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蔣經國為什麼抓杜維屏
1948年春,杜月笙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行憲國大」,捧蔣介石當總統。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蔣經國到上海實行市值改革,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法市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中匯銀行經理杜維屏因「囤貨炒股」,在交易所外拋售永安紗廠股票2800萬股,被蔣經國以投機倒把罪逮捕,後被判了六個月的徒刑。
『貳』 杜月笙當街攔截蔣經國是什麼電視哪一集
杜月笙當街攔截蔣經國是第二十六集的。蔣太子上海灘打虎,杜月笙當街攔車。胡一夫告訴他只有他能夠阻止蔣經國打老虎的行動。就在高峰為找孔令侃囤積的面紗著急的時候,杜月笙親自找到了他們說是幫助他們打老虎的。
高峰的人不是很相信,他們覺得杜月笙是過來救杜維屏的。杜月笙為了給杜維屏減刑主動提出告訴他們孔令侃公司囤積的面紗所在。
劇情
1948年春保密局南京站二處偵防科科長李梅在一次行動中腦部受重創造成部分失憶,忘記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中共情報員佯裝叛變設計讓李梅的記憶復甦。和黨組織恢復聯系後的李梅配合組織完成任務,同時找准時機吸納中央陸軍大學戰術教官高峰。
保密局南京站站長胡一夫一直暗中監控李梅,李梅幾次險象環生。期間她與高峰出生入死,擦出了愛情火花,結為連理最終李梅協助高峰率部宣布起義,解放軍百萬雄師渡江南京解放。
『叄』 金圓券泄密案的案件始末
1948年,國民黨政府的法幣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潰邊緣。為挽救因法幣破產而可能導致的國民經濟崩潰,8月19日國民黨政府推行幣制改革方案,發行金圓券。
上海《大公報》記者季崇威8月21日在報上披露,一神秘人士於幣制改革宣布前夕,連夜從南京乘車抵達上海,8月19日一個上午就向市場拋售1000萬股永紗股票,照20日股票慘跌的行市計算,此人獲利高達一千六百多億元。這條消息猶如重鎊炸彈,引起軒然大波,各界沸騰,血本無歸的股民們更是團團圍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罵社會黑暗,政府腐敗,眼看一場軒然大波就要發生。
8月26日,國民政府監察院簽發通知,派監委唐鴻烈、孫玉琳二委員火速赴上海追查「隱名人」真相。唐鴻烈、宋玉琳抵滬後,直奔京滬經濟管制副督導員蔣經國辦公室。蔣經國眉頭緊鎖,在房中踱來踱去,一旁坐著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長林崇墉。見唐、孫二人到來,蔣經國連忙把他們引入座,寒暄一番後,蔣經國單刀直入:「泄密案在上海鬧得沸沸揚揚,這幾天股市連續狂跌,情形極為嚴重,此案不破,金圓券改革難以繼續執行下去,不知二位監委對此案有何眉目。」
唐鴻烈欠了欠身,極為自信地說道:「督導員,您不用太擔心,這則消息最初來源於《大公報》,我們不妨首先從這里入手,追根溯源,說不定能查出蛛絲馬跡……」一旁的林崇墉打斷唐鴻烈的話:「我和督導員也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大公報》不肯合作,守口如瓶的話,我們有什麼對策?」蔣經國點了點頭:「是啊!我看還是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這樣吧,唐監委、孫監委你們二位調查《大公報》,我和林局長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對上海各股票交易所進行調查,核查19日的交易額,二位意下如何?」孫玉琳道:「這樣最好不過,委員長要求我們迅速破案,事不宜遲,我們倆這就去。」
唐、孫二人直訪《大公報》,道明來意後,李子寬經理只好告訴消息來自記者季崇威,並吩咐手下人把季崇威找來。不管唐、孫二人如何軟硬兼施,季崇威就是不肯吐露實情,並有對簿公堂的決心,李子寬也表示愛莫能助。唐、孫二人碰了壁,怏怏而歸。
