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小说电影电视剧有哪些

① 电视剧《红高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红高粱》中篇小说，原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三期。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电影解读文学，文学诠释电影。

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赶跑劫匪的轿夫余占鳌所吸引。三天后新娘回门，与余占鳌在红高粱地里激情相爱。新婚丈夫被人杀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酿酒厂。在赶走其他土匪之后，余占鳌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喷香的好酒。9年后，日军强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余占鳌带领乡人报复日军，乡人们全死了。痴呆的余占鳌，站在女店主的尸体旁，放声高歌

《红高粱》的叙述沿两条线展开，主线是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辅线是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发生的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

小说对题材的处理体现出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是以追忆的姿态讲述的故事。在莫言的艺术世界里，蕴含着中国农民的生命观、历史观、乃至时空观。

《红高粱》的叙事策略和语言方式追求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小说的展开是由感觉引导，情绪推动。

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在语言运用上，《红高粱》追求一种富有力度的表达，一切都服从主题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重视感觉，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还有对于语言色泽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

《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小说用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红高粱，赋予红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显然，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的英雄；也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余占鳌和戴凤莲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戴凤莲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余大牙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小说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戴凤莲让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那惨烈的死亡，等等。因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描绘一方面强化了生命意识，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余占鳖与戴凤莲野合，为了占有戴凤莲将单家父子杀死，这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尺度来评价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对此作了肯定性描写。即使是对余大牙这个贪财好色的人，作家也赞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个特殊角色——“我”的诞生。在作品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余占鳌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对爷爷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与仰叹。余占鳌等人与“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距离，一种对比。在这种距离与对比中，作家一方面强化了对余占鳌等体现的那种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对那种生命力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说中“我”才慨叹：“先辈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打乱时空结构的意识流式的叙述方式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鉴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奇特的感觉为动力，改变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黄黄，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等等。小说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规而显得十分新奇。例如说死神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说死骡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阳的曝晒下突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说“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等等。此外，在叙述过程中，作家有时故意插入一些与总体叙述风格相背离的语言。例如“我”看到母亲的小脚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借92岁农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顺口溜；引录一段县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诙谐的色彩。强烈的生命意识、[2]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题材与上述不同艺术手段的融合，使这部中篇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部分章节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颤，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 “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慢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
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

② 电影红高粱剧情简介

九儿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九儿始终不吭声。九儿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鳌发生了感情。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九儿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

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九儿赎了回来。但余占鳌看到九儿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九儿，余占鳌才罢休。余占鳌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儿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

九儿的儿子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九儿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九儿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余占鳌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

愤怒的余占鳌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余占鳌拉着儿子的手，挣扎地来到九儿的尸体旁。日食，九儿的儿子放声唱起了童谣：“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2)红高粱小说电影电视剧有哪些扩展阅读

角色介绍

1、余占鳌

演员 姜文

余占鳌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人，他个性刚烈，性格中有一种粗野、狂暴，但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他是百里闻名的轿夫，在高粱地里他与九儿“野合”，他酒后冲酒槽撒尿，为报亲仇怒杀日本鬼子，这都是余占鳌做的事情。

2、九儿

演员 巩俐

因为一匹骡子，九儿的父母要嫁她给一位拥有一座酒坊的麻风病人。九儿乘坐花轿出嫁时，在途中被一名强盗拦截。九儿的丈夫死后，九儿接管了酒坊。

后来，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九儿的老朋友被日本人杀害，于是九儿要向日本人复仇，她请她的工人来帮忙。为了不让工人们饿肚子，九儿带来中饭犒劳大家，结果被日本人杀害。

3、罗汉大叔

演员 滕汝骏

罗汉大叔是李大头家的伙计，李大头死后，九儿让他来当家，是他把李家的烧酒锅重新支起来的，他私下里对九儿也十分的敬重。罗汉大叔被日本人抓住后，残忍的被剥皮杀害。

4、土匪

演员 计春华

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九儿赎了回来。但余占熬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九儿，余占熬才罢休。

