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改编剧本需要注意什么啊
改编剧本需要注意：
1、要注意改编剧本的题材问题。
改编剧本的题材来源与一般戏剧创作取材的考量是相同的。改编他人戏剧的作品要算是最容易的（尤其以同样是舞台剧间或同样是电影剧本间的改编更是如此），因为许多针对戏剧文体与演出的考虑，原作者都做得很充分，创作者只要将文字加以还原，便可以充分地加以吸收利用。小说改编成戏剧，最容易让人迷思的地方恐怕是美学或美感经验差距的问题。若是成名且拥有广大读者的小说的改编，则还要负担群众期望与满足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读者在脑海里早已有了属于自己人物的诠释与画面营造之故）。
2、特殊的考量因素。
在决定改编一部小说成为戏剧之前，必须先弄清楚作品的确实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其次则是尝试将小说的内容用简单的故事大纲来概括，看看是否仍然同样出色，以及原来吸引人的地方，是否能以对白或情境等的方式很自然地被放进来，改编后的剧本与原作的差距是越大越好。
改编剧本比较特殊的层面，还包括原创作者的授权问题。若是没有原作者的同意，剧作者是不能将别人的作品拿来任意改编的，否则便严重侵犯了他人的着作权，搞不好是会吃上官司的。改编剧本之前，先与原作者商议一下，这是现实也是人情的课题。此时，改编者宜先确立坚定的立场，意即坚持自己艺术实践上的自主性及其范围，在这范围之内是不容他人参与意见或左右的，若是超出此范围之外，能妥协的地方也不妨在情面上做得圆融些。除了弄清楚什么是自己必须坚持的、什么又是可以妥协的以外，若能在协商时出于诚恳婉转的态度，不仅能帮助谈判的成功，而且往往能得到意外的赞同与鼓励。
3、方法与应用技巧。
改编剧本的方法首先是先把原作读熟，同时设法做个钜细靡遗的笔记。这个笔记同样可以采取包括故事大纲、人物说明以及分场大纲等项目的模式。在这阶段如果有任何疑问，就用附加说明的形式，加到上述的项目里面去，直到完全消化原作为止。
其次就是把这个消化原作的笔记彻底丢开，尝试以自己的观点与设计，重新拟一套自己想要的分场大纲、人物说明等。之后再来仔细看看原作原本具有的、而且是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是否有保留下来；有没有因为消化不良，继承了原作的某些部份，但自己又说不出所以然的地方；以及最重要的、自己是否立于完全自主的地位（拟定这份大纲的时候，必须能做到不必回头再去参考原作的地步），以及是否能显示出具有实现出自己原先想法与做法的可能性。接下来再根据这份依照自己创意所拟的大纲来写戏，其方法、过程及考量则是与一般依据原创的大纲来创作的情形是相似的。
㈡ 编剧干货（五）｜浅析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三变”
小说和影视剧都是文学艺术中的瑰宝，都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自从电影电视产生以后，便与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小说名著几乎都被改编拍过电影，有的还多次被编拍。那么，小说与影视到底有怎样的联系与变化，它们互动结缘的规律在哪里？
一、主题的变化小说的原主题是“闪闪的红星”如何照耀潘冬子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而剧本到电影则进行了所谓的“创作”，突出了“路线斗争”，影片的主题成为“一曲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赞歌，一曲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茁壮成长的‘儿童团’的赞歌”。
为此剧本对小说作了几个方面的修改，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设置英雄人物潘冬子活动的典型环境。在电影中，潘冬子的其他自然属性都不存在，他在一个既定的“政治秩序”中长大：潘冬子生长在一个世世代代受地主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家庭里。地主胡汉三逼死他的爷爷，他与地主老财有世代冤仇。残酷的阶级压迫，决定了潘冬子从小就有反抗阶级压迫的可贵本质。
同时，潘冬子又是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父母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有一颗强烈向往革命的心。激烈曲折的斗争道路，磨炼了潘冬子的勇敢、灵活、不怕苦、不怕死的顽强革命意志。正反两条路线所带来的不同结果，使潘冬子无比地热爱毛主席。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辛勤的培育，指引着潘冬子在革命的不平坦的道路上勇敢战斗，从来没有后退一步这样，潘冬子就成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物，他的行为活动带上了鲜明的时代政治特征。
