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运作资料有哪些

『壹』 电影的运作

1.不是。拿去审批和上映的片子当然不是个人人为，剧组是一个团队，不是“谁”的片子。再者这和制片厂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七八十年代的以制片厂为主导的时期了，把片子递出去审批应该是投资方，也就是出品公司或者制片干的事。
2.必然。
3.先审批。可以。

『贰』 电影院的运作流程

一、基地的主要入口应临接城镇道路、广场或空地；

二、主要入口前道路通行宽度除不应小于安全出口宽度总和外，且小型电影院不应小于8m，中型电影院不应小于12m，大型不应小于20m，特大型不应小于25m；

三、主要入口前的集散空地，中、小型电影院应按每座0.2㎡计，大型、特大型电影院除应满足此要求外，且深度不应小于10m；

四、多观众厅电影院各主要面的集散空地应按实际分配的最多人数计算；总座位数2000座以上的电影院宜分数处集散；

五、位于交叉口的电影院尚应满足城镇有关交通车行视距的规定。

(2)电影运作资料有哪些扩展阅读：

观众厅：

观众厅是电影院的主要组成部分，银幕是观众厅设计的依据，银幕尺寸的大小决定观众的容量，银幕越大容纳观众的人数越多，观众少的观众厅其银幕则相对缩小，所以观众厅的尺度实际上取决于银幕的大小。银幕的形状又决定观众厅的体型，新形式电影尤是如此。

不同的品种有不同形状的银幕，大视野电影的银幕尺寸决定了观众厅的高度比例，环幕电影的银幕决定观众厅必须是圆形，而穹幕电影的银幕需要一个穹顶的观众厅等等。一般平面银幕的电影院观众厅呈矩形或梯形，地面有一定坡度。

『叁』 电影院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得了解电影的分账制度是怎么运行的，目前国内实行的是分院制。也就是说电影院必须要加盟同一条院线。加盟后才能获得影片的密室。这时候影片才能实现放。院线收入占40%。影院占55%。其余的要上交院线。

『肆』 想了解一些文艺电影的资料，最好是国外的好的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一片无疑是吕克贝松转向的一部重要作品，即由作者电影向商业电影的转向。影片延续了《霹雳煞》的杀手主题，讲述一个职业杀手在一次意外中邂逅了一个13岁小女孩的故事。

集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吕克贝松在这部影片里向好莱坞证明了自己拍商业电影的能力。吕克贝松绝对是一个对电影流程及其技巧以及好赖坞电影运作模式极为熟悉的导演，以至于在这部电影里的视听语言运用的极其纯熟。

影片的开始，也就是在字幕的部分，运用了几个航拍的镜头就简约地向观众介绍了这个电影发生的地点：海洋--公路--城市的大街--小巷--最后是渐隐，黑屏。注意！这是黑色电影的标志--黑色，地下。我们看到的城市是被切割得很分散的街景，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影片由一个黑色镜头引出了主角。

但导演并不想这么快就让我们知道LEON的正面形象，而是同过一系列的超级大特写来营造人物的神秘感。一双放在桌子上的手，两只手中间有一杯牛奶。

意大利杀手在美国的亡命生涯，这本来就是个法国电影中少见的题材。我们似乎能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美国意大利社区黑帮片中约略找到一点影子。在这个大片横行的新时代，贝松出于对娱乐性的追求，着眼点、处理手法、影像风格都完全不同于马丁的纽约社会写实派电影，充斥影片始终的更多是枪战和爆炸的刺激性场面。尽管影片以感官刺激和夸张的漫画手法增强娱乐性，但成功的却是对两位主人公的独特刻画，其中的细腻浪漫之处，是我们无法对好莱坞动作片强求的。

