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1949年之前上海電影多

① 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概述

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作為中國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和工商業最繁榮的城市，上海為電影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896年，中國第一場「西洋影戲」的放映在上海舉行；1913年，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在上海製作完成；1921年，中國第一部正式意義上的電影故事片在上海誕生。從此，電影在上海迅速發展，並逐漸形成了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傳統和民族風格。
1949年以前，中國電影的主要生產地便在上海，這使上海具有著大量的電影生產經驗、人才和物質實力。例如亞細亞影片公司、上海影戲公司、長城畫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聯華影業公司、藝華影業有限公司等等一系列中國最早期最有影響的電影製作機構都建在上海。因此，把上海視作中國電影的發源地並不為過。上海電影製片廠正是在這個傳統上成立於1949年11月16日的。第一任正、副廠長為劇作家於伶和戲劇家鍾敬光。電影藝術家、劇作家陳白塵和張駿祥出任了藝術委員會的正副主任。

② 中國電影電視發展歷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19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114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產業蓬勃時期在抗戰炮火聲中戛然而止。1945年抗戰勝利，憋了一肚子勁兒的電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為代表的傑作。1949年2月，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建國前夕的4月上旬，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袁牧之任局長。電影局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國家電影製片廠。1950年，列寧和斯大林同志說著一口東北味兒普通話的蘇聯片《列寧在十月》上映。從此配音譯製片變成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21世紀後，對於電影業市場化的確定和認知，已經在全行業達成了思想的統一，但客觀上講這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1993年，10部「分賬大片」的引進和1999年中美談判結束，中國加入WTO開始進入倒計時，這兩大事件都著實給尚處於懵懂之中的中國電影業上了「市場」的一課。與狼共舞，是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與國際接軌的不斷磨合中，才能漸漸地觸摸到市場的脈搏。「打破橫向的區域界限，打破行業割裂狀態，在大市場、大規模、全方位和全行業的基礎上，進行縱向資產聯營，進而重組市場，實現符合電影發展規律的新格局。」2001年，隨著市場觀念的深入人心，「院線制」的建設規劃被提上議程，12月18日出台了《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經過2002、2003兩年的強力推動，到了2004年，「中國已建成的36條電影院線，加入影院已經達到1188家，銀幕數為2396塊，比院線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塊銀幕。票房收入超過2000萬元的影院有5家，超過1000萬元以上的達到了15家以上。」

③ 請介紹一下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情況

1888年開埠不久的上海
1933年上海市中心區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依照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上海成為五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允許英國上海設立租界。開埠後的近代上海成為遠東最繁榮的港口和經濟、金融中心，「是近代亞洲唯一的國際化大都市」。當年，今上海市黃浦、靜安以及虹口、楊浦四個區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以英美為主），長寧區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越界築路區，盧灣、徐匯兩區主要是上海法租界。當時上海的租界地區享有完全獨立的行政權和司法權。租界的存在使得上海未被戰火所波及，並享有實際獨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國際聯系，帶來了近代上海的繁榮。但虹口、楊浦兩區後來被劃為日軍防區，成為日本勢力范圍，在淞滬會戰期間和華界一樣受到重創。

民國初年，租界以外的閘北和南市（華界）屬江蘇省，1928年中華民國政府在租界以外地區設上海特別市，歸屬中華民國行政院直轄。同時並入江蘇省上海縣、寶山縣17市鄉。1930年7月改稱上海市。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淞滬會戰之後，日本軍隊擊敗中國軍隊，武力佔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區。上海法租界和蘇州河以南的半個上海公共租界經歷了長達四年多的孤島時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英美宣戰，隨即日軍攻入租界，上海全境被日本佔領直至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依據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的《開羅宣言》，上海被中華民國佔領接管。上海自1842年擺脫清朝統治至1945年失去獨特地位而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直到1949年5月，上海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統治。

1946年，中華民國政府軍和中共領導的軍隊爆發大規模內戰（參見國共內戰）。1949年5月，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敗中華民國政府軍佔領上海，同時對上海實行軍事管制，此間大量人員、財產和機構撤離。