二、故事情节的变化情节是文学和影视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情节特别强调因果联系，即动作的推进性和目的性。故事本身已经李凯定型化了，对于同一故事，小说具有容量大、时空跨越的优越性，而影视剧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对故事的叙述，这就决定了导演和编剧要从小说故事中提取题材，重新加工，使之成为新的情节。
《闪闪的红星》剧本对小说中的情节作了重新设计。譬如关于打土豪分田地，在小说中是发生在潘冬子5岁时，剧本则将其挪后两年，让潘亲眼见到，亲身参加，亲手牵着胡游街。胡汉三逃走的细节也改为潘冬子在做“打土豪”游戏时发现的，并设计了投枪刺敌、拳打逃敌、口咬敌人等面对面的斗争。
小说中一些体现民间日常生活的情节也被重新设计，如潘冬子在茂源米号的斗争，小说描写的是潘冬子学徒受欺凌和揭露米号老板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样的描写在改编中被认为游离于潘与胡斗争这条主线之外，影响了潘冬子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挖掘。修改后的茂源米号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而且还是一个专为胡汉三搜山筹办军粮的罪恶地方。
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的潘冬子当然不会自发地成长，因此剧本比小说更突出、强化了一个“他者”，即红军吴大叔。潘冬子父亲受伤取子弹的情节，在小说里是由父亲对潘冬子讲述，要潘冬子记住这子弹和子弹上的血，剧本改为由吴大叔对潘冬子讲述，对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潘摆脱狭隘的个人复仇观念。
三、内容娱乐通俗的变化影视毕竟是一种大众文化，而文学有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在改编的过程中这两者都在向娱乐化、通俗化方向发展。前苏联影片《白痴》仅仅改编了原著的第一部分，被舍弃的内容达三分之二。
女主角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25岁的生日那天将宣布自己嫁给谁，所有相关的人都邀到场了。商人罗果仁突然闯进来，拿出十万卢布要买走她。她把十万卢布丢进壁炉，客厅里一片哗然。罗果仁得胜似的呼啸着带走了她。梅诗金公爵在“白痴！白痴！”的阵阵叫骂声中冲出门外失望地看着马车消失在夜雪茫茫之中。
影片到此戛然而止，留给闹孝观众一个很大的悬念——娜斯塔霞最后命液扰稿运究竟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是写明白的，她最终被罗果仁杀了。
刘震云的小说《手机》用反讽式的白描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思考。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认为这部小说“是对当代社会中信息异化情感生活的洞穿”。
作为同名电影的导演，冯小刚的看法吸引了媒体最多的关注，也颇令人意外：“其实刘震云对‘手机’本身根本没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小说的第三部分，而这一部分在电影中没有一点儿影儿，因此，电影和小说是两回事。”冯小刚的话也透露出导演有意使作品娱乐化。
总之，小说向影视剧发展是一个良好的方向，但如何把好这个舵，就得靠导演和编剧的把握，对艺术的领悟。
来源：《电影文学》
㈢ 改编的影视化原则是什么
影视化原则：改编时不仅必须尽量避免、删除、转化原作中那些不能通过视听手段加以有效表达的内容，还需把原作的内容转为视听形象。也就是说，通过改编原著所拍摄出来的影片要能看，要有一定的画面感。常用的方法有：①细化情节，增加细节。由于细节是生动的、真实的，当在细节上进行加工拍摄后，也就增加了影片的可视性。②尽量运用镜头语言，让小说中的文字描写变成可看、可听的画面。
我们以由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电影《祝福》为例。祥林嫂这个形象，在文学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原著一开始出现的并不是祥林嫂，而是“我”，即鲁家的一个亲戚，从北京回到家中过年，听人说祥林嫂死了，鲁四老爷非常反感，觉得大过年的喜庆日子还死了人，对祖宗也不吉利。由此，使“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听见过的印象中的祥林嫂以及祥林嫂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通过回忆来讲述祥林嫂悲惨的一生，最后又回到鲁家过年的喜庆场面。如果在拍电影时照搬原著的话，剧情中就要出现“我”这个人物形象，由于“我”仅仅是个事件的叙述者，作用并不大，只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出现，再在影片中出现就显得多余。于是影片《况福》就将多余的“我”删掉，而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祥林嫂命运的展开，使得故事曲折，细节真实，影片也就成功了。