【领衔主演】： Pink Floyd
【导 演】： Alan Parker
【出品时间】： 1999年11月30日
【出产地区】： 欧美
【影片类别】： 经典
【内容分级】： (普通级，13岁以下儿童建议由父母陪同观看)
【影片长度】： 90 mins
【对白语言】： 无对白
在1982年拍摄了一部影响深刻且引起广泛争议的同名探索电影《迷墙》(Pink Floyd The Wall)，片中没有一句对白，完全以画面结合原唱片中的歌曲以阐述了 Waters 的创作概念.
本片是“迷幻摇滚”的掌门乐队“平克•佛洛依德”1982年自编自演的音乐巨片，由逼人心魄的音乐和光怪陆离的声光效果组合而成，迷幻色彩浓厚，叙事手法前卫大胆、超越传统，被视为是当今MTV的开山鼻祖，而其中深刻的哲学理念更是在现在都为乐迷所津津乐道，更被和平主义者们视为圭臬。本片由著名英国导演阿伦•帕克执导，他的影片向来以题材敏感、尖锐著称，在本片中，他对场景的支配和调动出神入化，令本片成为音乐片中的经典之作。

一个叫Pink Floyd的男孩，幼年时二次大战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他在母亲的过分呵护下长大，始终于着意气消沉的生活，最终开始吸毒，陷入疯狂状态。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专辑其实是Pink Floyd两位成员真实生活的写照。Pink童年的遭遇同Roger Waters相象。Roger是《The Wall》的最主要的创作者，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他在这张专辑中倾注了对父亲的感情，以及失去父亲后的孤独感。Pink成年后的生活则基本上是原主唱Syd Barret的写照。Roger Waters、David Gilmour、nick Mason和Richard Wright四人将这些生命的故事组合在一起，最终创作出了神秘的有关男性精神世界幻觉之旅的专辑——The Wall。

贾曼1990年拍摄的影片《花园》。在这部以艾滋病时代同性恋者的处境为主题的影片中，作者打破了常规的时空结构，把录像资料、超8拍摄的素材与常规条件下制作的影像片段并置使用，同时配以画外音朗诵的庄严诗句，这些手法赋予影片一种激情跃动的诗意构成。影片《花园》的这种多种元素杂成的风格，使它成为这个时期最具个人风格的一部实验电影，而且有趣的是，它最后在院线的发行也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
电影年表
《塞巴斯蒂安》（1976年）
《庆典》（1978年）
《暴风雨》(1980年)
《卡拉瓦乔》(1986年)
《英伦末日》(1987年)
《花园》(1990年)
《蓝》(1994年)

诗画与暴力相揉杂的《花园》
很压抑的气氛，很压抑的音乐

蓝》
贾曼1994年的辞世之作《蓝》是以“反电影”的极端形式出现的，片长76分钟，1993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举行了世界首映，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蓝》没有活动的影像，或者说影像归零，银幕上只有一片蓝色。没有剪辑，没有场面调度，没有任何记号，企图让电影回到电影发明以前的状态，非常接近“观念艺术”，放弃了传统的技法和媒材，引发观众进入冥想的状态。
已经双目失明的贾曼放弃了在画面上的诉说。他不想发展任何故事，也不用再去承担任何一个叙事结构，他更不想去为自己即将消失的生命寻找一个自欺的
妥协的出路，或者去营造一个虚妄的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挑战了观众的窥视欲望和猎奇心态。正如他自己清楚和乐意的那样：这是他的天鹅绝唱，是他艺术上最后的一笔重彩。