從新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帶有逐漸深化的特徵。第一類文化叢是新文化信息的創造和宣傳中心，它通過報刊對大眾進行傳播，具有轟動性的特點，主要作用於人們的思想文化層面。第二類文化叢是新文化的繁衍和教育中心，它主要通過教學和學術活動使新文化在縱向上綿延不絕，其目標是創造一批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新人。其作用對象不僅僅限於思想文化層面，而是人的整體素質。它不論從機構還是從效果看都具有長效性和穩定性。第三類文化叢作為各種文化組織帶有明顯的發散特徵。它實際上是新文化向外擴展過程中在不同地帶上播衍生長進而取得的某種實體形式。它表明文化傳播已經在社會層面上取得了某種實際結果。 五四新文化的建構實質是一種價值體系的建構。這種建構不僅建構了文化的價值觀以及相應的文化規范與形式，而且也建構了相應的文化組織作為價值體系的物質承擔。所以，毫不奇怪，五四新文化在建構思想文化的同時，也不斷地在建構它的物化形式。人們不難發現，隨著五四新文化建構過程的深入，一方面科學與民主的價值理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轉化為科學社會主義，這一目標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觀將科學與社會民主統一了起來；另一方面，文化的價值理想很快取得了自己的價值承擔。共產主義小組、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的相繼成立，標志著五四新文化的建構已經上升到社會組織的層面。一種以思想文化為主的建構逐漸轉向一種以文化實踐為主的社會建構所以對現在的上海發展是沒有影響的..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一個紙醉金迷的地方。當時上海著名的「百樂門」舞廳享有盛名，從英文「Paramont"得來。「大世界」也是很有名的娛樂中心。很多電影院也是非常豪華。例如，大光明電影院始建於1928年，由德國傑出的建築師烏達克(L.E.HUDEC）設計，屬市級優秀保護建築。 國泰電影院原名國泰大戲院（Cathay Theatre）。建於1930年，由鴻達洋行設計，鋼筋混凝土結構，外牆採用紫醬紅的泰山磚，白色嵌縫，屬典型的裝飾藝術派風格，1932年1月1日，國泰大戲院正式對外營業。當天登在《申報》上的廣告用語是：「富麗宏壯執上海電影院之牛耳，精緻舒適集現代科學化之大成」。1949年以後，更名為國泰電影院，「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一度改名人民電影院。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為優秀歷史建築。

1918年至1925年間，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也曾經在繁華的淮海路以南，思南路東側的香山路上的一幢歐洲鄉村式樣的小洋房居住過。現被改為孫中山故居。上海行知公園設有陶行知紀念館。虹口公園附近有魯迅紀念館。

上海擁有許多歐美式樣的老建築，其中位於外灘的一組歐洲風格的外國銀行，商家和飯店遺留下來的建築群一直以來就是上海的標志，例如：花旗銀行，和平飯店等。但事實上在市內還有很多一些二、三十年代遺留下來的，風格迥異的花園別墅，例如丁香花園、沙遜別墅、馬勒住宅以及現在被用作上海市少年宮的嘉道理花園等。在上海的市中心，還有當時的面積龐大的上海跑馬廳。

④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早期電影史上最賣座的影片是

中國早期電影史上最賣座的影片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一江春水向東流》是由蔡楚生、鄭君里導演並編劇，白楊、陶金、舒綉文、上官雲珠等主演的劇情片。該片於1947年在中國上映。該片主要講述了一個家庭在中國抗日戰爭巨變之時發生的悲歡離合的故事。

(4)為什麼1949年之前上海電影多擴展閱讀：

劇情簡介：

上海某紗廠的女工素芬（白楊飾）和夜校教師張忠良（陶金飾）相識並相愛。張忠良為宣傳抗日，給義勇軍募捐，引起紗廠溫經理的不滿。沒多久，素芬和張忠良結婚了，一年後又了一個兒子。抗戰全面爆發以後，張忠良因參加救護隊離開了上海，與親人告別。

