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抓杜维屏是什么电影

『壹』 蒋经国为什么抓杜维屏

1948年春，杜月笙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捧蒋介石当总统。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中汇银行经理杜维屏因“囤货炒股”，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万股，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

『贰』 杜月笙当街拦截蒋经国是什么电视哪一集

杜月笙当街拦截蒋经国是第二十六集的。蒋太子上海滩打虎，杜月笙当街拦车。胡一夫告诉他只有他能够阻止蒋经国打老虎的行动。就在高峰为找孔令侃囤积的面纱着急的时候，杜月笙亲自找到了他们说是帮助他们打老虎的。

高峰的人不是很相信，他们觉得杜月笙是过来救杜维屏的。杜月笙为了给杜维屏减刑主动提出告诉他们孔令侃公司囤积的面纱所在。

剧情

1948年春保密局南京站二处侦防科科长李梅在一次行动中脑部受重创造成部分失忆，忘记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中共情报员佯装叛变设计让李梅的记忆复苏。和党组织恢复联系后的李梅配合组织完成任务，同时找准时机吸纳中央陆军大学战术教官高峰。

保密局南京站站长胡一夫一直暗中监控李梅，李梅几次险象环生。期间她与高峰出生入死，擦出了爱情火花，结为连理最终李梅协助高峰率部宣布起义，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京解放。

