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联华和哪个并称为3大电影公司

『壹』 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贰』 [求助]20世纪20年代中国3大制片公司的特征和代表作品

1931年初，一家成立不久的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报纸上等广告，公开招股，每股金额为10元，总金额100万元。广告标题是:“裕国富民、益世劝善、国内名流、集思广益、适应时机、组织公开、发展无量、胜券可操。”这个标题充分显示出罗明佑的想法:求理想、求利润。他成立的公司，就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显要地位的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

30年代，中国电影民族工业风云人物在上海滩一起亮相，群英荟萃，也可以说鱼龙混杂。因为除了大中小民族资本家外，连黄金荣、杜月笙也卷进了电影工业。他们各显其能，造就了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期，尽管这个全盛期只有短短7年。

罗明佑，堪称贵族大学生，出身世家，他的三叔是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罗明佑相貌堂堂，长了一张长方形大脸，下颌宽大，有侠义之气。了解一点中国电影史的人，大概都听说过罗明佑的北京真光电影院着火的故事:他让员工先救邻居，本院以及员工的损失他负责补偿。

罗明佑北大毕业，旨趣高雅，精通英语，对知识和有知识的人颇为亲近和照顾。并不是什么电影都能在他名下的影院放映，而且他为学生开辟了周日早场，票价挥幸唤牵�幌嗟庇?916年上海演《黑籍冤魂》时的票价。

然而罗明佑并不是一味做好人，他是30年代最有现代气息的电影商人。1927年他成立了华北电影有限公司，没过多久，北京、天津、东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他“直接或者间接管理的公司”，上海、香港和广州的电影公司也与他有业务往来（《北京电影业史迹》）。他的精明能干，让他在30岁之前就结成了这个大网。

罗明佑进军制片业是一定的事情。他不满意国片质量，影院也没有足够多的好国片上映。更何况国片也是可以赚钱的。然而当时他对制片并不了解，惟一熟悉的上海朋友就是黎民伟。周承仁、李以庄在《赞美与求真》一文中大略描述了一下罗明佑与“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见面的过程。

黎民伟那时刚好处在低潮期，他从香港回上海后与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但亏损严重，难以为继。罗明佑从北京到上海，找到黎民伟，竟夜长谈，最终“罗、黎于11月初达成合作协定，12月以华北公司名义和民新公司合作拍摄《故都春梦》（孙瑜导演，罗明佑、朱石麟编剧）。黎民伟在1929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由上海经青岛去北京，就是执行这个协定。1930年8月，以民新公司和华北公司为基础，由黎民伟出面邀请上海的大中华百货公司、上海影片公司、友联影片公司，经过商讨，各以不同方式加入联华。另有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黄漪磋及黎北海的香港影片公司加入……12月27日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联华一共设立四个制片厂，每个厂独立制片，“各厂在影片题材、拍摄费用基本上自行其是，实际上是自负盈亏”。

罗明佑精明之处，还在于他拉拢了当时香港首富何东爵士、“中国影院大王”卢根、于凤至（张学良夫人）、熊希龄等商界政界要人作股东。这些人其实哪里会过问联华的实际事务，但都起着“免死金牌”的作用。

影之初，性本乱

联华成立之时，也是中国电影业由“疯狂火烧”转向相对冷静之时。对比一下说明书就可以看出来。

联华第一部电影《野草闲话》上映时，说明书上干干净净写着“国产有声歌唱巨片”，而比如1927年，杨耐梅主演的《花国大总统》，被说成“浪漫派香艳电影”，并将能够引人眼珠子的地方统统列出:“有水中恶斗，波浪翻天，动魄惊魂，不可不看。”“开心公司”拍摄的《奇中奇》则什么都占了:“神怪义侠滑稽名片”。《火烧红莲寺》更强，30年代末重映时，广告上写着“明星公司当年风行全国独一神奇机关武侠连集长片”，“昆仑派与崆峒派两派，异人剑侠大斗法术”，“飞剑腾空千里外取人头！淫僧作法难逃侠客掌握！”既是“淫僧”，说明书价目表上却明码标价“幼童减半”。宣传词简直处处“直见性命”，透着混乱（张伟所著《前尘影事》中收入很多当时电影说明书或者广告，用词之直接，让人惊讶）。