素芬帶著孩子、婆婆（吳茵飾）回到鄉下。但農村已被日寇侵佔。忠良的弟弟張忠民和教師婉華參加了抗日游擊隊。父親因向日寇要求減少徵收糧食，被弔死。素芬又和兒子、婆婆回到上海，到了難民事務所。

張忠良在參加抗戰過程中歷盡磨難，好容易逃出到了重慶，但無依無靠，為生活所迫，他去找在抗戰前認識的溫經理的小姨王麗珍（舒綉文飾）。已成交際花的王麗珍在乾爸龐浩公的公司里給張忠良找了份工作。漸漸地，張忠良經不起墮落生活的誘惑，終於和王麗珍結了婚。

這時，素芬和婆婆則過著艱難的生活。張忠良當上了龐浩公的私人秘書，終日來往穿梭於上層社會的人群中，將素芬等早已拋置腦後。而抗戰勝利後，素芬還盼望著得到丈夫的消息。張忠良回到上海後又和王麗珍的表姐何文艷（上官雲珠飾）發生了關系。

素芬為養家糊口，到何文艷家做了女傭。一次在何文艷舉行的晚宴上，素芬認出了丈夫張忠良，當她說出真相時語驚四座。

後素芬收到張忠民的來信，張忠民已與婉華結婚，並祝兄嫂全家幸福。這時，素芬才將事情告訴婆婆。張母找到兒子，當面痛斥忠良，但懦弱的張忠良仍不悔改，素芬萬般無奈，投河自盡了。

⑤ 求中國電影發展史

第一部電影《定軍山》開始了中國的電影史

發展時期(1922-1926)
1923年，由於「明星」公司開拍的《孤兒救祖記》在藝術上和票房上都同時獲得成功而堀起，吸引了大批民族企業家注意。很多民族資本紛紛投資開辦電影公司。他們扭轉以往將電影視為游戲業的觀念，認為電影是一種「將要成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業」。據統計，1922-1926年間，全國各地先後開辦的電影公司有175家，單上海一地就有145家。這些公司當中，雖然許多都是「一片」公司，甚至一部電影也沒有拍成。但是眾多公司的出現,造就中國電影的第一個「繁盛時期」。

危機時期(1927-1930)
1927年發生的4.12政變，北伐戰爭失敗，國共合作破裂。時局驟變的情況之下，中國電影界的方向亦發生改變，陷入危機。為了抵制外片的控制，統治國內市場，溝通海外貿易。上海六間規模較大的電影機構，包括「明星」，「大中華百合」，「民新」，「上海」，「華劇」，「友聯」聯合起來，組成六合影片營業公司。六合公司專責各公司的發行事務，而製片事務仍由各公司自己負擔。六合公司的成立竭制了國內電影粗製濫造的風氣，直接導致上海20多家小規模的電影公司倒閉。另一方面，曾與「明星」「大中華百合」鼎足而立的「天一」公司此時亦在南洋設立營業部，在影片發行上與六合公司抗衡。

左翼電影運動(1932-1937)
1930年，這批文藝工作者成立左翼作家聯盟。同時文藝界的其他左翼團體亦紛紛成立。1932年5月，「明星」公司首先邀請夏衍、阿英和鄭伯奇三人進入明星公司，擔任編劇顧問。1932年7月，「左翼劇聯」成立了影評小組，並先後在上海各主要報紙的副刊上刊登影評。這一系列行動之後，左翼電影工作者已開始可以在電影製作和觀影意識上影響著中國電影的發展。1933年3月，中共史央文委成立以沈端先為組長的電影小組。同年，估計各電影公司總共製作的70餘部電影中，具有左翼思想和進步傾向的約佔了三分之二。所以這一年又被稱「中國電影年」。

中國抗戰電影(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從當年的11月中國軍隊撤離上海起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為止，上海進入它的「孤島」時期。「八·一三」戰事改變了中國電影的版圖，上海影業遭到極大的打擊，很多製片廠毀於戰火，影人紛紛西去內地、南下香港，或者索性放棄了電影事業。不過，隨著「孤島」偏安一隅相對穩定的局面的形成，新華影業公司首先乘影壇凋敝、無人競爭之機恢復拍片，大受歡迎。到1938年，經歷了戰火洗禮的上海電影業居然又達到了自己的一個新的繁榮期。

