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资料有哪些

❶ 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品包括以下这些：

1、建国60周年巨作：《建国大业》。

2、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聚焦于中共的革命斗争史、胜利史和领袖人物的传记比如《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系列、《开国大典》、《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等等。

3、现实题材：反应当下社会主义思想在民间传承，比如《焦裕禄》、《国歌》、《离开雷锋的日子》。《铁人》、《唐山大地震》 现在比较多的是集中在革命战争，优秀共产党员等主题。

4、国学题材：聚焦于传统国学的传承，比如《孔子》、《赵氏孤儿》、《赤壁之战》等。

(1)中国电影的资料有哪些扩展阅读

主旋律题材将是富矿

2014年底，红色经典题材《智取威虎山》被成功改编搬上大银幕，席卷了近9亿元票房，是近年来主旋律电影最为成功的例子之一。“我希望能把感情、感性的东西拿来拍这个戏，也希望把新一代的人带回我第一次看到《智取威虎山》的感觉。”徐克说。

2015年4月，由吴京自导自演的主旋律军事动作片《战狼》一经上映便以黑马之姿占据排片优势，最终取得了5.45亿元票房。《战狼》堪称“中国版敢死队”，题材独特，还原了真实战场，也让堪称“东方之狼”的特种兵战队及高能战士首次登陆大银幕，由此赢得了票房成功。

在导演徐克看来：“很多导演常常说没有好剧本、缺乏好故事，其实处处都有好剧本，看你能不能挖掘。”在徐克看来，严肃内容和可看性并非是相对立的。“一般的主旋律影片中都有着正邪对立的痛快淋漓，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国内电影人可以尝试用商业元素的包装来传达主流价值观，用新意和创意来保证主旋律电影的叫好又叫座。”

❷ 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 加分100！

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生产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家投资、以宣传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这类系列大片当时相当引人注目。第二类是艺术片，它们不如80 年代那么前卫。因数量上( 而非质量上) 的锐减逐渐成为少数派片种。第三类是娱乐片或商业片，它们题材多样，价值观各异，已经成为电影生产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艺术片和娱乐影片越来越接近官方意识形态，而主旋律影片则逐渐显露出商业特征，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艺术影片导演，199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片即可作为代表。其结果是，艺术、政治和资本结成了新联盟。这是一个强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创作力转向市场，也在90 年代暂时促使年轻的“地下”或“独立”导演同时在制片厂体制内外尝试电影运作。[1]

