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左翼电影有哪些

1. 中国建国以后拍摄的所有电影的汇总列表

早期中国电影
（1931年以前）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1922年 ，张石川与郑正秋 、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 ，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1930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到1935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编辑本段左翼电影运动
（1931～1937）
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电影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当年生产了《狂流》、《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花》、《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优秀影片，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针对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响的片目 ，与此同时 ，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这个时期还创作一批优秀电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随着影片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有《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
编辑本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
（1937～1945）
在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政治部三厅领导下，由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先后在武汉、重庆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还我故乡》、《警魂歌》等表现军民英勇抗战的影片，以及《民族万岁》等新闻纪录片。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1935年成立于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也拍摄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
香港到1937年6月底为止，成立了南洋、大观等50多家拍摄粤语片的电影公司。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拍摄了抗战题材的影片。
从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为止，上海被称为“孤岛”时期。这一时期，1938年有新华、艺华、国华等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影片。随着新华摄制的影片《木兰从军》上映后的卖座，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1941年，时装片取代古装片，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10几家影片公司，出品80多部影片，时装片有60部。万籁鸣、万古蟾(见万氏兄弟)绘制完成的动画片《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较长的动画片。
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21日在长春成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后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于上海成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新华等几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1943年5月12日将以上电影机构合并 ，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中联和华影在4年中拍摄近130部故事片，有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春江遗恨》等影片，为迷惑中国观众，也拍摄了不少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
在抗日根据地 ，1938年，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由延安电影团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担任摄影 ，用仅有的两部摄影机拍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2年又完成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以及一些反映当时延安重大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闻片。还建立一个放映队，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前线一带放映电影。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于1942年购得16毫米摄影机 ，拍摄了有关新四军生活的影片素材，1946年剪接完成长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编辑本段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
（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和国防部分别接管了上海、北平、长春、南京等地的电影产业。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和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进入由中央电影摄影场改组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另一部分参加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对文华、国泰、大同等民营影片公司也采取团结、支持、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使之拍出进步影片。这样，在1946～1949年间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夜店》、《还乡日记》、《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等优秀影片。这一时期上海共有20多家小电影公司，拍摄了约40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
在解放区，1946年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 。1947年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1946年10月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华北电影队。1946年长春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舒群、田方等人接管“满映”。1946年10月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17辑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以及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动画片《瓮中捉鳖》、翻译片《普通一兵》。1949年4月，东影迁回长春，1955年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北平、上海解放后，在北平、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接管了在北平、上海的国民党制片机构，分别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担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
编辑本段新中国电影事业
（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先后成立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南京、哈尔滨、上海都建立了电影机械厂，以及八一电影机械厂和北京电影洗印厂等电影工业企业。新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时间，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我这一辈子》、《腐蚀》等优秀故事片 ，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漫卷西风》等。但是，由于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对《武训传》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1953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领导提出改进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电影局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积极成果，故事片生产由1951年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年产40多部，1957年文化部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 ，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鸡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时珍》、《神笔》（美术片）、《淡水养鱼》（科教片）等69部优秀影片。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8年又拍摄了许多报道性宣传大跃进中某些虚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扰了电影的创作。不久，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对电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质量的要求，促使中国电影事业在1959年形成一个繁荣时期，拍摄了《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等题材风格多样、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统一的影片。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重申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纠正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使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1965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二个电影创作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杨门女将》等优秀影片，以及优秀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与此同时，电影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 。到1965年为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 ，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自给。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9年10月邓小平 代表党中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 、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 ，重申执行双百方针。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其主要特点 ：①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②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③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2. 左翼电影的思想内涵

