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圍城》表達的主旨是什麼
小說的線索上來看，全書以方鴻漸留學歸國後在上海和內地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為線索，並以圍繞鮑、蘇、唐、孫四個女人的戀愛婚姻貫穿全書。客觀地說，戀愛婚姻的探討，確實是《圍城》的主題之一。作者其實在書中就已清楚地說明了： 慎明道：「關於Bertie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一句英國古話，說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ses,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鴻漸，是不是？」鴻漸搖頭表示不知道。 有些評論者認為這兩段話就是《圍城》這本書的「題眼」，就是對「圍城」這一意旨的最好解釋。我卻不這么認為。應當承認的是《圍城》這部小說的題目就是原取於這兩個國家的典故，願意也確實是比喻婚姻的。但這兩段話在全書中的作用僅僅是說明「圍城」這個名詞的來歷，而絕對不是對全書意旨的最終解釋。其實，作者在序言中就開明宗義地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社會是抗戰時的社會；人物是指那些新老留學生與一些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群體；最後強調的「人類」就是提醒我們往深里去探索，不要停留在表面。也就是說，作為一部經典的長篇小說，它的主題往往不是單一的，作者闡釋「圍城」的含義顯然不僅包含婚姻戀愛。 在書中，我們看到主人公方鴻漸從歐洲留學回國到上海，因戀愛的失敗及與名義上的親家不和邊輾轉至內地，進入三閭大學這座「圍城」。在三閭大學這個齷齪的「大染缸」里，方鴻漸深感這里同樣不是他理想的歸處，只好又回到上海。然而上海此時已被日軍佔領，時局險惡，方鴻漸因不肯為日偽服務而丟掉飯碗後又與妻子鬧翻。最終結果又是再次籌劃離開上海。這就把「圍城」這一種人的心理狀態比喻擴大到「人生萬事」。這是對婚姻如圍城的一個引申、深化。我們在書中也不難找到，主人公方鴻漸在文中曾多次感慨： 事實上，方鴻漸在三閭大學、在上海這兩座圍城來來去去最後終究沒能找到答案。戀愛、婚姻、職業的失敗，猶如潛藏在他身上的魔障。這種對於生活、對於人生追求的苦悶與彷徨，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當時抗戰時期中國這座大圍城下，中國人民對於未來生活追求的苦悶與彷徨；或是二十世紀西方軍事、文化、經濟侵略中國社會的迷茫。 如果再細心深入地研究，我們還會發現，「圍城」這一名詞概念也可以上升為一種人生的哲理，超越了小說所反映的時代。它向人們探討了人生的具體挫折，具體的失敗，進而到人類精神困境的宏觀展示。在《圍城》的序里，錢鍾書提醒讀者：「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即《圍城》的最終指向的對象是整個人類，是一種人生哲理的思考。在小說的後半部，關於這一哲理的討論就有很多。如在書中的第八章里，方鴻漸回上海的船上與孫柔嘉談起人和人聚散是個緣分，同船相遇的人也偶然也必然，方鴻漸發揮道： 「這好像開無線電。你把針在面上轉一圈，聽見東一個電台半句京戲，西一個電台半句報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國歌啦，半句崑曲啦，雞零狗碎，湊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個破碎的片段，在它本電台廣播的節目里，有上文有下文，並非胡鬧。你只要認定一個電台聽下去，就了解它的意義。」 而孫柔嘉則埋怨道： 在小說的最後一章，是全書哲理闡述最多的一章，也是《圍城》這部書主題意旨的中心，對全書具有籠罩性。最典型的哲理是方老先生送給兒子的老式自鳴鍾，每個鍾頭要慢上七分鍾。在小說的結尾，當方鴻漸睡死過去的時候，它突然打了六下： 六點鍾是五個鍾頭以前，那時候鴻漸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勸他別再為昨天的事弄的夫婦不歡；那時侯，柔嘉在家裡等鴻漸回來吃晚飯，希望他會跟姑母和好，到她廠里做事。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這則哲理寓言對現代人生的不確定性的表達，尤其深刻。那個每小時慢七分鍾的老鍾就是方鴻漸的象徵，是中國歷史的象徵，也是人的某種象徵。他是時間的自我迷失，也是人在時間中的迷失、停滯和無出路。 綜上所述分析，我們就不難得出了《圍城》這部小說的主題意旨：既表面上是敘寫了關於婚姻、戀愛、職業等人生追求的彷徨與失落，進而暗示了人生如圍城，人類因本身認識的局限性，對欲求的嚮往終究是逃不掉失望的結果，從而最終引導人們對於人生感受的哲理意蘊的探索。
② 《圍城》講的到底是什麼啊，結尾是什麼意思啊
建議你結合黃蜀芹導演，陳道明、英達、呂麗萍等主演的電視劇《圍成》看同名小說，慢慢就會體會很多。小說說的是一幫知識分子的故事，我覺得電視劇里的方鴻漸還可愛一點，而小說裡面的方鴻漸就是一個志大才疏的知識分子，小說里方鴻漸結局是還在沉淪下去吧，而電視劇里則感覺有點醒悟了吧。
③ 《圍城》主要是些什麼