《枕边禁书》是格林纳威拍摄的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影片叙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小在京都长大的日本姑娘诺子怎样获得女性自觉意识的故事。这是一部与经典好莱坞叙事，乃至欧洲艺术电影都相去甚远的影片。
《枕边禁书》以两位时代相隔、内心却有默契联系的女性的日记为叙述主轴，大量运用电脑新科技，将各个年代、各种时空发生的事件以“画中画”的形式在同一个电影平面展开，开掘出前所未见的电影语法。有些时候我们明显感觉可以用切换处理的镜头，他都以“画中画”的形式代替，平行蒙太奇在他的电影中成了“平面蒙太奇”。透过“画中画”，观者、剧中人，以及隐藏的电影导演的位置是相等的，观众所看到的人、事物无一不是透过导演之眼在观看。
格林纳威是第一个在电影中大量运用“画中画”技术的导演。就电影叙事策略而言，大小画面使时间、空间的跳跃成为可能。大小画面中的影像可以是同一时间、发生在不同地点、彼此相关的事件，如大画面是出版商与杰罗姆在出版商家中做爱，小画面是诺子返家四处寻找杰罗姆不着，（打破了平行蒙太奇的对剪常规）诺子因此驾车前往出版商家中（大小画面至此空间结合为一），她来到落地窗外看到大画面中的景象，伤心而去。而不同时空发生的事件，如10世纪宫廷女官清少纳言与20世纪90年代清原诺子的命运交相呼应，导演以同一银幕中的大小画面处理。发生在不同时间得复的事件，如诺子两次到出版社（相隔20年），同时出现在同一银幕的不同画面上。在一个大画面中创造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小画面，其大小及位置可以随心所欲改变调整，这种技术早已运用于电视。《枕边禁书》使用电脑处理影像科技，将影像一层层叠上，每一层影像可以是发生于不同时空的事件，但彼此又关联着，或互为因果，或表达同一事件，将同一个主题——性主义的书写加以变化、重复、互相结合，影像与本文既疏离又杂糅的结合。格林纳威以精确的剪辑、精心设计的故事结构、丰富的创造力及想像力将银幕上多个画面在叙述语法、电影形式的各种可能性上作了多样化的呈现，这种时间、空间的跳跃颠覆了主流电影单一性的时间顺序。尽管有很多观众没有这样的观影习惯，它在影像和叙事上的高度实验性和颠覆性造成观众读解的吃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这样的判断，彼得•格林纳威的“画中画”的使用有着明显的叙事策略，它要突显的是银幕的存在、电影导演的存在，进而对电影即物质现实的复原进行了质疑。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要表达：女性的位置。

大量精心雕琢的画面表现出的日本宫廷生活的东方情趣，当然还有大量展示的人体与书法结合的美。最特别的当然应该算是十三章“人体书法”《枕草子》的展现过程。

影片以日本宫廷女官清少纳言描述宫廷生活的名著《枕草子》为背景，以一名在人体上书写的日本女书法家诺子为主人公，展现了以书法美为代表的东方情趣，以及东方式的压迫及反压迫。影片中的情节发展，几乎都与东方书法和《枕草子》有关。诺子在父亲的熏陶下，接受了身体的书法，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书法。在母亲的熏陶下，诺子接受了《枕草子》，并以现代的清少纳言自勉。少年诺子接受着东方美学的意境和旨趣的培养。诺子最初只是一个身体书法的接受者，这是她东方女人的命运。或多或少象征男性性徵的毛笔一直在征服着肌肤，这是笔与纸的关系，也是男与女的关系。

1942年4月5日生于希腊的前卫型导演彼得•格林纳威（PeterGreenaway），被公认为最具野心且具争议性的导演。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制作自己的实验特性影片。
1987年，他拍的《建筑师之腹》以自己为主题，刻画得十分鲜明。
1989年，他拍的《厨师、大盗、情人和她的老婆》堪称一部讽刺当时英国腐败生活的
寓言，该片在美国成为备受争议的议题，并被美国电影协会评等为NC-17（限制级）。该片是他导演生涯中获得最多观众回响的电影。
1991年，他拍的《普洛斯彼罗》是最具实验性的电影，对莎士比亚的名作《暴风雨》进行重新解读。片中采用了一种革命性新仪器电子绘具箱，影像交错重叠，引发观众热烈回响。
1993年，他重新执导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剧情片《魔法圣婴》，该片对17世纪美国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进行了极度讽刺。
1995年，他拍的《枕边书》继续使用电子绘具箱的方法，为人所关注。
1999年，他拍的《八又二分之一女人》是一部关于男性性幻想的根源与结果的黑色喜剧。