正當唐、孫二人一籌莫展時,蔣經國邀請他們出席第二天市警局會議,會同上海市警察局共同破案。會議中,接到南京總統府限令7天破案的追加電令。蔣經國當即命令金管局與警察局抽調精幹人員,組成8個行動組,分赴全市237個交易所,查尋19日交易額在300萬股以上的交易所。行動組很快就在237家交易所中,查出有嫌疑的22家。8月31日下午6時,查出鴻興證券交易所疑點最大,有大筆場外拋股的記錄。鴻興證券號是237號,來頭可謂不少,其經濟負責人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維屏。杜月笙是上海青紅幫三大亨之首,蔣介石早年曾投靠過他,共同發動了反共的四·一二政變,為蔣介石占據上海立下過汗馬功勞。
行動組感到十分棘手,唐鴻烈出了個主意,認為還是請蔣督導員親自出面,可能比較合適,眾人一致贊成,並由唐、孫等人直接向蔣經國匯報。
9月1日,蔣經國笑容可掬地把杜維屏迎進了私人住所,分賓主坐定後,蔣經國與杜維屏拉了一些家常,杜維屏不明就理,忍不住問道:「經國兄今天把我找來,只是為了敘舊?」蔣經國不露聲色地道:「除了敘舊,倒還是有一事請維屏兄幫忙。」杜維屏連忙拍了拍胸部:「經國兄盡管吩咐,在上海,只要我杜維屏能辦到的,一定在所不辭。」蔣經國見時機成熟,這才轉入正題:「維屏兄,貴交易所在19日有二筆數額巨大的股票拋售記錄,不知維屏兄是否知道這事?」「這,這……,」杜維屏一時語塞。「維屏兄,政府內部有人泄露幣制改革秘密,有人利用這一消息進行股票黑市交易,從中獲取暴利,引發股票市場大動盪,政府經濟改革也難以進行,還請維屏兄助我一臂之力。」杜維屏欲言又止,面色十分尷尬,支吾著說,「經國兄,這件事我恐怕不能幫上大忙,請原諒。」杜維屏異常的神色和舉動,自然沒逃過蔣經國的眼睛。蔣經國順水推舟地說道,「維屏兄,這事就暫擱一邊,還有幾位朋友想與你見見面。」接下來,唐鴻烈、孫玉琳、林崇墉等人輪流盛宴杜維屏。
杜維屏實在過意不去,終於向蔣經國透露了事情的真相:8月19日上午,李伯勤陪同兩個女人來到鴻興交易所,以「蘭記」和「淑記」兩個女人的名號開戶,拋出300萬股永安紗廠股票。
蔣經國如獲至寶,命令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迅速查出李伯勤去向。經查明,李伯勤住在上海市延慶路9弄20號妹妹李國蘭家,李國蘭丈夫陶啟明,兩個月前進入財政部任秘書。當天,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經濟組組長毛克剛派便衣人員潛伏在李家附近,李伯勤一直到晚上12點還未露面。專案組深夜趕赴李伯勤的摯友高祥生家,也徒勞而返。毛克剛當機立斷,命令該組干將李吉光進入李家探虛實。
李吉光敲開李家的門,自我介紹道:「你是嫂子吧,我是啟明兄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李國蘭一聽是陶啟明的兒時朋友,連忙把李吉光引進屋內,熱情招待。扯了一些家常後,李國蘭對李吉光已沒有任何戒心,氣氛十分隨意,李吉光漫不經心地說道:「本來十九日,我就要來找嫂子,請啟明兄幫忙。上午敲門時,屋內沒有人。」李國蘭沖口而出,「上午我和另外二位朋友,去鴻興交易所炒股去了,你當然找不到我了,不知你有什麼事需要啟明幫忙,我幫你轉告。」李吉光依然不動聲色:「想不到嫂子還炒股,我對這個一竅不通,嫂子以後要多開導開導我,讓我也有發財的機會。」頓了頓,又故作親切地說:「最近我聽說股票大跌,嫂子你這次肯定虧了。」李國蘭得意地說,「這你就有所不知,別人都虧,我炒的永安股卻賺了。」李吉光見目的達到,掏出警員證件,「對不起,你被捕了。」李國蘭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是啟明的朋友,原來你是……」李國蘭嚇得癱倒在地,並供出同案犯楊淑瑤地址。
隨後,專案組來到湖南路343號石油公司宿舍,逮捕了楊淑瑤,帶回警察局。唐鴻烈、孫玉琳親自提審了二人。李國蘭供認丈夫陶啟明讓她與李伯勤、楊淑瑤出面拋股。另一案犯楊淑瑤是中國石油公司南京營業所主任徐壯懷之妻。
陶啟明由王雲五的親信、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介紹,兩個月前進入財政部任秘書。徐百齊接到林崇墉的電話,得知陶啟明泄密,不敢怠慢,馬上報告王雲五。王雲五立即通知首都警察廳長黃珍吾,逮捕陶啟明。當晚,陶啟明在財政部宿舍被捕。在歷時56個小時的審訊下,陶啟明終於承認泄密罪。他於8月18日連夜從南京坐車返回上海,找到好友徐壯懷、袁柳安等,策劃了狂拋永安紗廠股票事件。陶啟明還供出了頂頭上司徐百齊以及有關人員徐壯懷、袁柳安。袁不久被捕,徐壯懷早已聞風而逃。「隱名人」終於被揭開了面紗,隨著審訊的進一步發展,震驚全國的這起金融泄密案也水落石出。
『肆』 宣鐵吾的惡斗
