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告状告到北京是什么电影

1. 《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怎样的影片

影片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污蔑为“潘金莲”的女人，在十多年的申诉中，坚持不懈为自己讨公道的故事！

2. 求电影观后感

走进新时代
——评《秋菊打官司》
1992年，我国著名的导演张艺谋又一扛鼎之作《秋菊打官司》问世，他用朴素的画面简单的拍摄手法向

人讲述了一个叫秋菊的农村妇女为了“讨个说法”而四处奔波告状的故事，影片中的叙事趣向简单，情节平

凡，在画面与音效也丝毫没有技术上的突破，这不禁让不少期待张导又一惊世之和的影迷大跌眼睛，然而当

它毫无争议的夺取世界最高级别奖之一——威尼斯金狮奖时，又不禁让人刮目相看了。

“92年”，这是一个值的注意的年代！在92年时候，影片中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因骂村长一句“断子绝

孙”而被村长踢成肋骨骨折，在秋菊找村长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她开始了她漫长的告状之路，用她的话说：

“不相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新思想的萌芽）。

影片用了写实手法，意欲展示出一幅农村的生活图画以期达到一种真实的效果，这一点张导成功了。为

了达到这种效果，他采用隐喻的手段，隐喻的好处是既可以保持画面朴素感，使之对应农村生活又可以提高

其作品的思想层次顺利进入其影片的核心意见场。同时在叙事趣向上张导捏拿非常准确，是什么让一个农村

妇女能够不辞余力的告状而告状的目的仅仅是讨一个说法？基于原因张导运用了多次特写镜头展示出了秋菊

倔强，不服硬的性格。当然仅此一点说服力远远不够，于是张导用隐喻蒙太奇手法展示出了秋菊作为个体外

整个和会。年画摊上毛泽东的画像与港台明星画不停闪过，在烈攘街道的人群中不时晃过穿着新鲜的新潮人

物，就连秋菊在市告状时所住的廉价旅社旁也写着“新潮发屋”……这一切一切无不彰显示了这样的问题：

关于中国改革后的几年所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发展以及与之而来的思想潮流上的不规则涌动。如“以写状纸上

骗人的老头，带着秋菊满城乱转的人力车骗子”，这一切为秋菊从思想上的萌发与觉醒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再回到影片的主题上，有两个人物我们必须细心的观察：秋菊与村长，他们与之所代表的则是两种

势力：新势力与旧势力。当在开头的时候秋菊向村长讨说法时，村长将钱仍在地上，让秋菊每一次捡都向他

低一次头，然而新势力终究没有向旧势力低头，秋菊一次一次的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把握影片的思想层面以期真正的进入其核心部位，那么我们必须要真正理解影

片人物所蕴的思想角度。

秋菊难产了，村长听说后骑着单车连夜去王庄叫人，此时影片运用了全景镜头，细致写了村长在月夜行

路的艰难，接着又与人一起连夜将秋菊抬进了城里。村长人物角色的变化似乎改变了影片的叙述惯律，让人

有点接受不了，然而正是其于此点，将影片所涵纳的意见通过人物与以展出。

人物思想的转变和整个社会内部思想潮流涌流动不谋而合。张艺谋导演在本片的成功还在于“能够细致

的描绘社会潮流的发展所给予人不同是的真实的面貌”，如存在着写状纸和人力车的骗子和看车与旅店老头

的好心人的两种产物，其中旅店老头的角色值得深究；一个平凡人物亦为潮流所带动，开始关注法律问题在

前文中一堆结对领结婚证的人和民政所同志露骨的提问统统的隐喻着民风的逐渐开放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萌

醒。

影片画面虽无令人眩目的特技展示以及导演惯用的极力染画面色彩基调的手法，但导演仍没有放弃对画

面美怒感的追求，屋前红光溢彩的辣子在皑皑白雪中形成了强烈对比，秋菊最后在山谷中的奔跑无不给人以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音响效果也非常独特，秋菊在那条隐喻其道路坎坷的路上不时的响起了一段评书的乐

曲，在欢快的音乐让观众不是以强迫的视觉去接受画面反而舒缓了观众的神经，音乐是带有戏剧的，影片的

结局也是戏剧的，但结果如何呢？我们或许可以从秋菊最后镜头特写悟出点什么，但是影片最终一次一次向

我展示出了一个真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家的艺术探索更趋多元化。张艺谋拍出了完整纪实风格的《秋菊打官司》。影片借一个“民告官”的故事，赞颂了小人物的自尊、自强、自信，赞颂了法制观念的觉醒。影片获1993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94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并获意大利第14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等3项国际奖