戰後中國電影(1946-1949)
1945年8月15日，雖然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八年抗日戰爭，但是國共兩黨的內戰旋即展開，社會依然動盪不安。國民政府接收了原來由日本控制的電影企業。包括華影、滿映。擴大了中電、中制、中教、農教。建立了長制、實電。在解放區里，延安建立了延安製片廠，西北電影工作隊；在河北建立了華北電影隊；原延安電影團亦前往東北建立東影。而民營電影企業方面，最重要的兩家是昆侖和文華。這個時期很多優秀電影出自於這兩家製片廠。昆侖的作品之中，以宏大氣魄的電影史詩和忠於現實主義的影片最為著名。

⑥ 為何上海會成為中國電影發祥地

早在1941年，影界大佬羅明佑就提出：「自最初的中國電影至最近的中國電影，悉由廣東人領銜演出」；他還如數家珍報了一長串粵籍影人名單，有鄭正秋、黎民偉、黎北海、羅明佑、蔡楚生、張織雲、楊耐梅、阮玲玉、胡蝶、陳雲裳等等，聲稱「隨時隨地都遇見廣東籍的銀色戰士」。另據浙江影協統計，在中國電影百年歷史長河中，共有上百位寧波籍影人作出了貢獻，包括電影編導張石川、袁牧之、應雲衛、桑弧、林杉、干學偉、張鑫炎、張子恩；電影經營家邵醉翁、邵逸夫、柳中亮、柳中浩、徐桑楚；電影技術家鄭崇蘭、林聖清；電影演員韓非、張翼、舒適、王丹鳳、喬奇、白穆、陳思思、洪金寶、周星馳等。然而，廣東人從影雖多，廣東並未成為中國電影的搖籃；寧波人從影也多，寧波亦未提供早期影人馳騁的空間。當年那些「恥為人後、勇於進取」的寧波人，不約而同作出了「成才非去上海不可」的選擇。上海自開埠後形成的開放性、商業化社會環境，當仁不讓地成為電影這一舶來品在中國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
19世紀末以來，「影戲」在上海這個娛樂需求極旺盛的大都市營造出得天獨厚的文化空間與市場，生成了中國電影史上諸多「第一」，舉其要者有：
1896年8月，上海徐園放映「西洋影戲」，首開中國人第一次看電影的紀錄；
1913年9月，第一部國產故事片《難夫難妻》在上海問世；
1922年3月，張石川、鄭正秋等在上海創辦第一家股份制「明星影片公司」；
1927年1月，中國第一部電影年鑒《中華影業年鑒》在上海出版；
1931年3月，明星公司在上海推出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
1941年9月，萬氏兄弟在上海攝制中國第一部大型動畫片《鐵扇公主》；
1947年10月，史詩性悲情大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在上海連映三個多月，觀眾近80萬人次，創下國產片票房新紀錄；
1948年8月，中國第一部譯配英語的《假鳳虛凰》從上海輸往歐美放映。
據統計，上世紀20年代共有142家電影公司在上海開張，此後優勝劣汰，形成明星、天一、聯華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作為中國電影製作、發行、放映的龍頭地位。曾有人提出「一城電影」的說法，因為1949年以前攝制的3000多部國產片，其中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成為中國民族電影的重鎮。與此同時，在上海涌現出中國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體，名編導與名演員珠聯璧合，創作出《神女》《漁光曲》《大路》《馬路天使》《萬家燈火》《小城之春》等載入世界電影史冊的經典名作。中國電影史上有不少重大事件、重要現象均同上海有著密切關聯，誠如先驅者鄭正秋所言：「中國之上海，猶美國之好萊塢。影片公司，星羅棋布；電影明星，薈萃於此。」可以說，在中國沒有哪一座城市與電影的歷史淵源如上海這么深厚久遠。
