幕形象，塑造了各類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義》、《西安事變》、《廖仲愷》等影片對革命領導人進行了多角度的刻畫，對蔣介石等歷史人物能實事求是地按照歷史本來面目表現。③在風格與樣式上趨於多樣化。由於題材領域的擴展，使藝術家們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特長，探索自己最適宜的風格、樣式，表現最完美的內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編導拍攝了一批有一定實驗意義的探索性影片，如《黃土地》、《青春祭》、《良家婦女》、《黑炮事件》、《獵場札撒》、《老井》、《紅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別姬》等。在電影創作繁榮的同時，電影理論研究也空前活躍，並在相當多的創作人員中發生影響。
中國美術片從形式到內容都極富有民族風格和特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美術片是中國影片在國際上獲獎最多的一個片種。新聞紀錄片已向縱深發展，充分利用豐富的資料，系統地編輯一些重要的文獻片，並對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與重要事件進行綜合報道、專題報道；還注意表現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豐富的細節，以情動人。科教片也有新發展。電影廠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增建八一電影製片廠、兒童電影製片廠、珠江電影製片廠、西安電影製片廠、峨嵋電影製片廠、瀟湘電影製片廠、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天山電影製片廠、福建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青年電影製片廠、深圳影業公司、雲南電影製片廠13個主要生產故事片的電影製片廠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譯制廠和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國電影資料館，1989年在該館基礎上建立了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並創辦《當代電影》和《電影信息報》。電影工業和科研方面都有相當大的發展。國產電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決放映和製片需要，還研製成功立體電影、環幕電影等 。全國放映單位已達14萬之多，比1949年增長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1979年改組為中國電影家協會，頒發電影金雞獎；影協下設中國電影出版社；還編輯出版《大眾電影》，舉辦電影百花獎評選活動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廣播電影電視部）對上年度的優秀影片頒發政府獎。中國電影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質量，開拓新的題材和體裁，繼承和發揚中國電影的優秀傳統，借鑒外國影片的經驗，創作出既有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又有國際水平的影片。
2008年中國電影發展狀況
2008年共有44部影片出口到61個國家和地區，海外票房收入總計超過2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5%。其中《功夫之王》取得6.7億元、《赤壁》1.936億元、《長江7號》1.497億元。研究制訂了《廣播影視服務貿易中長期發展規劃》，積極協調商務部，對36家重點企業和39個重點項目從信用保險、資金獎勵等方面予以支持。繼續牽頭組織國內影視機構聯合參加戛納國際影視節展，重點加強海外營銷和宣傳推廣力度。2008年各影視機構僅通過參加國際影視節展，出口額已經達到近千萬美元。
對外交流合作程度不斷加深。2008年共有270部次影片參加116個國際電影節，其中有39部影片在23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68個獎項。在日本國際電影節期間舉辦的「2008東京中國電影展」上，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會見了中國代表團並全程觀看了中國影片《赤壁》。主辦了中國－東盟廣播電視高峰論壇，發表了推動中國與東盟廣播電視領域更深入廣泛合作的《北京聲明》。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交流合作，培訓了8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300多名廣播影視從業人員。抓住奧運契機，加強了與境外主流媒體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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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桃李劫的製作背景