3. 杨三姐告状是

戏剧电影《杨三姐告状》在全国上演，杨三姐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本文介绍了这一奇案的始末，和杨三姐本人数十年的坎坷生活。

高杨二家奇案始末

1918年春节前后，在河北省唐山以东约100里的滦县，发生一起谋杀奇案。身为教书先生的高占英品行不端，与对屋住的大嫂有苟且之事，后又与五嫂勾搭上了。高妻杨二娥也知道此事，常与高争吵。高占英怕家丑外传，就与五嫂定计，趁夜深时刺死杨二娥，并对外伪称“血崩”而死，尽快入殓，以掩人耳目。

作案后，高极为恐慌，7天里曾三次持礼去杨家相拜，这自然引起杨家的猜疑。杨娥头（杨三姐）年仅17岁，聪颖多智，性格倔强，听村人议论她二姐可能是被杀或被逼自杀，决心为姐报仇。可是杨母和大姐胆小怕事，担心告不倒高家，反招倒霉。在三姐告状离村时，大姐曾跪在当路苦苦阻拦。准备豁上性命为姐姐报仇的杨娥头说：“他老高家不就是有钱吗？俺要折腾他个家破人亡！”于是，在甸子村村正的支持下，娥头前往滦县，直奔县衙大堂告状。

当时还有被告上堂先下跪后答话的旧习。可杨三姐不管这一套，一屁股坐在大堂上，连喊冤枉。由于滦县官府从县长到巡长都受了高家的贿赂，所以是一状不准，二状又不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杨三姐怀揣剪子，第三次上堂，准备自刺身死，以激起公愤，达到为姐报仇的目的。幸好那天巡长手疾眼快，在杨三娥举剪自杀时，夺下她手中的凶器，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县长慑于杨三娥的凛凛正气，草草准了状。但未对高家进行惩处。沉冤未雪，怎能心甘！杨家含愤卖了两间草房，为杨国恩兄姐凑够盘缠钱，打发他俩到天津告状。

说来凑巧。当时直隶高等检察厅上任了一位新厅长，军伍出身，外号杨梆子。杨梆子为笼络人心，获取声名，在徐律师等人的劝导下，于6月底亲往滦县查办高杨二家案件。

阴历七月初二，天下着小雨。狗儿庄高家坟茔地周围，一时汇聚许多百姓。由杨厅长监督着，在杨家族人的痛哭声里，将棺挖出开启，检验吏从杨二姐尸体下腹取出一把尖刀。轰动一时的“开棺验尸”奇案真相大白。杨厅长当场给了县长一记耳光，不久杨命人将凶手高占英拉至刑场绞死。

成兆才移案上台

“翻尸倒骨”奇案引起的风波平息了，但它那曲折的案情却引起了穷苦艺人成兆才的深思苦索。成兆才是滦县绳家庄人，艺名东来顺，长工出身；幼年家贫，20岁后才识得儿个字，后随戏班唱蹦蹦戏。

狗儿庄奇案发生后，成兆才偷偷走访了当事人，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稍做加工，就写出了《枪毙高占英》一出平调梆子戏。这出戏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性格鲜明，语言风趣幽默，唱遍了滦县、唐山、天津、北京，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后戏改名为《杨三姐告状》。）

在这期间，有两个小故事是颇有趣味的。

其一，高家高占英被处决后，闹了个人财两空，家道一天不如一天。《杨三姐告状》一戏的广泛传唱，使其受到公众舆论与社会良心的谴责。高家对此十分惊恐，带上千元大洋找到成兆才，求他不要再演这出戏，成兆才断然回绝了高家的大洋钱。

其二，是《杨》剧进天津演出后，杨厅长听说他办的一个案子上了戏台，戏中还对他大加赞扬，就想亲眼看看。有一天，杨梆子带上护卫来剧场看戏。戏中直隶高等检察厅厅长出场了。杨梆子看着那长袍马褂的斯文厅长，又听那人开口念道：“本厅长--华柱国：”就立刻站起来说：“这写的是姓华的，哪儿是我呀！”说完带上卫兵离开了剧场。