《圍城》是錢鍾書唯一的長篇小說，於1944年動筆，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這是作者在困頓之中「錙銖積累」而成的，小說「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比如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擂。但兩個人都沒有方鴻漸的經歷，倒是作者自己的經歷，比如出國留學、擔任大學教授，與作品有相合之處，作者可能從他們身上獲得了些啟示，但並不能對號入座。 小說問世之後，頗受歡迎，不到兩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後，由於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書長期無法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重印，這本書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一度絕版30年，僅在香港出現過盜印本。1960年代，旅美漢學家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對本書作出很高的評價，這才重新引起人們對它的關注。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訂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激起了強烈反響。此後作者又曾小幅修改過幾次。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作有《記錢鍾書與〈圍城〉》，對《圍城》的寫作情況及小說中某些人物與原型的關系，有很風趣的記述，可以參看。 《圍城》通過主人公方鴻漸與幾位知識女性的情感、婚戀糾葛，通過方鴻漸由上海到內地的一路遭遇，以喜劇性的諷刺筆調，刻畫了抗戰環境下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彷徨和空虛。《圍城》並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它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題和象徵是多層次的。《圍城》的象徵源自書中人物對話中引用的外國成語，「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說像「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但如果僅僅局限於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錢鍾書的本意。「圍城」困境是貫穿於人生各個層次的。後來方鴻漸又重提此事，並評論道：「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這就是點題之筆。錢鍾書在全書安排了許多變奏，使得「圍城」的象徵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小說的整個情節，是知識界青年男女在愛情糾葛中的圍困與逃離，而在更深的層次上，則是表現一部分知識者陷人精神「圍城」的境遇。而這，正是《圍城》主題的深刻之處。 《圍城》從「圍城」這個比喻開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類的「圍城」困境：不斷的追求和對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隨之而來的不滿足和厭煩，兩者之間的矛盾和轉換，其間交織著的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執著與動搖——這一切構成的人生萬事。「圍城」困境告訴我們人生追求的結果很可能是虛妄的，這看起來好像很有點悲觀，但骨子裡卻是個嚴肅的追求，熱忱深埋在冷靜之下，一如錢鍾書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終極理想、終極目的的虛妄，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過程不再僅僅成為一種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義得以被認識和承認，使我們明白追求與希望的無止境而義無反顧，不再墮入虛無。 但錢鍾書並不是要簡單地演繹這個比喻，他還要下一轉語，不時地消除「圍城」的象徵。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經說，如果讓方鴻漸與理想中的愛人唐曉芙結婚，然後兩人再積愛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圍城」的字面原義；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批評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誤讀時，也說過類似的話。方鴻漸想進入唐曉芙的圍城卻始終不得其門；蘇文紈曾經以為已經進入了方鴻漸的圍城，其實進入卻等於是在外面，而當她與曹元朗結婚並過上真正的市儈生活時——那種生活在錢鍾書看來是絕對應該逃離的，她卻安之若素；她曾經似乎已經進入了文化的圍城，但她只有在成為發國難財的官倒時，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你用槍逼著她也不願意出來的。方鴻漸並不想進入孫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塗地就進去了；結婚後，他也有想沖出來的沖動，但他是個被動的人，不敢行動，也不會行動。