「當時蔣介石正在江西圍剿中共蘇區，張石川在江西南昌拍攝有關記錄片，蔣介石對張石川說『聽說近來有許多過激分子，混入上海電影公司，利用電影來做他們的宣傳，如某某某等，是不是真有這樣的事情？你在上海，又是在電影界，當然是知道的，盡可以告訴我』。張石川當時的回答是『這情形也許是實在的，但是我們沒有真實的憑證，所以不能貿然指明，誰是誰不是。』蔣介石覺察到這種進步力量了，但是主要還是針對「左翼」電影而不是具體人。但當時的情況是『明星』、『聯華』、『藝華』已被國民黨監視住了，夏衍、田漢這些原來在各大電影公司做編劇顧問的紛紛退出來，一是體諒老闆的難處，另外也確實感覺要著手建立左翼影人自己的製片公司。」在美國學習過無線電機工程的司徒逸民、龔毓珂和馬德建三人以及司徒逸民的堂弟司徒慧敏組成的「電通電影器材製造公司」創建起來，他們用自己研製電影錄音機為《漁光曲》、《新女性》等片錄制了插曲，又准備在此基礎上將公司改組為「電通電影錄音服務公司」。朱天緯介紹說：「這個電影錄音公司相當於現在的上海電影技術廠一樣，偏重電影後期處理。左翼影人希望藉此成立製片公司，等於借原有的錄音廠辦新的電影製片廠。「電通」看似特殊實際，其實和各大電影公司的管理方式是一樣的，像陳波兒演《桃李劫》時也是要和『電通』簽協議的，當然在電影創作方式上還是有所不同。」
「電通」憑借自己拍攝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響，但是在製作過程中也遇到許多波折，對此朱天緯表示「當時遇到很多困難的情況是存在的，主要是這些導演和演員都是第一次獨立自主的做影片，可以說《桃李劫》是編劇袁牧之，導演應雲衛，主演陳波兒的共同的『處女作』。不過這樣一群進步影人，他們帶來的是國外最先進的藝術理論，並且讓這些理論指導實際創作，所以才最終使得《桃李劫》成為了按照有聲電影藝術規律拍電影的典範，插曲《畢業歌》對影片情緒上的把握也非常到位。」
「電通」的歷史只有一年，出品了各有創新的四部影片《桃李劫》、《風雲兒女》、《自由神》、《都市風光》，由於進步電影引得當局的注意，使得銀行受到壓力不給貸款，「電通」被迫在1935年底結束業務，創作人員又轉入了「明星」、「聯華」等公司。「電通」的歷史雖不長，出品也不多，但是卻以這不多的作品在中國電影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伍』 民國時期的電影皇後你知道是誰嗎

1933年3月28日這天，上海的大滬跳舞場呈現出一派節日的熱鬧氣氛，舞場外車水馬龍，門口高懸著「航空救國游藝茶舞大會」、「慶祝胡蝶女士當選電影皇後」的醒目橫幅，令人駐足流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為確保大會的安全，特派出多名巡捕到會場門口值勤，連上海的救火會也派出救火車，以防萬一。下午，不到2點的時候，來賓已陸續到來，可以容納數千人的寬大會場卻顯得異常擁擠，後來者幾無立足之地，這打破了大滬舞場開業以來的來賓紀錄。大會贊助人王曉籟、虞洽卿、潘公展、林康侯等親自出席。杜月笙派人帶來了賀信，派代表與會。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和工商名流王延松，也都來函表示慶賀。上海文化界名流嚴獨鶴、周瘦鵑、鄭正秋等，無不到會祝賀。航空協會也派人出席了大會。大會臨時推選上海市商會主席為此次大會主席，《新聞報》的主筆嚴獨鶴為來賓代表，電影界名人鄭正秋為大會司儀。

「電影皇後」證書由劉襄亭撰寫證書的全文、陸澹安書寫，詞藻華麗、文情並茂、書法秀美，並鑲以精美的鏡框，是一件難得的藝術品。證書在大會結束後，由《明星日報》派代表專程送到胡蝶家中。頒發證書之後，胡蝶手持由「愛國童子」崔錫恩所獻的一朵鮮花，演唱安娥寫的《最後一曲》：「親愛的先生，感謝你殷勤，恕我心不寧，神不靜。這是我最後一聲，你對著這綠酒紅燈，也想到東北的怨鬼悲嗚？莫待明朝國破恨永存，先生，今宵紅樓夢未驚！看四海沸騰，准備著沖鋒陷敵陣，我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淪，再會吧，我的先生！我們得要戰爭，戰爭里解放我們，拼得鮮血染遍大地，為著民族爭最後光明！」胡蝶的歌聲讓聽者無不為之動容。