左翼电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现民族危机，反映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用电影艺术形式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反映工人、农民所受的压迫 30年代初，卷袭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中国，我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危机；而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也加紧剥削，使阶级矛盾激化。苦难激发了工人、农民朴素的阶级觉悟，他们由顺从、忍耐逐步意识到抗争的意义。夏衍编剧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为背景，表现在水灾与地主的欺压这些天灾人祸面前农民与地主进行的抗争。《狂流》是我们电影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识影片，开始了中国电影界新的路线。由于大量的外国谷物的输入，江南农业丰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沉重的经济危机中，丰收成灾的主题在小说《春蚕》、《多收了三五斗》、《丰收》、戏剧《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春蚕》改编的同名电影，用电影画面的形式再现这一时代命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在荧幕上的第一次表现。此外，《香草美人》、《压迫》表现工人失业酿成的家庭悲剧，《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展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生活图景，揭示了民众不幸的社会根源。
反映人们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左翼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快速复制生活的特质，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从关外逃难到上海的一群逃难大军和从破产农村流落城市谋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声中，决定“为民族生存”而战斗。《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中渔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绅的欺压，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学生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中挣脱出来，参加义勇军，投入实际战斗。《肉搏》将热河沦陷这样刚刚发生的事件反映到电影中，紧密结合时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难以及觉醒历程：女性，特别是都市中职业女性的命运，是左翼电影关注的重点。女性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尊严的要求，与时代精神一致。她们所受到的压迫最深，激发她们的思想觉悟也显得尤其重要。《良宵》通过两代寡妇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了女性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残。《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女性的呐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在压迫中为自身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女儿经》则通过一对夫妇举行宴会，宾主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个被迫靠卖笑为生的伟大的母亲。她无法摆脱流氓恶霸的纠缠，难以找到正当的职业，但她却以柔弱之躯，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将来，她的沉沦与反抗、软弱和坚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为20世纪30年代银幕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3. 由夏衍改编剧本的是哪部电影

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包括《林家铺子》、《狂流》、《祝福》、《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春蚕》、《狂流》等，其对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

《狂流》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左翼影片”，无声故事片。《春蚕》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这是夏衍将现代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最大程度体现了改编者的意图，是现实主义力作，奠定了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出色的改编新文学作品的杰出作家的地位。

(3)30年代左翼电影有哪些扩展阅读：

夏衍，是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奠基者。用当今的流行语来说，作为剧作家和电影人的夏衍，一生创作了好几个热门IP，有的搬上舞台，有的搬上银幕。《上海屋檐下》，是他当年一炮走红的第一个大IP。

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得可以听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客们的心境。

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4. 有没有关于以三四十年代为背景的有代表性的好电影,结束一下

《半生缘》半生缘
主要演员：黎明 吴倩莲 梅艳芳 葛优

30年代的上海。世钧和曼桢是同一工厂做工的恋人。曼桢早年丧父，家庭生活靠姐姐曼璐当舞女维持，后来曼璐又当了妓女，最终嫁给了有妇之夫祝鸿才。为了保全自已的地位，不能生育的曼璐以一种怨毒的心态与其夫合谋，令祝强奸了曼桢。曼桢为姐姐、姐夫生下一子，葬送了自已的恋情。姐姐死后，她也嫁给了祝鸿才。

十多年后，世钧与曼桢再度重逢。当世钧希望再续此段半生缘时，曼桢却静静地诉说此情不再。她为了儿子已和姐夫鸿才结婚，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回不去了……

《红玫瑰与白玫瑰》
电影导演：关锦鹏
电影演员：陈冲 赵文宣 叶玉卿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振保的生命里就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留洋回来的振保(赵文?饰)在一家外商公司谋了个高职。为了交通方便，他租了老同学王士洪的屋子。振保留学期间，有一个叫玫瑰的初恋情人。他曾因拒绝过玫瑰的求欢而获取了“柳下惠”的好名声。王士洪有一位风情万种的太太，她总令振保想入非非。有一次，士洪去新加坡做生意了，经过几番灵与肉的斗争，在一个乍暖还寒的雨日，振保被这位叫娇蕊(陈冲饰)的太太“囚住”了。令振保所料不及的是娇蕊这次是付出了真爱的。当她提出把真相告诉了王士洪时，振保病倒了。在病房，振保把真实的一面告诉了娇蕊——他不想为此情而承受太多责难。娇蕊收拾她纷乱的泪珠，出奇的冷静起来，从此走出了他的生命……