從表面上看，方鴻漸去三閭大學的經歷與「圍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實際上，方鴻漸之無法在三閭大學如魚得水，是因為他還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分子操守，或者說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放在1937年及以後的若干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歷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沖突以至交匯、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錢鍾書正是他們中的一員——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鍾書幾乎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從而產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在全書的結束部分，方鴻漸在經歷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後，這樣感嘆：在小鄉鎮時，他怕人家傾軋，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條微生蟲，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擁擠里的孤寂，熱鬧里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彷彿一個無湊畔的孤島。這里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沖突中的，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麵包店，廚窗里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里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隻著名的祖傳老鍾，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鍾，每小時「只慢7分鍾」的「很准」的鍾，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鍾頭的鍾：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鍾書似乎並不是採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著力於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沖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 《圍城》在寫作上表現出了對世態人情的精微觀察與高超的心理描寫藝術。作者刻畫才女型人物蘇文紈的矜持與矯情，小家碧玉式的孫柔嘉柔順後面深隱的城府，可謂洞幽燭微；而對嘴上機敏而內心怯弱、不無見識而又毫無作為的方鴻漸的復雜性格心態的剖析，則更是極盡曲折而入木三分。《圍城》的描寫，自始至終又都貫穿著嘲諷的喜劇情調。小說的基本情節，都圍繞著方鴻漸展開，小說的諸多人物，場面也大都從方的觀點展現，方的觀人閱世的挪揄態度，以及隱含在他背後的小說作者的嘲諷口吻，交錯交融，使《圍城》的諷刺門手法別具一格。《圍城》的敘述並不完全貼緊人物性格與情節線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談古論今，旁徵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層出迭見，使小說語言的知識容量大為增加，但有時枝蔓過多，略有炫耀知識之嫌。
④ 圍城主要講的什麼內容，題目有什麼含義
《圍城》主要描寫的是歐洲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方鴻漸在回國途中和回國後的戀愛婚姻及職業經歷。
《圍城》的象徵源自書中人物對話中引用的外國成語，「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說像「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但如果僅僅局限於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錢鍾書的本意。「圍城」困境是貫穿於人生各個層次的。後來方鴻漸又重提此事，並評論道：「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這就是點題之筆。錢鍾書在全書安排了許多變奏，使得「圍城」的象徵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
《圍城》從「圍城」這個比喻開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類的「圍城」困境：不斷的追求和對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隨之而來的不滿足和厭煩，兩者之間的矛盾和轉換，其間交織著的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執著與動搖——這一切構成的人生萬事。「圍城」困境告訴我們人生追求的結果很可能是虛妄的，這看起來好像很有點悲觀，但骨子裡卻是個嚴肅的追求，熱忱深埋在冷靜之下，一如錢鍾書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終極理想、終極目的的虛妄，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過程不再僅僅成為一種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義得以被認識和承認，使我們明白追求與希望的無止境而義無反顧，不再墮入虛無。