『陸』 中國早期電影三大公司

明星，聯華，天一

『柒』 中國電影史的百年簡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中國電影史上的三次產業發展時期：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這個大浪淘沙過程中，「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型大小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終當仁不讓占據著第一把交椅，將個人資本的運營方式發揮到了極致；1930年成立的「聯華」擁有院線的先天條件，形成「影院業與製片業之最初的聯合陣線」。羅明佑率先在一家私營公司里實現了制—發—放一條龍，他的經營思想在現在看來都是先進的，他試圖結束中國電影的個人資本經營時代，進入壟斷金融資本的高級階段。然而當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戰爭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體系時，只能是被描繪在紙上的美好前景，羅明佑成了一位悲劇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數量取勝的作風固然可圈可點，但它成功地開發了東南亞市場，發展到現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線之長足以獨立支撐起一部私營公司發展脈絡的活歷史。與此同時，三大公司不同的製片策略也為中國電影奉獻了不同的藝術形態，「明星」是「長篇正劇」的鼻祖、「聯華」是「文藝片」的源頭，而「天一」則把「稗史、神怪片」一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些影片的類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三大公司是電影產業鏈中上游製片業的代表，而與之同步發展的中、下游發行放映業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經營的，西班牙人雷瑪斯的青蓮閣是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隨後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一條「院線」。到1926年雷瑪斯離滬回國時，他的動產與不動產相加總計不下百萬，足以號稱「電影大王」。雷瑪斯告老還鄉時，張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經理張長福終於等到時機，立即於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電影院，組成中央影戲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戲院為領銜戲院，又吸收了「中華」、「平安」，中央影戲公司直轄7家影院。這條國片院線的形成是製片商涉足放映業的標志，同時中國電影的院線開始了新的劃分。在北方，1918年開始經營北京真光電影公司的羅明佑將其屬下3家影院，於1927年與經營西片的發行業務的英籍華人、平安電影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根屬下的3家電影院合營，定名為華北電影公司。1929年華北電影公司進入全盛時期。羅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輪、二輪中外影片上映外，還以平津為中心，在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乃至沈陽、哈爾濱擁有直接或間接管轄的院線，同時開展國內外影片的代理發行的業務，短短幾年時間控制了北方地區的電影發行放映，經營的影院達二十多家，把曾壟斷經營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為影院業名副其實的「華北王」。
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厚的回報，好萊塢八大公司紛至沓來，在上海和華北地區分別設有辦事機構。關於當時電影的放映數量，有數字顯示，美國電影以每年占進口影片數量平均80%以上的絕對優勢控制著中國電影的放映市場，甚至決定著影院業的生計。盡管國產片的總生產量只是進口影片輸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國的放映率和受眾人群來說，國產片的影響力並不遜色於以美國片為主的外國電影。 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產業蓬勃時期在抗戰炮火聲中戛然而止。
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
1945年抗戰勝利，憋了一肚子勁兒的電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為代表的傑作。
1949年2月，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建國前夕的4月上旬，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袁牧之任局長。電影局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國家電影製片廠。