杨三姐告状以后

就在当年杨三娥准备赴津告状的时候，她的婆家怕没过门的媳妇抛头露面，招人议论，坚持要尽快完婚。杨三娥亲到婆家哭诉二姐的冤情。婆家受了感动，才答应她上津告状，并嘱咐回来后尽快过门。

杨三娥嫁到了姜家。谁知过了三年，丈夫夭亡。几年以后，杨又嫁到薛家。杨在薛家生了三男二女，丈夫不幸又去世。几十年的孤苦日子，杨三娥硬是顶过来了。

对于《杨三姐告状》一戏，杨三姐是从不去看的。有一次她儿子套车带她去邻村看戏：她一打听是演《杨》剧，立刻让儿子转过车回去了。

1956年5月，评剧演员新凤霞偕同记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滦县双柳树村，拜访当年的杨三姐。由于当时薛家的成分问题，再加上多年来的种种流言，她是从不会见采访客人的。那次虽经县、队干部多方工作，会见也是不完满的。1980年9月，年已八旬的杨三姐来到北京。她随评剧院的同志来到广和剧场，观看《杨三姐告状》。这是六十年来老人第一次看这出写自己的著名评剧。波澜起伏的情节，悲愤激昂的唱段，把当年的情景又再现在当年的杨三姐面前。老人感慨万千，潸然泪下。演出结束后，老人拉着演员的手说：“演得太好了，如同当年的事又回到我的眼前，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4. 《我不是潘金莲》好看吗

这是一部难以言说的电影，这是我在观影结束之后最大的感受。如果仅仅作为一部黑色喜剧来看待，它的完成度是让人满足而受用的，但却似乎不足以匹配导演冯小刚为这部新作增添的一大堆注脚里酝酿的野心勃勃。

比如作为一个因为条件有限只能看24帧3D的观众，本片在技术上所给我的反应倒比《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都还要直接和显见。圆形画幅的呈现最后达到了宣传噱头之外的惊喜效果，拱桥上下的一天一地，流水左右的一动一静，在构图上都能看到各种精致的思考。像是一面映照着戏里戏外两个世界的镜子，也像是窥视着那个你无法触及却又近在周身时刻上演的世界的瞳孔。圆方两种画幅之间的第一次巧妙切换让电影院里的我起了一身鸡皮，穿梭的隧道将故乡的圆融与北京的规序一瞬间打通，豁然开朗，别有洞天。而婺源的取景也都美得那样有分寸，在让人心神荡漾与克制舒缓之间维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同样余韵的还有配乐，急促又敞亮的鼓点密密麻麻地砸下来，像是春天里伴着雷声的鼓噪第一场落下的骤雨，又像是一被串慌张响起的幽微的心跳声碾碎的脚步，漫天起伏，跌宕不止。

李雪莲冒雨去讨说法，此景摄于江西婺源。

再说回到这个故事。永远浸泡在雨水里的乡村，隔着山林树影间可以闻见的烟火气，那些在缥缈日光下、蒙蒙细雨间、冰天雪地里的孑然茕行，那个奔走在坑坑洼洼的十年生涯里一往无前的身影，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叫李雪莲。

李雪莲，是一把刀子，斩去时光。她不懂得收敛锋芒，不懂得积蓄锐气，只懂得鲁莽地横冲直撞，有的只是那一腔红了眼眶的杀意。这把刀还很钝，没怎么打磨成真正的利器，背叛她的前夫秦玉河，那些在程序框架下履行职责却不能如她所愿的法官、院长、县长、市长，都是她曾动过念头试图手刃的对象。她并不清楚或并不在乎杀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更不可能真正计算与掂量这些人究竟值不值得让她赔上自己的一生，她就像是刚刚从生铁锻造而来，还来不及淬上一层凉水，那样直愣愣地冒着冲天的火光和热气。

她只知道她承受着无限巨大的冤屈，但这样的冤情，其实更像是一种怨情。她怨恨着秦玉河把这场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还给泼上了潘金莲的脏水，她怨恨着法院在这个她痛恨的结果上不断地盖章证实、坚持落定，她怨恨为什么向上级一层层申诉最后却落得自己愈发狼狈不堪，她或许也怨恨那个悬在她头顶的二胎政策让自己原本应该迎接新生的人生最后却被莫名其妙地击溃，可能，她还隐隐怨恨着当初提出这个主意的为什么恰恰是自己。她在风雨倾盆里奔波求情，在烈日当空下坐地鸣冤，但得不到结果。她想杀人，可她这把刀却没有什么力量，她需要别人的帮助来摁着他们，她才能把刀一个个捅进去，可她最终也没能拉来援手。她只知道把刀往何处使去，却不知道如果使力，更不知道用刀的章法。