同时，电影《况福》也很好地运用了镜头语言。在写祥林嫂死的时候，原著小说中仅有一段，文字叙述大意是：在年夜的爆竹声中，祥林嫂歪歪斜斜地走着，终于她倒下了，雪纷纷扬扬地飘在她身上，把她埋没了。小说中仅此一笔，但在影片中，首先是一个全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颤颤微微地走过来；紧接着三个特写：第一个特写是苍老的、满头白发的老人的脸；第二个特写是她拄着的破旧的棍子；第三个特写是有缺口的空碗。通过三个特写，再加上大雪纷飞，一下子就把祥林嫂当时的处境刻画得非常生动。接着运用自下而上的摇镜头，表现祥林嫂的一双破鞋、单薄的裤子、千疮百孔的衣服、苍老的面容满头白发，最后将镜头拉开，让观众清楚地看到祥林嫂颤颤微微地走着、摔倒，以至于最终无法爬起来。这个时候，画面中的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将祥林嫂埋住，转眼间，观众就看不到祥林嫂了，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雪堆。像这样综合运用镜头语言，如特写、近景、推拉、摇移，再加上凄凉的音乐，就把祥林嫂的死刻画得淋漓尽致。它的艺术表现力归功于影视艺术手法的运用。
㈣ 你觉得能被成功改编成科幻电影的科幻小说通常具有什么特质
天马行空。这种科幻小说通常都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所以特别吸引人。
㈤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会被拍成电影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 ，与文学有着天然的关系。电影的拍摄需要完善的剧本，而引人入胜的情节设置、富有张力的言语交流以及布景的安排等，与富有文学性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形式有着脱离不开的关系。一部源于文学作品的剧本一定是有自己独特的叙述和表达方式，永远不可能是将作品原封不动地沿用，这就必然涉及到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后现代文化入侵，电影的改编不仅仅局限于对原著情节人物的沿用和保留，而是更注重新意和一个“变”字，更追求带有讽刺的意味和视觉上的冲击。概言之，中国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忠实原著型
这种类型是最常见最普遍的改编方式，大部分电影剧本都对原著保持了忠实的态度，不做大的改动，并尽量将文学作品中的信息和思想感情传达给观众。
今年上映的《小时代》和《一座城池》就是根据郭敬明和韩寒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其中，郭敬明亲自编剧导演的《小时代》的两部电影精准地将观众定位在了20岁左右的《小时代》拥趸群体，因此虽然影片招来铺天盖地的恶评，在票房上却分别都达到几亿，成为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一部卖座成功的例子。除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近两年《李献计历险记》、《失恋33天》、《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基本都是忠实于原著向观众展现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的过渡。虽然其中有些很卖座、很成功，有的比较萧条冷淡，但是就这种以文学作品为蓝本进行改编的电影，的的确确成为了电影创作的一个走向。诸如此类的作品，不说四大名著等经典在影史上被无数次呈现，当下的电影市场刮起的这阵将畅销书和网络连载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旋风使畅销书和网络连载小说本身就能成为一个卖点和噱头，推动着作品更大影响的普及。原有的商业电影要想抓住观众的眼球，必然需要制造更多的看点，在影片上映之前让更多的人感兴趣；而把受观众欢迎的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必然能吸引作品本身的拥护者。因此，电影剧本创作取材于文学作品的现状是顺应时代观众需要的一个重要方式。
二、“戏仿”升华型
戏仿，又称谐仿，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再创作，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香港电影制造喜剧效果是经常使用“戏仿”手法的，其中，香港电影的代表人物——导演兼演员周星驰更是将“戏仿”的手法进行到底，他的电影混入了许多对其他文学或电影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在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上，周星驰貌似钟情于《西游记》，他的最经典作品《大话西游》和最卖座电影《西游降魔篇》等对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进行化用，但又只沿用了部分人物设置和大致故事，而对人物性格、情节等方面做了颠覆性的改变。