⑤ 圍城主要講的是什麼
《圍城》表現出了對世態人情的精微觀察與高超的心理描寫藝術。作者刻畫才女型人物蘇文紈的矜持與矯情，小家碧玉式的孫柔嘉柔順後面深隱的城府，可謂洞幽燭微；而對嘴上機敏而內心怯弱、不無見識而又毫無作為的方鴻漸的復雜性格心態的剖析，則更是極盡曲折而入木三分。《圍城》的描寫，自始至終又都貫穿著嘲諷的喜劇情調。小說的基本情節，都圍繞著方鴻漸展開，小說的諸多人物，場面也大都從方的觀點展現，方的觀人閱世的挪揄態度，以及隱含在他背後的小說作者的嘲諷口吻，交錯交融，使《圍城》的諷刺門手法別具一格。
⑥ 《圍城》主要講了什麼
故事主人公方鴻漸在歐洲留學四年換了三所大學，最後從愛爾蘭騙子手中買了子虛烏有的克萊登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四年後與蘇文紈乘同一條船回國。同學的時候，蘇文紈並沒把方鴻漸放在眼裡，她把自己的愛情看得太名貴了，身為女博士，她反覺得崇高的孤獨，沒人敢攀上來。這次同船回國對方鴻漸的家世略有所知，人也不討厭，似乎也有錢，已准備向方鴻漸示愛。但因為稍微矜持了一點，方鴻漸竟被已有未婚夫的放盪的鮑小姐引誘了去。蘇小姐妒火中燒，罵他們無恥。然而鮑小姐剛剛下船，她就馬上打扮得裊裊婷婷來找方鴻漸。
回到上海，方鴻漸住在已去逝的未婚妻周淑英家。周淑英的父親是上海點金銀行的經理，就是周家出錢讓方鴻漸出國留學的。周太太向方鴻漸打聽蘇小姐，並希望認他的太太為乾女兒，這讓方鴻漸很驚慌。方鴻漸回到本縣探望自己的父母，聽說方家留洋的博士回來了，當地的校長想請方鴻漸為學生們做一次演講，誰知方鴻漸竟對學生們大講特講起鴉片和梅毒來，這讓校長很尷尬。
方鴻漸回到上海，出於禮貌去拜訪蘇文紈，在蘇家認識了蘇文紈的表妹唐曉芙和趙辛楣。趙辛楣的父親跟蘇文紈的父親是同僚，辛楣和文紈從小一起玩，辛楣對文紈一往情深，可蘇文紈的心思卻在方鴻漸身上，趙辛楣與方鴻漸初次見面，就產生醋意。方鴻漸借看蘇小姐為名去看唐曉芙，並暗中與唐曉芙戀愛。而趙辛楣和「新派詩人」曹元朗卻與他爭風吃醋，蘇文紈也希望藉此來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趙辛楣也真的醋意大發，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掃方鴻漸面子的機會。在一次聚會上，故意將方鴻漸灌醉，讓方鴻漸當著蘇文紈的面出醜，蘇小姐對方鴻漸表示關心，並送方鴻漸回家，這讓趙辛楣感到很失望。
方鴻漸無意與趙辛楣為敵，因為他並不愛蘇小姐，他愛的是年輕漂亮、聰明活潑的唐曉芙。蘇小姐明白了這一切之後，惱羞成怒，將方鴻漸以往買假文憑、與鮑小姐鬼混等醜事添油加醋地告訴了唐曉芙。唐曉芙退回了方鴻漸寫給她的情書，並要方鴻漸把她的信也全部退回。方鴻漸感到像從昏厥里醒過來，開始不住的心痛，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脈流通，就覺得刺痛。
方鴻漸在報館里的差使沒了，趙辛楣為了讓他遠離蘇文紈，介紹他到三閭大學去任教，而三閭大學的校長高松年一再催趙辛楣到三閭大學任政治系主任，他被蘇小姐拒絕後就答應了。
趙辛楣、方鴻漸、孫柔嘉、李梅亭四人費盡了周折終於到了三閭大學。三閭大學是為了躲避戰亂而重新組建的學校，學校只有一百五十八位學生，剛剛聘好的教授十之八九託故不來了。因方鴻漸的學歷中沒有學位證書而被聘為中文系副教授。
方鴻漸在一次晚宴上聽范小姐說陸子瀟追求孫柔嘉，給孫小姐寫了好多信。這件事彷彿在復壁里咬東西的老鼠，攏亂了他，他想自己並未愛上孫小姐，何以不願她跟陸子瀟要好？孫小姐有她的可愛，不過她嫵媚得不穩固，嫵媚得勉強，不是真實的美麗。孫柔嘉已有意於方鴻漸，故意就此事向方鴻漸請教處理辦法。方鴻漸對孫小姐雖然還只是朦朦朧朧有些好感，卻下意識起了妒意，建議孫小姐將陸子瀟的情書，不加任何答復地全部送還。
趙辛楣與中文系主任汪處厚的年輕太太有了越軌交往，而老校長高松年也對汪太太抱有非分之想，就向汪處厚揭發他們的私情，趙辛楣只得離開三閭大學。他到了重慶進了國防委員會，頗為得意，比起出走時的狼狽，像換了一個人。
趙辛楣走後，方鴻漸也不想在三閭大學呆下去了，自己籌劃著退掉高松年的聘書，並在信中痛痛快快地批評校政一下，藉此發泄這一年來的氣憤。誰知他並未接到聘書，孫小姐倒是有聘約的，連薪水也升了一級。孫柔嘉退掉聘書與方鴻漸一同離天三閭大學。
方鴻漸想從桂林坐飛機到香港，然後再回上海，寫信讓趙辛楣給他弄飛機票，趙辛楣回信說他母親也要從重慶到香港。方鴻漸與孫柔嘉在香港舉行了婚禮，在香港遇到趙辛楣和蘇文紈，而此時的蘇文紈已是曹元朗的夫人了。蘇文紈怠慢了方鴻漸和孫柔嘉，孫柔嘉感到受了委屈，回到旅館免不了與方鴻漸大吵一頓。
回到上海後，孫柔嘉不想立刻去婆家，要先回娘家，婆婆嫌孫柔嘉架子太大，不柔順。對她初次見面沒有給公婆叩頭也耿耿於懷，因而常常敲側擊、指桑罵槐地撩撥她和兒子的關系。柔嘉有兩個妯娌，本來矛盾重重，但有一次聽見公公誇孫柔嘉是新式女性能自立的話，便馬上把她認作共同的敵人，盡釋前嫌，一致對外。孫柔嘉做夢也想不到她成了妯娌二人的和平使者。她們不僅背後對孫柔嘉挑剔誹謗，當面說話也常常暗藏機鋒。
孫柔嘉和方鴻漸二人之間也總是爭吵不斷，他們都想按著自己的意志行事，結果經常發生沖突。他們為了擇職吵，為了親戚吵，為了朋友吵，甚至無緣無故，為了隨便一句話也要吵。夫妻結合猶如冤家相逢，互相把對方當作出氣筒。柔嘉讓鴻漸到她姑母的廠里去做事，而鴻漸想到重慶去找趙辛楣，兩人為此事又大吵一頓，最後鴻漸離家出走。一個人在大街上閑逛，最後還是決定回家與柔嘉和好，等他到家時發現柔嘉已經走了。
主題象徵
《圍城》並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它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題和象徵是多層次的。