她只是一把无力的刀，因为无力，所以只能借力，这把刀子被迫着改了道，选择冲上北京告状，和所有她无法再直面的力量一路背道而驰。结果她误打误撞地割开了一圈自上而下的皮囊，挖出了鲜血淋漓的豁口，可她心头的怨气却仍然没有得到填补，那里像一座孤零零的悬崖，四面八方刮着空洞洞的风，呜咽着，喘息着，都是她自己的声音。但她多少领悟到了，她至少真的是一把刀，就算不能杀人，也可以伤人，她不是废铁。所以，后来的十年间，她再无法停止告状的动力。即使再也没能成功闯去北京，但这一次的一战成名，已经足够成为她在午夜辗转之间，落在枕边的温热的梦。那些向来涌来的低头哀求、围追堵截、严防死守，成为了她荒凉的人生里唯一余留的快慰。

无助的李雪莲。

其实，如果将这把刀理解为势单力薄的孤弱女权向男权世界伸缩出的反抗与挣扎，似乎也顺理成章。她的前夫因为她结婚时不是处女就将她指责为淫妇，她因为对生育的需求而被动牺牲掉了婚姻但最后生育的梦想也一样成为泡影，她的杀人计划里除掉一部分男人的代价是通过发生媾和借助另外的男性力量完成，她的性权利、生育权利、婚姻权利，自始至终都在一条被不断消解的路途上渐行渐远，可她从来无法察觉，这恰恰是她真正应该感到冤屈的地方。但她心头一直回荡的，只是所有郁结难舒积攒下的怨恨。甚至于当她被赵大头强迫着侵占之后，她不仅仅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而是生出了终于有人愿意聆听她心头多年斑驳的幻觉。她奋力追逐的，从来不是一个申诉冤屈的渠道，而只是一个倾诉怨屈的出口。站在黄山上的那一刻，她仿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刀锋化成绕指柔。而在砸下热水瓶的那一刻，她一定清醒到，她终究是一把刀，不该被高温熔化，遍体的伤痕都是镌刻。

她的十年上诉路，最后终于秦玉河的意外亡故。就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都曾怀着隐隐的期待去展望过一个美好的结局，升华出万千种渴盼，到最后却只是等到了灰头土脸地结束，那样无疾而终地潦草和枯萎下去，仿佛竭尽浮生翻腾的海水，只扑打到了一块冷却的礁石。她将一把刀的命运交给了一捆上吊绳，可她没能死成，因为她的一条命，会坏了人家果园的风水。她的命，在旁人眼中，从来不过如是。“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条新的路子生活，她含着泪，仰头一笑，满满的天光温暖得像是要化掉她，可这却是她毕生之中最锋利的一刻。

李雪莲，是一把尺子，丈量方圆。这把尺子，原本自己都是不正不直的。她的出发点，是要将人情凌驾于法理之上。她始终执拗声讨的，从来不是一个被蒙蔽的真理，恰恰是她自说自话的无理。然而最后，她却又成为了一把丈量出更多人不端印迹的标尺。合法合理的离婚程序，她认定了是假的。因为她约定的承诺被背叛了，因为她理想的家庭被打碎了，因为她倾注的牺牲被磨灭了，所以她不甘，但对于她自己一手酿成的错失，她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正视。这就导致了她层层向上的告状成为了洪水般的生命里唯一的宣泄，一层不成就告向上一层，尝到战果就一告十年。她无心插柳造成的威力，变成了她自己安身立命的动力。她要活下去，就要不停地上告，这是她最强大的一层武装。她就这样失去掌控地被他人看作一个孤独的恐怖分子，一颗异化的定时炸弹。

每年一届的人代会，短短几天时间背后的风云涌动里，上演着李雪莲十年如一日地奔逐，各级官员十年如一日地围堵。这是李雪莲一年才能赶上一回的机会，也是官员一年唯一需要倾力保住的平安。他们只需要这几日的平安，一年就能混过去。但这场牵动着除他们之外还有更多人命运的大会，最后留下在拍照的闪光之间，只有每个代表八分钟的发言时间。这是荒诞的，但更是惊悚的。