抗戰勝利後,宣鐵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長,後由於榮德生綁票案,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李及蘭引咎辭職,宣又兼任警備司令,集軍警大權於一身,成為上海叱吒風雲的紅人。宣鐵吾與杜月笙幾次三番鬥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個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鐵吾何以敢和他對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蔣經國的支持。
一、宣鐵吾和蔣家的關系
宣鐵吾,浙江諸暨人,早年喪母,由當裁縫的父親撫養成人。他家道貧寒,幼年只讀過私塾。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宣鐵吾和陳兆龍、張秋人等過從甚密,曾一度加入過CP。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宣考進軍校,為第一期學生。黃埔學生中有左傾的「青年軍人革命同志會」和右傾的「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宣鐵吾進黃埔後,思想即逐漸傾向於後者。當時,蔣介石和蔣經國均住在黃埔軍校內,宣曾當過蔣介石辦公室的侍衛,因為表現忠誠,又升為侍衛長。在黃埔這段時期,宣鐵吾和蔣經國的私人感情特別融洽,稱兄道弟,似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兩人才分手。
抗戰期間,浙東尚未淪陷時,蔣經國在奉化溪口舊宅讀書,由馬公愚講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鐵吾經常往訪,作徹夜長談。時宣鐵吾已是浙江省中將保安副司令,經蔣經國的推薦,又兼任三青團浙江省籌備主任、九十一軍軍長等職,成為身兼數職的浙江屈指可數的紅人。由此,更進一步奠定了他和蔣經國的關系。宣鐵吾對蔣介石忠誠,與蔣經國的觀點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頗得蔣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認為,只有斗垮惡勢力和黑社會,國民黨的天下才有可為。
蔣介石是個多疑的人物。他組建中統和軍統,本來有相互牽制之意,但後來戴笠青雲直上,權大包天,到抗戰末期,蔣介石對之已有戒心。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重慶成立了一 個秘密五人小組,參加的有宣鐵吾、錢大鈞、胡宗南等人,唯獨沒有戴笠。小組表面上的任務是平衡中統、軍統兩個特務組織的矛盾,實質上也有抑制戴笠權勢的性質。蔣經國是深切了解內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鐵吾。蔣經國和宣鐵吾都對當時的貪污和大發劫收財的現象深為反感,而這些醜事大部分是由中統和軍統的特務乾的。杜月笙和戴笠的關系之深,可以說甚於蔣、宣。蔣、宣後來和杜月笙的鬥法,實質上是對抗軍統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接管上海前,蔣介石已決定錢大鈞任市長。當時,吳鐵城和戴笠都曾推薦上海警察局長的人選;錢大鈞也開了一 套班子的名單。蔣介石對上海所有各局人選,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長一職,親自點名由宣鐵吾擔任。這樣一來,錢、戴、吳不僅無話可說,而且也真正感覺到了宣鐵吾的份量。蔣介石所以這樣信任宣鐵吾,與蔣經國的推薦和促成分不開。
宣鐵吾上任後,就提拔不屬於中統、軍統的俞叔平為警察局副局長(俞是奧國留學生,為中國甚少的警察法學博士);宣的親信徐旭、方誌超等分別任人事處長和行政處長,但為了敷衍戴笠,也錄用了一些軍統的人,如張師、張達。宣鐵吾在重慶啟程後,杜月笙為拉攏感情,曾設宴為宣餞行;但宣一到上海,對新聞界第一個談話卻是:不搞劫收,整頓風氣。並且特別提出要整頓青紅幫。凡是青紅幫門徒,一律不見,一律不用。宣鐵吾這第一炮,無異於給杜月笙一個下馬威。
蔣經國平生對兩個人最稱知己,一個是宣鐵吾,另一個是王新衡。王新衡是軍統的頭頭。後來蔣經國到上海,經常住在宣鐵吾家中。
從上可知,宣鐵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對抗,主要是蔣經國在幕後支持。宣在上海並無社會基礎,而杜月笙這個「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人物,卻對蔣經國、宣鐵吾的聯合力量感到束手無策。
二、抗戰勝利後的杜月笙