纷繁的“后社会主义”电影图景
在当前的英语学术研究中可以区分以下几种“后社会主义”观念：(1) 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签，(2)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结构，(3)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系列美学实践，(4)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毕克伟(Paul Pickowicz) 是把后社会主义与中国电影联系起来的第一位学者。他受到詹明信后现代理论的启发，推演出针对当代中国的一套类似体系。如果说“现代”指的是“在18、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后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化”，“现代主义”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出现的先锋……文化”，[2 ]那么，对于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研究来说，现代主义框架就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建设性，而只会产生误导，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使得现代主义非合法化的历史过程。出于同样原因，毕克伟从历史主义基础出发，强烈反对后现代主义框架：“后现代框架主要指后工业语境。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前提的。”他主张不用“后现代”，而用“后社会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应物”。他认为，既然“后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前提”，这个新框架就可以解释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国晚期文化的痕迹、民国时期现代文化或曰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残迹，也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
毕克伟把后社会主义用做一个历史分期标签，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一种负面的、反乌托邦的文化状况”。然后，他进一步把中国后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流行的看法”，“一种异化的…… 思想和行为模式”，而它们无疑在毛泽东去世前就已出现。[3] 从这一定义看，后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情感结构，在毛泽东时代一直被压抑，在后毛泽东时代则得到了有力表达，异化和幻灭是它的两个主题。毕克伟在研究黄建新的第一个城市三部曲时，认为《黑炮事件》(1985) 是对列宁主义政治体系的后社会主义批判，《错位》(1986)通过“戏仿”(mimicry) 将后社会主义与荒诞派戏剧联系了起来，《轮回》(1988) 则表现了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听天由命和杂乱无序的状态。在另一篇文章中，毕克伟进一步用《顽主》(1988，米家山导演) 和《疯狂的代价》(1988，周晓文导演) 作为后社会主义城市电影的例证。他从改革时代电影生产的政治经济角度得出结论说，20 世纪90 年代初是一大团矛盾，此时半持政治异议的导演(如张艺谋和陈凯歌) 专门创作逆向的东方主义作品，而张元(1961 年生) 与何一(何建军，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导演则在制片厂体系外拍片，甚至还有一些与创作初衷适得其反、可能会削弱国家权力的糟糕的宣传片。[4]
毕克伟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情感结构，后社会主义可以体现在一系列不同的电影作品中。只要它们表达了一种异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将谢晋于后毛泽东时代初期导演的电影，也可称为后社会主义。因此，后社会主义可以进一步看成各代导演采用的一套另类的美学视角。所谓“另类”，也就是与毛泽东时代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不同。就城市电影而言，《本命年》(1989，谢飞导演)就先于第六代之前，描述被边缘化的出狱犯人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区中拼命挣扎，深刻地表达了幻灭与悲观的情绪。裴开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毕克伟的后社会主义观念，兼以涵盖电影风格。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后社会主义能否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补充? 它对其他风格的拼贴(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戏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学类似于后现代主义?”[5]换言之，我们能否按毕克伟所说，在阐释后社会主义问题时，不需面对它的他者——后现代主义?
对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张旭东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绝对的否定。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后现代也是后革命、后社会主义”。[6]他们心目中的后社会主义观念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它囊括了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状况中所有可想象到的方面，这一状况导致了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张旭东在对当代中国的双重勾勒(后现代主义与后社会主义) 中，分析了极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改革的两面性、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主义) 的乌托邦冲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市场的疯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他们如今分化成几个彼此论战的意识形态阵营)。张旭东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分化、矛盾、两极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显，造成了焦虑”——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于是随之出现在这个可以确认为是“后社会主义的” 社会。[7]
以上我简述了近年关于后社会主义的英文学术成果，旨在说明“后社会主义”并非是涵盖整个后毛泽东时期( 即1977 年后的“新时期”) 的一个单一概念。相反，我把后社会主义看成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多样的文化图景。在这一图景下，具有不同美学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重新调整、重新定义自己新的战略位置。我之所以强调“不同”，是因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导演出现的时期代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章。这一时期有时被称为“后新时期”，它与毕克伟等研究的新时期有显著差别。[8]因此，研究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电影要求我们关注新的文化生产、艺术追求、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制度变迁等问题。