表面看起来，联华成立之前，中国电影民族工业已经非常热闹了，然而这不过是混乱带来的假相。

20年代初，孙瑜，这位后来中国影坛的“诗人导演”还在清华读书，他应征“华北电影大王”罗明佑的广告，写了一篇对美国《赖婚》的影评，还得了第一名。在他的回忆录《大路》中，说自己怎么也没有预料到，9年后（1929年）罗明佑会拿了《故都春梦》的剧本请他做导演。更有意思的是，梅兰芳1930年秋天从美国回来，在南京大戏院看了《故都春梦》试映，里面居然有他拍的《霸王别姬》“剑舞”一段。当时已经是有声片了，电影院就用《夜深沉》配合梅兰芳的身段，虽然不能完全符合，“但也算是煞费苦心了”。由此可见当时电影人版权意识之淡薄，梅兰芳《天女散花》的版权居然不知如何到了香港民新公司手里。

出于对电影的喜爱，孙瑜托著名剧作家洪深介绍自己入电影圈，明星说要“仔细考虑考虑”，孙瑜就离开了。两天后，他又去了当时另一家电影公司神州——神州的经理汪煦昌“抱歉地告诉我当时国产电影大不景气，一百多家影片公司纷纷倒闭，神州也准备结束了”。

孙瑜当时还记下了他看到的一个细节:已经是知名导演的李萍倩，一个人站在一块长长木板上，无聊地踏跳着玩。

尽管电影圈难进，1927年孙瑜还是加入了长城画片公司，此时他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虚假繁荣的景象。由于《阎瑞生》、《孤儿救祖记》，百十家皮包公司成立，粗制滥造，打一枪就换地方。一些“为人生而艺术”的公司捉襟见肘，比如“长城”、“神州”等。本地观众和南洋市场都喜欢“火烧片”与“古装片”。孙瑜在书里写道:“据说对武侠片，南洋群岛的片商评价购买影片的标准是:十本片子打了十本的，是甲等片;十本中只打八本的是乙等片;至于十本中只有四五本开打的就算不及格，只得贱价出卖了。”

孙瑜看到的正是当时民族资本无序恶性竞争的局面。陆弘石在《中国电影史1905～1949》中引用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数据:“至1926年底，全国共有包括4家美资公司在内的179家制片公司挂牌，而仅上海一地就有142家（其中不少就是孙瑜说的‘皮包公司’）。1923年，常规长度的国产故事片总共只有5部，而1924年增加到16部，1925年和1926年则又分别激增到51部和101部。”几乎80年后的2003年，中国国产电影也不过140部，2004年才升到240部。由此可见当时电影市场多热闹，尽管是虚假的。从客观上说，此时国产电影的地位有所提高。

张石川对此种“火烧大观园”的场面亦有贡献。很多人把《火烧红莲寺》带起的“火烧风”归结于人们对政治环境的逃避，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资本为求生存，有很强的投机本能。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民族资本在其中的份额从未超过18%（《中国电影史1905～1949》），为了生存，自然什么赚钱就拍什么。张石川一口气拍了18集《火烧红莲寺》，杂七杂八的人漏洞百出地在银幕上打成一团。除了最开始还有点接近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外，后来干脆都是张石川自己的想象了。《民国影坛纪实》里列举了一堆“火烧”:《火烧青龙寺》、《火烧九龙山》、《火烧白雀寺》、《火烧七星楼》等等。还有些公司，比如“月明”、“友联”专门拍摄这类电影。

闹得如此混乱，皆因为电影从玩意儿变成了可以赚钱的玩意儿。

1913年张石川和郑正秋等人成立新民公司替美国人依什尔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难夫难妻》，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拍完郑正秋就接着搞文明戏去了。张石川只拍一些短片，也就是替洋人打工。

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独立的活动影戏部，这是第一家民族资本独资电影机构。影戏部拍过梅兰芳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不过都是片断而已。

民族资本初涉足电影行业，基本结果都是铩羽而归:1916年，张石川自行创办幻仙公司，拍了《黑籍冤魂》后就难以为继。1919年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也曾联合一些股东筹资10万元，创建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支撑两年后停业。

倒是有批“票友”挣到了大钱。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和陆洁等几个人都是买办身份，在洋行上班，又都爱看文明戏。《阎瑞生》演了半年的盛况让他们起了念头，把它拍成电影，他们亦有这个能力。于是他们租借了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器材和人才，陈寿芝还亲自扮演了阎瑞生，王莲英则由一名从良的妓女扮演，就把《阎瑞生》拍成了。张伟在《前尘影事》中记录了当时人们的一些看法:国人处事只要尽其心力，精研日进，“安见不能与西人并驾齐驱哉？”《阎瑞生》仍然有很强的玩票性质，因为这些人拍完这部电影，就没有再接再厉的意思了。

