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49年之前上海电影多

①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概述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和工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上海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896年，中国第一场“西洋影戏”的放映在上海举行；1913年，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在上海制作完成；1921年，中国第一部正式意义上的电影故事片在上海诞生。从此，电影在上海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风格。
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的主要生产地便在上海，这使上海具有着大量的电影生产经验、人才和物质实力。例如亚细亚影片公司、上海影戏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艺华影业有限公司等等一系列中国最早期最有影响的电影制作机构都建在上海。因此，把上海视作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并不为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正是在这个传统上成立于1949年11月16日的。第一任正、副厂长为剧作家于伶和戏剧家钟敬光。电影艺术家、剧作家陈白尘和张骏祥出任了艺术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② 中国电影电视发展历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19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114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③ 请介绍一下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情况

1888年开埠不久的上海
1933年上海市中心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依照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成为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允许英国上海设立租界。开埠后的近代上海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是近代亚洲唯一的国际化大都市」。当年，今上海市黄浦、静安以及虹口、杨浦四个区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以英美为主），长宁区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卢湾、徐汇两区主要是上海法租界。当时上海的租界地区享有完全独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租界的存在使得上海未被战火所波及，并享有实际独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国际联系，带来了近代上海的繁荣。但虹口、杨浦两区后来被划为日军防区，成为日本势力范围，在淞沪会战期间和华界一样受到重创。

民国初年，租界以外的闸北和南市（华界）属江苏省，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在租界以外地区设上海特别市，归属中华民国行政院直辖。同时并入江苏省上海县、宝山县17市乡。1930年7月改称上海市。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淞沪会战之后，日本军队击败中国军队，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经历了长达四年多的孤岛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美宣战，随即日军攻入租界，上海全境被日本占领直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依据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的《开罗宣言》，上海被中华民国占领接管。上海自1842年摆脱清朝统治至1945年失去独特地位而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直到1949年5月，上海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接管统治。

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爆发大规模内战（参见国共内战）。1949年5月，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中华民国政府军占领上海，同时对上海实行军事管制，此间大量人员、财产和机构撤离。

从新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带有逐渐深化的特征。第一类文化丛是新文化信息的创造和宣传中心，它通过报刊对大众进行传播，具有轰动性的特点，主要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文化层面。第二类文化丛是新文化的繁衍和教育中心，它主要通过教学和学术活动使新文化在纵向上绵延不绝，其目标是创造一批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新人。其作用对象不仅仅限于思想文化层面，而是人的整体素质。它不论从机构还是从效果看都具有长效性和稳定性。第三类文化丛作为各种文化组织带有明显的发散特征。它实际上是新文化向外扩展过程中在不同地带上播衍生长进而取得的某种实体形式。它表明文化传播已经在社会层面上取得了某种实际结果。 五四新文化的建构实质是一种价值体系的建构。这种建构不仅建构了文化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文化规范与形式，而且也建构了相应的文化组织作为价值体系的物质承担。所以，毫不奇怪，五四新文化在建构思想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在建构它的物化形式。人们不难发现，随着五四新文化建构过程的深入，一方面科学与民主的价值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将科学与社会民主统一了起来；另一方面，文化的价值理想很快取得了自己的价值承担。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五四新文化的建构已经上升到社会组织的层面。一种以思想文化为主的建构逐渐转向一种以文化实践为主的社会建构所以对现在的上海发展是没有影响的..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当时上海著名的“百乐门”舞厅享有盛名，从英文“Paramont"得来。“大世界”也是很有名的娱乐中心。很多电影院也是非常豪华。例如，大光明电影院始建于1928年，由德国杰出的建筑师乌达克(L.E.HUDEC）设计，属市级优秀保护建筑。 国泰电影院原名国泰大戏院（Cathay Theatre）。建于1930年，由鸿达洋行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采用紫酱红的泰山砖，白色嵌缝，属典型的装饰艺术派风格，1932年1月1日，国泰大戏院正式对外营业。当天登在《申报》上的广告用语是：“富丽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化之大成”。1949年以后，更名为国泰电影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一度改名人民电影院。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优秀历史建筑。