新千年交替的收编和共谋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一下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电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12 月同意中国正式加入) 时代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此，我加上了地下电影所代表的“边缘”及其自称的真实、现实，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们现在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艺术、政治、资本、边缘作为四个互相竞争的力量，看一下它们相互抗衡和结合的形式( 见图)。
首先，艺术以想象为特征，由创造力产生，它追求美学、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取相当的资助，制作艺术电影，对象是国内外受过教育的小众。其二，政治的特点是权力，由审查制度维持，追求宣传和控制，利用国家拨款制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将其加诸于全国观众。其三，资本以金钱为特点，由市场推动，追求利润和控制，从民营企业——有时也有国家来源——获得大量资助，制作针对大众的娱乐片。最后，边缘以真实为特点，以异议为灵感，追求现实和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得低成本投资，制作“地下”或“独立”电影，主要在海外传播，偶尔也通过非正规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国内传播。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是，四种力量现在都把市场( 包括国内和海外市场) 作为它们的核心中国电影| 产业与叙事舞台。除了政治和边缘之间的扭结外，各种力量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和妥协。政治重新调整了与艺术的关系，从全面控制改为诱惑和收编。而艺术也可能会自愿融合政治，有时甚至达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黄健中导演)和《国歌》(1999，吴子牛导演)。同样，资本也改变了对艺术的战略位置，从控制转向收编。有时，声誉和利润分成的诱惑推动着艺术融合资本，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王小帅导演)；或与资本共谋( 甚至依赖资本)，如《英雄》(2002，张艺谋导演)。[9]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联系是最不稳定的。从现有格局来看，艺术常常漠视边缘声称的真实，而边缘则揭示后社会主义现实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艺术的姿态，如《小武》(1997，贾樟柯导演)。[10]有时艺术和边缘之间会出现奇特的结合或妥协，如《月蚀》(1999，王全安导演) 和《苏州河》(2000，娄烨导演)，它们都类似地下电影，却公认取得了艺术成功。边缘顾名思义必须对资本表示蔑视，但在实际操作中，边缘可融合资本，而资本则部分收编了边缘，其方法是通过投资拍摄某种“中国”的现实，它被认为比艺术和政治所表现的中国现实更真实、更客观，如《邮差》(1995，何一导演) 和《站台》(2000，贾樟柯导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最醒目的变化出现在政治和资本的联结上。政治和资本以分享利润和资源为借口，达成了共谋关系。紫禁城影业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确性，也追求最佳市场效应。[12]《红色恋人》(1998，叶大鹰导演) 和《不见不散》(1999，冯小刚导演) 这两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业片，是这种政治—资本伙伴关系的早期产物。扭结和妥协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就是政治和边缘之间的联系，那里是可能存在政治异议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场所。但由于被政治禁止、被艺术忽略，边缘的影响和所呈现的现实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国际电影节上被人接受，如《鬼子来了》(2000，姜文导演)。既然民营资本可以轻松吸引潜在的边缘者来搞艺术，边缘作为异议和反抗场所( 或者如白杰明所称的“寄生地”) 的未来，仍是无法确定的。[13]边缘缺乏与国内市场的结合，也使其成为新千年中国电影业政治经济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国电影业再次被艺术、政治、资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确切说被这三者的重新联合( 包括各自对边缘的收编) 所控制。
邓光辉在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时，找出了一种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电影”包括艺术片、娱乐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电影。邓光辉注意到新生代在叙述、影像风格上朝新主流运动，娱乐片则喜欢快乐原则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题材，艺术片从文化批评的象牙塔沉沦到了个人幻想的后台。[14]如果重新阐释邓光辉的说法，可以说在主流的后社会主义制片模式中，收编和共谋已经是其有机成分。我对“新主流电影”这个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邓光辉的一个论点，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变化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如戴锦华所说，“在80 和90 年代的社会纷乱中被放逐的边缘文化力量，现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开始挺进中心”。[16]戴锦华质疑两种针锋相对的未来相当令人深思：“边缘是否正在成功进军，占领中心? 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
工业及其市场策划了一场夺权? 新一代导演是给飘摇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活力，还是体系淹没了软弱的个性艺术家?”[17]尽管戴锦华希望她的两种极端的未来图景都是错的，但我觉得新千年的迹象表明，后社会主义制片系统在迅速融合，电影艺术家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和共谋性，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职业化，他们是被迫卷入而不是“挺进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当今无所不在的市场。
表面看来，中国电影在WTO 时代存活下来的必要性，是最近艺术、政治、资本战略结盟后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国家在媒体业中采取了进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现有的制片厂为基础，发起成立了区域性的电影集团，另一方面则把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出版等整合成规模宏大的媒体集团。从制度上来说，现在的行业改组迫切要求各种力量进行更多融合和妥协。雄心勃勃的导演们则欣然抓住机会，宣布他们在市场中的存在( 虽然也许还未宣布他们自己的艺术声音)。传媒也对新一代城市导演投入了许多关注。从2002 年起，中国每年引入的好莱坞大片计划将增加两倍或三倍。在中国与好莱坞的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导演被看成中国的先锋。
很多新一代城市导演对WTO 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保持乐观。2000 年在回答《大众电影》杂志提出的问题时，王小帅说，好莱坞对中国艺术导演的冲击不会太大，中国电影应发展更多的“东方特色”。以地下电影《北京杂种》(1993) 著名、但已于《过年回家》(1999) 后重返“地上”的张元，把引入的好莱坞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占领”，但认为年轻导演凭自己的才能和风格，会在未来十年成为最有希望的中国影人。在《头发乱了》(1994) 之后导演了《古城童话》(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认，大家已达成共识，那就是电影首先必须“ 好看”，导演若不考虑市场因素就会遭到抛弃。张杨拍了两部票房成功的影片，《爱情麻辣烫》(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说得更直接：“我觉得好电影就有商业性”。[18]但是，正如真实、客观、现实、真理等概念一样，这些导演没有定义他们说的“好电影”或“好看”是什么意思。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艺谋认为第六代的美学有泛泛之嫌，也许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仿佛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和参照物”，导致他们明显缺乏开创性的作品。[19]不少批评家也在新千年的新电影中注意到这种经典缺席的遗憾。
可以说，WTO 时代的后社会主义市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城市导演的艺术风格( 从先锋到通
俗剧式)、意识形态立场( 从激进到保守)、体裁实验( 从喜剧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驳杂复杂。他们虽有明显缺点，但在新千年出现的新导演数量( 包括大量独立制片)，以及他们某些处女作引人注目的特点，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引用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语录，世界属于年轻人，虽然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义中的红色王国，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个人空间，而是一个受到后社会主义电影业的力量场——资本、政治、艺术、希望还有边缘——相互作用的广阔天地。