③ 电影《红高粱》与小说《红高粱》有何差异，具体分析

在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在讲述的革命与国家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话语和谐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做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很多人都会对前辈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决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欲和情欲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最吻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 小说和影视剧是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就载体媒介而言,小说叙事依然是语言文字,而影视则依靠的画面组构连缀;小说的传播依靠的纸质媒介,影视则是电子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文化载体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叙事艺术上的差异。但是它们之间之所以能够转换,是因为它们在故事的组构
我们分析小说《红高粱》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即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然后通过分析张艺谋的电影手段，详尽描述《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所产生的主要差异,最后运用文艺批评方法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张艺谋获得国际成功的深层文化因素。莫言的语言是完全的乡土特色，很好辨认：他写不同人物的的视角，尤其是写女性身份的戴凤霞（即电影里的“我奶奶”九儿），她是莫言小说中有个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她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会性别，她的生命力明显更有光彩。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复合型的，他们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个混蛋，但于大是大非，民族大义，他们却是勇敢无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种在血液里传承的民族精神，当你在《红高粱》里看到”我爷爷“土匪余占鳌，坏事做尽，好事干绝”这么句话，你不由得不为拍案惊奇，妙！那张艺谋的改编电影呢？《红高粱》出名之后，表面上看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是张艺谋的《红高粱》，有多少人听过莫言啊！这其实是不正常的，造成了这种偏差——是因为电影比小说更具消费性。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它所获得的表现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为大众消费品的它却容易陷于一个误区——追求纯视觉的感官刺激，即所谓的“唯美主义”。

④ 关于 电影红高粱和小说红高粱的比较

电影红高粱和小说红高粱的比较

日志 红高粱，小说和电影remexwang 发布于：2008-03-23 11:43

这次“猥亵”的对象是莫言。张艺谋的《红高粱》。
在我对电影发生兴趣时，功成名就的张艺谋却已在他的艺术探索的路上，越走越偏，差不多沦入“唯漂亮主义”的可耻境地；而莫言这个山东高密的可爱老头还在他的东北乡笔耕不辍（按：他的《生死疲劳》我还在读）。
先说小说，1986年的小说，我可以拿它来跟《檀香刑》作个比较。我实话实说，《红高粱》没有《檀香刑》精彩。倘要拿出莫言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证据，《檀香刑》更加合适些。不过作为莫言高密东北乡世系中抗日战争的那部分的《红高粱》在精神气质上与清末时期的《檀香刑》是一脉相承。
莫言在写高密东北乡这片他所钟爱的热土时是倾注了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时相等的感情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是一群真是可爱的人。尽管莫言用上了怪力乱神的笔调，但在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遭遇时都是围绕着一个不变的主题的，我要说，那就是对生命的礼赞，没错，这点被经常运用到描述张艺谋在这部电影中的成功，但这不是张艺谋自己的东西，而是小说中的东西。莫言写的东北乡是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那种洋溢在文字中生命的张力使得那些魔幻笔法真是可触。
而莫言的语言则是完全的乡土特色，很好辨认：他在《檀香刑》里写不同人物的的视角，简直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尤其是写女性身份的孙眉娘，那当真是神来之笔。而比较下来，《红高粱》里通过“我”来旁白叙述的这个故事中”我奶奶“（小说里提到叫戴凤霞，电影叫九儿）就逊色多了，其实这两个女性角色是很有可比性的，她们是莫言小说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她们追求真正的幸福（通过性福表现），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会性别，她们是雷同的，但孙眉娘明显更有光彩。
关于这种女性角色有一点很有意思，她们在小说里虽遭社会舆论伤风败俗的非议，但未因此受到任何伤害，仿佛这高密东北乡只有缠小脚这个封建陋俗似的。这可以看出莫言对自己家乡的感情来了，显然这是莫言主观上的东西。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个混蛋，但于大是大非，民族大义，他们却是勇敢无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种在血液里传承的东北乡精神（莫言也对这种精神的退化感到心痛），例如《红高粱》里写”我爷爷“土匪余占鳌，坏事做尽，好事干绝，我不得不为这么句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话拍一下大腿，妙！
莫言的小说里是一片野性土地上生命力（性欲为象征的）旺盛的山东高密东北乡人。
那张艺谋的改编电影呢？（按：莫言参与编剧）
电影自从获得第七艺术的身份确认后，号称是前六种艺术的综合。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是否已经对电影俯首称臣了呢？
表面上看是这样，我们都知道《红高粱》是张艺谋的《红高粱》，多少人听过莫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其实是不正常的，正是我一直”痛心疾首“的消费主义造成了这种偏差——电影比小说更具消费性。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它所获得的表现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为大众消费品的它却容易陷于一个误区——追求纯视觉的感官刺激，即所谓的“唯漂亮主义”（张艺谋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他自己对此仍然沾沾自喜）。