《大话西游》作为周星驰的巅峰之作，是将戏仿的手法发挥到极致的作品。孙悟空化身至尊宝，与紫霞的一段绝世恋情成为了电影的主线。原著中的孙悟空作为出家的僧人，一直纠缠在与唐僧的师徒情和与沙僧、八戒的兄弟情中间，关于爱情的部分是完全空白的。而周星驰改编的电影完全弱化了孙悟空对唐僧的忠心耿耿，还设置了他对唐僧怒气冲天的怨言。一曲经典的《Only you》让观众记住了这个全新的唐僧形象。电影中的有些情节可能会让观众觉得一时无法接受，但是作为导演及主演的周星驰是将后现代的荒诞元素融入到了作品中，产生了非常激烈的滑稽和讽刺的效果。无厘头的喜剧创意在该片中比比皆是，无疑开创了一种电影类型的先河。《西游降魔篇》同样是对《西游记》的改编和戏仿，就其卖座程度和观众评价来看，“明星+3D+搞笑”的组合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和前景，显然这里完成的是商业化喜剧电影的改造。周星驰的这些作品之所以如此成功并不是具有偶然性的。从之前认为这种颠覆性尝试完全改变了原著的内容，是胡说八道、不知所云的失败创作，到后来观众接受并认可了这类“笑果”虽然只有短短几年。可以说，中规中矩自然不会出错，却有可能因此而失去亮点；抛开条条框框，如果不按套路出牌，不断尝试创新，也许会大获成功。
三、“改头换面”型
“改头换面”型改编就是基本把原著的大概情节沿用下来，但是把故事发生的情景、时间、国家等等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变。《魔侠传之唐吉可德》作为这类作品的代表，是对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进行的改编。电影把在16、17世纪的西班牙发生的故事转移到中国古代，而原著中的一系列人物也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对应。堂吉诃德受到骑士小说的影响而决意走上骑士的道路，影片中的唐吉则是每日沉浸于武侠小说并将小说中的桥段幻想成真实；原著中的堂吉诃德把乡下客店当作城堡，把客店老板当作城堡主人，要求老板封他为骑士。而电影中则化用了武侠小说的桥段，唐吉可德要找一位在深山庙宇中的老乞丐，把他当做拥有盖世武功的老英雄，只消让其打通任督二脉就能做一个真正的英雄。堂吉诃德打定主意匡扶正义、除暴安良之后，常常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结果往往是损害了他人利益，自己也遭受一顿好打。而唐吉虽然也认为精神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弄拙成巧，化险为夷。编剧的改编使得影片中的唐吉变为了英雄，最后在众义士的帮助下将恶势力一举歼灭，从此与美女神仙眷侣相伴，颠覆了原著中的形象。影片虽然在票房上并不如意，但其宣扬的“有些事总要有人做，聪明人袖手旁观，我这个傻子就义不容辞”的精神的确值得深思回味，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满城尽带黄金甲》改编自曹禺的代表作《雷雨》，故事发生的时代则转移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电影中的大王代表《雷雨》中的周朴园；大王子元祥是原著里边长子周萍的角色；巩俐饰演的王后也就是蘩漪；大将军杰则影射鲁大海，蒋婵即是鲁四凤。刘烨饰演的大王子与妹妹和王后有着两段错综复杂的乱伦恋情，还有和二皇子的势不两立。大王与王子们之间还刻画了父子情。这些情节都和曹禺的《雷雨》有着一定程度的对应，而人物性格和整个电影的氛围和原著基本保持了一致。不过，这种改头换面式的改编却未能如导演的意愿，为他带来满堂喝彩，这却是值得深思的。
总之，中国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状况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电影改编已经不再满足于再现原著了，而是开始尝试用不同的思路来做呈现。除了迎合观众趣味地将流行小说以电影的形式展现出来，无厘头的恶搞和颠覆性再创作也为这类电影开辟了一条新路。经典总是稀有的，将经典作品翻拍，只能是拾人牙慧；只有适应新时期人们的欣赏趣味不断开拓思路和方向才是大势所趋。电影工作者应该先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做起，在对文学作品有了深刻准确的解读之后再将其转化成电影艺术。只有拥有深刻精神内涵的电影作品才能真正获得人们的认可，也才能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注释：
[1]意大利诗人和电影先驱者乔托·卡努杜于1911年发表《第七艺术宣言》，第一次宣称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是三种空间艺术（绘画、建筑、雕塑）和三种时间艺术（诗歌、音乐、舞蹈）的综合，形成了运动中的造型艺术，是把静的艺术和动的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造型艺术和节奏艺术全都包括在内的一种综合艺术。
㈥ 影视文学的故事结构有哪些
下面谈一谈影视剧编写的基本要求。
第一，故事要吸引人。
顾名思义，电影故事片这个名称里头就有“故事”两字；电视剧虽没有“故事”