『叁』 金圆券泄密案的案件始末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溃边缘。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可能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8月21日在报上披露，一神秘人士于币制改革宣布前夕，连夜从南京乘车抵达上海，8月19日一个上午就向市场抛售1000万股永纱股票，照20日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获利高达一千六百多亿元。这条消息犹如重镑炸弹，引起轩然大波，各界沸腾，血本无归的股民们更是团团围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骂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眼看一场轩然大波就要发生。
8月26日，国民政府监察院签发通知，派监委唐鸿烈、孙玉琳二委员火速赴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唐鸿烈、宋玉琳抵沪后，直奔京沪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眉头紧锁，在房中踱来踱去，一旁坐着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见唐、孙二人到来，蒋经国连忙把他们引入座，寒暄一番后，蒋经国单刀直入：“泄密案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这几天股市连续狂跌，情形极为严重，此案不破，金圆券改革难以继续执行下去，不知二位监委对此案有何眉目。”
唐鸿烈欠了欠身，极为自信地说道：“督导员，您不用太担心，这则消息最初来源于《大公报》，我们不妨首先从这里入手，追根溯源，说不定能查出蛛丝马迹……”一旁的林崇墉打断唐鸿烈的话：“我和督导员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大公报》不肯合作，守口如瓶的话，我们有什么对策？”蒋经国点了点头：“是啊！我看还是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这样吧，唐监委、孙监委你们二位调查《大公报》，我和林局长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对上海各股票交易所进行调查，核查19日的交易额，二位意下如何？”孙玉琳道：“这样最好不过，委员长要求我们迅速破案，事不宜迟，我们俩这就去。”
唐、孙二人直访《大公报》，道明来意后，李子宽经理只好告诉消息来自记者季崇威，并吩咐手下人把季崇威找来。不管唐、孙二人如何软硬兼施，季崇威就是不肯吐露实情，并有对簿公堂的决心，李子宽也表示爱莫能助。唐、孙二人碰了壁，怏怏而归。
正当唐、孙二人一筹莫展时，蒋经国邀请他们出席第二天市警局会议，会同上海市警察局共同破案。会议中，接到南京总统府限令7天破案的追加电令。蒋经国当即命令金管局与警察局抽调精干人员，组成8个行动组，分赴全市237个交易所，查寻19日交易额在300万股以上的交易所。行动组很快就在237家交易所中，查出有嫌疑的22家。8月31日下午6时，查出鸿兴证券交易所疑点最大，有大笔场外抛股的记录。鸿兴证券号是237号，来头可谓不少，其经济负责人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维屏。杜月笙是上海青红帮三大亨之首，蒋介石早年曾投靠过他，共同发动了反共的四·一二政变，为蒋介石占据上海立下过汗马功劳。
行动组感到十分棘手，唐鸿烈出了个主意，认为还是请蒋督导员亲自出面，可能比较合适，众人一致赞成，并由唐、孙等人直接向蒋经国汇报。
9月1日，蒋经国笑容可掬地把杜维屏迎进了私人住所，分宾主坐定后，蒋经国与杜维屏拉了一些家常，杜维屏不明就理，忍不住问道：“经国兄今天把我找来，只是为了叙旧？”蒋经国不露声色地道：“除了叙旧，倒还是有一事请维屏兄帮忙。”杜维屏连忙拍了拍胸部：“经国兄尽管吩咐，在上海，只要我杜维屏能办到的，一定在所不辞。”蒋经国见时机成熟，这才转入正题：“维屏兄，贵交易所在19日有二笔数额巨大的股票抛售记录，不知维屏兄是否知道这事？”“这，这……，”杜维屏一时语塞。“维屏兄，政府内部有人泄露币制改革秘密，有人利用这一消息进行股票黑市交易，从中获取暴利，引发股票市场大动荡，政府经济改革也难以进行，还请维屏兄助我一臂之力。”杜维屏欲言又止，面色十分尴尬，支吾着说，“经国兄，这件事我恐怕不能帮上大忙，请原谅。”杜维屏异常的神色和举动，自然没逃过蒋经国的眼睛。蒋经国顺水推舟地说道，“维屏兄，这事就暂搁一边，还有几位朋友想与你见见面。”接下来，唐鸿烈、孙玉琳、林崇墉等人轮流盛宴杜维屏。
杜维屏实在过意不去，终于向蒋经国透露了事情的真相：8月19日上午，李伯勤陪同两个女人来到鸿兴交易所，以“兰记”和“淑记”两个女人的名号开户，抛出300万股永安纱厂股票。
蒋经国如获至宝，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迅速查出李伯勤去向。经查明，李伯勤住在上海市延庆路9弄20号妹妹李国兰家，李国兰丈夫陶启明，两个月前进入财政部任秘书。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毛克刚派便衣人员潜伏在李家附近，李伯勤一直到晚上12点还未露面。专案组深夜赶赴李伯勤的挚友高祥生家，也徒劳而返。毛克刚当机立断，命令该组干将李吉光进入李家探虚实。
李吉光敲开李家的门，自我介绍道：“你是嫂子吧，我是启明兄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李国兰一听是陶启明的儿时朋友，连忙把李吉光引进屋内，热情招待。扯了一些家常后，李国兰对李吉光已没有任何戒心，气氛十分随意，李吉光漫不经心地说道：“本来十九日，我就要来找嫂子，请启明兄帮忙。上午敲门时，屋内没有人。”李国兰冲口而出，“上午我和另外二位朋友，去鸿兴交易所炒股去了，你当然找不到我了，不知你有什么事需要启明帮忙，我帮你转告。”李吉光依然不动声色：“想不到嫂子还炒股，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嫂子以后要多开导开导我，让我也有发财的机会。”顿了顿，又故作亲切地说：“最近我听说股票大跌，嫂子你这次肯定亏了。”李国兰得意地说，“这你就有所不知，别人都亏，我炒的永安股却赚了。”李吉光见目的达到，掏出警员证件，“对不起，你被捕了。”李国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是启明的朋友，原来你是……”李国兰吓得瘫倒在地，并供出同案犯杨淑瑶地址。
随后，专案组来到湖南路343号石油公司宿舍，逮捕了杨淑瑶，带回警察局。唐鸿烈、孙玉琳亲自提审了二人。李国兰供认丈夫陶启明让她与李伯勤、杨淑瑶出面抛股。另一案犯杨淑瑶是中国石油公司南京营业所主任徐壮怀之妻。
陶启明由王云五的亲信、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介绍，两个月前进入财政部任秘书。徐百齐接到林崇墉的电话，得知陶启明泄密，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王云五。王云五立即通知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逮捕陶启明。当晚，陶启明在财政部宿舍被捕。在历时56个小时的审讯下，陶启明终于承认泄密罪。他于8月18日连夜从南京坐车返回上海，找到好友徐壮怀、袁柳安等，策划了狂抛永安纱厂股票事件。陶启明还供出了顶头上司徐百齐以及有关人员徐壮怀、袁柳安。袁不久被捕，徐壮怀早已闻风而逃。“隐名人”终于被揭开了面纱，随着审讯的进一步发展，震惊全国的这起金融泄密案也水落石出。