影片简评：
本片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剧本 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 最佳电影音乐奖。
本片是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的小说在文坛被推崇备至，但根据她的作品拍摄而成的几部电影却并没有受到同样重视，主要是编导太囿限于原著，未能在映象化的再创作上推陈出新。林奕华编剧，关锦鹏导演的本片亦有这方面的缺点，关锦鹏以一种冷峻旁观的态度描述了一种无奈情感。在起落的电梯里红玫瑰那张娇艳明媚的脸映见她心底婉转曲折的心思，洁净明亮的洗手间里白玫瑰苍白无色的生命。 精致美丽，堕落颓唐，却在一不经意间将心底的一丝纯真柔情轻轻流露，一个男子可以将女性情感刻画到如此的细腻、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而因一部《小花》（获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而在大陆为人熟悉的陈冲凭借在本片中出色的演绎了红玫瑰而获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一向以大胆出位闻名的她在本片中可谓是抢尽了风头，令曾经被誉为“港产三级皇后”的波霸叶玉卿黯然失色，同样是风情万种，但相对而言陈冲还是更懂得演戏，而不只是show身材。

《倾城之恋》
导演：许鞍华
主要演员： 周润发 缪骞人
香港沦陷就是为了成全她？这到底是一个情场，让男女主角谈情说爱的地方；抑或是一个赌场，值得叫白流苏把自己一生幸福押下去赌一局；又或是一个战场，男女双方各想把对方变成俘虏？
《滚滚红尘》
导演：严浩
演员：林青霞
秦汉
张曼玉
韶华因父亲不准她与恋人小健结婚，被锁于家中，自杀未遂。父亲死后，韶华离家出走，以写小说为生。不久，只重感情、不问政治的韶华与为日本人做事的文化官员章能才相恋。抗战胜利后，章能才销声匿迹，不知去向。韶华几经周折， 在一农舍中找到他时，却见他与一寡 妇同居。韶华于绝望中回到女友月凤处生活。不久，月凤亦因与热心学生运动的男友小勇一起参加反政府集会而双双遇难。后韶华偶遇穷困潦倒、 四处躲藏的章能才，恰逢为报杀夫之仇的老邻居“小妻子”向国民党纠察诬告章能才为共产党，韶华为救章能才，逃跑中被汽车撞伤。解放前夕，商人余老板用金条换来两张乘末班船赴台的通行证，欲携韶华离开大陆，韶华却将章能才送上轮船。四十年后 ，章能才返大陆寻找爱人，只得到一本韶华写的长篇小说《白玉兰》。

《花样年华》
导演：王家卫
主演：梁朝伟、张曼玉
摄影：杜可风、李屏宾
身处遥远的异国，周慕云仍无法忘记过去与苏丽珍之间的种种。如果当天她真的答应跟他走，他们现在会不会还在一起?抑或注定分离，各分东西?

也许有人会说，自从他们在同一天搬进同一层楼房，成为门户比邻的邻居，命运已将他们放在一起了。而当他们发现彼此的配偶间竟发生了不可告人的关系的时候，在他们之间更像是牵连著无形的线，要割也割不断。

至今他还能看见那一群漂荡的身影，刹那的相聚。房东夫妇们、自己的妻子周太太、陈先生、陈太太---苏丽珍。楼梯间，走廊上，与她擦肩而过，或微笑寒暄，又何曾想过她那素静的面容，明媚的体态，竟会成为他日深刻的思念。

他们在配偶背叛的阴影下，各怀心事地靠近。那是个一切变得飘摇不定、难堪的所在。有时她彷佛倚赖，又突然叛离。他想要占据，但缺乏勇气。想要忤逆，但是面对著她那庄重的神色，他感到说不出来的情怯。