，《暴风雨》是一部关于魔法、知识和权力的戏剧，尤其是一部从书本知识的占有中获取权力的戏剧。这是一个复杂的讽喻剧，我将其转向魔法与书籍的魔法这一问题上：所以我们改换成《普洛斯贝罗的书藉》这个新的题目。我编造了二十五本书，当然都是伪经，普洛斯贝罗将它们成功地带到自己的小岛上。正是靠了这些书，普洛贝斯罗呼风唤雨，报仇血恨，赐教女儿，统治海岛，呵咤风云，驱使精灵。剧作完成于1611年，那是一个冶金术统治一切的时代，在欧洲，玖瑰十字风行一时。我确信莎士比亚笔下普洛贝斯罗来自他同时代的那些把魔幻观念与科学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名人们。那时科学与魔法之间的界定尚未确立。在今天导演此片时，我们又借助了新的科技手段，我很喜欢这一内含的参照。我到过在科技研究方面领先的国家日本，那里大量的影片画面制作得益于高清晰度技术。我打算把在《电视但丁》、《厨师、大盗、他的太太和他的情人》中的种种探讨融汇起来。我很幸运地想到导演此片的形式本身同影片的内容紧密相连。

《三轮车夫》导演：陈英雄主演：梁朝伟、黎文禄、陈安姬年代：1995）
“谁也不会多看我一眼，我的世界冷得像雪”。
陈英雄的《三轮车夫》在咄咄逼人的写实镜头下，灰暗的街巷和骚动的人群散发着很强的泥土气息，砖墙斑驳得几乎被潮湿的空气抽空。急促的脚步夹杂一张张无动于衷的面孔，倏忽游移于床头榻尾，“别再浪费眼泪，现实比我想得黑，让我学会闭嘴”。三轮车夫姐弟用暴力与身体拥抱社会，是为了脱离贫贱还是激荡的青春同样渴望残酷的燃烧？大量狂乱的手提摄影跟拍镜头，或者冷静的长焦窥视，富含寓意的画面处理，不安阴郁的音乐，这是另一个的越南。陈英雄以最真诚的方式逼近了底层的生存体验，毫不掩饰生活粗砺的质感和疯狂的罪恶。这是一部有关当代越南的电影，不复对过去殖民历史的一种臆想。然而不变的是，陈英雄仍然对这块土地所深藏的一贯的热爱，一种持续的诗意，除此之外，或许正是他的成长背景，还有超然的一面。尽管有着可靠的现实基础，影片并不单纯是现实主义之作，在坚硬的力度和残酷的美感之间，苦难的底层人民，依稀温暖的人性光辉，肉体的脆弱与忧愁，灵魂所背负的罪孽与深深的虚无感，刻骨铭心的孤独，无所不至的欲望，透过影片，不难感受到陈英雄对越南以及民众、对自身现实处境有着超越性的理解。

罪恶之城》的火爆再次印证了关于“暴力美学”在当今电影界甚嚣尘上的论断。所谓“暴力美学”，其实是在中国香港由吴宇森等导演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指影片中渲染枪战、武打等场面，将暴力诗意化，并努力挖掘其中的形式美感，以迎合观众的口味。有的学者甚至从人的本性的高深层面，对影片中“暴力美学”的存在提供理论支持：人类有攻击和残暴的本能，暴力镜头引发内心深处的共鸣，让人获得快感。比如，很多人喜欢看《动物世界》中狮子猎捕斑马的场景就是这个原因。这样，“暴力”就满足了“美学”的诉求。

先说几部，如果喜欢请加我，谢谢

『伍』 早期美国商业电影运作机制有哪些

早期美国商业电影运作机制基本上都是靠广告

『陆』 电影的导演、制片人、监制、编剧、策划、出品人等都是干什么的大小顺序是什么

• 导演：导演，是制作影视作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用演员表达自己思想的人。是把影视文学剧本搬上荧屏的总负责人。

• 制片人：制片人一般指影视剧制片生产制作人。 全权负责剧本统筹、前期筹备、组建摄制组，摄制资金成本核算、财务审核；执行拍摄生产、后期制作；协助投资方国内、外发行和国内、外申报参奖等工作。

• 监制：监制是电影工业中不为人知的核心角色，他们负责电影的日常运作与策划。

• 编剧：编剧是剧本的作者。编剧以文字的形式表述节目或影视的整体设计，作品就叫剧本

• 策划 ：影视策划，就是策划影视剧作，包括制片前中后期及过程中的对内制片工作和对外宣传，广告等等方面的工作

• 出品人：出品人负责影片前期的市场调查，看类似的影片的电影市场是否有前景（比如说票房情况、受欢迎程度、续集的可能性等），通过调查来决定是否值得出品该影片。

  接下来我们来排一下顺序：出品人>制片人>监制>导演

  可以兼职的有导演，策划，监制，编剧，制片人。但是出品人是无法兼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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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制作