这个词语，但“剧”的含义里面就包含着“故事”，没有故事，怎能称得上是“剧”？再说，观众选择看什么影视剧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也是故事是否好看。所以，无论是编写电影文学剧本还是电视剧文学剧本，都必须把故事编好，故事吸引人了，才有可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而故事好不好的标准是看这个故事是否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如美国电影《金刚》，讲人与另一种高等动物大猩猩的情感关系，故事并不怎么复杂，但这个故事却是新颖的，独到的，因而也是好看的。该片不仅在美国获得了很高的票房，翻译到中国后，也受到了中国观众的喜爱。而张艺谋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之所以广受非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故事“雷同”（文学术语，意为不该相同而相同了）。有人指出，该片是将曹禺话剧《雷雨》中发生在二十年代的一个资本家的家庭故事，直接移植过去，搬到了影片所表现的皇宫里罢了，如此照抄照搬别人作品的现成的故事，必然失却了新颖性独创性，即使画面拍摄得再华丽，整个影片的质量也就大打折扣了。
第二，人物个性要独特鲜明。
任何文艺作品都忌讳“千人一面”，影视剧剧本在这方面更为讲究。因为，影视剧人物性格的塑造最终要靠演员的表演来完成。只有编剧在剧本中把人物写活了，演员才有可能充分施展其表演才能，演得更为出色；否则，演员就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大凡有经验有成就的影视演员，一般不会贸然答应摄制组的邀请，而要先认真阅读剧本，看看剧本里的人物写得怎么样，是否适合他/她来演。中国电影《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等，就是先有剧本对“我奶奶”、“菊豆”、“秋菊”这几个人物个性的出色的描写，才给巩俐的出色表演提供了可能，最后使影片获得了成功。
第三，主题的开掘要深浅适中。
在小说创作中，作家出于个人的思想和爱好，可以尝试着把作品主题开掘得很深很深。比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普通读者无法读懂。读了以后，根本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个什么意思（如果要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简直没法编，拍出来可能也不会有人看）。而影视剧则是比小说更接近于大众的艺术。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博士在看，文盲也在看。除了个别探索性实验性的剧本以外，一般来说，影视剧追求的是雅俗共赏，故而其主题的表达应该是深浅适中，不能像《墙上的斑点》那样深奥莫测；反过来，也不能浅到只有皮肤，没有筋骨。大致应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那样，大多数观众都能看得懂，看完以后又能给观众予回味的余地。
第四，要适合于拍摄，即具有可视性。
文字所叙述和描写的内容要能够通过演员的表演，通过摄影机的拍摄而转换成具体可视的银屏画面，亦即可视性，这是影视文学剧本在写作上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最大区别所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凡是与画面拍摄有关的必须交代清楚，如“春天，黄昏，小河边”；而与画面拍摄关系不大的，具体是4月6日的黄昏，还是4月7日的黄昏，则可略去不写。还有，影视剧本一般不能出现大段大段的人物心理描写，也不能有无法拍摄的哪怕是极简短的心理描写，尤其是比喻句，如“心如刀割”，怎么拍？在影视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一般都要借助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台词）来完成，所以，剧本就要注重这方面的描写，尤其是人物的对话描写。
第五，叙事结构中的蒙太奇特性。
影视文学是一种叙事性文学。所以在小说之类的叙事性作品中常见的结构和手法，如倒叙、插叙、制造悬念等，在影视文学剧本的编写中，也常常要用到。尤其是倒叙结构和悬念手法，在一些惊险片破案片中更为多见。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影视文学剧本与其他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蒙太奇特性。
前面的讲义中已经解释过什么是蒙太奇，这里再简要介绍一下蒙太奇的几种主要形式。这不仅是一个影视编剧必须熟知的理论，也是一般观众应该了解的常识，否则，在观看影视剧的时候就可能看不懂或理解不到位。
平行蒙太奇