1950年，列寧和斯大林同志說著一口東北味兒普通話的蘇聯片《列寧在十月》上映。從此配音譯製片變成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時期先後建立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北平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三大國營電影企業在歷史轉折之際，為新中國電影事業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國電影事業的規劃中，發行、放映同樣位置顯著，實現國有化的一體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終目標。因而，各地影片經理公司的建立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由關外推進到中原，在時間表上，與國營製片廠的創建可以說做到了兩翼並進。據統計，舊中國有678家電影院，半數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武漢、沈陽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數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電影局及所屬各製片廠的領導幹部共9人組成赴蘇訪問團，經過長達3個月的考察，回國後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電影工作者赴蘇訪問團工作報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該《報告》，各電影廠(部門)便相繼開始了大規模體制建設和調整，以蘇聯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產量下降而藝術質量上升，優秀和比較優秀的影片達到近30部，佔全年總數的1/3強，這一年在新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上被稱之為「難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國電影的17年歷程有多種劃分的方法，就電影事業的發展而言，可分為兩大重要時期：從1949年開國到1957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為起步、初創、建設的階段；1957年以後，經過1959年的「十年獻禮」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風」及1966年的「文革」，為穩定、發展、轉變的階段。中國電影在經歷了這17年的打造後，已經擁有了一份龐大的產業，家底堅實而雄厚。 中國電影第三次產業時期在時間和形式上與前兩次有所不同。「文革」後百廢待興，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不久挽救了瀕於崩潰的電影經濟，也使中國電影迎來又一次復興。但幾十年來形成的產業痼疾困擾著電影的發展，電視及多種娛樂方式的沖擊更使電影業的經營每況愈下，改革勢在必行。隨著中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電影業開始重新審視市場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紀90年代的一連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促成了體制的變遷，這一切都是在推動市場化進程的力量下進行的。因此，這一次產業期的到來較前兩次而言，在意識上體現出了更多自覺。
進入21世紀後，對於電影業市場化的確定和認知，已經在全行業達成了思想的統一，但客觀上講這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1993年，10部「分賬大片」的引進和1999年中美談判結束，中國加入WTO開始進入倒計時，這兩大事件都著實給尚處於懵懂之中的中國電影業上了「市場」的一課。與狼共舞，是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與國際接軌的不斷磨合中，才能漸漸地觸摸到市場的脈搏。「打破橫向的區域界限，打破行業割裂狀態，在大市場、大規模、全方位和全行業的基礎上，進行縱向資產聯營，進而重組市場，實現符合電影發展規律的新格局。」2001年，隨著市場觀念的深入人心，「院線制」的建設規劃被提上議程，12月18日出台了《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經過2002、2003兩年的強力推動，到了2004年，「中國已建成的36條電影院線，加入影院已經達到1188家，銀幕數為2396塊，比院線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塊銀幕。票房收入超過2000萬元的影院有5家，超過1000萬元以上的達到了15家以上。」
中國電影業市場化的方向確定以後，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產、供、銷關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電影行業本身，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單一主體，民營資本和境外資金開始進入，從製片業逐步擴展到發行放映業，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2001年，華語電影《卧虎藏龍》沖進奧斯卡，斬獲多個獎項，這給了中國人製作華語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機會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著海外、本土雙重投資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機》相繼問世，《英雄》贏得了2.5億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樣資金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無賊》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別占據了前三名，《功夫》是1.7億，《十面埋伏》是1.6億，《天下無賊》為1.2億。「借水行舟」使中國電影終於嘗試著下了海，並且開始學習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當今美國巨片《蝙蝠俠》系列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捌』 中國影業三巨頭是什麼