《阎瑞生》刺激了张石川，他与郑正秋等重新成立明星公司，再战江湖，1923年拍了《孤儿救祖记》，赚得大好的名声和极好的利润。1923年12月18日该片在上海爱普庐影戏院上映，第二天就有人上门用8000元买下南洋地区放映权（《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

诸多大小资本蜂拥而上，最后都走上武侠神怪古装片的路上。

纷纷扰扰中，多数制片公司都被淘汰了。很多人扼腕叹息的是“神州”与“长城”两公司，因为秉承教化社会的观念，未免曲高和寡，最终都倒闭了。1926年，“商务”虽然追加资本成了国光影片公司，三年后也因为蚀本关门。

『叁』 中国电影

早期中国电影
（1931年以前）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1922年 ，张石川与郑正秋 、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 ，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1930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到1935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左翼电影运动
（1931～1937）
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电影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当年生产了《狂流》、《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花》、《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优秀影片，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针对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响的片目 ，与此同时 ，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这个时期还创作一批优秀电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随着影片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有《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
（1937～1945）
在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政治部三厅领导下，由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先后在武汉、重庆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还我故乡》、《警魂歌》等表现军民英勇抗战的影片，以及《民族万岁》等新闻纪录片。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1935年成立于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也拍摄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
香港到1937年6月底为止，成立了南洋、大观等50多家拍摄粤语片的电影公司。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拍摄了抗战题材的影片。
从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为止，上海被称为“孤岛”时期。这一时期，1938年有新华、艺华、国华等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影片。随着新华摄制的影片《木兰从军》上映后的卖座，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1941年，时装片取代古装片，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10几家影片公司，出品80多部影片，时装片有60部。万籁鸣、万古蟾(见万氏兄弟)绘制完成的动画片《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较长的动画片。
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21日在长春成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后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于上海成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新华等几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1943年5月12日将以上电影机构合并 ，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中联和华影在4年中拍摄近130部故事片，有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春江遗恨》等影片，为迷惑中国观众，也拍摄了不少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
在抗日根据地 ，1938年，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由延安电影团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担任摄影 ，用仅有的两部摄影机拍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2年又完成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以及一些反映当时延安重大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闻片。还建立一个放映队，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前线一带放映电影。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于1942年购得16毫米摄影机 ，拍摄了有关新四军生活的影片素材，1946年剪接完成长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
（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和国防部分别接管了上海、北平、长春、南京等地的电影产业。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和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进入由中央电影摄影场改组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另一部分参加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对文华、国泰、大同等民营影片公司也采取团结、支持、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使之拍出进步影片。这样，在1946～1949年间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夜店》、《还乡日记》、《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等优秀影片。这一时期上海共有20多家小电影公司，拍摄了约40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
在解放区，1946年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 。1947年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1946年10月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华北电影队。1946年长春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舒群、田方等人接管“满映”。1946年10月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17辑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以及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动画片《瓮中捉鳖》、翻译片《普通一兵》。1949年4月，东影迁回长春，1955年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北平、上海解放后，在北平、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接管了在北平、上海的国民党制片机构，分别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担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
新中国电影事业