1918年至1925年间，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也曾经在繁华的淮海路以南，思南路东侧的香山路上的一幢欧洲乡村式样的小洋房居住过。现被改为孙中山故居。上海行知公园设有陶行知纪念馆。虹口公园附近有鲁迅纪念馆。

上海拥有许多欧美式样的老建筑，其中位于外滩的一组欧洲风格的外国银行，商家和饭店遗留下来的建筑群一直以来就是上海的标志，例如：花旗银行，和平饭店等。但事实上在市内还有很多一些二、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风格迥异的花园别墅，例如丁香花园、沙逊别墅、马勒住宅以及现在被用作上海市少年宫的嘉道理花园等。在上海的市中心，还有当时的面积庞大的上海跑马厅。

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影片是

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影片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由蔡楚生、郑君里导演并编剧，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主演的剧情片。该片于1947年在中国上映。该片主要讲述了一个家庭在中国抗日战争巨变之时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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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上海某纱厂的女工素芬（白杨饰）和夜校教师张忠良（陶金饰）相识并相爱。张忠良为宣传抗日，给义勇军募捐，引起纱厂温经理的不满。没多久，素芬和张忠良结婚了，一年后又了一个儿子。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张忠良因参加救护队离开了上海，与亲人告别。

素芬带着孩子、婆婆（吴茵饰）回到乡下。但农村已被日寇侵占。忠良的弟弟张忠民和教师婉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父亲因向日寇要求减少征收粮食，被吊死。素芬又和儿子、婆婆回到上海，到了难民事务所。

张忠良在参加抗战过程中历尽磨难，好容易逃出到了重庆，但无依无靠，为生活所迫，他去找在抗战前认识的温经理的小姨王丽珍（舒绣文饰）。已成交际花的王丽珍在干爸庞浩公的公司里给张忠良找了份工作。渐渐地，张忠良经不起堕落生活的诱惑，终于和王丽珍结了婚。

这时，素芬和婆婆则过着艰难的生活。张忠良当上了庞浩公的私人秘书，终日来往穿梭于上层社会的人群中，将素芬等早已抛置脑后。而抗战胜利后，素芬还盼望着得到丈夫的消息。张忠良回到上海后又和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上官云珠饰）发生了关系。

素芬为养家糊口，到何文艳家做了女佣。一次在何文艳举行的晚宴上，素芬认出了丈夫张忠良，当她说出真相时语惊四座。

后素芬收到张忠民的来信，张忠民已与婉华结婚，并祝兄嫂全家幸福。这时，素芬才将事情告诉婆婆。张母找到儿子，当面痛斥忠良，但懦弱的张忠良仍不悔改，素芬万般无奈，投河自尽了。

⑤ 求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了中国的电影史

发展时期(1922-1926)
1923年，由于“明星”公司开拍的《孤儿救祖记》在艺术上和票房上都同时获得成功而堀起，吸引了大批民族企业家注意。很多民族资本纷纷投资开办电影公司。他们扭转以往将电影视为游戏业的观念，认为电影是一种“将要成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业”。据统计，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这些公司当中，虽然许多都是“一片”公司，甚至一部电影也没有拍成。但是众多公司的出现,造就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

危机时期(1927-1930)
1927年发生的4.12政变，北伐战争失败，国共合作破裂。时局骤变的情况之下，中国电影界的方向亦发生改变，陷入危机。为了抵制外片的控制，统治国内市场，沟通海外贸易。上海六间规模较大的电影机构，包括“明星”，“大中华百合”，“民新”，“上海”，“华剧”，“友联”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六合公司专责各公司的发行事务，而制片事务仍由各公司自己负担。六合公司的成立竭制了国内电影粗制滥造的风气，直接导致上海20多家小规模的电影公司倒闭。另一方面，曾与“明星”“大中华百合”鼎足而立的“天一”公司此时亦在南洋设立营业部，在影片发行上与六合公司抗衡。

左翼电影运动(1932-1937)
1930年，这批文艺工作者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同时文艺界的其他左翼团体亦纷纷成立。1932年5月，“明星”公司首先邀请夏衍、阿英和郑伯奇三人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1932年7月，“左翼剧联”成立了影评小组，并先后在上海各主要报纸的副刊上刊登影评。这一系列行动之后，左翼电影工作者已开始可以在电影制作和观影意识上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1933年3月，中共史央文委成立以沈端先为组长的电影小组。同年，估计各电影公司总共制作的70馀部电影中，具有左翼思想和进步倾向的约占了三分之二。所以这一年又被称“中国电影年”。