注释：
[1]有关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概述，见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页.
[2] 毕克伟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页.
[3] 毕克伟引文同上书，60-62、80-83 页.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页.
[5] 裴开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页.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页.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页.
[8]参见Xudong Zhang 编，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岁的单车》是一部感伤的艺术片，由台湾和法国联合制作。《英雄》是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伦比亚亚洲公司都参与制作。
[10]张艺谋的话阐述了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这种张力：“其他阶层的人中也存在着这种年轻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们不清楚这一反叛针对的是政治、艺术形式、艺术内容、上一代，还是传统美学。” 见Frances Gateward 编，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页.
[11]在制作《站台》时，贾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制作公司、日本万代娱乐公司、法国Artcam 公司的资助。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艺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从海外获得了很多资金，1999 年却抱怨年轻导演与资本的共谋“第六代很有实际考虑。这是无法抗拒的 ：对金钱的需求，审查制度造成的两难处境，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等等”(同上书，162 页)。
[12]我给“民营”这个词加上引号，是因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国家资本建立的，投资的518 万元来自以下政府单位：北京电视台(25.5%)，北京电视艺术中心(25.5%)，北京电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24.5%)。见《1997 中国电影年鉴》 ( 北京：中国电影年鉴社，1998)，第342 页. 在推出大受欢迎的“贺岁片”后，紫禁城在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成绩骄人。
[13] 白杰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页.
[14] 邓光辉. 论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意义生产. 当代电影，2001，1 期.
[15] 对从上海发出的“新主流电影”的提法的批评，见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页.
[16] 见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编，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页.
[17] 同上书，97 页.
[18]李彦.WTO 来了我们怎么办. 大众电影. 2000，6，50-53 页.
[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页.