故事中相关的两条线平行发展，镜头交替出现的蒙太奇叫做平行蒙太奇。在一些以战争、破案、间谍为题材的影视剧中，常常运用平行蒙太奇手法，以此来叙述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内的双方各自的行动，并渲染紧张的气氛。比如，在战争片中，敌对双方为抢占一个制高点——一座山头——在不同的方位用不同的方式，向同一个地点（山顶）前进，就有了山南山北两个不同的画面。此时，镜头一会对准山北，一会对准山南，反复交替。制高点争夺战的紧张情景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收到了扣人心弦的效果。
对比蒙太奇
上一个画面与下一个画面之间具有对比关系的蒙太奇即是对比蒙太奇。在中国经典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有这样两个相连的银幕画面：丈夫张忠良，瞒着妻子在舞厅与别的女人花天酒地；张的妻子素芬，在家里洗衣服做饭服侍婆婆。如此两个镜头组接在一起，就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关系，以充分表现这对夫妻以危难时期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性格。
隐喻蒙太奇
下一个画面对上一个画面有隐喻暗示作用的蒙太奇称之为隐喻蒙太奇。例如：一个英雄牺牲了，接下来的画面是青松翠柏的空镜头（银屏画面上只出现景物而不出现人的镜头叫做空镜头），以暗示观众：英雄虽然倒下了，但他的精神像青松翠柏一样四季常青，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再比如，剧中人物在家里遇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下一个画面是波涛翻滚的大海，以隐喻这个人此时此刻无法平静的内心。
第六，影视文学剧本编写时，还考虑到故事情节的容量，考虑拍成片子以后播映的时间。一般来说，一部电影的放映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左右；一集电影剧播出45分钟左右
㈦ 为什么某些小说可以成功地被改编为电影或者电视剧，它们有什么共性
一、时间
小说文本，变成影像文本，首先第一优先问题，就是「时间」问题。
因为商业影视作品，通常有时间长度限制，我们称之为「真实时间」，日剧是 9 到 13 小时，国产剧是 30 到 45 小时，电影则通是是 90 / 120 分钟。
那样的时限，叫「真实时间」。
而你的故事长度，叫「戏剧时间」，文本转换要顺畅，第一问题是，「戏剧时间」要能装进「真实时间」的限制当中。装不进去，你就得像杰克逊一样，拍「 X 部曲」。
二、结构
若故事，可以在「时间限制」内能说完，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结构」。
电影也好，电视剧也罢，总的来说，还是得服膺「传统戏剧（舞台剧）」所谓「幕」的结构。那个「幕」，用中文传统来理解，就是「起承转合」，每一个幕，就是一个大结构。
起，一段。
承，一段。
转，一段。
合，一段。
上面说的四段论，只是举例，现代电影市场上的合格作品，四段早已不足。我说的是，至少你得有几个这样的结构，有些故事是很难变成影视产品的。（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绝对论），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比如「麦田捕手」，它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小说，它们再是文学名著，搬上银幕银屏，也总是很难成功的。
（能成功的，就可以成为经典了。）
要理解「幕」的结构，最好的例子，是莎士比亚。
莎翁剧作的「故事结构」中，「幕」的概念常强悍，起承转合利害无比，剧情叙事又总有剧烈转折，所以，非常适合拿来一改再改，搬上银幕银屏。
更好的例子，同样是戏剧，谁能把「等待果陀」拍好来？
三、角色
尤其是电影，你必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观众认可你的角色，从而产生代入感，之後才能浸淫在你的故事情节中。在影像化的作品中，角色的鲜明与否，是整个「生意」中，非常重要的前提。
我常举一个例子，比如「雷锋」，他要被拿来拍成「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机率非常低，因为观众很难买单。因为这个角色太过正面，面目浅薄，而且诸多行为，根本不能合理解释，所以，雷锋再大牌，这个人物却总难被影视化。（除非有一天，时代变了，你可以把雷锋的故事，整个拍成阴谋论……。我保证一定叫好又叫座。）
同样的相似例子，是「刘志丹」。
刘志丹是个多重要的人物？市面上，又被多少小说文本拿来演释？可是此君的故事中，有很多部份不能碰。可以碰的部份，材料又不足，你瞎胡批写的可能性又等於零，所以刘志丹再是伟大，中国影史上以他为主角的电影，也是零，一部也没有。
跟刘志丹有关系的电影，全都得侧面描写，只能把刘志丹当作配角，拿其它不相干的主角，来作他这个人的衬托呈现。（不信？可自查，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角色的丰富与否？角色能不能被观众接受？角色描写的伸缩空间和尺度，其实是偌大的问题。
角色不能立足，则小说写的再厚一本，影视化的可能性，还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