《圍城》的象徵源自書中人物對話中引用的外國成語，「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說像「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但如果僅僅局限於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錢鍾書的本意。「圍城」困境是貫穿於人生各個層次的。後來方鴻漸又重提此事，並評論道：「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這就是點題之筆。錢鍾書在全書安排了許多變奏，使得「圍城」的象徵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
《圍城》從「圍城」這個比喻開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類的「圍城」困境：不斷的追求和對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隨之而來的不滿足和厭煩，兩者之間的矛盾和轉換，其間交織著的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執著與動搖——這一切構成的人生萬事。「圍城」困境告訴我們人生追求的結果很可能是虛妄的，這看起來好像很有點悲觀，但骨子裡卻是個嚴肅的追求，熱忱深埋在冷靜之下，一如錢鍾書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終極理想、終極目的的虛妄，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過程不再僅僅成為一種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義得以被認識和承認，使我們明白追求與希望的無止境而義無反顧，不再墮入虛無。
但錢鍾書並不是要簡單地演繹這個比喻，他還要下一轉語，不時地消除「圍城」的象徵。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經說，如果讓方鴻漸與理想中的愛人唐曉芙結婚，然後兩人再積愛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圍城」的字面原義；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批評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誤讀時，也說過類似的話。方鴻漸想進入唐曉芙的圍城卻始終不得其門；蘇文紈曾經以為已經進入了方鴻漸的圍城，其實進入卻等於是在外面，而當她與曹元朗結婚並過上真正的市儈生活時——那種生活在錢鍾書看來是絕對應該逃離的，她卻安之若素；她曾經似乎已經進入了文化的圍城，但她只有在成為發國難財的官倒時，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你用槍逼著她也不願意出來的。方鴻漸並不想進入孫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塗地就進去了；結婚後，他也有想沖出來的沖動，但他是個被動的人，不敢行動，也不會行動。從表面上看，方鴻漸去三閭大學的經歷與「圍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實際上，方鴻漸之無法在三閭大學如魚得水，是因為他還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分子操守，或者說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處厚，這些人在那裡捨得出來么？
文化批判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後的若干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歷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沖突以至交匯、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錢鍾書正是他們中的一員——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鍾書幾乎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從而產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在全書的結束部分，方鴻漸在經歷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後，這樣感嘆：在小鄉鎮時，他怕人家傾軋，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條微生蟲，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擁擠里的孤寂，熱鬧里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彷彿一個無湊畔的孤島。（第324頁）。