❸ 中国50 60年代的电影有什么

新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时间，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我这一辈子》、《腐蚀》等优秀故事片 ，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漫卷西风》等。但是，由于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对《武训传》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1953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领导提出改进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电影局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积极成果，故事片生产由1951年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年产40多部，1957年文化部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 ，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鸡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时珍》、《神笔》（美术片）、《淡水养鱼》（科教片）等69部优秀影片。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8年又拍摄了许多报道性宣传大跃进中某些虚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扰了电影的创作。不久，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对电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质量的要求，促使中国电影事业在1959年形成一个繁荣时期，拍摄了《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等题材风格多样、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统一的影片。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重申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纠正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使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1965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二个电影创作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杨门女将》等优秀影片，以及优秀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与此同时，电影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 。到1965年为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 ，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自给。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❹ 电影开始传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二十世纪初，电影传入中国。

1903年，德国留学生林祝三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回国，租借北京前门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电影。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历经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再到立体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立体像（3D），从模拟到数字，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进程。

(4)中国电影的资料有哪些扩展阅读

中国电影包括中国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任庆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

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年至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018年，中国电影年产量高达1082部，年总票房达到607亿元人民币，全国共有银幕60079块。

❺ 中国70年代电影有哪些

1.《点指兵兵》

由珠城制片有限公司、艺高娱乐公司于1979年出品。该片章国明执导，王钟、金兴贤、张国强、刘诗棣、陈植槐、许炳森等领衔主演。

主要剧情是：一个醉心枪械的年轻人欲投考警察，因有眼疾未被录取，造成心理不平衡而四处杀人。警方成立特别组缉捕他，一个初出茅庐的警察与凶手狭路相逢，最后将他枪杀。

2.《蝶变》

是由徐克执导，张国柱、刘兆铭、米雪、黄树棠主演的古装惊悚悬疑电影。影片讲述了一群武林高手发明了强大的火药武器，最后却因为内讧和互不信任而同归于尽，使秘密淹没于地下的故事。

3.《疯劫》

是由许鞍华执导，赵雅芝、张艾嘉、徐少强主演的惊悚剧情片。

影片讲述了连正明发现好友李纨及其未婚夫突然被杀的许多疑点并揭开真相的故事。该片于1979年11月1日在香港上映。影片获第1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优等剧情片。

4.《蛇形刁手》

是1978年袁和平执导，成龙、袁小田、黄正利主演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两大门派鹰爪门和蛇形门世代敌对，双方都想将对方彻底铲除的故事。

5.《鬼马双星》

是由许冠文执导，许冠文，乔宏， 何柏光，许冠杰等人主演的一部喜剧片。影片讲述了老千邓国文用意想不到的办法逃脱追杀的故事。影片是1974年香港票房最高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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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指兵兵》剧情

沙展陈立基行事火爆，虽屡破大案，却不被上司周帮办认同，唯二人感情无损，周帮办更与立基儿子牛仔感情融洽。新人阿荣被编进与立基同队，见同僚们相处愉快，办事认真，决心努力学习。阿标因视力不佳考不上警察，怀恨在心。

转与大哥康及阿伦联手行劫，阿标忿然将警察击毙。立基与阿荣联手调查，套到线索，警方即大举进攻，虽让阿标逃脱，却仍能破案。周帮办受到赞扬，唯担心阿标。牛仔被阿标掳去。立基情急下独自到石滩救回儿子，却被阿标枪杀。

周帮办、阿荣一众神情黯然，警方大为紧张。阿标跟踪至周帮办女友商店，将周帮办枪伤。阿荣欲助无从，反被阿标追杀。逃至大厦内，阿荣惊觉无路可逃，鼓起勇气向阿标袭击，幸运中用垒球棒将阿标击杀。牛仔得周帮办照顾，阿荣本对工作意兴阑珊，但为周帮办所劝继续留任。

❻ 中国经典电影有哪些求推荐。

中国经典电影有：《看上去很美》、《让子弹飞》、《十七岁的单车》。

1、《看上去很美》

《看上去很美》是张元导演的一部作品，改编自王朔同名小说，讲述3岁男孩方枪枪的成长故事。

2、《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本片是姜文导演的第四部电影作品，马珂为制片人，主要演员有姜文、周润发、葛优、刘嘉玲和陈坤等;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集。