原谅我用在线视频这种糟糕的方式看这部电影，张艺谋这个摄影出身的导演对画面的追求是一贯的（现在他只追求画面了），《红高粱》首先在视觉上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在这里不用赘述。但有一点我要指出，张艺谋把电影拍到了黄土十八里坡，与莫言小说里有着肥沃黑壤的东北乡想去甚远，不知是不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不愿为山东省张目，哈哈，一个玩笑。不过张艺谋的这种地域移植总算不是不伦不类，小说的精髓电影里有，那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我不愿老说它，有点矫情），抓住这个内容，形式可以千变万化。

不过即使如此，张艺谋还是对影片的内容做了一些改动，这是电影改编的需要，但也是电影这消费主义走狗的可耻保留，例如，对“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或是日本鬼子剥罗汉爷爷的皮这血腥场景，电影都是点到为止，对小说内容这种削弱，我们不能当成什么事情也没有。但这怨不得张艺谋，他又不是帕索里尼。对至今仍以种种借口不肯推出电影分级制度的中国电影监管，我无言以对。要中国电影真能不受这气，《红高粱》怕是要被划到NC-17里去了。

对读过小说的我来说，被省去的这部分画面跟李安剪刀手内地版《色·戒》是一个性质，是电影的一种自我阉割，也是对小说的一种精神阉割。

这种阉割同样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处理上，电影里的人物甚至没有这篇小中篇里的丰满。

巩俐的表演虽然卖力，但张艺谋没给这时的爱人更多的空间，“我奶奶”在电影不够野性，大部分人可能对劫花轿时，“我奶奶”面露微笑感到不解，光从画面上是看不出门道的（电影语言的限制），显得有些突兀。而在小说里，看到“我奶奶”之前的心理活动，此时看到她的笑容，你就可以对这个形象追求幸福（性福）的判断进行确认了。

姜文的表演很到位，对电影安排给他的角色他游刃有余地完成了。电影对“我爷爷”这个人物进行了删节，不过老实讲，小说里对这个人物的描写也有点夸张了，这是莫言的嗜好，把男主角写得神乎其神，无所不能。电影的安排更符合逻辑，观众更容易接受，算是改编的成功之处。

滕汝骏依然是《那人，那山，那狗》里那种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闷角儿。这里面也有一处很有意思：电影里安排了罗汉爷爷的出走，这可能又让观众摸不着头脑了。小说里没这个情节，小说里“我奶奶”和罗汉爷爷还有一笔糊涂账呢！电影可能觉得要按小说来，太伤风败俗了，但却安排了罗汉爷爷的出走，明显是有点三角恋的意思。用巴赞那厮的话来说，张艺谋此时对电影的改编是“比皇帝还保皇”，这个安排如果不被视作是电影对小说的致敬，那就是横生枝节！

在我出生的那年，张艺谋藉此片走向了国际，获奖无算。从《红高粱》这部作品看，他的成功毋庸置疑。但想想他为什么成功，你就要发现《活着》背后的余华，《大红灯笼高高挂》背后的苏童，《秋菊打官司》背后的陈源斌。现在他翅膀硬了，是国际名导了，可以随心所欲地鼓捣电影了，我看他就是个不知所措的裱糊匠！

看看他这些年的作品，《英雄》如果作为一种尝试还情有可原，《十面埋伏》那就是无可救药的自我感觉良好。（按：《满城尽带黄金甲》我没看）。

据说，《十面埋伏》中那场莫名其妙的打斗中的雪景是他们在乌克兰拍外景时意外遇到的，老谋子遂即兴发挥，并美其名曰：天助我也！听听，张艺谋这个独夫是怎样对待电影创作的，他以为自己是在捏面团儿啊！