然而，上海作為中國電影的發祥地，至今給後人留下了哪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電影歷史遺痕？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現今還能尋訪到不少與中國電影歷史相關的舊址，在那些物理空間的背後潛藏著影壇軼聞，留存著彌足珍貴的電影文化符號，彰顯上海所擁有的深厚電影文化積淀。例如1896年最早放映「西洋影戲」的徐園，其原址為天潼路814弄地塊，此前還遺留著1881年建造時的界碑。又如，30年代初任光、聶耳錄制有聲電影插曲的「百代唱片公司」小紅樓，現掩映在徐家匯綠地之中，此處追根溯源乃是《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地。再如，中國影壇名人30-40年代幾乎都在上海石庫門弄堂居住生活過，如鄭正秋（進賢坊）、田漢（日暉里）、夏衍（業廣里）、阮玲玉（沁園邨）、胡蝶（四明邨）、周璇（元吉里）、蔡楚生（千愛里）等，他們住過的寓所現已受到文物保護部門，一塊塊鐫刻著名人姓氏的紀念銘牌出現在那些故居的門首。從搶救電影歷史遺產的意義上說，這些存量不多的舊址構成中國電影跨越一個世紀的人文景觀資源。
上海曾是中國電影市場的半壁江山。20世紀30年代，國內共有233家影院14萬個座位，上海一地擁有53家影院3.7萬個座位，約佔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電影的風靡程度可見一斑。但令人遺憾的是，前些年上海掀起新一輪城區改造，如建於1925年的「夏令配克大戲院」（解放後更名新華電影院）說拆就拆，從此讓人覺得南京西路少了點人文氣息。這也警示我們，上海歷史文化遺產不容再流失！由主管部門公布的「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名單上，不少老字型大小影院榜上有名（當年稱「大戲院」）：金城大戲院、中國大戲院、光陸大戲院、大光明、新光、蘭心、國泰、美琪等等。在這些影院里曾發生過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如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戲院憤起阻止好萊塢辱華片《不怕死》上映；1936年3月，卓別林訪滬「閃電之旅」光顧新光戲院等。目前「老當益壯」仍在服役的專業電影院屈指可數，僅剩大光明、國泰兩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電影刊物出版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顧肯夫、陸潔、張光宇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本《影戲雜志》，現已成為上海圖書館珍藏的電影文獻鎮館之寶。此後近三十年間，在上海出版的電影雜志、電影畫報多達207種。這些塵封已久的電影文獻，已被上海圖書館列為數字化搶救項目。
記得數年前訪洛杉磯漫步好萊塢街頭，看到早期美國電影業的瓶瓶罐罐、一紙一片均被當作文物陳列，不由感嘆好萊塢角角落落都溢出電影的氣息。香港同胞亦大力打造「電影香江」城市名片，訪港遊客步出機場，隨手能取到一張《香港電影地圖》，以此吸引四方影迷按圖定址，參觀港島各種電影景點。我想，黃浦江畔也應樹起「電影上海」的標幟，與浦東迪士尼樂園遙相呼應，吸引海內外遊客和影迷來此觀光，構成一趟撫今追昔的上海電影文化之旅。

⑦ 為什麼老電影經久不衰

收藏老電影史料正當其時老電影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從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誕生開始，以電影為題材的各種相關藝術品就陸續問世，與之相關的電影資料也異彩紛呈。像電影史料書刊、報紙剪貼、演員照片與書信、名角的劇照、海報及有關電影史料的劇本等都是熱捧的門類。收藏這些含有電影故事的藝術品，不僅可以了解電影劇情，欣賞電影演技，還能挖掘出電影主創人員趣聞趣事，尋找名角的演藝生涯。