见不著时，愈来愈想。那些背著人偷来的、幽室相守的时光，是多么和煦而平静。那些久候不至的苦等，明知是她却听不见声音的电话，又是多么的炽热和辛烈。直到他作出了远行的决定，才向她道出真心的说话。此时此刻，他不禁想到他真正背叛了的人，也许是她。

一切都退去了，香港、1962年、那个陈旧的秘密……

不管当初是为了报复或色诱，抑或单纯的慰藉，到最后，只剩下眷顾。

《紫蝴蝶》：旧上海的浪漫压抑
《紫蝴蝶》2003年导演：娄烨《紫蝴蝶》一片中有两个镜头拍得最动人，一是司徒与伊玲在房间内跳舞，窗外是倾盆大雨，屋内灯光温暖，歌声荡漾，不知命运要在何时发生转变的最后沉醉在其中蔓延；二是辛夏和伊丹在电梯里的瞬间，老式电梯繁复的花纹有着暗银色光泽，心怀鬼胎的两人偶尔对望一下，不知命运何去何从的忐忑感十分强烈。这两个镜头里人物都有情感上的起伏交流，画面的光线和质感也比较到位，上海特定时代里人们的片刻沉醉和命运瞬息万变之间的冲突极有特点地传递出来。

在这个叙述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为背景的故事里，娄烨其实隐隐抓住了其中的时代特质，可惜的是一闪而过。《紫蝴蝶》试图在时代背景里呈现出历史宏观面貌，表达大时代里无法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深沉主题，在这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影片里忽隐忽现，娄烨在叙事上的捉襟见肘暴露无疑，尽管可以感受到导演的苦心经营，但是观众依然被乏味的长镜头和突兀的剪接完全搞迷糊了。娄烨的作品能够明显让人感到上海这个城市对他的巨大影响，从《苏州河》充满后现代感觉的迷离颓废，到《紫蝴蝶》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浪漫压抑，娄烨几乎在他的作品里营造了一个以自己目光看出去的独特上海，这也是娄烨作品的一个标志性特点。

5. 什么是左翼电影

“30年代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的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加强了对电影的关注，因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手段之一，他们有计划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文艺工作者以编剧的身分来加入电影的创作。
其次透过各种组织的努力，改造电影创作的工作团队，加强左翼创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
第四，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工作，透过电影的评论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

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也成为一种动力，迫使电影工作者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部“大路”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敌人”来代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无法正面的表达'抗日的情绪，因此电影工作者只好用这种隐喻方式来宣泄这样的情绪。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从1932年开始，是由左翼文化运动延伸和发展，由进步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并延伸触角到电影界，这些作家表达出对电影问题的关切。

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具体的动作，左翼电影到1933年达到高峰。

30年代电影由单纯的影像媒介转变为综合的视听媒介，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声音，主题曲还是特别为了这部电影做的。

6. 左翼势力的电影代表作是什么

首先,即使是传统题材,左翼电影也努力深掘其现实意义,发掘其社会价值。郑正秋后期代表作《姊妹花》、费穆的《城市之光》、孙瑜的《小玩意》等影片,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还是都取得了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就。