這里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沖突中的，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麵包店，廚窗里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里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第353頁）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隻著名的祖傳老鍾，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鍾，每小時「只慢7分鍾」的「很准」的鍾，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鍾頭的鍾：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第359頁）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鍾書似乎並不是採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著力於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沖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
人物形象
在寫《人·獸·鬼》的時候，錢鍾書似乎還是著迷於諷刺嘲笑，著迷於妙語連珠，著迷於意蘊題旨，人物形象卻都還模模糊糊。而《圍城》則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經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幾筆卻給人深刻印象的漫畫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視的是方鴻漸和孫柔嘉這兩個獨特的人物。
方鴻漸被有些批評家稱為「圍城人」。
方鴻漸是個被動的、無能的、意志不堅定的、經不住誘惑的人，更是一個失敗的人，他的失敗是因為他面對現代社會殘酷的生存競爭和嚴重的精神危機而缺乏與之對抗所應有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也因為他還不算是個卑鄙的人，還有點自知之明，有時候還想保持一點做人的尊嚴。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尷尬的。很多學者把他與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的形象聯系起來，但「多餘人」的悲劇在於思想上開始覺醒而缺乏行動的勇氣和歷史條件，而「圍城人」的悲劇在於他的庸常。「多餘人」會給人以時代的前衛和英雄的感覺，而「圍城人」卻跟我們一樣，作為普通人徒勞於找尋解脫或依附。
就像一無用處的賈寶玉是《紅樓夢》中幾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樣，方鴻漸也是《圍城》中最好的人——或許除掉唐曉芙。在整部小說里，只有一個唐曉芙，是純潔而可愛的。這是因為她對方鴻漸來說，還是虛無縹緲的，無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個幻象。而但凡有真實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瑣的、虛榮的、卑鄙的。方鴻漸優於裡面的每一個人。我們知道，亂世是英雄或梟雄的天下，懦弱者是註定要失敗的。所以，既不作惡也無英雄氣概、既與世無爭又於世無補的方鴻漸，是註定要失敗的。方鴻漸的悲劇是現代社會人性異化的結果和對比。
但《圍城》人物譜里更有獨特意義的是孫柔嘉。這個怯生生的小女生，這個似乎沒有什麼主見的小女生，這個小鳥依人地交付方鴻漸照顧的小女生，卻是個最工於心計的人。這種既柔又嘉、卻暗自陰柔而且柔能克剛的人，就像一個甜蜜的圈套，卻掌控著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運，也掌控著方鴻漸的婚姻、生活和命運。這是一個極具中國文化內涵的人物形象，中國道家文化中的所謂「陰柔」，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所謂「權謀」，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錢鍾書之前，甚至之後，似乎還沒有人寫出來過。但她不是一個文化符號，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復雜性的人，當她掌控一切後，婚姻、生活和命運，卻又似乎全都失控了，這個轉折表達了另一個層面的「圍城」困境，也使我們無法用三言兩語來概括這個人，就像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是說不盡的一樣，她也是說不盡的。
犀利諷刺
《圍城》被很多人譽為現代的《儒林外史》，是因為錢鍾書在這部小說中淋漓盡致地諷刺了知識分子。這種諷刺基於時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於錢鍾書個體的原因。