縱觀老電影史料，它不但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美好的回憶，讓人重溫舊夢，再飽眼福。同時，電影發展史源流還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電影史料收藏愛好者不但喜歡看電影，而且留心老電影中的禮儀習俗、交際方式、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早期影片中包含著的特定時代文化風貌，我們不是可以通過老電影史料感受到那個時期的人群生活狀態嗎？一種久遠的氣息，一種特有的文化氛圍，從老電影的表演形式、情節內容、演員陣容、名角行蹤、流派沿革、影班人事關系、片場社會背景、舞台裝置、化妝技術、攝影技法等透露出來，老電影史料為研究電影的發展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中國電影從一開始就較注重它的文藝位置，而且一開始就由文藝界人才來掌舵。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老電影人物的性格裝扮和銀幕藝術化的心靈顯示，盡管人物不同，角色有別，與之相適應的人文、語境、音樂、演技也就多姿多彩。而約定俗成的經典化的審美樣式，正是我國百年電影藝術家按照美的法則和規律而共同精心創造的藝術結果，鮮活而深刻，至今令人難以忘懷。

收藏、投資老電影史料目前時機正好。這首先是因為隨著國際市場投資取向繼續往電影娛樂業傾斜，影迷群體具有國際氛圍。二是世界電影百年慶典為市場提供了示範效應，喚起了人們對老影片的追憶，也為明年中國電影百年掀開了序曲。當然最重要的是新的收藏群體急需一組文化含量高、觀賞性強、概念豐富、價位低，同時又品種多的載體，寄以「四兩撥千斤」的想像空間。在投資品種上，雖首選為國際慣例的電影海報類，但由於我國在印刷海報、招貼方面盜版猖獗，「文革」及改革開放初期的電影海報仿品充斥市場，此類藏品應著重精選上世紀50年代的為主。我個人特別看重民國電影老期刊，從1921年2月上海誕生中國第一本電影刊物《影戲叢報》之後，同年上海的《影戲雜志》到以後的《電影月報》、《明星半月刊》、《新華畫報》、《聯華畫報》、《青青電影》等，1949年前出版的僅有四十幾個品種。目前它們的價格除創刊號外，百元以內的機會還有。

自1927年有聲電影在美國問世後，在不足4年時間內，我國也製作出精良的有聲片———中國第一部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片中主角扮演者胡蝶的技藝曾獲得一致好評，她後來成為著名電影藝術家。這之後，中國電影相繼誕生《漁光曲》、《馬路天使》、《天涯歌女》、《一江春水向東流》等經典作品，上海電影界被譽為東方「好萊塢」。這一部部泛黃的老影片是一本真實、直觀的無字歷史書。它清晰地記錄著東方都市的一個個真實的歷史鏡頭：無一不蘊藏著歲月的痕跡。老電影是人類追喚記憶瞬間的依據空間，承載著歷史真實的一瞬。老影片以歲月滌盪的面孔、歷史的沉思，記錄、搜集、涵蓋了時空精髓。每一部老影片都會讓人驚異與震動，拂去歲月的塵埃，愛好者正是在這些斑駁濃郁的老電影中，對當時社會人文、生存方式、思維理念與環境中尋找更為形象還原的直覺認識。一介平凡的身影，一幕悲壯的畫面，老電影上一閃而過，復又在茫茫人海里消失得無影無蹤，復又在歷史長河中稍縱即逝。
收藏電影插曲老唱片當然機會也多，而收藏早期電影文學劇本就需要相應的專業背景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老電影中的經典作品，像《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早春二月》、《英雄兒女》等至今還會喚起人們童年的回憶。當然，研究「魯迅與電影」、「毛澤東與電影」、「周恩來與電影」更是經久不衰的學術話題。戲曲電影是中國獨有的特色，王文鵑、新鳳霞、趙麗蓉、嚴鳳英等正是通過電影把傳統戲劇普及到千家萬戶。外國電影喜愛的人群就更多了，那些海外明星的風采依然歷歷在目。珍藏它們，保有它們，將回憶記錄在「歷史永恆」的銀幕里。

老電影藝術史料已不再僅是傳統學術研究的對象，它同時又在當代審美文化語境中獲得了一種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空間的懷舊意義。珍藏、觀賞和研究電影史料同時具備了文物文獻性、藝術性和鑒賞價值。