7. 左翼电影流派

左翼电影 “30年代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的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加强了对电影的关注，因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手段之一，他们有计划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文艺工作者以编剧的身份来加入电影的创作。
其次透过各种组织的努力，改造电影创作的工作团队，加强左翼创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
第四，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工作，透过电影的评论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
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也成为一种动力，迫使电影工作者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部“大路”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敌人”来代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无法正面的表达'抗日的情绪，因此电影工作者只好用这种隐喻方式来宣泄这样的情绪。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从1932年开始，是由左翼文化运动延伸和发展，由进步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并延伸触角到电影界，这些作家表达出对电影问题的关切。
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具体的动作，左翼电影到1933年达到高峰。
30年代电影由单纯的影像媒介转变为综合的视听媒介，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声音，主题曲还是特别为了这部电影做的。
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戏剧领域进行演出宣传活动外，还将目光对准了刚刚起步的电影业，力图以这种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当时在上海的党的文艺领导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资本家的物质力量发展左翼电影事业的主张。左翼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指出：“除演剧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
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特性，为左翼影剧工作者在电影界打开局面提供了机遇。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法西斯势力开始扩张，而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意识高涨，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对那些“处处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侠、鸳鸯蝴蝶电影产生了厌倦，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影片。一些民营电影公司老板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想改变从前的电影风格，以便适应现实民众的欣赏要求。民营电影公司老板要经济效益，左翼作家看重电影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但都需要电影反映时代情绪，吸引观众的视线。特殊的时代氛围，为他们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进入私营电影公司，创作、拍摄了一些反映时代情绪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应邀担任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了编剧委员会，对影片拍摄内容全面负责。1933年3月，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有意识地将进步势力渗透到一些电影公司，利用电影的影响力传播进步思想。在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摄了二十多部具有进步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前程》；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压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郑伯奇合编的反映时代知识青年的《时代的儿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转向也使得其他一些电影公司开始寻求与左翼文艺家合作，田汉为“联华”公司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为“艺华”编写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题的剧本，这些影片的拍摄放映，对人们了解现实中国，激发人们的抗日情绪起到了推动作用。
左翼电影的涌现，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程度，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受到威胁、滋扰。1933年11月出现了“艺华”被捣毁的事件；而**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加紧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没有放弃电影这块阵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间，他们利用可能的机会，用曲折的隐晦的手法将进步意识反映到电影中，这期间，夏衍创作了《同仇》、《女儿经》（与人合作），郑伯奇的《到西北去》、《华山艳史》，沈西苓编导的《乡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后桃花》，蔡楚生的《渔光曲》、《新女性》，田汉的《黄金时代》、《凯歌》，阳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进步的思想主题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1934年，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建立了自己的阵地——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领导电影创作。公司摄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编剧）、《风云儿女》（田汉、夏衍编写）等影片。其中，《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起到极大的鼓动作用，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左翼电影的思想内涵
左翼电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现民族危机，反映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用电影艺术形式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反映工人、农民所受的压迫 30年代初，卷袭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中国，我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危机；而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也加紧剥削，使阶级矛盾激化。苦难激发了工人、农民朴素的阶级觉悟，他们由顺从、忍耐逐步意识到抗争的意义。夏衍编剧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为背景，表现在水灾与地主的欺压这些天灾人祸面前农民与地主进行的抗争。《狂流》是我们电影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识影片，开始了中国电影界新的路线。由于大量的外国谷物的输入，江南农业丰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沉重的经济危机中，丰收成灾的主题在小说《春蚕》、《多收了三五斗》、《丰收》、戏剧《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春蚕》改编的同名电影，用电影画面的形式再现这一时代命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在荧幕上的第一次表现。此外，《香草美人》、《压迫》表现工人失业酿成的家庭悲剧，《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展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生活图景，揭示了民众不幸的社会根源。
反映人们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 左翼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快速复制生活的特质，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从关外逃难到上海的一群逃难大军和从破产农村流落城市谋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声中，决定“为民族生存”而战斗。《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中渔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绅的欺压，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学生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中挣脱出来，参加义勇军，投入实际战斗。《肉搏》将热河沦陷这样刚刚发生的事件反映到电影中，紧密结合时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难以及觉醒历程 女性，特别是都市中职业女性的命运，是左翼电影关注的重点。女性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尊严的要求，与时代精神一致。她们所受到的压迫最深，激发她们的思想觉悟也显得尤其重要。《良宵》通过两代寡妇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了女性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残。《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女性的呐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在压迫中为自身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女儿经》则通过一对夫妇举行宴会，宾主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个被迫靠卖笑为生的伟大的母亲。她无法摆脱流氓恶霸的纠缠，难以找到正当的职业，但她却以柔弱之躯，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将来，她的沉沦与反抗、软弱和坚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为20世纪30年代银幕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艺术特点
左翼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显示出他们能够正确把握民众审美情趣和电影艺术的特质。具体表现为：
一、注重社会意识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强调强调个人主义、唯美主义等非理性的思想观念的20世纪20年代电影，被更具有社会使命感和社会意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汉、欧阳予倩、史东山等编剧、导演纷纷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向工农群众群体意识靠拢，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以大量生动的社会事件、生活细节，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的现实处境；同时又以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电影增添昂扬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为改变阶级命运和民族命运而奋斗。“‘意识’不仅成为创作者评论者，而且也成为一般电影观众普遍的审美要求。”电影界要求“兼有进步的意识和动人的情节的剧本”。剧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视，电影不仅要真实地揭示现实问题，而且以艺术的手段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进行细致的分析，细腻地表现人物的经济政治地位与人物行为的关系，将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社会联系起来。《船家女》中，纯洁的爱情受到恶势力的践踏，爱情悲剧中透视出强烈的政治主题。《姊妹花》中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亲姐妹之间再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左翼作家无意表现单纯个人性的恩怨纠葛，而是在时代风云中再现人物的命运浮沉。
二、注重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叙事文艺常用的艺术手法，左翼电影作为现实主义的电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变化，通过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运的几个典型人物，他们的沉沦与奋进、忍耐与抗争、善良与邪恶，勾勒出不同阶级、或者同一阶级在大时代中的表现和内部演变。《三个摩登女性》中虞玉、陈若英、周淑贞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耽于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和经历家国变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优秀工人阶级，三个人物的塑造直接与资产阶级在特定时代的分化密切相连。《华山艳史》中三个大学生，在北伐战争到九一八这样的历史时期，一个积极投身革命，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英勇牺牲；一个善于钻营，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一个不断动摇、彷徨，最终溶入抗战的洪流，显示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几种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时代和人的关系上大做文章，特定时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选择，人们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们的阶级特点和个性要求。
左翼电影善于运用多种手段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大量对比蒙太奇的运用，有利于创作者意图的传达，也强烈的冲击观众的视觉和心灵。聂耳、任光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谱曲，为电影增添了艺术感染力，《渔光曲》中的“渔光曲”，《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毕业歌”等一些旋律优美，内涵丰富的电影插曲，更是为人们广泛传唱。