看演出的干部们。

一台庞大的社会机器要维持平稳运转，需要每一个零碎部件都各司其职。所以法院最后只需要维持住他的框架里公正的审判，但对于一个法盲的妇女却不愿意施舍一点点多余的耐心解释这套程序。所以县长最后只需要推出信访局长挡走所有的上访者，而面对求告到他面前来的人可以堂而皇之装傻离开。所以市长最后只需要保住省长来巡查时所谓精神文明的体面，所有藏在底下的污垢只需要遮掩到不见天日的地方去就好。所以各级官员只需要在每年开会的前夕对李雪莲嘘寒问暖威逼利诱，但没有一个人真正尝试走进她的心里去理解她的苦楚。所以在长途大巴关卡巡查的人员只需要拦截住那些没有身份证的人在人代会期间无法进入北京，为此将一个发烧到浑身滚烫的女人扔在荒郊野地里也无所谓。所以医院的医护只需要为了那几百块的住院费一直穷追不舍步步紧逼，一个病人的生命和尊严在他眼中一文不计。所以全城的警力只需要听从上头的指示倾巢而出日夜盘查，却浑然忘却了他们是在用追捕一个重刑犯的规格去对待一个仅仅是要去告状上访的农村妇女。

所有的一切在这套程序里都显得那样的正常，每个人都看似笃行着自己的职责，就那样各自抱着双臂、抿着嘴唇地隔岸观火，或者为了书写从大局出发的正义，而兢兢业业地冲刷凝固在地面的斑斑血泪。唯一的异数就是李雪莲，作为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生命个体，在这台社会机器里，她原本或许连一枚螺丝钉都算不上。她的天职就是顺从和安分，乖乖地待在她的一亩三分地里，永远做一辈子蒙昧的愚蠢的良民。可是她却选择了成为一个刁民，那样固执地冲破圈养她的笼子，去挑战她原本永远也不该明白的事，去触碰她原本永远都不该企及的人。所以她注定要被压下去，各种各样人为的力量强制涌来，甚至最后连冥冥之中的天意也要炮制出秦玉河的死来断绝她生生不息的念头。因为一切都是融洽祥和的，一切都是幸福安泰的。每一年的民生大计，就勾勒在这样歌舞升平的大局之下，上上下下顺顺利利，祖国大地其乐融融，而在那些被牺牲掉的叫做“小节”的地方里，我们永远也看不到藏在最底下被埋葬的累累白骨。

故事本身足够庞杂，也足够动人，但我却不解自己为何在观影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感觉到如坠云雾，直到渐渐梳理清楚，我才明白到这种奇怪感受的来源。电影的主人公李雪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要去解构这样一个人物，最理想的结果是面面俱到，取巧的结果是做出取舍专注一个层面讲清讲透，而偏差的结果就是每个层面都有所涉及却都只是隔靴搔痒，最后导致人物呈现一种空虚的缥缈感。

影片中李雪莲坚持告状的动机有好几种，但展现得均不充分：第一点，婚姻被背叛，房子的利益被侵占。这一点应该是电影在前半段的大篇幅下观众所能见的唯一动机，但更多只存在于导演的旁白和人物台词里，李雪莲平静叙述的仿佛只是旁人的故事，而在人物的状态上，不知道是否因为喜剧效果的考量，却大打折扣。第二点，被前夫指责是淫妇，污蔑清白。在这场戏之后，故事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线头，也就是本片的片名，成为主人公的申诉目标。但是这一事件对于李雪莲的杀伤力，只有旁白提到一句“村子里都传开了”，却看不到村子里有其他任何人对她指指点点的段落，这样效果就显得尤为薄弱。第三点，把告状当作了生活的一种支撑和动力。从告了十年的坚持不懈，到“十年后”这三个字的一晃而过，她突然决定不再申诉，这中间就真的只有一行字幕的距离，再无他物。别说片中的一众官员不肯相信，就是荧幕前的观众心头也会有无数的问号。诚然一个人的执拗和释怀其实本就是无序的，但无序并非是无理。李雪莲死灰一般地道出“过去放不下，但今年放下了”这样的话，但烈火是如何熄灭，死灰又是否会复燃，我们却不得而知。第四点，孩子的流产，一个母亲的执念。这一点原本是非常正当的理由，却直到故事的最后才被作为一个包袱丢出来，不仅锐减了整部电影戏谑讽刺的效果，也欠缺了一锤定音的说服力度，更加不可能起到打动人心的效果。