杜月笙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起,結識了蔣介石。杜在青幫中的輩分極低,這是杜一生最感苦惱的事,但由於他後來和戴笠結下不解之緣,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謀劃策,因此,實質上成了上海工商經濟和黃色工會的幕後操縱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殺中雖然有「功」,但並未博得蔣介石的過分青睞,直到抗戰,杜竭力贊助戴笠組織「總動員委員會」和「蘇浙行動委員會」,方在政治上飛黃騰達。「蘇浙行動委員會」由戴笠任主任委員,杜月笙、楊虎等任委員。杜慷慨解囊,捐助輕武器快慢機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個支隊,其中如陸京士、水祥雲等人,都是杜的門徒。這支雜牌部隊,就是後來戴笠的「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抗戰勝利,軍統特務「五子登科」,大發劫收橫財,當然也和杜月笙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抗日勝利後的上海,錢大鈞雖是市長兼警備司令,但只是一個空名,掌握大權的實際上是吳紹澍。吳在國民黨系統內不是個頭面人物,但因吳開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慶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直由吳紹澍負責。所以一旦勝利,他就從地下冒了出來,蔣介石不得不給他些頭銜和權力。當時,吳紹澍身兼東南軍政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上海三青團主任委員、上海市教育局長、社會局長和《正言報》社長等重要職務,紅極一時,炙手可熱。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吳紹澍。
吳當時年少氣盛,他一登上「寶座」,就頭腦昏昏,公開和杜對峙起來。對於初出茅廬的吳紹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團根本不放在眼裡。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勢力是在黃色工會,因此,吳就任社會局長,他們就首先開刀。杜想讓吳開先當社會局長,陸京士當黃色工會總頭目,以此來控制上海的工人。
1945年秋冬,抗戰勝利後不久,杜一手包辦的黃色工會就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借口,鬧起風潮,搞得吳紹澍惶惶不可終日,終於以「辦事不力」被轟下了台;再加上中統、軍統紛紛告狀,吳紹澍竟被剃了個光頭,只剩下了《正言報》社長一個閑職。對於杜月笙這種做法,蔣經國和宣鐵吾盡管袖手旁觀,但更加深了本來已有的反感,認定杜是要以黑手統治上海,因此決心和杜較量一番。
吳紹澍倒台後,杜月笙的觸須事實上已經緊緊纏住了上海的銀錢業、棉紡業、輪船業和黃色工會等等,但杜的公開身份,始終只是「中匯銀行董事長」和「恆社」社長(「恆社」是杜月笙門徒以社會團體面貌出現的青幫組織),此外就是辦辦「浦東同鄉會」、「上海小姐選舉」等無聊的事。不過,杜月笙對於軍隊和警察,對於蔣經國和宣鐵吾,卻毫無辦法。
三、萬墨林案件的前因後果
萬墨林是杜月笙的總管,為杜門第一紅人。早年,他專門站在煙榻邊為杜裝鴉片煙,很得杜的信任。日偽時期,萬在上海代杜看管家產,一經勝利,就儼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杜回上海後,萬更紅得發紫,一蹴而升為「米業公會理事長」,操縱著糧食的市場價格。由於法幣貶值,物資缺乏,糧價直線上漲,人們的咒罵集中在米商身上,罵之為「米蛀蟲」,萬墨林當然首當其沖。在蔣、宣和杜的鬥法中,他第一 個受到沖擊。
1946年7月1日,宣鐵吾兼任淞滬警備司令。當時工潮、學潮頻起,社會局勢動盪。宣鐵吾認為是杜月笙所操縱的惡勢力哄抬物價,如不鎮壓,局面不得平靜,於是,就決定拿萬墨林開刀。這當然是「殺雞給猢猻看」,沖著杜月笙來的。