对张艺谋电影唯漂亮主义的批评并不是重点，现今的电影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摒除消费主义这种外部因素，从电影自身，也是有探讨的地方的。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填补了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之间的鸿沟，但相较于其他六种艺术，它显然还太年轻！它没必要也不可能抗拒其他艺术的渗透。

回到小说与电影，至少在目前，我认为电影远未能到离开小说这个奶娘的程度，或者我们根本不需要割裂它们联系的提法，电影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小说的一种，小说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电影的一种。这倒让我想到我的专业公共行政当初与政治不清不楚的关系，当然，那是另一个艰难的论题。

8.3/7.9

红高粱 (1987)

影评(34)

http://www.mtime.com/my/remexwang/blog/102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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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红高梁电视剧与电影红高粱有什么区别

红高梁电视剧与电影红高粱的区别
电视剧版《红高粱》转变了人称的视角，增加了更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弥补了原著的“缺憾”。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
在原著和电影版《红高粱》中是以“我爷爷”的男性叙事角度来进行的，而电视剧直接采用“九儿”作为叙事主题，并对其进行深度刻画。
此外,还塑造出县长朱豪三、九儿的初恋情人张俊杰等一系列支线角色。原著莫言表示,电视剧版的《红高粱》,不仅容纳了更多电影版未涉及的元素,也深度扩展了如九儿家世背景等小说中人物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电影及原著小说中留下的缺憾,是文学作品改编的成功案例。

电影《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期间从高粱地的野合到抛洒爱国热血只用了较为简洁的讲述，大部分是风土人情的展现和人物个性的突出，剧情与剧情之间由叙述者来连接，思维较为跳跃，但场面依旧震撼。
电视剧《红高粱》比电影版添加了更多新的元素和剧情。“剧中有九儿的三角恋、九儿与情人私奔,还有九儿和嫂子宅斗,更有最后成抗日英雄的情节,这些高密度的情节容不得观众有半分抽离。”而且在电视剧《红高粱》里,人物的个性鲜明，但是也会存在一些变化，你很难用好人和坏人去界定剧中的人物,环境与觉悟都是相伴相依的。

两部影视作品表现额时候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
拍摄画面上电影偏深红，是对生命力量的一种体现，电视剧偏橘红大量用光线来凸显人物；音乐音效上电影声音高亢，运用喇叭、唢呐等传统乐器来体现民风民俗，更是加上地道的合唱来展现生命的张力；环境上，虽然都是大片的高粱地，但电影尘土飞扬显得更加的荒凉，也将东北真真实实的展现出来。电视剧环境更加秀丽，房屋也很整洁，展现了繁华的县城和人来人往的世俗气息；服饰上男主都是赤膊加根裤腰带，女主却因为选角的不同服饰也有很大差别，巩俐身材丰满，朴素的棉袄裹身，周迅较小俏皮，头饰精致，衣裳华美，更有潮味十足的吊脚裤。
电影突出的是那个年代的风土人情和历史背景，电视剧突出的是人物性格矛盾冲突和民族大义高于一切。

⑥ 红高粱 电影和电视剧 哪部接近原著

红高粱电视剧人物多些 很多也是原著中的 但是这个电视剧总体感觉不接近原著 不好看
好高粱电影更接近原著些

⑦ 电影,红高粱与电视剧红高粱,剧情有什么不同呢

巩俐版红高粱与周迅版红高粱区别：

PK身材

巩俐丰满 周迅瘦小

在《红高粱》原著中，九儿即“我奶奶”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嫁给一个强壮的男人，谁料贪财的父亲却把她嫁给了麻风病人。她在绝望中不顾一切地接受了余占鳌。她充满血性，由于管家与情人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她和她家的财产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剥，她下决心要打鬼子。她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余司令喝了去杀日本人，让儿子豆官跟上余司令为罗汉大爷报仇，而自己牺牲在伏击日本人的战场上。

小说里描写九儿“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奶奶脑后垂着一根油光光的大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银锁。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摇的杨柳”，这立刻就让人联想到巩俐那丰满的身材，厚厚的嘴唇，裹上红色的棉袄，风情万种。如此看来，周迅娇小的身材与书中描写相去甚远，难怪有网友质疑“周迅那个体型演的红高粱，感觉就像找了奥黛丽赫本演莫妮卡贝鲁奇的角色一样”。
PK气质
巩俐性感 周迅娇俏