而人物设计上的问题又影响到了故事走向的动摇和重心的偏离。在这部电影里，李雪莲的经历显然是一条引线，它试图串起的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官场现形记”，但在这条野心的道路上，整个故事却又不受控制地摇摆成了李雪莲的“一把辛酸泪”。但在人物动机没能充分建立的情况下，观众不仅不可能对李雪莲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就连对她产生逻辑上的认同都非常困难。而对官场众生相的描摹，最后也奇迹般地回到了一条反思工作、弘扬正气的轨道之上，对体制和程序的质疑，却完全矫装成一种上情难达下意的粉饰理由，高高举起的重锤，变成了带着一点点酸醋气轻轻落下的拍打。

“潘金莲”与范冰冰

不过，尽管李雪莲是一个抱持着缺失和遗憾的人物，但范冰冰却贡献了一次兼顾难度和格局的出色演出。在本片众星捧月的表演格局里，虽然一众男演员的出场和演绎就像是鳞次栉比点亮的星星光芒，那样行云流水而自然顺畅，但如果有人一定要固执地说一众男配盖过了范冰冰的光彩，这样的论调显然是刻板和偏见的。与其说众多男演员是在为她衬托搭戏，倒不如承认其实作为女主角的李雪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核心，而更像是绣工穿针引线的手指，可一旦指尖失去了灵巧，就不可能织就一袭华丽的锦绣，这才是这个表演最大的难处。而范冰冰最后的演出无疑是化解了这一点，抽丝剥茧，破茧成碟。

她身上棉布质地的衣料，她脸上红扑扑的印子，她夹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生涩的口音，她手头擦着香油腊肉的局促，她寻常坐立的麻木空洞、跪拜神佛的虔诚痴嗔、蹲地画圈的无神自语，所谓扮演村姑、打破花瓶的形象牺牲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真正的重心，但她依然贡献了这些真实自然的细节状态，与周身的那片水乡村镇融为一体。

十年前蓑衣斗笠下眼光里小心翼翼跳跃着的期盼和希冀，十年后擦着桌椅板凳被一地鸡毛压得狼藉的颓败和凋谢，两场同样和王公道对峙的戏里，从她不同的肢体幅度里已经浸透了时光的流逝与沉淀。她的眼神可以灵动如浮水，也可以呆滞成枯木。急于杀人泄愤的偏执，四处奔走申冤的倔强，不断碰壁无果的困顿，卸下多年重担的轻驰，发觉欺骗醒悟的爆发，多年夙愿抽空的死灰，一别经年归于的平静，她的神色，她的语调，她的步态，她的动作，是一直在起了薄薄云雾的山间流动的风，是时光荏苒的变幻里曾经破碎又重新聚合的烟尘。

没有频繁呈现的表情特写，没有着意安排的高光时刻，也没有持续占据的戏份空间，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她将一个被压缩化、工具化、符号化的角色呈现出了不同层次的光彩。你厌恶她的愚昧，却又同情她的抗争，你为她的荒谬而发笑，但更为她的坚守而沉默，你感叹着多少人有那么点儿无辜地被她牵连着拉下了马，可还是不自禁怜惜她曾经熊熊燃起过的希望却又被伤透了心。因为你已然相信，范冰冰，她就是李雪莲。她所演出的，不是一个角色生活的痕迹，而是一个生命流动的状态，不是一场又一场风暴的叠加和袭卷，而是不断延绵的流动的向汪洋滚滚逝去的河水。她演绎不仅是李雪莲这一个人物带着温度的体验，更是被她穿插和串联起的众生百态。

关于范冰冰，这个女人，带着她生命里那些风风雨雨的纷扰，继续搅动着这部电影里大开大合的纠缠，从戏里的破格村姑和十年上诉，到戏外的美妆华服和头条新闻，她一直身陷在斑斓的漩涡里，演绎着一本用明晃晃的姿态惊动着许多人的故事，永远浓烈，华丽彻骨。