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位於蘇州河畔的河濱大橋。宣下手令逮捕萬墨林後,就關在七樓看守所內。全上海的日報、夜報和小報,都以顯著位置刊出了這一消息。宣鐵吾並招待記者,發表強硬談話說:「萬墨林有惡勢力為後台,囤積居奇,操縱米價,政府要以軍法從嚴懲辦。」這些對於杜月笙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杜月笙很明白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聯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憂心忡忡。杜的「智囊團」如陸京士等則不以為然,認為必須以曲曲折折的方法進行回擊。
他們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業公會、黃色工會為武器,對警備司令部施加壓力,大叫大嚷,說什麼米價上漲,是產地糧食被共產黨所控制,運不出來,與米業公會和萬墨林無關,要求由司法機關進行仲裁。宣鐵吾針對這些論調,宣稱「治亂世用重典,政府為民除害,殺一儆百,責無旁貸」。這樣一 來,萬墨林已有被殺頭的危險。杜家在驚恐之後,苦思對策。
他們一方面叫軍統的小頭目戚再玉(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是個手操生殺大權的紅人)向滑稽曲藝界打招呼,不要再罵「米蛀蟲」;另一方面設法保萬墨林「獄外就醫」。杜月笙有個門徒陶建芳,黃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團團長、挺進第三縱隊副司令和第三戰區高參等職。陶既和宣鐵吾熟悉,又對杜唯命是從,是個兩跨的人物。但陶不敢親自去對宣鐵吾講,就在深夜坐著杜的自備汽車,來找我商量,說萬墨林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視。我不好推辭,就讓陶去了看守所。陶向萬轉達了杜月笙的關心。當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來到我家中,杜月笙裝得一臉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誤會」。我感到難以下場,若不識抬舉,貿然得罪這位「大亨」,事情就麻煩了。
我就給想了個辦法,要陶建芳親自去打通警備司令部醫務所一位所長,告訴他,如果拿到病危證明,也許可能試行交保就醫。我當時認為他們通不了這個關節;萬一弄來證明,公事公辦,也可沒有責任。不料錢能通神,兩天以後,醫務所果然來了「萬墨林病危」報告,請求處理。我內心明白,落得順水推舟,就冒了個小小的風險,將萬交保就醫,要求隨傳隨到。事後向宣鐵吾報告時,他大為震怒,一面斥責我不該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將那位馮所長找來核對。這位所長一 口咬定:「萬墨林病危,如不就醫,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鐵吾也無話可說,只得公布一則新聞「萬墨林是交保就醫,並非無罪釋放」了事。其實,萬墨林根本沒有那麼嚴重的病,而我也領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鐵吾恐怕也難應付。後來和宣鐵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並不是非置萬於死地不可,只是給杜月笙一點厲害看看而已。萬墨林事件煙消雲散以後,米價照樣狂漲,宣鐵吾也始終無能為力。從此,宣、杜交惡成為人所共知的事。
關於宣杜交惡,還有一段插曲可說。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壽。杜和京劇界的關系一向很好,就於春季在上海中國大戲院唱戲兩天祝壽,一時名角雲集,轟動全國。宣是個京戲迷,只要名角,無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劇演員。遇到這樣的盛會,宣怎麼肯放過?但杜月笙請他,他又不肯去。杜當然發了請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開出席,這個座位就只能空著。但宣卻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張招待券,微服改裝,扮成一個商人,悄然前往。所有軍憲、特務和杜門子弟,竟然沒有一個認得出是「宣司令」。(那兩天演戲,憲兵從傍晚起就將南京路到北京路這一段封鎖,只憑請柬入內)。中國大戲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舊戲院,當第一天的《龍鳳呈祥》演到一半時,圓頂上竟掉下來一大塊石灰,正好落在宣鐵吾面前的座背上。這一 來,全場目光,頓時掃向宣鐵吾,宣一時窘迫萬狀,唯恐被人識破真相,下不了台,於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門口,杜門子弟才認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追趕,連在場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無法可想。事後,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為宣鐵吾設宴壓驚,但都遭到宣的拒絕。