（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先后成立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南京、哈尔滨、上海都建立了电影机械厂，以及八一电影机械厂和北京电影洗印厂等电影工业企业。新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时间，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我这一辈子》、《腐蚀》等优秀故事片 ，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漫卷西风》等。但是，由于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对《武训传》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1953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领导提出改进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电影局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积极成果，故事片生产由1951年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年产40多部，1957年文化部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 ，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鸡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时珍》、《神笔》（美术片）、《淡水养鱼》（科教片）等69部优秀影片。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8年又拍摄了许多报道性宣传大跃进中某些虚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扰了电影的创作。不久，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对电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质量的要求，促使中国电影事业在1959年形成一个繁荣时期，拍摄了《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等题材风格多样、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统一的影片。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重申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纠正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使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1965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二个电影创作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杨门女将》等优秀影片，以及优秀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与此同时，电影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 。到1965年为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 ，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自给。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9年10月邓小平 代表党中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 、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 ，重申执行双百方针。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其主要特点 ：①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②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③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科教片也有新发展。电影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增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电影制片厂13个主要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1989年在该馆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创办《当代电影》和《电影信息报》。电影工业和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还研制成功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 。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还编辑出版《大众电影》，举办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借鉴外国影片的经验，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
2008年中国电影发展状况
2008年共有44部影片出口到6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收入总计超过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其中《功夫之王》取得6.7亿元、《赤壁》1.936亿元、《长江7号》1.497亿元。研究制订了《广播影视服务贸易中长期发展规划》，积极协调商务部，对36家重点企业和39个重点项目从信用保险、资金奖励等方面予以支持。继续牵头组织国内影视机构联合参加戛纳国际影视节展，重点加强海外营销和宣传推广力度。2008年各影视机构仅通过参加国际影视节展，出口额已经达到近千万美元。
对外交流合作程度不断加深。2008年共有270部次影片参加116个国际电影节，其中有39部影片在23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68个奖项。在日本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的“2008东京中国电影展”上，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全程观看了中国影片《赤壁》。主办了中国－东盟广播电视高峰论坛，发表了推动中国与东盟广播电视领域更深入广泛合作的《北京声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培训了8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300多名广播影视从业人员。抓住奥运契机，加强了与境外主流媒体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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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桃李劫的制作背景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围剿中共苏区，张石川在江西南昌拍摄有关记录片，蒋介石对张石川说‘听说近来有许多过激分子，混入上海电影公司，利用电影来做他们的宣传，如某某某等，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你在上海，又是在电影界，当然是知道的，尽可以告诉我’。张石川当时的回答是‘这情形也许是实在的，但是我们没有真实的凭证，所以不能贸然指明，谁是谁不是。’蒋介石觉察到这种进步力量了，但是主要还是针对“左翼”电影而不是具体人。但当时的情况是‘明星’、‘联华’、‘艺华’已被国民党监视住了，夏衍、田汉这些原来在各大电影公司做编剧顾问的纷纷退出来，一是体谅老板的难处，另外也确实感觉要着手建立左翼影人自己的制片公司。”在美国学习过无线电机工程的司徒逸民、龚毓珂和马德建三人以及司徒逸民的堂弟司徒慧敏组成的“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创建起来，他们用自己研制电影录音机为《渔光曲》、《新女性》等片录制了插曲，又准备在此基础上将公司改组为“电通电影录音服务公司”。朱天纬介绍说：“这个电影录音公司相当于现在的上海电影技术厂一样，偏重电影后期处理。左翼影人希望借此成立制片公司，等于借原有的录音厂办新的电影制片厂。“电通”看似特殊实际，其实和各大电影公司的管理方式是一样的，像陈波儿演《桃李劫》时也是要和‘电通’签协议的，当然在电影创作方式上还是有所不同。”
“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但是在制作过程中也遇到许多波折，对此朱天纬表示“当时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是存在的，主要是这些导演和演员都是第一次独立自主的做影片，可以说《桃李劫》是编剧袁牧之，导演应云卫，主演陈波儿的共同的‘处女作’。不过这样一群进步影人，他们带来的是国外最先进的艺术理论，并且让这些理论指导实际创作，所以才最终使得《桃李劫》成为了按照有声电影艺术规律拍电影的典范，插曲《毕业歌》对影片情绪上的把握也非常到位。”
“电通”的历史只有一年，出品了各有创新的四部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由于进步电影引得当局的注意，使得银行受到压力不给贷款，“电通”被迫在1935年底结束业务，创作人员又转入了“明星”、“联华”等公司。“电通”的历史虽不长，出品也不多，但是却以这不多的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伍』 民国时期的电影皇后你知道是谁吗

1933年3月28日这天，上海的大沪跳舞场呈现出一派节日的热闹气氛，舞场外车水马龙，门口高悬着“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庆祝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的醒目横幅，令人驻足流连。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确保大会的安全，特派出多名巡捕到会场门口值勤，连上海的救火会也派出救火车，以防万一。下午，不到2点的时候，来宾已陆续到来，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宽大会场却显得异常拥挤，后来者几无立足之地，这打破了大沪舞场开业以来的来宾纪录。大会赞助人王晓籁、虞洽卿、潘公展、林康侯等亲自出席。杜月笙派人带来了贺信，派代表与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工商名流王延松，也都来函表示庆贺。上海文化界名流严独鹤、周瘦鹃、郑正秋等，无不到会祝贺。航空协会也派人出席了大会。大会临时推选上海市商会主席为此次大会主席，《新闻报》的主笔严独鹤为来宾代表，电影界名人郑正秋为大会司仪。