『肆』 宣铁吾的恶斗

抗战胜利后，宣铁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长，后由于荣德生绑票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宣又兼任警备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红人。宣铁吾与杜月笙几次三番斗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个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铁吾何以敢和他对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蒋经国的支持。
一、宣铁吾和蒋家的关系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他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铁吾和陈兆龙、张秋人等过从甚密，曾一度加入过CP。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宣考进军校，为第一期学生。黄埔学生中有左倾的“青年军人革命同志会”和右倾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宣铁吾进黄埔后，思想即逐渐倾向于后者。当时，蒋介石和蒋经国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为表现忠诚，又升为侍卫长。在黄埔这段时期，宣铁吾和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似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
抗战期间，浙东尚未沦陷时，蒋经国在奉化溪口旧宅读书，由马公愚讲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铁吾经常往访，作彻夜长谈。时宣铁吾已是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的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成为身兼数职的浙江屈指可数的红人。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宣铁吾对蒋介石忠诚，与蒋经国的观点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颇得蒋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
蒋介石是个多疑的人物。他组建中统和军统，本来有相互牵制之意，但后来戴笠青云直上，权大包天，到抗战末期，蒋介石对之已有戒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了一 个秘密五人小组，参加的有宣铁吾、钱大钧、胡宗南等人，唯独没有戴笠。小组表面上的任务是平衡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组织的矛盾，实质上也有抑制戴笠权势的性质。蒋经国是深切了解内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铁吾。蒋经国和宣铁吾都对当时的贪污和大发劫收财的现象深为反感，而这些丑事大部分是由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干的。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之深，可以说甚于蒋、宣。蒋、宣后来和杜月笙的斗法，实质上是对抗军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接管上海前，蒋介石已决定钱大钧任市长。当时，吴铁城和戴笠都曾推荐上海警察局长的人选；钱大钧也开了一 套班子的名单。蒋介石对上海所有各局人选，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长一职，亲自点名由宣铁吾担任。这样一来，钱、戴、吴不仅无话可说，而且也真正感觉到了宣铁吾的份量。蒋介石所以这样信任宣铁吾，与蒋经国的推荐和促成分不开。
宣铁吾上任后，就提拔不属于中统、军统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俞是奥国留学生，为中国甚少的警察法学博士）；宣的亲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别任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但为了敷衍戴笠，也录用了一些军统的人，如张师、张达。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
蒋经国平生对两个人最称知己，一个是宣铁吾，另一个是王新衡。王新衡是军统的头头。后来蒋经国到上海，经常住在宣铁吾家中。
从上可知，宣铁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对抗，主要是蒋经国在幕后支持。宣在上海并无社会基础，而杜月笙这个“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人物，却对蒋经国、宣铁吾的联合力量感到束手无策。
二、抗战胜利后的杜月笙
杜月笙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起，结识了蒋介石。杜在青帮中的辈分极低，这是杜一生最感苦恼的事，但由于他后来和戴笠结下不解之缘，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谋划策，因此，实质上成了上海工商经济和黄色工会的幕后操纵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杀中虽然有“功”，但并未博得蒋介石的过分青睐，直到抗战，杜竭力赞助戴笠组织“总动员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方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任主任委员，杜月笙、杨虎等任委员。杜慷慨解囊，捐助轻武器快慢机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个支队，其中如陆京士、水祥云等人，都是杜的门徒。这支杂牌部队，就是后来戴笠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抗战胜利，军统特务“五子登科”，大发劫收横财，当然也和杜月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抗日胜利后的上海，钱大钧虽是市长兼警备司令，但只是一个空名，掌握大权的实际上是吴绍澍。吴在国民党系统内不是个头面人物，但因吴开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庆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直由吴绍澍负责。所以一旦胜利，他就从地下冒了出来，蒋介石不得不给他些头衔和权力。当时，吴绍澍身兼东南军政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三青团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社会局长和《正言报》社长等重要职务，红极一时，炙手可热。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吴绍澍。
吴当时年少气盛，他一登上“宝座”，就头脑昏昏，公开和杜对峙起来。对于初出茅庐的吴绍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团根本不放在眼里。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势力是在黄色工会，因此，吴就任社会局长，他们就首先开刀。杜想让吴开先当社会局长，陆京士当黄色工会总头目，以此来控制上海的工人。
1945年秋冬，抗战胜利后不久，杜一手包办的黄色工会就以“改善工人生活”为借口，闹起风潮，搞得吴绍澍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以“办事不力”被轰下了台；再加上中统、军统纷纷告状，吴绍澍竟被剃了个光头，只剩下了《正言报》社长一个闲职。对于杜月笙这种做法，蒋经国和宣铁吾尽管袖手旁观，但更加深了本来已有的反感，认定杜是要以黑手统治上海，因此决心和杜较量一番。
吴绍澍倒台后，杜月笙的触须事实上已经紧紧缠住了上海的银钱业、棉纺业、轮船业和黄色工会等等，但杜的公开身份，始终只是“中汇银行董事长”和“恒社”社长（“恒社”是杜月笙门徒以社会团体面貌出现的青帮组织），此外就是办办“浦东同乡会”、“上海小姐选举”等无聊的事。不过，杜月笙对于军队和警察，对于蒋经国和宣铁吾，却毫无办法。
三、万墨林案件的前因后果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总管，为杜门第一红人。早年，他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装鸦片烟，很得杜的信任。日伪时期，万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一经胜利，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杜回上海后，万更红得发紫，一蹴而升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之为“米蛀虫”，万墨林当然首当其冲。在蒋、宣和杜的斗法中，他第一 个受到冲击。