中國影業三巨頭是：

1、昆侖影業公司

中國私營電影企業。1946年5月，一批進步的電影工作者蔡楚生、史東山、孟君謀、鄭君里等在上海組成聯華影藝社，拍攝了影片《八千里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上集）。1947年，聯華影藝社與當時已經成立的小電影企業昆侖影業公司合並，仍沿用「昆侖」之名。

上述兩部影片則以昆侖影業公司的名義發行，並由它繼續拍攝《一江春水向東流》（下集）。公司建立了編導委員會，匯集了多方面的電影人才，又先後生產了《萬家燈火》、《關不住的春光》、《麗人行》、《希望在人間》、《三毛流浪記》等影片。

這些影片內容進步、藝術精湛，獲得廣泛歡迎。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末期拍攝的《烏鴉與麻雀》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精品。1950年，昆侖公司與其他私營電影企業聯合改組為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1953年並入上海電影製片廠。

『玖』 誰是逸夫

邵逸夫香港「娛樂業大王」
一、影壇傑出老兵
數十年來，在東南亞一帶的影展，電影獎頒獎大會以及一切與電影有關的場合中，常常可以見到一位個子瘦小但精力充沛的老人。他就是影壇傑出製片人邵逸夫。不管是東南亞影展、亞洲影展、亞太影展以及金馬獎的頒獎大會，人們幾乎每一次都能見到這位「電影王國」的大老闆。早年，他都是親自以代表團團長身份參加，這些年來，因為年歲已高，不再擔任代表團團長，但仍以香港地區貴賓身份與會，大會主辦人士能見到這位影壇元老與會，無不感到愉快。邵逸夫從事電影業數十年，製作影片1000多部，在海峽兩岸資深影人中，他算是碩果僅存的製片元老之一。可以說，在中國電影史上，邵逸夫及其一家是拓荒英雄。從默片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中國電影的每一步演變都有邵逸夫及其一家獻出的心血。從20年代從事電影業到現在，邵逸夫經歷了電影不同時代的演變，目睹過中國電影的成長，堪稱電影史的見證人。
二、邵氏兄弟與天一公司
邵逸夫祖輩原是浙江寧波的富商，從父輩開始向上海發展。20年代初，邵逸夫的父親在上海經營漂染業，膝下4男2女，都已長大成人。這4兄弟排名是仁傑、仁棣、仁枚、仁愣。4兄弟都沒有繼承父業，全都投進了娛樂圈，並將本名棄而不用，全都改成別號，分別叫做，醉翁、（屯阝）人、山客、逸夫。4兄弟中的大哥邵醉翁，20年代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開始大展拳腳。中國電影在1921年以前，都是拍紀錄性的短片，製作化驗室曾有多家，但沒有人敢嘗試拍劇情長片（1個半小時），直到1922年，影壇才出現劇情片，開始拍攝劇情片的公司有「明星公司」、「聯華公司」，「天一」是第3家公司。20年代初，這3家成了上海拍劇情片的「三大」。 「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的家族班，老大邵醉翁，是製片兼導演，老二邵（屯阝）人，擅長編劇，老三邵仁枚，善搞發行，老四邵逸夫，擅長攝影。「天一」創業初期，都是由他們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為了省錢，很多電影都是則大嫂陳玉梅領銜主演。這樣一個家族班搞電影，不必求助於外人成本少。容易支持下去。
「天一影片公司」攝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後，賣座率極高，兩千大洋的成本不僅很快收回，而且像一個雪球般滾起來，越滾越大，這意想不到的成功使邵氏兄弟欣喜若狂，更加雄心勃勃，堅定不移於電影事業，大量新影片接二連三地從「天一」影片公司推出，也就在這時，年僅17歲的邵逸夫，對電影開始入迷了。「天一」的事業興旺了，但仍無法跟當時的「明星」、「聯華」等大公司對抗，面對業務上的競爭與生存需要。身為「天一」公司營業經理的邵仁枚，深謀遠慮，看準了南洋一帶華人眾多，是一個很有前途的國產片市場，他決心將邵氏事業向南洋發展。
三、向南洋發展
1925年，邵仁枚帶著3部「天一」公司拍攝的影片，隻身南下來到新加坡，他在馬來半島上到處看了一遍發現這半島上一家電影院都沒有，驚喜之餘，他立即著手租借戲院，開始了在新加坡的電影事業。

由於邵仁枚具有生意頭腦，善於經營，很快在新加坡打開局面，當年就獲得利非淺，於是，邵仁枚立即通知當時遠在上海的六弟邵逸夫，前來新加坡共同大展鴻圖。

1926年，年僅19歲的邵逸夫離開上海，南下新加坡，從此，邵氏兄弟二人通力合作，致力電影帶來，為日後馳名世界的邵氏電影王國 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那段時間，邵仁枚和邵逸夫帶著一架破舊的無聲片放映機和數十卷「天一」出口的影片，在舉目無親的國外開拓市場。他們走遍了星馬的窮鄉僻壤，巡迴放映影片，備嘗辛酸勞碌，在邵逸夫和邵仁枚的努力下，「天一」在南洋站穩了腳跟，不但獲得戲院的放映權，若干年後，還購地建戲院，建立了完整的電影發行網，成為南洋和香港的電影巨擘。在購地建戲院上，邵逸夫有他獨到的考慮。他不但購地建戲院，而且還常購進毗連的地皮，善價而沽或供日後發展。邵逸夫認為，戲院總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附近的土地亦將因此而漲價。

1930年，美國和歐洲出現有聲電影，邵逸夫看準了默片已沒前途，有聲電影是今後的發展趨勢，他橫下一條心，一定要拍出有聲電影。邵逸夫循著有聲片的發源地去了美國，經過一個月艱苦的航程才到達。他在美國購進了大批器材設備，又經過昏天黑地的一個月才回到新加坡。回到新加坡他立即著手尋找合作者，合作拍有聲電影。

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攝製成了第一部有聲片《白金龍》，開創了中國電影從無聲進入有聲的新時代。到1937年，兄弟倆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爪哇、越南、婆羅州等南亞各地已擁有電影院110多家，游樂場9家，游樂場設有舞台、劇場，每晚可娛樂觀眾數萬人，幾乎雄霸了東南亞影業市場。當時，「天一」在上海，邵氏兄弟在新加坡，形成犄角之勢，同舟共濟，造成了邵氏家族影業發展的第一次高峰。