先說個體的原因。錢鍾書是個不世出的天才，同時，他也是最純粹的學者，對學問懷著最深摯的虔誠，在學術上他不能容忍一丁點兒的虛偽和取巧。在這種目光注視下，一般的所謂「學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難了。比如他經常諷刺學者抄卡片，《圍城》中的頭號小丑李梅亭就有一個鐵皮卡片箱。其實一個教書匠肯花力氣抄卡片已經是頗為值得表揚的了，但在錢鍾書看來，讀書而沒裝在腦子里融會貫通，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圍城》中的文化諷刺更多的是基於中西文化沖突、碰撞的歷史平台，而這正是錢鍾書的著力點之一。一是以現代文化觀照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鴻漸的父親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薦的線裝書中「中國人品性方正所以說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圓滑，所以主張地是圓的」之類。二是嘲諷對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國裁縫仿製的西裝，把做樣子的外國人舊衣服上兩方補丁，照式在衣袖和褲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愛利惡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盤姘伴》詩，又如買辦張先生式的洋涇濱。三是探討對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誕，如方鴻漸在家鄉中學演講時所說的，「海通幾百年來，只有兩件西洋東西在整個中國社會里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閭大學中的「導師制」。
但《圍城》中的諷刺更多的是基於對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鴻漸著名的克萊登大學假博士，集中體現了人性中的欺詐、虛榮、軟弱、對環境的無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陸子瀟以國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贈書給自己等等，舉不勝舉。讀者捫心自問，做過這些事的似乎不止這些人，有時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們在阿Q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徵一樣。
心理描寫
錢鍾書在《〈宋詩選注〉序》中說，文學作品應該「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圍城》就是他的理論的最好實踐。大部分成功的文學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寫，但錢鍾書的心理描寫與眾不同，關鍵就在「曲傳」「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節曲傳心理，並且調動一切表面看來無助或破壞那中心情景的瑣屑細節。如結尾一章，方鴻漸與孫柔嘉吵架後，正回家想消釋柔嘉的怨氣，柔嘉剛才正向姑媽講鴻漸的不是，害怕已被鴻漸偷聽到，方鴻漸其實並沒聽到，只得擺空城計：「你心裡明白，不用我說。」結果柔嘉心虛之下，說「本來不是說給你聽的，誰教你偷聽？」這就無異承認了她在「背後糟蹋」方鴻漸，結果正准備向妻子低頭的方鴻漸和一心想給丈夫找個好工作的孫柔嘉竟然越吵越厲害，終於走向「不離而散」，不歡而散。第二個常用方法是通過一系列的妙喻來曲傳人物的心理，如趙辛楣與方鴻漸初次見面，趙「傲兀地把他從頭到腳看一下，好像鴻漸是頁一覽而盡的大字幼稚園讀本」，充分傳達了趙對情敵方鴻漸的故作姿態的輕視，因為一來趙因為追求蘇小姐而確實在乎方，要給他一個下馬威，一來因為他知道方得了個克萊登假博士還在報紙上登廣告，確實看不起他。接下來「他的表情就彷彿鴻漸化為稀淡的空氣，眼睛裡沒有這人。……鴻漸真要覺得自己子虛烏有，像五更雞啼時的鬼影，或道家『視之不見，摶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顯示了錢鍾書的一大特點：博喻。我把博喻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在全書廣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來定義，即一個接一個的比喻紛至沓來，形容同一個事物。錢鍾書的博喻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時時與心理刻劃結合在一起，並且帶有深厚的學養，充滿了機智，如上舉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來形容一種心理感受。而機智與好辯及博喻結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現在方鴻漸為自己做錯的事辯護時，如他寫給唐曉芙、蘇小姐的信等。舉一個最簡單而微型的例子，趙辛楣稱方鴻漸為「同情兄」，因為同一個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個地方學習叫同學，而同一個情人，則叫同情。
《圍城》，長篇小說，錢鍾書（也寫作錢鍾書）著。
錢鍾書是現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語言學家。從1930年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開始發表詩文，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短篇小說集《人·獸·鬼》、長篇小說《圍城》、詩學專著《談藝錄》、古代文學選本《宋詩選注》、論文集《舊文四篇》（後擴充為《七綴集》）、舊體詩集《槐聚詩存》、文史哲研究專著《管錐編》等。