1946年7月1日，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工潮、学潮频起，社会局势动荡。宣铁吾认为是杜月笙所操纵的恶势力哄抬物价，如不镇压，局面不得平静，于是，就决定拿万墨林开刀。这当然是“杀鸡给猢狲看”，冲着杜月笙来的。
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宣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并招待记者，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杜月笙很明白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忧心忡忡。杜的“智囊团”如陆京士等则不以为然，认为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
他们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业公会、黄色工会为武器，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运不出来，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宣铁吾针对这些论调，宣称“治乱世用重典，政府为民除害，杀一儆百，责无旁贷”。这样一 来，万墨林已有被杀头的危险。杜家在惊恐之后，苦思对策。
他们一方面叫军统的小头目戚再玉（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是个手操生杀大权的红人）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杜月笙有个门徒陶建芳，黄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团团长、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和第三战区高参等职。陶既和宣铁吾熟悉，又对杜唯命是从，是个两跨的人物。但陶不敢亲自去对宣铁吾讲，就在深夜坐着杜的自备汽车，来找我商量，说万墨林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视。我不好推辞，就让陶去了看守所。陶向万转达了杜月笙的关心。当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来到我家中，杜月笙装得一脸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误会”。我感到难以下场，若不识抬举，贸然得罪这位“大亨”，事情就麻烦了。
我就给想了个办法，要陶建芳亲自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告诉他，如果拿到病危证明，也许可能试行交保就医。我当时认为他们通不了这个关节；万一弄来证明，公事公办，也可没有责任。不料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果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请求处理。我内心明白，落得顺水推舟，就冒了个小小的风险，将万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事后向宣铁吾报告时，他大为震怒，一面斥责我不该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这位所长一 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而我也领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铁吾恐怕也难应付。后来和宣铁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并不是非置万于死地不可，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关于宣杜交恶，还有一段插曲可说。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寿。杜和京剧界的关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戏两天祝寿，一时名角云集，轰动全国。宣是个京戏迷，只要名角，无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这样的盛会，宣怎么肯放过？但杜月笙请他，他又不肯去。杜当然发了请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开出席，这个座位就只能空着。但宣却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然没有一个认得出是“宣司令”。（那两天演戏，宪兵从傍晚起就将南京路到北京路这一段封锁，只凭请柬入内）。中国大戏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竟掉下来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的座背上。这一 来，全场目光，顿时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下不了台，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无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都遭到宣的拒绝。
四、杜维屏被扣与获释
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定，蒋介石却仍然挣扎，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坐镇上海，由宣铁吾配合，希望消灭贪污，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二楼办公。此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除宣铁吾外，还有王新衡。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经国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宣铁吾为了配合，即在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缉查机构，专门缉捕奸商；我当时即在此部门任职。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看到蒋经国、宣铁吾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
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王新衡是一 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他既和蒋经国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维屏既将被扣时，又通风给杜，叫杜注意。这样一来，吓得杜对45万港币一时未敢下手。但据我事后所知，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还是连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
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终。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蒋介石到上海时，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亲自向宋美龄哭诉告状。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同时封闭的还有吴绍澍的《正言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
四、蒋经国和宣铁吾在1948年秋还杀了几个军统恶霸。
一个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后台是保密局的毛人凤。戚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在上海是个臭名远扬之徒。特别是戚通风放走大贪污犯徐继庄一案，使蒋经国大为震怒（当然还夹杂着军统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就亲自下令，将戚逮捕，经军法判处枪决。另一个是张亚民。此人也是军统特务，因敲诈一个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钞一案，后被告到蒋经国、宣铁吾手里，就也由蒋亲自下令，将张枪决。这两件大案，当时曾在上海各报连篇累牍刊载过，轰动一时，人民拍手称快。但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肓，杀几个人已无起死回生之效。