中国抗战电影(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从当年的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起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为止，上海进入它的“孤岛”时期。“八·一三”战事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版图，上海影业遭到极大的打击，很多制片厂毁于战火，影人纷纷西去内地、南下香港，或者索性放弃了电影事业。不过，随着“孤岛”偏安一隅相对稳定的局面的形成，新华影业公司首先乘影坛凋敝、无人竞争之机恢复拍片，大受欢迎。到1938年，经历了战火洗礼的上海电影业居然又达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繁荣期。

战后中国电影(1946-1949)
1945年8月15日，虽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八年抗日战争，但是国共两党的内战旋即展开，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国民政府接收了原来由日本控制的电影企业。包括华影、满映。扩大了中电、中制、中教、农教。建立了长制、实电。在解放区里，延安建立了延安制片厂，西北电影工作队；在河北建立了华北电影队；原延安电影团亦前往东北建立东影。而民营电影企业方面，最重要的两家是昆仑和文华。这个时期很多优秀电影出自于这两家制片厂。昆仑的作品之中，以宏大气魄的电影史诗和忠于现实主义的影片最为着名。

⑥ 为何上海会成为中国电影发祥地

早在1941年，影界大佬罗明佑就提出：“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他还如数家珍报了一长串粤籍影人名单，有郑正秋、黎民伟、黎北海、罗明佑、蔡楚生、张织云、杨耐梅、阮玲玉、胡蝶、陈云裳等等，声称“随时随地都遇见广东籍的银色战士”。另据浙江影协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共有上百位宁波籍影人作出了贡献，包括电影编导张石川、袁牧之、应云卫、桑弧、林杉、干学伟、张鑫炎、张子恩；电影经营家邵醉翁、邵逸夫、柳中亮、柳中浩、徐桑楚；电影技术家郑崇兰、林圣清；电影演员韩非、张翼、舒适、王丹凤、乔奇、白穆、陈思思、洪金宝、周星驰等。然而，广东人从影虽多，广东并未成为中国电影的摇篮；宁波人从影也多，宁波亦未提供早期影人驰骋的空间。当年那些“耻为人后、勇于进取”的宁波人，不约而同作出了“成才非去上海不可”的选择。上海自开埠后形成的开放性、商业化社会环境，当仁不让地成为电影这一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
19世纪末以来，“影戏”在上海这个娱乐需求极旺盛的大都市营造出得天独厚的文化空间与市场，生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诸多“第一”，举其要者有：
1896年8月，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首开中国人第一次看电影的纪录；
1913年9月，第一部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问世；
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等在上海创办第一家股份制“明星影片公司”；
1927年1月，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中华影业年鉴》在上海出版；
1931年3月，明星公司在上海推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1941年9月，万氏兄弟在上海摄制中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
1947年10月，史诗性悲情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近80万人次，创下国产片票房新纪录；
1948年8月，中国第一部译配英语的《假凤虚凰》从上海输往欧美放映。
据统计，上世纪20年代共有142家电影公司在上海开张，此后优胜劣汰，形成明星、天一、联华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龙头地位。曾有人提出“一城电影”的说法，因为1949年以前摄制的3000多部国产片，其中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重镇。与此同时，在上海涌现出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体，名编导与名演员珠联璧合，创作出《神女》《渔光曲》《大路》《马路天使》《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载入世界电影史册的经典名作。中国电影史上有不少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均同上海有着密切关联，诚如先驱者郑正秋所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与电影的历史渊源如上海这么深厚久远。
然而，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至今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电影历史遗痕？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现今还能寻访到不少与中国电影历史相关的旧址，在那些物理空间的背后潜藏着影坛轶闻，留存着弥足珍贵的电影文化符号，彰显上海所拥有的深厚电影文化积淀。例如1896年最早放映“西洋影戏”的徐园，其原址为天潼路814弄地块，此前还遗留着1881年建造时的界碑。又如，30年代初任光、聂耳录制有声电影插曲的“百代唱片公司”小红楼，现掩映在徐家汇绿地之中，此处追根溯源乃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再如，中国影坛名人30-40年代几乎都在上海石库门弄堂居住生活过，如郑正秋（进贤坊）、田汉（日晖里）、夏衍（业广里）、阮玲玉（沁园邨）、胡蝶（四明邨）、周璇（元吉里）、蔡楚生（千爱里）等，他们住过的寓所现已受到文物保护部门，一块块镌刻着名人姓氏的纪念铭牌出现在那些故居的门首。从抢救电影历史遗产的意义上说，这些存量不多的旧址构成中国电影跨越一个世纪的人文景观资源。
上海曾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20世纪30年代，国内共有233家影院14万个座位，上海一地拥有53家影院3.7万个座位，约占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电影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但令人遗憾的是，前些年上海掀起新一轮城区改造，如建于1925年的“夏令配克大戏院”（解放后更名新华电影院）说拆就拆，从此让人觉得南京西路少了点人文气息。这也警示我们，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不容再流失！由主管部门公布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上，不少老字号影院榜上有名（当年称“大戏院”）：金城大戏院、中国大戏院、光陆大戏院、大光明、新光、兰心、国泰、美琪等等。在这些影院里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如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戏院愤起阻止好莱坞辱华片《不怕死》上映；1936年3月，卓别林访沪“闪电之旅”光顾新光戏院等。目前“老当益壮”仍在服役的专业电影院屈指可数，仅剩大光明、国泰两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电影刊物出版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本《影戏杂志》，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电影文献镇馆之宝。此后近三十年间，在上海出版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多达207种。这些尘封已久的电影文献，已被上海图书馆列为数字化抢救项目。
记得数年前访洛杉矶漫步好莱坞街头，看到早期美国电影业的瓶瓶罐罐、一纸一片均被当作文物陈列，不由感叹好莱坞角角落落都溢出电影的气息。香港同胞亦大力打造“电影香江”城市名片，访港游客步出机场，随手能取到一张《香港电影地图》，以此吸引四方影迷按图寻址，参观港岛各种电影景点。我想，黄浦江畔也应树起“电影上海”的标帜，与浦东迪士尼乐园遥相呼应，吸引海内外游客和影迷来此观光，构成一趟抚今追昔的上海电影文化之旅。