四、邵氏影城

1959年，邵逸夫將新加坡的業務交給了邵仁枚，來到香港開始創立他自己的電影事業，他一邊在鑽石山租借片場拍攝影片，一邊與香港政府接洽買地事宜。30多年的影業生涯使邵逸夫認識到，沒有一個配套完整的拍攝場地——攝制工廠，影片的水平就難以提高，影人沒有攝影棚，等於工人沒有工廠，租借片場拍電影，非長久之計。要想發展，必須建立自己的電影製片廠。

香港政府官員對他說，地少，供不應求，一定要買地的話，可以把清水灣賣給他，那是一座山。邵逸夫別無選擇，他毅然地把這座山買了下來。這實際上是座荒山，用邵逸夫的話說，當時如果他在這座山上向四周開槍射擊，都不會擊中任何人。他買下後，將這座山削平了60英尺，使高山化為平地，再在上面建立製片場，這項工程，光是地價和土方就花費近50萬港元。從此，從這里拍攝的影片源源不斷地流向邵氏電影發行網，每年高達40多部影片，遠遠超過香港其他電影公司的影片產量，邵氏影城全盛時期，員工超過1300人，被外國傳媒譽為「東方的好萊塢」。

邵逸夫自赴港坐鎮制後，在他的魄力感召下，羅致了許許多多一流導演、一流明星，更拍出了許多一流叫座的電影。香港老一輩的影人每談及邵老闆對他們的栽培，都感激不盡。一位香港影視界人士曾感慨地說：「沒有大製片家，哪來的大導演、大明星？」邵逸夫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他從一開始步入電影帶來時就十分明確地認為，電影院是電影製片事業的堡壘。搞電影帶來必須產銷結合，把生產發行聯系起來，方有出路，從60年代開始，邵逸夫和其三哥邵仁枚共同展開了一個龐大擴張計劃，實行「每月一院」的辦法，到處選擇適當地點，大開影院，在香港和東南亞，邵氏影院星羅棋布，形成一張巨大的發行網路。70年代，邵氏影院開始走出東南亞，打入世界影片市場，先後在美國、加拿大與歐洲若干國家自建戲院，或組織發行渠道，使中國影片在世界影壇嶄露頭角。進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辦或代理的電影院發行網路，每年拍攝的40多部國產片可及時發往世界各地。這不僅娛樂了各國觀眾，對傳播中華文化亦有莫大之功。

60年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邵氏公司曾遇到來自「電懋」的挑戰。那時，星馬巨子陸運濤派人到香港成立「電懋公司」，發展電影製片，以供應「國泰」在星馬兩百多家戲院的片源，「電懋」影片拍得不錯，發展迅速，與邵氏形成競爭。有著強烈進取心的邵逸夫針鋒相對，寸土不讓，親自坐鎮發展製片擴大招兵買馬，網羅各種電影人才。那段時間，服務於邵氏、「電懋」的導演與明星是很吃香的，兩家為了競爭，人才搶來搶去，邵氏不要「電懋」要，而且都是出高價，所以那段時間港報常常可見某某明明星、導演跳槽，甚至電影鬧雙胞案也發生不少，這種糾紛，直到大老闆陸運濤在台中乘飛機罹難，「國泰」結束才停止。

邵逸夫是位生意人，做生意講求賺錢。因此，邵氏出品，商業色彩十分濃厚。影評家們常常指責邵氏出差的影片「媚俗」，缺少藝術價值；邵氏拍片多，傳世少，但在商言商，邵逸夫是成功的。邵逸夫認為，他並非不要藝術，而要的是大眾藝術，市民口味。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並非人人都能理解；容易欣賞的下里巴人，才是他選擇的道路。為了取得商業效益，邵逸夫對影片嚴格把關。出現劣片，若無法補救，他寧願燒掉，他說：「在早期，我成日燒片，沒有好的戲，我寧願燒，燒掉好多部。」問他為什麼，他說：「觀眾看了劣片一定好不開心，看多了，就會對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燒。」為此，邵逸夫時刻把握著文化動向，分析著觀眾的喜好，以決定自己的選擇，或許，這正是他的成功之處。

五、影視雙棲

正當邵氏影業經歷全盛之時，電影受到來自電視的威脅和挑戰。在一些國家如日本、美國，電影已經成為「夕陽企業」，逐漸衰落，失去了昔日鼎盛時期的燦爛光輝。電影的市場在日益縮小，競爭日益激烈。畢生從事娛樂業的邵逸夫敏感地意識到，必須把業務向多元化發展，向電影的姐妹藝術——電視進軍。