在电影《红高粱》里，巩俐给人的印象，泼辣豪爽、野性狂放，强悍中偶尔又带点羞涩，是个十足的西北女性。从《红高粱》以后，巩俐也走上了这种大妞的路子，无论是《秋菊打官司》，还是《周渔的火车》里，扮演的角色多半也是大气、成熟范儿，性感的味道也逐渐历练出来。

而周迅自从2004年《大明宫词》后就未再涉足电视剧，十年后再次回归，要挑战的不仅是《红高粱》这个经典角色，气质上也与巩俐留给大家的印象截然不同。一直以来，周迅走的都是娇俏灵动气质，无论是当年的俏黄蓉，还是近年的《大魔术师》、《听风者》，都逃不脱活泼可爱的感觉。

PK演技

巩俐“国际腕” 周迅“小花旦”

要挑战“九儿”，演技是必须过的一道坎。《红高粱》拿下柏林金熊奖，23岁的巩俐一举成名，从那以后，她红得一发不可收拾，《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分别获得“金棕榈奖”、“金狮奖”，还是华人迄今唯一主演影片包揽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演员，她还拿过香港金像奖影后，担任过威尼斯、柏林、东京、戛纳等国际电影节评委，绝对是国际范女星的第一人。

周迅虽然算是后来者，不过顶着四小花旦名号出头的她，也是公认的演技派。金像奖、金马奖、金鸡百花影后并非浪得虚名，她不仅是不少导演的心头好，而且现在也开始往好莱坞发展。此番，对于周迅出演九儿，不少网友也充满期待，连莫言也认可：“她和九儿一样都是非常有灵性的女人，非常期待她的表演。”

电视剧版《红高粱》中，“九儿”成主线

虽然有电影《红高粱》金玉在前，不过电视剧版却有不同的风格。编剧赵冬苓透露，将以女主人公“九儿”的命运为主线展开，还将增加她出嫁前的生活。她在解析人物关系时表示：“对九儿和余占鳌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莫言先生在后记里说到他对男女爱情的理解，其实既是爱又是恨。我们把九儿和余占鳌写成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互相征服、爱恨交加这种关系。所以我给九儿的故事往前延伸了一段，她原是单纯的、相信爱情的女孩，结果经历一系列波折，成长为个性鲜明、敢爱敢恨的女性。”此外，剧本中还增加了一位“曹梦九”，莫言希望他能发展成电视剧中三足鼎立的人物，借由这个半文半武半野蛮的县长产生现实对照。

⑧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有哪些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有：

1、红高粱：

《山楂树之恋》是由张艺谋执导，周冬雨、窦骁等主演的爱情片，该片于2010年9月16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艾米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静秋、老三之间相识、相恋，最后天人永隔的故事。

⑨ 穿越小说中有红高粱电视剧位面的小说叫什么

穿越小说中有红高粱电视剧位面的，主角是从唐朝穿越的,他的女人也从唐朝穿越,好像姓洛,最后相认。。。

⑩ 红高粱改编电视剧怎么与小说不太一样

文学经典和电影经典的电视剧化改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然而本周一开始在东方、山东、浙江等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版《红高粱》，又掀动了这个话题。面对小说和电影两座“高山”，电视剧究竟是“大胆往前走”进行颠覆，还是小心翼翼守护着观众心中的经典？编剧赵冬苓交出了自己这份注定将被无数次比较和争议的“答卷”。
“电视剧和莫言在精神内核上保持一致，那就是人性的张扬、强悍的生命力和狂野的精神。”这位著名女编剧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同时，根据电视剧载体的特性，她又改变了原著和电影中的写意风格，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
“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环境。”因此，电视剧一改原著和电影的思路，选择从“九儿”的女性视角出发，而非男主角余占鳌。赵冬苓表示，这是她创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鳌是土匪，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时第一件事就是要割断社会关系，而九儿却一直生活在民间。电视剧要铺排各种社会关系，无疑，九儿这种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这样的鸿篇巨制。”
——以上都是编剧自己谈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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