⑦ 为什么老电影经久不衰

收藏老电影史料正当其时老电影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开始，以电影为题材的各种相关艺术品就陆续问世，与之相关的电影资料也异彩纷呈。像电影史料书刊、报纸剪贴、演员照片与书信、名角的剧照、海报及有关电影史料的剧本等都是热捧的门类。收藏这些含有电影故事的艺术品，不仅可以了解电影剧情，欣赏电影演技，还能挖掘出电影主创人员趣闻趣事，寻找名角的演艺生涯。

纵观老电影史料，它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回忆，让人重温旧梦，再饱眼福。同时，电影发展史源流还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电影史料收藏爱好者不但喜欢看电影，而且留心老电影中的礼仪习俗、交际方式、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早期影片中包含着的特定时代文化风貌，我们不是可以通过老电影史料感受到那个时期的人群生活状态吗？一种久远的气息，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从老电影的表演形式、情节内容、演员阵容、名角行踪、流派沿革、影班人事关系、片场社会背景、舞台装置、化妆技术、摄影技法等透露出来，老电影史料为研究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较注重它的文艺位置，而且一开始就由文艺界人才来掌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电影人物的性格装扮和银幕艺术化的心灵显示，尽管人物不同，角色有别，与之相适应的人文、语境、音乐、演技也就多姿多彩。而约定俗成的经典化的审美样式，正是我国百年电影艺术家按照美的法则和规律而共同精心创造的艺术结果，鲜活而深刻，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收藏、投资老电影史料目前时机正好。这首先是因为随着国际市场投资取向继续往电影娱乐业倾斜，影迷群体具有国际氛围。二是世界电影百年庆典为市场提供了示范效应，唤起了人们对老影片的追忆，也为明年中国电影百年掀开了序曲。当然最重要的是新的收藏群体急需一组文化含量高、观赏性强、概念丰富、价位低，同时又品种多的载体，寄以“四两拨千斤”的想像空间。在投资品种上，虽首选为国际惯例的电影海报类，但由于我国在印刷海报、招贴方面盗版猖獗，“文革”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海报仿品充斥市场，此类藏品应着重精选上世纪50年代的为主。我个人特别看重民国电影老期刊，从1921年2月上海诞生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丛报》之后，同年上海的《影戏杂志》到以后的《电影月报》、《明星半月刊》、《新华画报》、《联华画报》、《青青电影》等，1949年前出版的仅有四十几个品种。目前它们的价格除创刊号外，百元以内的机会还有。