『伍』 蒋经国的孔雀东南飞计划是怎么回事，这段历史怎么回事

蒋经国的孔雀东南飞计划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故事情节，真实历史原型是蒋经国的币制改革计划。

1948年，国民党军事战场节节失败，在经济战线也濒临崩溃。在这种情势下，蒋经国临危受命，去执行“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救国大任”。

可打掉杜月笙儿子之后，杜月笙公开表示，支持蒋经国打老虎，但是有本事就打扬子公司。蒋经国也满口应承。结果，就是扬子公司，直接导致蒋经国打虎失败。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蒋经国的“孔雀东南飞”行动命何其沧与方步亭推行币制改革，目的是从人民手中掠夺黄金白银外汇，蒋经国密令方孟敖执行“孔雀东南飞”行动，负责将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外汇运往台湾。

中共中央为了和平解放北平，进一步和平解放全中国的更多城市，答应傅作义将军和谈要求，让方孟敖执行新的命令，让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运走了国民党在北平金库的黄金白银外汇 。

(5)蒋经国抓杜维屏是什么电影扩展阅读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

在台湾他曾历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职。蒋介石病逝以后，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蒋经国病逝以后，台湾成立了“蒋经国治丧委员会”，1988年1月30日举行了遗体大殓仪式，后将遗体安放于桃园县大溪镇。

『陆』 软硬兼施，以牙还牙讲了些什么

一块巨石如果落在一堆棉花上，则会被棉花轻松地包在里面。以刚克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则马到成功。

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处。”应以己之长，克彼之短。对待刚烈之人如果以硬碰硬，势必会使双方共同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做事不计后果，最终各有损伤，事情也必然搞砸。