8. 20世纪30年代三大影片公司主要指

20世纪30年代三大影片公司主要指的是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

1、天一影片公司

天一影片公司是中国电影制片机构，由邵氏兄弟(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于1925年6月在上海虹口横浜桥成立，专门从事影片的摄制与发行。

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负责制片兼编剧。三弟邵仁枚、六弟邵逸夫负责去新加坡、马来亚开拓南洋市场。

2、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影业公司是1930年由罗明佑主持合并华北电影公司、民新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和上海影戏公司等多家公司而成立的。

联华公司成立后，借鉴好莱坞的制片管理经验，采取独立制片的管理方式，即内部各厂自筹拍摄电影，激发了合作各方的积极性。随着日军入侵，公司开始摄制抗日题材的影片。

后来联华公司开始在有声电影的制作上与欧美一争长短，于是加大投入，订购收音机，培训有声片制作人。1935年，其发行的《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博览会上获得荣誉奖，成为首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电影。

3、明星影片公司

1922年3月中旬，张石川在上海贵州路上创立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制片公司之一。1923年其制作的《孤儿救祖记》在商业和艺术上的成功，奠定了明星公司的基础，标志着国产影片至此开始逐渐走入正轨。

1936年的明星公司已经居中国电影工业之翘楚。以较快时间内拍摄了《狂流》﹑《春蚕》﹑ 等一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影片﹐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

中国电影产业最初的发展：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

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

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

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中国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