早在6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以公開招標競投無線電視廣播經營權時，邵逸夫就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投資者合作，闖進了電視廣播領域，成為「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線電視台）的董事。70年代末期，電影業開始走下坡，精明的邵免夫收縮製片業務，結束了一部分電影院的營業把更多的金魚與時間投資在無線電視上，當時曾有人批評他選擇錯誤，然而邵逸夫卻笑罵由人，我行我素。1980年，邵逸夫出任「無線」董事局主席，他將「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演藝的精英都網羅到門下，使「無線」製作的高水平高質量的電視劇集紛紛出籠，收視率急劇上升，壓倒其在香港的競爭對手「亞視」，雄視港島。時至今日，「無線」每年為他帶來巨大的盈利，人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80年代末，「無線」在港島電視領域的霸主地位開始受到挑戰。「亞視」通過加強資金投入，重金招聘著名藝人或設法控空「無線」牆角，以及在節目的編排上改故創新，對「無線」發動了接二連三的新攻勢。邵逸夫也不甘示弱，他通過加速培養和物色新人，以新人新節目讓觀眾耳目一新，使「無線」的收視率繼續遙遙領先於「亞視」。作為香港影視界的元老，邵逸夫在競爭敵手遇到困難時賻現了寬宏大度，一次，正當「無線」與「亞視」為爭奪奧運會轉播權大打官司時，「亞視」大樓失火，影響了電視片的製作，此時，邵逸夫並未幸災樂禍，而是立即叫下屬致電「亞視」，「無線」隨時准備借出場所和設備，供「亞視」製作影片用，這一舉動，使「亞視」主席邱德根感激不已。

六、性格與事業

曾有人這樣形容邵逸夫：「雖然整天笑臉迎人，骨子裡卻是一個銖錙必計的傢伙」

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在經濟上精打細算，錙銖必計，邵逸夫的確是聞名遐邇的。十多年前，李小龍在美國拍攝《青鋒劍》，鬱郁不得志，很想回港發展，託人找邵逸夫，開價片酬6萬港元，以60日為期拍攝一部電影，但邵氏還價每部片酬3千至9千港元，時間不限，結果李小龍怏怏而去，嘉樂影片公司卻大得其利。又一次，一位臨時副導演拍完戲後，製作部開了1千元副導演費給他，可邵逸夫簽支票時卻大為不悅，找會計部與其交涉，讓他自動「折扣」收款。這位副導演一怒之下，把單據撕碎，索性一個錢也不要，並負氣說：「邵老闆多了1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千元也窮不到哪去。」然而，若說邵逸夫是個斤斤計較的人，那又看錯了他。他每次捐款都是「大手筆」，9月8日甚至是美國三藩市的「邵逸夫日」，以表彰他對該市福利的貢獻。

從1973年開始，邵逸夫以個人財產，成立「邵氏基金」，每年撥款給各大慈善機構，最近幾年，更澤及中國大陸，據保守的估計，至目前為止，邵逸夫的捐款已超過15億港元。對一向給人以「吝嗇」印象的邵逸夫而言，這未嘗不是一個有力的反證。

邵逸夫雖然貴為香港「電影王國」的大老闆，待人接物卻十分平和，絲毫沒有大老闆的架子。在許多不同場合，他用一口浙江方言與人交談，使人頗感親切。從個性來看，他給人的印象是圓滑，機警。某天，邵逸夫正與朋友在他的辦公室里談生意，忽然一個小員工匆匆走進辦公室，滿臉倉皇地說：「老闆，不好了！後山著火了。」邵逸夫望著他，笑了笑，揮揮手說：「知道了！你去吧！」小員工滿臉不解，怏怏而去。那朋友也是一頭霧水，他奇怪邵逸夫為什麼一點都不緊張，後山可是影棚所在呀！邵逸夫解釋說：「這個員工是邀功來的，後山著火，根本用不著他來通告，如果事態嚴重，經理級的人，怕早已來通告，現在還不見，情況一定不嚴重，來來來！我們還是談生意吧！」