“电影皇后”证书由刘襄亭撰写证书的全文、陆澹安书写，词藻华丽、文情并茂、书法秀美，并镶以精美的镜框，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证书在大会结束后，由《明星日报》派代表专程送到胡蝶家中。颁发证书之后，胡蝶手持由“爱国童子”崔锡恩所献的一朵鲜花，演唱安娥写的《最后一曲》：“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勤，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呜？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先生，今宵红楼梦未惊！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我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再会吧，我的先生！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胡蝶的歌声让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陆』 中国早期电影三大公司

明星，联华，天一

『柒』 中国电影史的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苏联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机》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当今美国巨片《蝙蝠侠》系列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捌』 中国影业三巨头是什么

中国影业三巨头是：

1、昆仑影业公司

中国私营电影企业。1946年5月，一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蔡楚生、史东山、孟君谋、郑君里等在上海组成联华影艺社，拍摄了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1947年，联华影艺社与当时已经成立的小电影企业昆仑影业公司合并，仍沿用“昆仑”之名。

上述两部影片则以昆仑影业公司的名义发行，并由它继续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公司建立了编导委员会，汇集了多方面的电影人才，又先后生产了《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等影片。

这些影片内容进步、艺术精湛，获得广泛欢迎。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末期拍摄的《乌鸦与麻雀》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精品。1950年，昆仑公司与其他私营电影企业联合改组为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玖』 谁是逸夫

邵逸夫香港“娱乐业大王”
一、影坛杰出老兵
数十年来，在东南亚一带的影展，电影奖颁奖大会以及一切与电影有关的场合中，常常可以见到一位个子瘦小但精力充沛的老人。他就是影坛杰出制片人邵逸夫。不管是东南亚影展、亚洲影展、亚太影展以及金马奖的颁奖大会，人们几乎每一次都能见到这位“电影王国”的大老板。早年，他都是亲自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这些年来，因为年岁已高，不再担任代表团团长，但仍以香港地区贵宾身份与会，大会主办人士能见到这位影坛元老与会，无不感到愉快。邵逸夫从事电影业数十年，制作影片1000多部，在海峡两岸资深影人中，他算是硕果仅存的制片元老之一。可以说，在中国电影史上，邵逸夫及其一家是拓荒英雄。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演变都有邵逸夫及其一家献出的心血。从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经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过中国电影的成长，堪称电影史的见证人。
二、邵氏兄弟与天一公司
邵逸夫祖辈原是浙江宁波的富商，从父辈开始向上海发展。20年代初，邵逸夫的父亲在上海经营漂染业，膝下4男2女，都已长大成人。这4兄弟排名是仁杰、仁棣、仁枚、仁愣。4兄弟都没有继承父业，全都投进了娱乐圈，并将本名弃而不用，全都改成别号，分别叫做，醉翁、（屯阝）人、山客、逸夫。4兄弟中的大哥邵醉翁，20年代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开始大展拳脚。中国电影在1921年以前，都是拍纪录性的短片，制作化验室曾有多家，但没有人敢尝试拍剧情长片（1个半小时），直到1922年，影坛才出现剧情片，开始拍摄剧情片的公司有“明星公司”、“联华公司”，“天一”是第3家公司。20年代初，这3家成了上海拍剧情片的“三大”。 “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的家族班，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屯阝）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善搞发行，老四邵逸夫，擅长摄影。“天一”创业初期，都是由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为了省钱，很多电影都是则大嫂陈玉梅领衔主演。这样一个家族班搞电影，不必求助于外人成本少。容易支持下去。
“天一影片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卖座率极高，两千大洋的成本不仅很快收回，而且像一个雪球般滚起来，越滚越大，这意想不到的成功使邵氏兄弟欣喜若狂，更加雄心勃勃，坚定不移于电影事业，大量新影片接二连三地从“天一”影片公司推出，也就在这时，年仅17岁的邵逸夫，对电影开始入迷了。“天一”的事业兴旺了，但仍无法跟当时的“明星”、“联华”等大公司对抗，面对业务上的竞争与生存需要。身为“天一”公司营业经理的邵仁枚，深谋远虑，看准了南洋一带华人众多，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国产片市场，他决心将邵氏事业向南洋发展。
三、向南洋发展
1925年，邵仁枚带着3部“天一”公司拍摄的影片，只身南下来到新加坡，他在马来半岛上到处看了一遍发现这半岛上一家电影院都没有，惊喜之余，他立即着手租借戏院，开始了在新加坡的电影事业。