一般商业电影的制作，大致可分三个步骤：

一、拍摄前的工作，包括提构想、写故事、分场大纲、签导演、列预算、编剧本、看外景、找演员，以及决定制作小组的成员。

二、拍摄中的工作，即在导演的指挥下采密集作业方式进行，并由执行制片监督经费开销、拍片进度和一切行政事宜。

三、拍摄后的工作，包括剪接、配音、配乐、设计字幕、制作预告片，以及展开上片前宣传等。

在摄制过程中，导演应有详尽的分镜计划，并拟定拍摄顺序，以便在灯光变动、演员支配的压力下，求得快速之推展。对于摄影机、镜头的选择，灯光的陈置，剪接、配乐的安排，则须工作人员与导演密切配合，以达到所需之效果，故一部电影是群体的创作，也是导演在各种张力下暗藏个人视野的艺术品。

私人独资拍片限制少，只须根据片型（实验电影、剧情片或记录片）决定拍片方法。或是列出精细之分镜表，完全按照事前意图拍摄，达到尽量节省胶片之目的；或是无止尽的猎取满意镜头，再由事后的剪辑阶段理出清晰的脉络。这种影片，最符合个人创作欲求，更具陶冶心性、提升感情的作用。

参考资料电影制作 网络

『柒』 电影院经营管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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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中国电影的运作过程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的审批制度是很严的.拍电影时,应该是写好了剧本以后,再送电影局审批,通过以后就可以立项,然后找投资商.电影制片厂或者公司只是提供资金和进行影片的发行.制片人是老大,导演都要听他的.至于审批过程,的确很神秘,但是据我所只,目前我国对色情片\恐怖片都持观望态度,基本上不给予审批,还有就是使用双结尾的影片不通过,演员露点的也不行.院线购买影片拷贝,然后发放到各个影院进行放映.

『玖』 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 加分100！

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生产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家投资、以宣传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这类系列大片当时相当引人注目。第二类是艺术片，它们不如80 年代那么前卫。因数量上( 而非质量上) 的锐减逐渐成为少数派片种。第三类是娱乐片或商业片，它们题材多样，价值观各异，已经成为电影生产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艺术片和娱乐影片越来越接近官方意识形态，而主旋律影片则逐渐显露出商业特征，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艺术影片导演，199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片即可作为代表。其结果是，艺术、政治和资本结成了新联盟。这是一个强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创作力转向市场，也在90 年代暂时促使年轻的“地下”或“独立”导演同时在制片厂体制内外尝试电影运作。[1]