根據《資本》雜志的富豪排位榜，邵逸夫的財富曾進入香港前10名之內，難怪邵逸夫自己說：「下一代也用不完 了。」

邵逸夫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來自他強烈的事業心。他是一個精通業務的電影企業家，他熟悉電影製片的幾乎每一個方面和環節的工作。從劇本、攝影到導演、演員的選聘以及化妝、剪輯，他樣樣內行。公司從審查劇本到影片拍攝、推銷、發行和劇院管理等每一步工作，他都要研究、過問，他與公司里的同事討論工作，意見總是十分中肯，使人口服心服。

作為一個電影製片人，看電影已成為邵逸[夫日常生活與工作的一部分。他通常早上6時起床，吃少許早餐，做一些中國式的柔軟體操，然後更衣，讀一兩個劇本，就駕著他的兩部「勞斯萊斯」之中的一輛，直驅影城，在清水灣山道曲折迂迴大概5分鍾，就可以到達片場。那時大概是早上8點鍾，巡視完各片場之後大概是9點15分，以後整個上午就用來看影片，包括昨日所拍的毛片。在70年代，他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紀錄是一天看9部片子。近年來，他仍每天看兩三部影片。對世界各地的影片以及其競爭對手的片子，他尤為注意。看完片子，如果還有時間，就讀劇本，直到中午，午餐後休息半小時左右。再回到辦公室，直到黃昏。星期日，他也要看半天電影。因此，邵逸夫被稱為「看電影最多的中國人。」

對拍電影，邵逸夫更昭醉如痴。他說：「你拍過兩套電影，便知道全世界沒有一樣事有這么好玩，這么夠刺激。我愛上這種行業。電影不知給了我多大的滿足。」「我好鍾意電影事業。」

邵逸夫的事業，畢生離不開娛樂，雖然從60年代開始，也旁及股票、房地產，那不過是副業罷了。商場流傳邵逸夫做房地產的一段軼事。80年代初，曾有人願出40億元，再加一處同現在「邵氏」大小相同不過地點較遠的地皮，與邵氏交換他名下的資產和片廠土地。結果邵逸夫卻放棄了這樁交易。他說：「40億是筆不少的錢，放在面前，自然動心，不過，再回頭想想，我現在的錢以後也用不完，至少下一代也用不完，40億不過是個銀行戶口裡的數字，哪裡用得到，因此我決定不找這個麻煩了。」的確，邵逸夫的精力只用在他所鍾愛的影視事業上，影視之外的事情，他並不過多用心，自然也不計較成敗得失。

『拾』 20世紀30年代三大影片公司主要指

20世紀30年代三大影片公司主要指的是天一影片公司、聯華影業公司、明星影片公司。

1、天一影片公司

天一影片公司是中國電影製片機構，由邵氏兄弟(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於1925年6月在上海虹口橫浜橋成立，專門從事影片的攝制與發行。

邵醉翁任總經理兼導演，二弟邵邨人負責製片兼編劇。三弟邵仁枚、六弟邵逸夫負責去新加坡、馬來亞開拓南洋市場。

2、聯華影業公司

聯華影業公司是1930年由羅明佑主持合並華北電影公司、民新影片公司、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和上海影戲公司等多家公司而成立的。

聯華公司成立後，借鑒好萊塢的製片管理經驗，採取獨立製片的管理方式，即內部各廠自籌拍攝電影，激發了合作各方的積極性。隨著日軍入侵，公司開始攝制抗日題材的影片。

後來聯華公司開始在有聲電影的製作上與歐美一爭長短，於是加大投入，訂購收音機，培訓有聲片製作人。1935年，其發行的《漁光曲》在莫斯科國際電影博覽會上獲得榮譽獎，成為首部在國際上獲獎的中國電影。

3、明星影片公司

1922年3月中旬，張石川在上海貴州路上創立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電影史上最重要的製片公司之一。1923年其製作的《孤兒救祖記》在商業和藝術上的成功，奠定了明星公司的基礎，標志著國產影片至此開始逐漸走入正軌。

1936年的明星公司已經居中國電影工業之翹楚。以較快時間內拍攝了《狂流》﹑《春蠶》﹑ 等一批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影片﹐成為左翼電影運動的基本陣地。

中國電影產業最初的發展：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

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

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

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

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中國電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