由于邵仁枚具有生意头脑，善于经营，很快在新加坡打开局面，当年就获得利非浅，于是，邵仁枚立即通知当时远在上海的六弟邵逸夫，前来新加坡共同大展鸿图。

1926年，年仅19岁的邵逸夫离开上海，南下新加坡，从此，邵氏兄弟二人通力合作，致力电影带来，为日后驰名世界的邵氏电影王国 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段时间，邵仁枚和邵逸夫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片放映机和数十卷“天一”出口的影片，在举目无亲的国外开拓市场。他们走遍了星马的穷乡僻壤，巡回放映影片，备尝辛酸劳碌，在邵逸夫和邵仁枚的努力下，“天一”在南洋站稳了脚跟，不但获得戏院的放映权，若干年后，还购地建戏院，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成为南洋和香港的电影巨擘。在购地建戏院上，邵逸夫有他独到的考虑。他不但购地建戏院，而且还常购进毗连的地皮，善价而沽或供日后发展。邵逸夫认为，戏院总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附近的土地亦将因此而涨价。

1930年，美国和欧洲出现有声电影，邵逸夫看准了默片已没前途，有声电影是今后的发展趋势，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拍出有声电影。邵逸夫循着有声片的发源地去了美国，经过一个月艰苦的航程才到达。他在美国购进了大批器材设备，又经过昏天黑地的一个月才回到新加坡。回到新加坡他立即着手寻找合作者，合作拍有声电影。

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成了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到1937年，兄弟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游乐场9家，游乐场设有舞台、剧场，每晚可娱乐观众数万人，几乎雄霸了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在上海，邵氏兄弟在新加坡，形成犄角之势，同舟共济，造成了邵氏家族影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四、邵氏影城

1959年，邵逸夫将新加坡的业务交给了邵仁枚，来到香港开始创立他自己的电影事业，他一边在钻石山租借片场拍摄影片，一边与香港政府接洽买地事宜。30多年的影业生涯使邵逸夫认识到，没有一个配套完整的拍摄场地——摄制工厂，影片的水平就难以提高，影人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租借片场拍电影，非长久之计。要想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

香港政府官员对他说，地少，供不应求，一定要买地的话，可以把清水湾卖给他，那是一座山。邵逸夫别无选择，他毅然地把这座山买了下来。这实际上是座荒山，用邵逸夫的话说，当时如果他在这座山上向四周开枪射击，都不会击中任何人。他买下后，将这座山削平了60英尺，使高山化为平地，再在上面建立制片场，这项工程，光是地价和土方就花费近50万港元。从此，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不断地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远远超过香港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

邵逸夫自赴港坐镇制后，在他的魄力感召下，罗致了许许多多一流导演、一流明星，更拍出了许多一流叫座的电影。香港老一辈的影人每谈及邵老板对他们的栽培，都感激不尽。一位香港影视界人士曾感慨地说：“没有大制片家，哪来的大导演、大明星？”邵逸夫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从一开始步入电影带来时就十分明确地认为，电影院是电影制片事业的堡垒。搞电影带来必须产销结合，把生产发行联系起来，方有出路，从60年代开始，邵逸夫和其三哥邵仁枚共同展开了一个庞大扩张计划，实行“每月一院”的办法，到处选择适当地点，大开影院，在香港和东南亚，邵氏影院星罗棋布，形成一张巨大的发行网络。70年代，邵氏影院开始走出东南亚，打入世界影片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戏院，或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院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国产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娱乐了各国观众，对传播中华文化亦有莫大之功。

6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邵氏公司曾遇到来自“电懋”的挑战。那时，星马巨子陆运涛派人到香港成立“电懋公司”，发展电影制片，以供应“国泰”在星马两百多家戏院的片源，“电懋”影片拍得不错，发展迅速，与邵氏形成竞争。有着强烈进取心的邵逸夫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亲自坐镇发展制片扩大招兵买马，网罗各种电影人才。那段时间，服务于邵氏、“电懋”的导演与明星是很吃香的，两家为了竞争，人才抢来抢去，邵氏不要“电懋”要，而且都是出高价，所以那段时间港报常常可见某某明明星、导演跳槽，甚至电影闹双胞案也发生不少，这种纠纷，直到大老板陆运涛在台中乘飞机罹难，“国泰”结束才停止。