纷繁的“后社会主义”电影图景
在当前的英语学术研究中可以区分以下几种“后社会主义”观念：(1) 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签，(2)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结构，(3)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系列美学实践，(4)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毕克伟(Paul Pickowicz) 是把后社会主义与中国电影联系起来的第一位学者。他受到詹明信后现代理论的启发，推演出针对当代中国的一套类似体系。如果说“现代”指的是“在18、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后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化”，“现代主义”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出现的先锋……文化”，[2 ]那么，对于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研究来说，现代主义框架就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建设性，而只会产生误导，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使得现代主义非合法化的历史过程。出于同样原因，毕克伟从历史主义基础出发，强烈反对后现代主义框架：“后现代框架主要指后工业语境。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前提的。”他主张不用“后现代”，而用“后社会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应物”。他认为，既然“后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前提”，这个新框架就可以解释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国晚期文化的痕迹、民国时期现代文化或曰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残迹，也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
毕克伟把后社会主义用做一个历史分期标签，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一种负面的、反乌托邦的文化状况”。然后，他进一步把中国后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流行的看法”，“一种异化的…… 思想和行为模式”，而它们无疑在毛泽东去世前就已出现。[3] 从这一定义看，后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情感结构，在毛泽东时代一直被压抑，在后毛泽东时代则得到了有力表达，异化和幻灭是它的两个主题。毕克伟在研究黄建新的第一个城市三部曲时，认为《黑炮事件》(1985) 是对列宁主义政治体系的后社会主义批判，《错位》(1986)通过“戏仿”(mimicry) 将后社会主义与荒诞派戏剧联系了起来，《轮回》(1988) 则表现了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听天由命和杂乱无序的状态。在另一篇文章中，毕克伟进一步用《顽主》(1988，米家山导演) 和《疯狂的代价》(1988，周晓文导演) 作为后社会主义城市电影的例证。他从改革时代电影生产的政治经济角度得出结论说，20 世纪90 年代初是一大团矛盾，此时半持政治异议的导演(如张艺谋和陈凯歌) 专门创作逆向的东方主义作品，而张元(1961 年生) 与何一(何建军，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导演则在制片厂体系外拍片，甚至还有一些与创作初衷适得其反、可能会削弱国家权力的糟糕的宣传片。[4]
毕克伟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情感结构，后社会主义可以体现在一系列不同的电影作品中。只要它们表达了一种异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将谢晋于后毛泽东时代初期导演的电影，也可称为后社会主义。因此，后社会主义可以进一步看成各代导演采用的一套另类的美学视角。所谓“另类”，也就是与毛泽东时代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不同。就城市电影而言，《本命年》(1989，谢飞导演)就先于第六代之前，描述被边缘化的出狱犯人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区中拼命挣扎，深刻地表达了幻灭与悲观的情绪。裴开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毕克伟的后社会主义观念，兼以涵盖电影风格。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后社会主义能否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补充? 它对其他风格的拼贴(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戏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学类似于后现代主义?”[5]换言之，我们能否按毕克伟所说，在阐释后社会主义问题时，不需面对它的他者——后现代主义?
对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张旭东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绝对的否定。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后现代也是后革命、后社会主义”。[6]他们心目中的后社会主义观念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它囊括了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状况中所有可想象到的方面，这一状况导致了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张旭东在对当代中国的双重勾勒(后现代主义与后社会主义) 中，分析了极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改革的两面性、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主义) 的乌托邦冲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市场的疯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他们如今分化成几个彼此论战的意识形态阵营)。张旭东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分化、矛盾、两极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显，造成了焦虑”——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于是随之出现在这个可以确认为是“后社会主义的” 社会。[7]
以上我简述了近年关于后社会主义的英文学术成果，旨在说明“后社会主义”并非是涵盖整个后毛泽东时期( 即1977 年后的“新时期”) 的一个单一概念。相反，我把后社会主义看成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多样的文化图景。在这一图景下，具有不同美学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重新调整、重新定义自己新的战略位置。我之所以强调“不同”，是因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导演出现的时期代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章。这一时期有时被称为“后新时期”，它与毕克伟等研究的新时期有显著差别。[8]因此，研究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电影要求我们关注新的文化生产、艺术追求、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制度变迁等问题。