其中《管錐編》是錢鍾書的學術代表作，也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人文學術界對人類文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圍城》則代表了錢鍾書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圍城》寫作於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先在《文藝復興》雜志上連載，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單行本。解放後，錢鍾書一直拒絕重印《圍城》，國內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也從不提及錢鍾書及其文學創作。但國外漢學界卻極力推崇《圍城》，稱之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一部」。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經過錢鍾書「有節制的修改」的新版《圍城》，以後多次重印，擁有大量的讀者。特別是根據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播出後，更是風靡一時。在互聯網上，錢鍾書是點擊率最高的中國作家之一，僅次於魯迅和金庸；而以單篇作品而論，《圍城》說不定是點擊率最高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圍城》還被翻譯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種主要語種在國外出版。
《圍城》是錢鍾書的代表作，是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長篇之一。創作於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動亂年代，它展示的不是戰火硝煙的世界，而是舊社會中上層知識分子的生活。
⑦ 電影圍城介紹
《圍城》是中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作者錢鍾書1910—，江蘇無錫人，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後留學英、法，是位學貫中西而富才情的學者。《圍城》動筆於1944年，完稿於1946年，其時，作者正蟄居上海，耳聞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蠻橫，「兩年裡憂世傷生」《圍城·序》，同時又堅韌地「錙銖積累地」把自己對人生、對學術的感悟與思考付諸筆端，先後完成了小說《圍城》和學術著作《談藝錄》。
作者在《圍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創作意圖說：「我想寫現代的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參照小說內容，可以看到，作者著意表現的是現代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眾生相。通過主人公方鴻漸與幾位知識女性的情感、婚戀糾葛，通過方鴻漸由上海到內地的一路遭遇，《圍城》以喜劇性的諷刺筆調，刻畫了抗戰環境下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彷徨和空虛。作者借小說人物之口解釋「圍城」的題義說：這是從法國的一句成語中引申而來的，即「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來，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小說的整個情節，是知識界青年男女在愛情糾葛中的圍困與逃離，而在更深的層次上，則是表現一部分知識者陷人精神「圍城」的境遇。而這，正是《圍城》主題的深刻之處。
《圍城》表現出了對世態人情的精微觀察與高超的心理描寫藝術。作者刻畫才女型人物蘇文紈的矜持與矯情，小家碧玉式的孫柔嘉柔順後面深隱的城府，可謂洞幽燭微；而對嘴上機敏而內心怯弱、不無見識而又毫無作為的方鴻漸的復雜性格心態的剖析，則更是極盡曲折而入木三分。《圍城》的描寫，自始至終又都貫穿著嘲諷的喜劇情調。小說的基本情節，都圍繞著方鴻漸展開，小說的諸多人物，場面也大都從方的觀點展現，方的觀人閱世的挪揄態度，以及隱含在他背後的小說作者的嘲諷口吻，交錯交融，使《圍城》的諷刺門手法別具一格。
《圍城》的敘述並不完全貼緊人物性格與情節線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談古論今，旁徵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層出迭見，使小說語言的知識容量大為增加，但有時枝蔓過多，略有炫耀知識之嫌。
《圍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發行，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修訂本，增加了作者補寫的「重印前記」一篇。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作有《記錢鍾書與〈圍城〉》，對《圍城》的寫作情況及小說中某些人物與原型的關系，有很風趣的記述，可以參看。
⑧ 作品《圍城》講了什麼內容拜託各位大神
圍城通過故事情節的描述把家庭比作一座城，「外面的人想進來，裡面的人想出去」，它的含義是對於未婚、沒有成立家庭的人來說，結婚是一種美好的、幸福的嚮往；而一旦結婚之後，在家庭重重矛盾之下，往往又渴望擺脫這種壓力、責任和矛盾，嚮往一種輕松、自由、無拘無束的生活環境。也許有過這種經歷的人都有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