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美国电影的观赏性和殖民性

① （40分）谈谈对美国电影的感受（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

一个国家的文化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单一的就某一方面来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当代美国的社会文化行成的重要因素。90年代起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尽管美国经历经济滞胀和1979-1982、1990-1992、2000-2003年的四次经济危机，但是整个说来美国经济仍然在发展。在外交政策上，2001年“9·11”事件前美国实行了比较现实主义路线的重大调整。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明显强化。但是“9·11”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明显向右转。 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文化断裂的现象，对过去的历史的含义存在分歧的意见。这种文化的断裂促使社会去关注历史，关注过往的事件与含义。社会科学家认为，为了使社会凝聚在一起，当今的一代需要有意识地将现在与过去进行比较，而不是仅仅拥有当今的经验。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对历史的记忆只能通过阅读、聆听或者通过节日纪念活动被撩拨起来。由社会机构存储和阐释过去的历史。显然，电影就是这么一个存储和阐释过去历史的主要社会机构。在一个文化断裂的社会中，多样化造成多样的过去。在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似乎悬在空中一般，似乎拥有太多的过去，又似乎一无所有。这种矛盾在里根时代更显突出，在这个时代中，一方面怀旧，一方面又似乎丧失了对历史的记忆。在这一段时期之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开始不仅关注电影的商业价值，也关注历史的题材了。对历史的回忆成为一部电影的文化力量的试金石。有影响的好莱坞电影制作人在90年代初开始在他们的创作中关注历史。
总的来说，美国电影以好莱坞为中心，商业电影为主，文艺片以及其他多元化影片共存。其原因与美国的社会文化不可分离。美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开拓和竞争，讲求理性和实用，其核心是个人中心主义：个人至上、私欲至上、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强调通过个人奋斗、个人自我设计，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美国公众注重成就，仰慕英雄，有深厚的成就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心理积淀。个人成就是所有美国人价值观中评价最高的价值之一。美国人有很强的成就(或成功)意识。成功是所有美国人的追求，是诱人的前景，前进的动力。他们坚信，一个人的价值就等于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一些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各类明星，成了新时代的英雄。他们个人奋斗的过程和结果，成了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参照系，父母教育子女的活教材。就目前的美国电影市场来看，大部分电影给人的感受就是“火爆”“刺激”“惊险”“奇妙”“特别”之类的形容词。不难看出美国所要创造的，是那些吸引人眼球的巨作。而这里我不想谈他们的野心和动机，我只想谈他们的表达。
从美国的历史上看，显而易见他们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自由女神像手上的书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束缚，不要枷锁。”大部分的早期美国电影都在表达这样一个信念。而现在，他们所表达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自由以后要做什么？”于是，90年代初，美国有了无数的漫画英雄。而那些漫画英雄也慢慢从纸上爬进了银幕。现在，英雄们依然再被颂扬，但他们却又有了新的想法——并不是像超人蜘蛛侠一样有超能力才能做英雄。于是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无数的平民英雄。 美国是流动性很大的社会。这种流动体现在两个方面：地域性流动和社会性流动。美国相对的开放自由、发达的交通和冒险好动的传统使许多美国人从乡村流到城市，又从市中心流向郊区；从北方流到南方阳光地带，从一个城市流到另一个城市。美国社会阶级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固定，加上公共教育的普及，使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成为可能。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人，无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外国移民，都有一个梦，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这就是人们常津津乐道的“美国梦”。当美国的文化被映射入电影制作中时，电影能否表现国家文化的底蕴，符合美国公众的审美需求就是决定电影成功的一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Sundance电影节上，华裔导演Justin Lin用了自己五张信用卡透支五十万美金拍摄的影片“Better Luck Tomorrow” 普遍不被看好，评论界认为影片描写的第二代华裔移民不符合美国人眼中的“模范公民”形象。Ebert看过影片后，力排众议，反驳别人“为什么要将一个族裔脸谱化？”他认为影片很真实，而且，科班出身的Lin有着很好的电影感觉，从而使得该片不仅被时代华纳的MTV收购，而且在全国艺术影院得到放映，取得了将近四百万美金的票房成绩。

② 美国电影为什么这么“牛”