邵逸夫是位生意人，做生意讲求赚钱。因此，邵氏出品，商业色彩十分浓厚。影评家们常常指责邵氏出差的影片“媚俗”，缺少艺术价值；邵氏拍片多，传世少，但在商言商，邵逸夫是成功的。邵逸夫认为，他并非不要艺术，而要的是大众艺术，市民口味。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并非人人都能理解；容易欣赏的下里巴人，才是他选择的道路。为了取得商业效益，邵逸夫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他宁愿烧掉，他说：“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烧掉好多部。”问他为什么，他说：“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为此，邵逸夫时刻把握着文化动向，分析着观众的喜好，以决定自己的选择，或许，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五、影视双栖

正当邵氏影业经历全盛之时，电影受到来自电视的威胁和挑战。在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电影已经成为“夕阳企业”，逐渐衰落，失去了昔日鼎盛时期的灿烂光辉。电影的市场在日益缩小，竞争日益激烈。毕生从事娱乐业的邵逸夫敏感地意识到，必须把业务向多元化发展，向电影的姐妹艺术——电视进军。

早在6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以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时，邵逸夫就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投资者合作，闯进了电视广播领域，成为“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台）的董事。70年代末期，电影业开始走下坡，精明的邵免夫收缩制片业务，结束了一部分电影院的营业把更多的金鱼与时间投资在无线电视上，当时曾有人批评他选择错误，然而邵逸夫却笑骂由人，我行我素。1980年，邵逸夫出任“无线”董事局主席，他将“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演艺的精英都网罗到门下，使“无线”制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集纷纷出笼，收视率急剧上升，压倒其在香港的竞争对手“亚视”，雄视港岛。时至今日，“无线”每年为他带来巨大的盈利，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80年代末，“无线”在港岛电视领域的霸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亚视”通过加强资金投入，重金招聘著名艺人或设法控空“无线”墙角，以及在节目的编排上改故创新，对“无线”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新攻势。邵逸夫也不甘示弱，他通过加速培养和物色新人，以新人新节目让观众耳目一新，使“无线”的收视率继续遥遥领先于“亚视”。作为香港影视界的元老，邵逸夫在竞争敌手遇到困难时赙现了宽宏大度，一次，正当“无线”与“亚视”为争夺奥运会转播权大打官司时，“亚视”大楼失火，影响了电视片的制作，此时，邵逸夫并未幸灾乐祸，而是立即叫下属致电“亚视”，“无线”随时准备借出场所和设备，供“亚视”制作影片用，这一举动，使“亚视”主席邱德根感激不已。

六、性格与事业

曾有人这样形容邵逸夫：“虽然整天笑脸迎人，骨子里却是一个铢锱必计的家伙”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经济上精打细算，锱铢必计，邵逸夫的确是闻名遐迩的。十多年前，李小龙在美国拍摄《青锋剑》，郁郁不得志，很想回港发展，托人找邵逸夫，开价片酬6万港元，以60日为期拍摄一部电影，但邵氏还价每部片酬3千至9千港元，时间不限，结果李小龙怏怏而去，嘉乐影片公司却大得其利。又一次，一位临时副导演拍完戏后，制作部开了1千元副导演费给他，可邵逸夫签支票时却大为不悦，找会计部与其交涉，让他自动“折扣”收款。这位副导演一怒之下，把单据撕碎，索性一个钱也不要，并负气说：“邵老板多了1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千元也穷不到哪去。”然而，若说邵逸夫是个斤斤计较的人，那又看错了他。他每次捐款都是“大手笔”，9月8日甚至是美国三藩市的“邵逸夫日”，以表彰他对该市福利的贡献。