⑧ 1949年以前，中國最重要的電影製作基地是哪裡

從中國電影誕生之日起,上海幾乎就成了中國電影的代名詞。1949年以前,上海始終是中國電影最重要的製作基地和放映市場,當時90％以上的國產影片和一半左右的票房收入均出自上海,上海的電影產量和電影觀眾數位居世界大都市的前列,並因此而成為當之無愧的東方電影之都

⑨ 香港早期電影為什麼多出現有關上海的東西

傳奇發生地
而且最早期的電影場景 上海是最容易采景的
而且當時有70%的片子是以 社會大人物為背景的題材電影

這個貌似 中央10套的那個 電影節目有談過

⑩ 中國電影1949-1966這17年是怎樣發展的

中國電影所指涉的歷史和地理范圍非常之廣，它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海外華人社區。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電影工作者們開始大膽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國電影獲得許多國際大獎，而且逐年增多。由於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日益受到歡迎，中國電影工業已經吸引了相當多的外資並且不斷地與外方合作拍片。隨著電影生產和消費的國際化，中國電影實際是由什麼組成的問題也就凸現了出來：它是由中國人為中國人生產的嗎？假定關於中國電影的性質已達成某些共識，那麼，紮根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而有別於好萊塢現象的這種電影有它自己的特點嗎？這些特點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國際電影界所洞察與闡釋的呢？這些特點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形成有意義的國際對話呢？ 回顧中國電影一個世紀的發展，不由使我們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義的歷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電影在西方發明。這不僅是世界電影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戰敗之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年。自從1895年以來，世界范圍內視覺技術的發展與中國這個正在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事件的聯系日趨緊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戲在上海的徐園上演。在此後的百年間，引進的西方電影技術在中國本土得到廣泛應用，而且已成為中華民族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這項研究里，我們把中國電影史的斷代精確地界定在這百年（1896～1996）間，並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決定的。我們把1896年作為起點，因為從一年開始，中國電影的消費與銷售開始具備跨國家的性質（當然也可以設想以始於1905年拍攝的第一部中國影片或是 1913年拍攝的中國第一部故事片作為中國民族電影史的開端）。 我們把對於中國三個地區（大陸、台灣、香港）的電影的探討下限定在1996年，因為從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獨立於大陸的地緣政治實體，這一中國歷史的全新篇章無疑將會對中國電影，特別是對後殖民的香港電影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盡管預測將來的中國政治和中國電影的形貌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們可以在次對中國跨國電影百年史進行一番梳理。我們將探究在中國電影史的整個發展歷程中的影像生產與消費的一系列模式：從傳統的"影戲"到機器再生產的現代時期的"電影"，到後現代時期的電子影像的"模擬"（simulacrum）。我們的假設是，這樣一種視覺的歷史詩學不可避免地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學相聯系，而且深深地植根於跨國資本的經濟學之中。自從電影媒體完全整合到經濟和文化之中並調和這兩者以來，它為我們提供了審視和勾畫中國文化政治與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兩者關系的輪廓的一個很具說服力的例子[1]. 接下來我將簡要回顧歷史，並對可被稱為"跨國的中國電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個相關的理論。種種跡象顯明，似乎只有在恰當的跨國語境中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民族電影。人們必須以復數的形式提及中國電影，並且在影像製作發展過程中把它稱作跨國的。中國個案中的跨國主義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作觀察：第一，19世紀以來，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中國分成了三個地緣政治實體——大陸、台灣、香港——由此而來，這三個地區之間出現了中國的民族電影/地區電影的競爭與合作。第二，在20世紀90年代的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國電影的生產、銷售、消費的全球化。第三，電影話語本身對中國及中華性的表述與質疑，即對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中個人或群體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族群認同、以及性別認同的交叉檢驗。第四，一次對中國"民族電影"的重新回顧與審視，就好象是在回顧性地閱讀跨國電影話語的"史前史".這一過程旨在揭示民族電影話語的政治潛意識——電影的跨國根基與條件。這些是任何一個民族電影規劃必定要克服與超越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免受實際的或假想的帝國主義的危害，或是為了迫使少數民族保持沉默來維持國家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