这部被称为中国经典青春影片的电影，因未经有关部门审核就参加银熊奖展映而被禁止公映，原因是“拍了太多胡同，没把北京现代化的一面拍出来，有关方面认为不利于申奥”。2014年7月13日、7月14日，该片首次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开始公映。

❼ 中国电影的经典电影

1、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 2、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
3、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科教片也有新发展。电影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增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电影制片厂13个主要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
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1989年在该馆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创办《当代电影》和《电影信息报》。电影工业和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还研制成功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 。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还编辑出版《大众电影》，举办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借鉴外国影片的经验，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 1945—1955 衣钵南传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香港电影又揭开了它新的一页。由于中国内地爆发了解放战争，大批躲避战乱的内地影人相继南下，形成了第二次的移民风潮。在这一时期先后来港的有何非光、朱石麟、卜万仓、但杜宇、任彭年、舒适、周璇、胡蝶、殷明珠等著名的导演明星，内地资本和人才的涌入也为百废待兴的香港电影业注入了一股活力。战后初期，蒋伯英成立了大中华影业公司，拍摄了香港光复后的第一部影片《芦花翻白燕子飞》。李永祖同制片家张善琨合作，创办了“永华”，明星云集的大片《国魂》和《清宫秘史》等就诞生于此。而张善琨随后脱离“永华”成立的“旧长城”也出品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影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国语电影界形成了“左派”和“右派”两股势力，以“长城”、“凤凰”、“新联”为代表的左派电影公司在与右派的角逐中一方面延续着中国主流进步电影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香港国语片市场的良性竞争。战后，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为香港制片业吸引到了大量的投资，但同时也助长了香港影坛粗制滥造的歪风邪气。“七日鲜”和“云吞面导演”之风对香港电影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而也就诞生了香港电影史上著名的“清洁运动”。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关文清等164位影人联合签名，发表了“尽一己之责，期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不负社会之期望，停止拍摄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的宣言。而这一时期拍摄的粤语片和国语片，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着浓郁的旧上海电影特征。
1955—1966东方好莱坞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港英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鼓励和“左右”政治势力影响减弱，香港电影迎来了它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光艺、电懋、邵氏等大型制片企业在港登陆，标志着香港电影工业由独立制片向“垂直整合”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转型的完成。同时，香港电影也挣脱了旧上海电影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和商业特色。从此，有人开始将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冠之以“东方好莱坞”的头衔。在这一时期，“电懋”和“邵氏兄弟”在争夺市场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电懋”以拍摄时装片为主，如《四千金》、《曼波女郎》、《空中小姐》、《香车美人》等；而“邵氏”则延续了前身“天一”公司的创作传统，提出了“大中华文化圈”的发展战略，积极制作《貂蝉》、《杨贵妃》、《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古装片，并且在香港掀起了一股持续了十年之久的“黄梅调电影热潮”。凭借这股热潮，“邵氏”也在两强之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为了逆转不利的局势，“电懋”的掌门人陆运涛亲自上阵，先是花重金从“邵氏”挖走了林黛、乐蒂的当红明星，又说服李丽华和严俊自组公司，最后策反李翰祥带着凌波等一批“邵氏”的演职人员远走台湾，组建了“国联”。同时，两公司大闹“双胞胎案”，争拍同一题材的影片抢占市场。这种恶性竞争直到1964年双方签订“君子协定”才宣告结束。不久之后，陆运涛意外辞世，“电懋”也无力再和“邵氏”抗争，香港电影的格局就此从“楚汉相争”变成了“邵氏”的一家独大。

❽ 中国老电影的一些资料

当我们回顾6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时，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电影的蜕变和新生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从电影的内容、样式，到生产、营销方式，都在不断的变革中。在这六十年里，中国的电影经历了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转变；经历了从单一的样板戏到现在的类型片初见雏形的局面。这些发展都在表明，新中国的电影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变革。