关于李雪莲，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最后留在每个人心中的落点是什么？是她的无理取闹、胡搅难缠，还是她的执拗固拙、负隅顽抗？我始终记得的，是她站在黄山上的那一刻，曾经那样转瞬即逝地想象过，她要躲开家乡，躲开北京，躲开生活里的一团乱麻，哪也不去了。那一刻的她，一定是突然才发觉到，原来除了从家乡走到北京的那一条路，这世上还有这么多被自己错过的风景。

关于李雪莲的故事，最后变成笑谈，然后渐渐被人遗忘。她曾经那样执着而热切地倾诉着，盼望有人能认真听一听她的故事。而多年之后，说起曾经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苦痛，她也只是云淡风轻。所有人都在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她也安静了下来，认真地听着旁人说。大家说着说着，一块儿笑起来，她也跟着笑。仿佛故事里的人，不是她自己。仿佛一桩无尽悲凉的喜剧，又恰似一场异常热闹的悲剧。

5. 光明县妇女离婚告状是什么电影里情节

《我不是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角叫李雪莲，是某地光明县的一个普通村妇，不到中年的她在村里算是漂亮女人。

她本来开个农家乐餐馆，可是假离婚后，就什么都不干了，因为丈夫成了别人的男人，丈夫厂里分的房子成了丈夫和别的女人的婚房。于是走上了离婚告状之路。

(5)妇女告状告到北京是什么电影扩展阅读

《我不是潘金莲》是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范冰冰领衔主演，郭涛、大鹏、张嘉译、于和伟、张译、赵立新等联合主演，该片于2016年9月8日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 。

影片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污蔑为“潘金莲”的女人，在十多年的申诉中，坚持不懈为自己讨公道的故事 。

剧中情节介绍：

李雪莲本来只要告前夫一人，因法院院长、县长、市长均不作为，不想惹麻烦而怒告上访。每个人都只想着讨好上级，下面的事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混就混过去。

李雪莲在大雨倾盆的雨夜找法院院长，看到的是法院院长、庭长等一干人马在请老领导吃吃喝喝，散场后酩酊大醉。老领导离开时交代院长荀正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结果法院院长的手下把李雪莲推倒在地。李雪莲冲着雨夜里模糊的法院工作者说“你们天天这么喝醉，能不把案子判错吗”

李雪莲拦县长的车要告状，结果县长说“你的案子太大了，我不能做主，我给你找领导去”，然后就开溜了。李雪莲跑市政府门口举着“冤”字坐了三天，市长安排手下去把她弄走，层令下达到警察局，却把她当成扰乱公共秩序的人拘留了几天。

李雪莲状告北京，人代会上的首长震怒，一干人纷纷落马。十年后，新一波的政府干部怕李雪莲再上访保不住乌纱帽，对李雪莲软硬兼施甚至派公安警察驻守她家防止她进京。最后以李雪莲前夫意外身亡而结束了她告状生涯，一场意外胜过官场处心积虑的谋算，赤裸裸的讽刺。

6. 杨三姐告状是哪个朝代的事

杨三姐告状是民国时期的事。

山东藩台杨康源一人承担了挪用军饷的罪责。临刑前，他把妻女托付给山东巡抚高敬堂。被罢官的高敬堂赎出了被卖进妓院的杨妻及女儿杨二娥和杨三娥，并命次子高成栋娶二娥为妻。

高敬堂的填房夫人林媚春和高成栋有私情。见高成栋成婚，林媚春妒火中烧。在林媚春的舅舅吴献铭的安排下，二娥在林媚春房里撞见了衣衫不整的高成栋。当三娥找高成栋算账时，二娥把事情按了下去。

高成栋担心二娥说出实情。吴献铭给了他一包砒霜。二娥喝下放有砒霜的汤药后，对高成栋说出了肺腑之言。

(6)妇女告状告到北京是什么电影扩展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剧作家高琛对原著进行了改编整理，由中国评剧院搬上舞台，后拍成同名电影，在封建社会晚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个弱小的女孩子，自己的亲人伸冤，不畏强暴，百折不挠，与官府豪绅抗争，与权势和金钱抗争，终于弄清案件真相，最后使正义得以伸张。这就是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的故事。

而电视连续剧《杨三姐告状》将剧情的年代背景提前了几年，由原先的民国时期变为清末民初，虚构了杨家母女被卖进妓院的剧情，而且为高成栋（评剧中名为高占英，人称高小六）进行时代处理，其奸情设置了许多借口，还将其谋害杨二姐设置为是他人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