四、杜維屏被扣與獲釋
1948年5月,國民黨崩潰之勢已成,前線潰不成軍,後方動盪不定,蔣介石卻仍然掙扎,派蔣經國為經濟督導員,坐鎮上海,由宣鐵吾配合,希望消滅貪污,穩定物價,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蔣經國到上海後,在外灘中央銀行二樓辦公。此時和蔣過從最密的人,除宣鐵吾外,還有王新衡。王當時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長、上海市政府參事。蔣經國到上海後,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一再宣稱,要鎮壓奸商,抑平物價。宣鐵吾為了配合,即在警備司令部成立經濟緝查機構,專門緝捕奸商;我當時即在此部門任職。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行動,對杜月笙無異於當頭一棒,因為杜對於金鈔外匯黑市、股票漲落和糧價升降等,是一隻無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由兒子杜維屏任經理。杜看到蔣經國、宣鐵吾來勢兇猛,就計劃將港幣45萬元,私自套匯外流。
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報告了蔣經國。蔣大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維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內。王新衡是一 位十分圓滑的兩面人物,他既和蔣經國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維屏既將被扣時,又通風給杜,叫杜注意。這樣一來,嚇得杜對45萬港幣一時未敢下手。但據我事後所知,杜系的中匯銀行和通商銀行,還是連夜趕造帳冊,化整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道,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從表面上看,經此一擊,金鈔黑市的確下降許多。蔣經國覺得初戰勝利,十分得意;但漸漸就感到事情棘手,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找不到杜維屏套匯的罪證,就只可「雷聲大,雨點斜,最後將杜交保釋放了事。
此外,蔣經國和宣鐵吾還辦了以下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關的事:一、嚴格按金圓券實行限價。蔣經國規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價格,全部凍結;商店不得轉移,不得拒售,必須開門應市。但這確是個非常不徹底的治標辦法。奸商囤積居奇,可說無孔不入,光靠軍警力量,查不勝查,抄不勝抄,而門市商品則立即被搶購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開著的幾乎全部是空店。資本家、店老闆和老百姓都怨聲載道,這個限價政策也就只好告終。
二、在扣押杜維屏的同時,蔣經國和宣鐵吾也對興風作浪的證券大樓和金鈔黑市實行鎮壓,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楊家將」。所謂「楊家將」,是指控制場外股票金鈔黑市交易的楊長和、楊長仙和楊長庚三人,他們的綽號叫做「場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機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楊家將」也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響的,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對杜的打擊。