倘若以柔和之姿去面对刚烈火暴之人，则会是另一番局面，恰似细雨之于烈火，烈火熊熊，细雨蒙蒙，虽说不能当即将火扑灭，却有效地控制住了火势，并一点点地将火熄灭。但若暴雨一阵，火灭去，又添泛滥之灾，一浪刚平又起一浪，得不偿失。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滩著名的流氓大亨，十里洋场的“第一号闻人”和“工商界巨子”。其权势之显赫，甚至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1948年夏，为扭转全国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蒋介石特派儿子蒋经国督导上海地区经济管制，并组成了逮捕不法之徒的“打虎大队”。恰在这时，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因私自套汇港币45万元，被蒋经国查获。蒋经国大怒，立即下令逮捕了杜维屏，这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震动。

对杜月笙来讲，从来只有“损”人，没有被人“损”过。对于蒋经国的下马威，杜氏门徒建议“老师”给蒋经国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上海滩不是新赣南。但杜月笙却不动声色，既不向主管方面求情，也不跟亲朋故旧诉苦，反而一本正经地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杜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怕什么，我有八个儿子，缺他一个，又有何妨?”其实，杜月笙暗中却在窥探着反击的机会。

一天，蒋经国把各业巨头约到浦东大楼，准备对杜月笙施加新的压力。杜月笙明知是蒋经国摆的“鸿门宴”，却不便“拒邀”，会议一开始，蒋经国即正色道：“对这次币制改革，上海各界人士热烈赞助者很多，但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影响国计民生。本人此次进行经济检查，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放，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以法办。”

蒋经国的话显然是讲给杜月笙听的。岂料他的话音刚落，杜月笙立即发言：“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在囤积货色方面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亲友的物资登记查封，也希望蒋先生能一视同仁，把扬子囤货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服人心。”杜月笙还软中带硬地说：“倘若蒋先生吃不准，我可以陪你检查。闲话一句，我身体有病，不能多坐了。”说完离座而去。杜月笙的发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语惊四座。工商界巨头们不禁暗中佩服这位大亨。杜月笙竟然软硬兼施，蒋经国自然也不会示弱，他立即表示“扬子”如有犯法行为，绝不宽恕。

顿时，“扬子囤货案”弄得满城风雨，街谈巷议，纷纷嘲讽蒋氏家族的丑闻。扬子公司原是一家“皇亲国戚”公司，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孔少爷凭着他是蒋介石的外甥，根本不把“打虎大队”看在眼里。但杜月笙先发制人，蒋经国又不能按兵不动，遂下令查封了“扬子”之仓库。孔令侃立即向小姨妈宋美龄求援。哭诉蒋经国自相残害手足的举止。宋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又搬出了蒋介石。蒋介石听罢原委后，不禁埋怨起儿子来，认为他毕竟出道不久，怎么假戏真做，打“虎”打到自己家族头上来了，结果，“扬子”一案不了了之，杜月笙的三公子也早在此事了结之前出了监狱。杜月笙这招软硬兼施，以牙还牙，实在是“辣”。

事实上，软硬兼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荆州就充分运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而且运用得非常高明。诸葛亮是运用武力占据了荆州，但是他非要和东吴说是暂借荆州，这就是软的一手，用这一招给东吴以幻想，让他们以为还能够通过和平手段取得荆州，所以难以下决心和刘备、诸葛亮动武。可是当东吴催讨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又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赖着不还，另一方面又威胁动武，把东吴弄得打不是，不打也不是。运用这一手，诸葛亮达到了长期霸占荆州的战略目的。

所以，软与硬，作为一种策略，或者作为一种交际手段，无论何种场合，不可偏颇。从理论上讲，软，体现友善、涵养、通情达理；硬，则显示尊严、原则和力量。还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只要运用得当，还是有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美好的工作和生活氛围的。

『柒』 陆月生是个什么人

陆月生是《上海皇帝之雄霸天下》是嘉禾电影有限公司1993年发行的电影的其中一个角色。电影讲述了上海三大亨陆月生、黄全荣及袁啸军,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