自1927年有声电影在美国问世后，在不足4年时间内，我国也制作出精良的有声片———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片中主角扮演者胡蝶的技艺曾获得一致好评，她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艺术家。这之后，中国电影相继诞生《渔光曲》、《马路天使》、《天涯歌女》、《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作品，上海电影界被誉为东方“好莱坞”。这一部部泛黄的老影片是一本真实、直观的无字历史书。它清晰地记录着东方都市的一个个真实的历史镜头：无一不蕴藏着岁月的痕迹。老电影是人类追唤记忆瞬间的依据空间，承载着历史真实的一瞬。老影片以岁月涤荡的面孔、历史的沉思，记录、搜集、涵盖了时空精髓。每一部老影片都会让人惊异与震动，拂去岁月的尘埃，爱好者正是在这些斑驳浓郁的老电影中，对当时社会人文、生存方式、思维理念与环境中寻找更为形象还原的直觉认识。一介平凡的身影，一幕悲壮的画面，老电影上一闪而过，复又在茫茫人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复又在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
收藏电影插曲老唱片当然机会也多，而收藏早期电影文学剧本就需要相应的专业背景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电影中的经典作品，像《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早春二月》、《英雄儿女》等至今还会唤起人们童年的回忆。当然，研究“鲁迅与电影”、“毛泽东与电影”、“周恩来与电影”更是经久不衰的学术话题。戏曲电影是中国独有的特色，王文鹃、新凤霞、赵丽蓉、严凤英等正是通过电影把传统戏剧普及到千家万户。外国电影喜爱的人群就更多了，那些海外明星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珍藏它们，保有它们，将回忆记录在“历史永恒”的银幕里。

老电影艺术史料已不再仅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对象，它同时又在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空间的怀旧意义。珍藏、观赏和研究电影史料同时具备了文物文献性、艺术性和鉴赏价值。

⑧ 1949年以前，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制作基地是哪里

从中国电影诞生之日起,上海几乎就成了中国电影的代名词。1949年以前,上海始终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制作基地和放映市场,当时90％以上的国产影片和一半左右的票房收入均出自上海,上海的电影产量和电影观众数位居世界大都市的前列,并因此而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电影之都

⑨ 香港早期电影为什么多出现有关上海的东西

传奇发生地
而且最早期的电影场景 上海是最容易采景的
而且当时有70%的片子是以 社会大人物为背景的题材电影

这个貌似 中央10套的那个 电影节目有谈过

⑩ 中国电影1949-1966这17年是怎样发展的

中国电影所指涉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非常之广，它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海外华人社区。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们开始大胆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国电影获得许多国际大奖，而且逐年增多。由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欢迎，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并且不断地与外方合作拍片。随着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中国电影实际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也就凸现了出来：它是由中国人为中国人生产的吗？假定关于中国电影的性质已达成某些共识，那么，扎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而有别于好莱坞现象的这种电影有它自己的特点吗？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国际电影界所洞察与阐释的呢？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国际对话呢？ 回顾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发展，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电影在西方发明。这不仅是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战败之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一年。自从189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视觉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这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的联系日趋紧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戏在上海的徐园上演。在此后的百年间，引进的西方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的断代精确地界定在这百年（1896～1996）间，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决定的。我们把1896年作为起点，因为从一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可以设想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 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 我们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因为从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独立于大陆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一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无疑将会对中国电影，特别是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测将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电影的形貌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在次对中国跨国电影百年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将探究在中国电影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影像生产与消费的一系列模式：从传统的"影戏"到机器再生产的现代时期的"电影"，到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们的假设是，这样一种视觉的历史诗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学之中。自从电影媒体完全整合到经济和文化之中并调和这两者以来，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勾画中国文化政治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关系的轮廓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1].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历史，并对可被称为"跨国的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个相关的理论。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作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大陆、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象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