但不到一月,隨著限價政策的失敗,蔣經國自認倒霉,就將「楊家將」交保釋放。一場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蔣經國和宣鐵吾還曾集中力量,打擊過孔氏豪門的「揚子公司」。宣鐵吾利用他控制的《大眾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揚子公司」私套外匯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畢竟不是杜維屏,蔣經國只是虛張聲勢,未敢下手。我記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蔣介石到上海時,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親自向宋美齡哭訴告狀。當時蔣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喪,因沈陽剛剛解放,廖耀湘和范漢傑兵團在遼西走廊全軍覆滅。國民黨已經盡失關外。在東平路官邸,蔣介石大發脾氣,命令封閉《大眾夜報》(同時封閉的還有吳紹澍的《正言報》),並當面斥責宣鐵吾,說宣周圍有共產黨。其實,在《大眾夜報》並無地下黨。
四、蔣經國和宣鐵吾在1948年秋還殺了幾個軍統惡霸。
一個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後台是保密局的毛人鳳。戚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在上海是個臭名遠揚之徒。特別是戚通風放走大貪污犯徐繼庄一案,使蔣經國大為震怒(當然還夾雜著軍統內部復雜的權力斗爭),就親自下令,將戚逮捕,經軍法判處槍決。另一個是張亞民。此人也是軍統特務,因敲詐一個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鈔一案,後被告到蔣經國、宣鐵吾手裡,就也由蔣親自下令,將張槍決。這兩件大案,當時曾在上海各報連篇累牘刊載過,轟動一時,人民拍手稱快。但國民黨已經病入膏肓,殺幾個人已無起死回生之效。
『伍』 蔣經國的孔雀東南飛計劃是怎麼回事,這段歷史怎麼回事
蔣經國的孔雀東南飛計劃是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中的故事情節,真實歷史原型是蔣經國的幣制改革計劃。
1948年,國民黨軍事戰場節節失敗,在經濟戰線也瀕臨崩潰。在這種情勢下,蔣經國臨危受命,去執行「撲滅奸商污吏,肅清腐惡勢力,貫徹新經濟政策」的「救國大任」。
可打掉杜月笙兒子之後,杜月笙公開表示,支持蔣經國打老虎,但是有本事就打揚子公司。蔣經國也滿口應承。結果,就是揚子公司,直接導致蔣經國打虎失敗。
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中蔣經國的「孔雀東南飛」行動命何其滄與方步亭推行幣制改革,目的是從人民手中掠奪黃金白銀外匯,蔣經國密令方孟敖執行「孔雀東南飛」行動,負責將掠奪來的黃金白銀外匯運往台灣。
中共中央為了和平解放北平,進一步和平解放全中國的更多城市,答應傅作義將軍和談要求,讓方孟敖執行新的命令,讓方孟敖及其飛行大隊運走了國民黨在北平金庫的黃金白銀外匯 。
1949年1月,蔣介石宣告「下野」以後,蔣經國陪著父親退居溪口,後來在成都登機飛往台灣。
在台灣他曾歷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台灣國民黨「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職。蔣介石病逝以後,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就任台灣第六任「總統」。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蔣經國病逝以後,台灣成立了「蔣經國治喪委員會」,1988年1月30日舉行了遺體大殮儀式,後將遺體安放於桃園縣大溪鎮。
『陸』 軟硬兼施,以牙還牙講了些什麼
一塊巨石如果落在一堆棉花上,則會被棉花輕松地包在裡面。以剛克剛,兩敗俱傷,以柔克剛,則馬到成功。
俗語說:「牽牛要牽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處。」應以己之長,克彼之短。對待剛烈之人如果以硬碰硬,勢必會使雙方共同失去理智,頭腦發熱,做事不計後果,最終各有損傷,事情也必然搞砸。
倘若以柔和之姿去面對剛烈火暴之人,則會是另一番局面,恰似細雨之於烈火,烈火熊熊,細雨蒙蒙,雖說不能當即將火撲滅,卻有效地控制住了火勢,並一點點地將火熄滅。但若暴雨一陣,火滅去,又添泛濫之災,一浪剛平又起一浪,得不償失。