从1973年开始，邵逸夫以个人财产，成立“邵氏基金”，每年拨款给各大慈善机构，最近几年，更泽及中国大陆，据保守的估计，至目前为止，邵逸夫的捐款已超过15亿港元。对一向给人以“吝啬”印象的邵逸夫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邵逸夫虽然贵为香港“电影王国”的大老板，待人接物却十分平和，丝毫没有大老板的架子。在许多不同场合，他用一口浙江方言与人交谈，使人颇感亲切。从个性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是圆滑，机警。某天，邵逸夫正与朋友在他的办公室里谈生意，忽然一个小员工匆匆走进办公室，满脸仓皇地说：“老板，不好了！后山着火了。”邵逸夫望着他，笑了笑，挥挥手说：“知道了！你去吧！”小员工满脸不解，怏怏而去。那朋友也是一头雾水，他奇怪邵逸夫为什么一点都不紧张，后山可是影棚所在呀！邵逸夫解释说：“这个员工是邀功来的，后山着火，根本用不着他来通告，如果事态严重，经理级的人，怕早已来通告，现在还不见，情况一定不严重，来来来！我们还是谈生意吧！”

根据《资本》杂志的富豪排位榜，邵逸夫的财富曾进入香港前10名之内，难怪邵逸夫自己说：“下一代也用不完 了。”

邵逸夫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来自他强烈的事业心。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他熟悉电影制片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和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内行。公司从审查剧本到影片拍摄、推销、发行和剧院管理等每一步工作，他都要研究、过问，他与公司里的同事讨论工作，意见总是十分中肯，使人口服心服。

作为一个电影制片人，看电影已成为邵逸[夫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一部分。他通常早上6时起床，吃少许早餐，做一些中国式的柔软体操，然后更衣，读一两个剧本，就驾着他的两部“劳斯莱斯”之中的一辆，直驱影城，在清水湾山道曲折迂回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达片场。那时大概是早上8点钟，巡视完各片场之后大概是9点15分，以后整个上午就用来看影片，包括昨日所拍的毛片。在70年代，他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是一天看9部片子。近年来，他仍每天看两三部影片。对世界各地的影片以及其竞争对手的片子，他尤为注意。看完片子，如果还有时间，就读剧本，直到中午，午餐后休息半小时左右。再回到办公室，直到黄昏。星期日，他也要看半天电影。因此，邵逸夫被称为“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对拍电影，邵逸夫更昭醉如痴。他说：“你拍过两套电影，便知道全世界没有一样事有这么好玩，这么够刺激。我爱上这种行业。电影不知给了我多大的满足。”“我好钟意电影事业。”

邵逸夫的事业，毕生离不开娱乐，虽然从60年代开始，也旁及股票、房地产，那不过是副业罢了。商场流传邵逸夫做房地产的一段轶事。80年代初，曾有人愿出40亿元，再加一处同现在“邵氏”大小相同不过地点较远的地皮，与邵氏交换他名下的资产和片厂土地。结果邵逸夫却放弃了这桩交易。他说：“40亿是笔不少的钱，放在面前，自然动心，不过，再回头想想，我现在的钱以后也用不完，至少下一代也用不完，40亿不过是个银行户口里的数字，哪里用得到，因此我决定不找这个麻烦了。”的确，邵逸夫的精力只用在他所钟爱的影视事业上，影视之外的事情，他并不过多用心，自然也不计较成败得失。

『拾』 20世纪30年代三大影片公司主要指

20世纪30年代三大影片公司主要指的是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

1、天一影片公司

天一影片公司是中国电影制片机构，由邵氏兄弟(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于1925年6月在上海虹口横浜桥成立，专门从事影片的摄制与发行。

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负责制片兼编剧。三弟邵仁枚、六弟邵逸夫负责去新加坡、马来亚开拓南洋市场。

2、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影业公司是1930年由罗明佑主持合并华北电影公司、民新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和上海影戏公司等多家公司而成立的。

联华公司成立后，借鉴好莱坞的制片管理经验，采取独立制片的管理方式，即内部各厂自筹拍摄电影，激发了合作各方的积极性。随着日军入侵，公司开始摄制抗日题材的影片。

后来联华公司开始在有声电影的制作上与欧美一争长短，于是加大投入，订购收音机，培训有声片制作人。1935年，其发行的《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博览会上获得荣誉奖，成为首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电影。

3、明星影片公司

1922年3月中旬，张石川在上海贵州路上创立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制片公司之一。1923年其制作的《孤儿救祖记》在商业和艺术上的成功，奠定了明星公司的基础，标志着国产影片至此开始逐渐走入正轨。

1936年的明星公司已经居中国电影工业之翘楚。以较快时间内拍摄了《狂流》﹑《春蚕》﹑ 等一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影片﹐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

中国电影产业最初的发展：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

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

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

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中国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