新千年交替的收编和共谋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一下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电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12 月同意中国正式加入) 时代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此，我加上了地下电影所代表的“边缘”及其自称的真实、现实，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们现在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艺术、政治、资本、边缘作为四个互相竞争的力量，看一下它们相互抗衡和结合的形式( 见图)。
首先，艺术以想象为特征，由创造力产生，它追求美学、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取相当的资助，制作艺术电影，对象是国内外受过教育的小众。其二，政治的特点是权力，由审查制度维持，追求宣传和控制，利用国家拨款制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将其加诸于全国观众。其三，资本以金钱为特点，由市场推动，追求利润和控制，从民营企业——有时也有国家来源——获得大量资助，制作针对大众的娱乐片。最后，边缘以真实为特点，以异议为灵感，追求现实和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得低成本投资，制作“地下”或“独立”电影，主要在海外传播，偶尔也通过非正规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国内传播。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是，四种力量现在都把市场( 包括国内和海外市场) 作为它们的核心中国电影| 产业与叙事舞台。除了政治和边缘之间的扭结外，各种力量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和妥协。政治重新调整了与艺术的关系，从全面控制改为诱惑和收编。而艺术也可能会自愿融合政治，有时甚至达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黄健中导演)和《国歌》(1999，吴子牛导演)。同样，资本也改变了对艺术的战略位置，从控制转向收编。有时，声誉和利润分成的诱惑推动着艺术融合资本，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王小帅导演)；或与资本共谋( 甚至依赖资本)，如《英雄》(2002，张艺谋导演)。[9]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联系是最不稳定的。从现有格局来看，艺术常常漠视边缘声称的真实，而边缘则揭示后社会主义现实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艺术的姿态，如《小武》(1997，贾樟柯导演)。[10]有时艺术和边缘之间会出现奇特的结合或妥协，如《月蚀》(1999，王全安导演) 和《苏州河》(2000，娄烨导演)，它们都类似地下电影，却公认取得了艺术成功。边缘顾名思义必须对资本表示蔑视，但在实际操作中，边缘可融合资本，而资本则部分收编了边缘，其方法是通过投资拍摄某种“中国”的现实，它被认为比艺术和政治所表现的中国现实更真实、更客观，如《邮差》(1995，何一导演) 和《站台》(2000，贾樟柯导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最醒目的变化出现在政治和资本的联结上。政治和资本以分享利润和资源为借口，达成了共谋关系。紫禁城影业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确性，也追求最佳市场效应。[12]《红色恋人》(1998，叶大鹰导演) 和《不见不散》(1999，冯小刚导演) 这两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业片，是这种政治—资本伙伴关系的早期产物。扭结和妥协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就是政治和边缘之间的联系，那里是可能存在政治异议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场所。但由于被政治禁止、被艺术忽略，边缘的影响和所呈现的现实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国际电影节上被人接受，如《鬼子来了》(2000，姜文导演)。既然民营资本可以轻松吸引潜在的边缘者来搞艺术，边缘作为异议和反抗场所( 或者如白杰明所称的“寄生地”) 的未来，仍是无法确定的。[13]边缘缺乏与国内市场的结合，也使其成为新千年中国电影业政治经济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国电影业再次被艺术、政治、资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确切说被这三者的重新联合( 包括各自对边缘的收编) 所控制。
邓光辉在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时，找出了一种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电影”包括艺术片、娱乐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电影。邓光辉注意到新生代在叙述、影像风格上朝新主流运动，娱乐片则喜欢快乐原则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题材，艺术片从文化批评的象牙塔沉沦到了个人幻想的后台。[14]如果重新阐释邓光辉的说法，可以说在主流的后社会主义制片模式中，收编和共谋已经是其有机成分。我对“新主流电影”这个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邓光辉的一个论点，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变化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如戴锦华所说，“在80 和90 年代的社会纷乱中被放逐的边缘文化力量，现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开始挺进中心”。[16]戴锦华质疑两种针锋相对的未来相当令人深思：“边缘是否正在成功进军，占领中心? 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
工业及其市场策划了一场夺权? 新一代导演是给飘摇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活力，还是体系淹没了软弱的个性艺术家?”[17]尽管戴锦华希望她的两种极端的未来图景都是错的，但我觉得新千年的迹象表明，后社会主义制片系统在迅速融合，电影艺术家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和共谋性，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职业化，他们是被迫卷入而不是“挺进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当今无所不在的市场。
表面看来，中国电影在WTO 时代存活下来的必要性，是最近艺术、政治、资本战略结盟后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国家在媒体业中采取了进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现有的制片厂为基础，发起成立了区域性的电影集团，另一方面则把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出版等整合成规模宏大的媒体集团。从制度上来说，现在的行业改组迫切要求各种力量进行更多融合和妥协。雄心勃勃的导演们则欣然抓住机会，宣布他们在市场中的存在( 虽然也许还未宣布他们自己的艺术声音)。传媒也对新一代城市导演投入了许多关注。从2002 年起，中国每年引入的好莱坞大片计划将增加两倍或三倍。在中国与好莱坞的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导演被看成中国的先锋。
很多新一代城市导演对WTO 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保持乐观。2000 年在回答《大众电影》杂志提出的问题时，王小帅说，好莱坞对中国艺术导演的冲击不会太大，中国电影应发展更多的“东方特色”。以地下电影《北京杂种》(1993) 著名、但已于《过年回家》(1999) 后重返“地上”的张元，把引入的好莱坞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占领”，但认为年轻导演凭自己的才能和风格，会在未来十年成为最有希望的中国影人。在《头发乱了》(1994) 之后导演了《古城童话》(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认，大家已达成共识，那就是电影首先必须“ 好看”，导演若不考虑市场因素就会遭到抛弃。张杨拍了两部票房成功的影片，《爱情麻辣烫》(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说得更直接：“我觉得好电影就有商业性”。[18]但是，正如真实、客观、现实、真理等概念一样，这些导演没有定义他们说的“好电影”或“好看”是什么意思。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艺谋认为第六代的美学有泛泛之嫌，也许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仿佛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和参照物”，导致他们明显缺乏开创性的作品。[19]不少批评家也在新千年的新电影中注意到这种经典缺席的遗憾。
可以说，WTO 时代的后社会主义市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城市导演的艺术风格( 从先锋到通
俗剧式)、意识形态立场( 从激进到保守)、体裁实验( 从喜剧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驳杂复杂。他们虽有明显缺点，但在新千年出现的新导演数量( 包括大量独立制片)，以及他们某些处女作引人注目的特点，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引用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语录，世界属于年轻人，虽然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义中的红色王国，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个人空间，而是一个受到后社会主义电影业的力量场——资本、政治、艺术、希望还有边缘——相互作用的广阔天地。