1949-1966：“工农兵电影”和“写重大历史题材电影”

从1949年新和国开始，中国电影事业便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里，是新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也受到政治气候的严重干扰，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波折，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是，电影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在17年里共摄制了600多部题材相当丰富的故事片，在数量与质量上较建国前的影片都有一些突破。

这一阶段的电影的电影可以概括为"工农兵电影"和"写重大历史题材"这两大类的电影。1949年4月，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这是国营电影制片厂生产的第一部体现工农兵方向的故事片。"有意思的是，三大电影基地之一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新中国生产的第一部影片是《农家乐》，一工一农，一南一北，昭示着新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

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进入了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经济建设时期，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中国的电影反映的就是在实现工业化道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新人和新事。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五朵金花》、《老兵新传》、《阿诗玛》等影片，能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与当时的电影工作者们贴近社会民众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写重大题材"的口号是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受到苏联战争电影的影响，电影管理者要求电影追求"史诗性"，甚至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创作者去写"重大题材"。如反映抗美援朝的题材，要求必须具有史诗规模，规定影片中要出现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和最高将领，并且要表现中朝人民的友谊，中朝军队的团结，以及战争的战略思想等等。反映土改的电影，也要求全面反映土改中各阶层人物的态度和土改政策的各个方面，成为指导土改工作的教科书。

这类作品是由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承担的，它们艺术地再现了1921年建党前后到建立新中国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革命斗争事迹。这里面的一大批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洗，已成为"红色经典"，像《白毛女》、《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霓虹灯下的哨兵》、《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娘子军》等，精品之多，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大批擅长拍摄革命历史题材的导演，像成荫、崔嵬、凌子风、苏里、谢铁骊、李俊等，都是直接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过来的，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感情、生活的质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是有说服力的。而近年，这些电影频频被改编，像《小兵张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时间足以证明这些电影的魅力。

当时的电影工作者和解放了的人民一样，充满了高涨的革命激情和旺盛的创造精神，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将电影形式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结合起来，立志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主义电影。可惜，"政治本位论"严重束缚了十七年时期电影工作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完全施展出抱负。"文革"的到来，又把电影引向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
1966-1976：中国电影“戴着脚镣跳舞”

"文革"开始后，除了"老三战"，十七年电影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样板戏"电影。60年代的人对这个词汇应该不会陌生。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样板戏中的人物总而言之就是三突出、高大全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他们在精神上无限高尚、高大，但是却不是普通人，不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因此他们是一群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郁的英雄。是按照神话中塑造神的手段加以塑造出来的。

因为电影中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所以"样板戏"电影的创作者就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京剧表现方式怎样进行电影化处理？二是如何创造出绝对理想的英雄人物。难为了那些一流的电影工作者们，他们戴着脚镣跳舞，找到了一种方法，去表现这种理想化的英雄。当年的电影艺术家们摸索出的"红光亮"、"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等拍摄手法，虽然是极刻板和教条的，但也为这根从废墟上生长出的"枝条"，增添了意外的光泽。

❾ 中国的电影发展史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1922年 ，张石川与郑正秋 、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 ，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到1935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电影，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连续的影像画面，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现代艺术，也是一门可以容纳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用强灯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看起来像实在活动的形象。[1]世界电影与电影业起源于19世纪末法国、英国、美国等地。
中国电影包括中国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任庆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4]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年至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018年，中国电影年产量高达1082部，年总票房达到607亿元人民币，全国共有银幕60079块。

❿ 中国历史电影有哪些

1、《鸦片战争》

是1996年上映的一部历史剧情类电影，该片由冯小宁执导，宁静、邵兵、多布吉、应真等共同出演。影片讲述了以20世纪初的中国西藏为背景，演绎了一段汉藏儿女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和并肩抗战的英雄传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