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灘著名的流氓大亨,十里洋場的「第一號聞人」和「工商界巨子」。其權勢之顯赫,甚至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
1948年夏,為扭轉全國嚴重的財政經濟危機,蔣介石特派兒子蔣經國督導上海地區經濟管制,並組成了逮捕不法之徒的「打虎大隊」。恰在這時,杜月笙的三兒子杜維屏因私自套匯港幣45萬元,被蔣經國查獲。蔣經國大怒,立即下令逮捕了杜維屏,這在上海灘引起了巨大震動。
對杜月笙來講,從來只有「損」人,沒有被人「損」過。對於蔣經國的下馬威,杜氏門徒建議「老師」給蔣經國點顏色看看,讓他知道上海灘不是新贛南。但杜月笙卻不動聲色,既不向主管方面求情,也不跟親朋故舊訴苦,反而一本正經地說:「國法之前,人人平等,杜維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應該去救他。怕什麼,我有八個兒子,缺他一個,又有何妨?」其實,杜月笙暗中卻在窺探著反擊的機會。
一天,蔣經國把各業巨頭約到浦東大樓,准備對杜月笙施加新的壓力。杜月笙明知是蔣經國擺的「鴻門宴」,卻不便「拒邀」,會議一開始,蔣經國即正色道:「對這次幣制改革,上海各界人士熱烈贊助者很多,但有少數不明大義的人,投機倒把,囤積居奇,興風作浪,影響國計民生。本人此次進行經濟檢查,若囤積物資逾期不放,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並予以法辦。」
蔣經國的話顯然是講給杜月笙聽的。豈料他的話音剛落,杜月笙立即發言:「我兒子違反國家的規定,是我管教不嚴,我把他交給蔣先生依法懲辦。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也可以說是今天到會各位的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的倉庫去檢查檢查。揚子公司在囤積貨色方面盡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親友的物資登記查封,也希望蔣先生能一視同仁,把揚子囤貨同樣予以查封,這樣才服人心。」杜月笙還軟中帶硬地說:「倘若蔣先生吃不準,我可以陪你檢查。閑話一句,我身體有病,不能多坐了。」說完離座而去。杜月笙的發言猶如一顆重磅炸彈,語驚四座。工商界巨頭們不禁暗中佩服這位大亨。杜月笙竟然軟硬兼施,蔣經國自然也不會示弱,他立即表示「揚子」如有犯法行為,絕不寬恕。
頓時,「揚子囤貨案」弄得滿城風雨,街談巷議,紛紛嘲諷蔣氏家族的丑聞。揚子公司原是一家「皇親國戚」公司,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孔少爺憑著他是蔣介石的外甥,根本不把「打虎大隊」看在眼裡。但杜月笙先發制人,蔣經國又不能按兵不動,遂下令查封了「揚子」之倉庫。孔令侃立即向小姨媽宋美齡求援。哭訴蔣經國自相殘害手足的舉止。宋在調解未果的情況下,又搬出了蔣介石。蔣介石聽罷原委後,不禁埋怨起兒子來,認為他畢竟出道不久,怎麼假戲真做,打「虎」打到自己家族頭上來了,結果,「揚子」一案不了了之,杜月笙的三公子也早在此事了結之前出了監獄。杜月笙這招軟硬兼施,以牙還牙,實在是「辣」。
事實上,軟硬兼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借荊州就充分運用了軟硬兼施的手段,而且運用得非常高明。諸葛亮是運用武力占據了荊州,但是他非要和東吳說是暫借荊州,這就是軟的一手,用這一招給東吳以幻想,讓他們以為還能夠通過和平手段取得荊州,所以難以下決心和劉備、諸葛亮動武。可是當東吳催討荊州的時候,諸葛亮又採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賴著不還,另一方面又威脅動武,把東吳弄得打不是,不打也不是。運用這一手,諸葛亮達到了長期霸佔荊州的戰略目的。
所以,軟與硬,作為一種策略,或者作為一種交際手段,無論何種場合,不可偏頗。從理論上講,軟,體現友善、涵養、通情達理;硬,則顯示尊嚴、原則和力量。還要根據形勢變化,靈活運用。只要運用得當,還是有助於我們構建和諧、美好的工作和生活氛圍的。
『柒』 陸月生是個什麼人
陸月生是《上海皇帝之雄霸天下》是嘉禾電影有限公司1993年發行的電影的其中一個角色。電影講述了上海三大亨陸月生、黃全榮及袁嘯軍,在日軍佔領上海期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