注释：
[1]有关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概述，见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页.
[2] 毕克伟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页.
[3] 毕克伟引文同上书，60-62、80-83 页.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页.
[5] 裴开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页.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页.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页.
[8]参见Xudong Zhang 编，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岁的单车》是一部感伤的艺术片，由台湾和法国联合制作。《英雄》是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伦比亚亚洲公司都参与制作。
[10]张艺谋的话阐述了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这种张力：“其他阶层的人中也存在着这种年轻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们不清楚这一反叛针对的是政治、艺术形式、艺术内容、上一代，还是传统美学。” 见Frances Gateward 编，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页.
[11]在制作《站台》时，贾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制作公司、日本万代娱乐公司、法国Artcam 公司的资助。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艺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从海外获得了很多资金，1999 年却抱怨年轻导演与资本的共谋“第六代很有实际考虑。这是无法抗拒的 ：对金钱的需求，审查制度造成的两难处境，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等等”(同上书，162 页)。
[12]我给“民营”这个词加上引号，是因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国家资本建立的，投资的518 万元来自以下政府单位：北京电视台(25.5%)，北京电视艺术中心(25.5%)，北京电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24.5%)。见《1997 中国电影年鉴》 ( 北京：中国电影年鉴社，1998)，第342 页. 在推出大受欢迎的“贺岁片”后，紫禁城在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成绩骄人。
[13] 白杰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页.
[14] 邓光辉. 论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意义生产. 当代电影，2001，1 期.
[15] 对从上海发出的“新主流电影”的提法的批评，见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页.
[16] 见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编，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页.
[17] 同上书，97 页.
[18]李彦.WTO 来了我们怎么办. 大众电影. 2000，6，50-53 页.
[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页.

『拾』 拍一部电影需要哪些工作人员

1、导演

导演，是制作影视作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用演员表达自己思想的人。是把影视文学剧本搬上荧屏的总负责人。

2、监制

监制是电影工业中不为人知的核心角色，监制负责电影的日常运作与策划。

3、演员

演员，是指专职演出，或在表演艺术中扮演某个角色的人物。在创作风格上，一般可分本色演员和性格演员两种。

4、场务

剧务主任领导下的几名剧务，场务各有分工。有的人负责车辆调配，有人负责食物、饮料的采购供应，有的人负责财经与会计共同解决经济帐目问题。还有人负责全组人员的车、船、机票、开具各种证明信件等。

5、布景师

布景师电影发展初期，主要负责画幕布景或构筑式布景的设计和搭建任务的设计人员．布景师并非是美术师的同义词．在当代电影美术创作中，布景师知识承担隶属于总体美术设计中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