不过到了后来，电影和电视相结合，电影把电视技术引入自己的领域，用电视手段播放电影，保证了投资收益，才又起死回生，恢复电影被人们所关注的地位。特别是通过互联网播放电影，对电影的影响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电影才终于从没落中振兴。 当今世界，电影事业最发达的国家无疑是美国，美国电影的趋势和变化，引领着世界电影的潮流，这是近百年来世界电影史上的事实。美国的米高梅、派拉蒙、哥伦比亚、20世纪福克斯等等电影公司的片子风行全世界，确实“牛”到极点。 电影发展应该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其一是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它决定电影事业所需要的资金保证和电影技术的硬件支持；其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程度，因为电影毕竟是文学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和文化的支持；其三是社会思想的开放程度，它决定电影允许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以及用什么方式来做出反映，也就是社会对电影有多大的包容性。 简而言之，电影是在有资金有技术支持并且有创作源泉的条件下，在社会对其题材和内容广泛包容的条件下，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美国建国前的历史最多也只能从1620年算起。当102个清教徒为逃避迫害，从英国乘“五月花”号帆船来的新大陆开始，新来的移民逐渐成为这片大陆的主人，而不像发现新大陆的欧洲人，看了一眼就匆匆走了。这片大陆上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也就从那时起，退出了社会主流地位。而后，移民们又经过1775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从列克星敦打响独立运动的第一枪起，到1783年，英国王室终于承认这个合众国为止，世界上才有了个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的历史就从1783年开始，如果说它有什么历史传承，也只是从这时开始，上溯至1620年为止。因此，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遗存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因而又是一个文化多元国家。美国有欧内斯特·海明威，从《太阳照样升起》到《老人与海》，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但这些作品都是作家自己的经历和对当时世界的感悟，没有历史因袭的影子。美国还有德莱塞，写出过《嘉莉妹妹》，也写过《金融家》、《天才》、《美国的悲剧》等等不朽巨作，但是也同样没有历史的影子。美国电影最“古老”的片子应该是《十字路口》（ the crossing）, 描写华盛顿领导的民兵和英国殖民者作战的故事，阴沉，灰暗，不是很好看。晚一点的故事片是南北战争的片子，最著名的是《光荣战役》，另一部因描写南北战争时期发生的故事而闻名于世的影片是《乱世佳人》（即“飘”）。 相对于我们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美国可以说是一个近乎没有历史的国家。我们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哪一部的背景都比上述美国影片的历史背景悠久得多，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不是美国可以和我们相比的。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在电影的资金和硬件设施方面也逐渐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但还是很难拍出象美国那些好看的大片。其中原因是什么？ 有古老的历史文化可以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许多素材，这是好事，古老的历史文化也可能发生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作用，产生一种“思维定势”，对外来的文化影响是可以做选择性地接受，但不是和自己原有的思想文化相交融，从而在新基础上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这样，传统的和外来的就成为两个部分，格格不入的两个部分。 美国没有文化，美国的文化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加勒比海沿岸各国以及中南美国家、若干非洲国家和印第安部落文化等等等等全世界化杂七杂八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开放的文化，是一锅大杂烩，大杂烩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包容性，最大的优点是进取性。而这一点，正是电影事业发展最有利的条件，电影创作，没有因袭的包袱，在“麦卡锡主义”以后至今，电影除了接受市场检验以为，几乎不受其它限制地任意发展。 美国人对待电影和电影演员等等，有着成熟的心态，追捧明星的疯狂，大概终止于马龙·白兰度时期，和欧洲终止追捧约翰·菲利普时期差不多。美国的演员在近几十年里，有曾经是二流牛仔的里根做了总统，有硬汉施瓦辛格做了州长，有童星秀兰·邓波儿后来当了驻外大使。这在咱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美国人知道演员也是平常人，演电影和干别的，都是平常事。对于象安吉丽娜·朱莉或者法国的苏菲·玛索这些“艳星”所演的那些“出格”片子，美国人也是包容的，他们懂得，讨这种人做老婆不行，不能天长地久。但她们是演员，干的就是这行当，只要有很好的演技就行，他们可以天天结婚也可以天天离婚，而这些和电影观众毫无关系。有成熟的电影市场就一定有成熟的观众。 美国是凭借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才使电影事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是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文明古国”难以办到的，文明古国往往背着历史的因袭重担，带着传统的相对凝固的思维方式对待新的事物，是妨碍电影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不认为其它国家提出在电影事业上赶上美国的提法是正确的，美国的文化来源于横向传递，我们更多的是纵向继承，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发展道路，没有什么可比性。倒是自己如何做到社会思想更开放，社会对电影发展有更多的包容，如何把继承社会传统和推动社会发展结合得更好，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做出取舍，而不是一味的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正理，一味模仿别人是不行的。可以想象，让美国人来模仿我们，通过电影来描述中华文化，或者让他们拍一部《红楼梦》，也是不行的。 电影和电视作品作为社会文化产品当然应当遵循社会大众的共识，其中包含公共道德等等，才能被社会接受，而社会共识又受到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制约，这就决定了电影就是在接受制约和突破制约上逐步前进，或者说它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引领这种共识向未来前进，而非不能越雷池一步地受限于现有的一切。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应该有自己发展的空间，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转化为积极的促进发展的动力，而不是成为包袱。

③ 电影摩登时代反映的是文化工业陌生化异化文化殖民中的什么问题

以下影评转自豆瓣网友桑德拉
概括地说，《摩登时代》这部电影讲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一个被大机器工业时代异化的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影片的主人翁是一个名叫夏尔洛的工厂流水线上的钳工，他在工厂车间里，夜以继日地在节奏紧张的流水线上工作，被这种高强度并残酷压榨的工作弄得精神失常，一见到圆形的东西，他都会误认为是螺丝帽，就下意识地要用扳子去拧它，最后他被工厂赶出来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出院后，夏尔洛流浪于街头，由于其他群众游行示威之时，他无意举起一块捡来的红布，便被认为是示威游行的煽动者，而被警察送进监狱。在监狱里，夏尔洛误食毒品，拯救了监狱暴动危机，监狱长念他有功，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生活条件，并批准他提前出狱。可是他不想出来，因为在监狱里他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证。最后夏尔洛不得不出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很多故事……《摩登时代》是一部笑中含泪的悲喜剧。卓别林用自己独特的哑剧美感，依靠夸张又细腻的肢体动作，幽默而精准的肢体语言表现人物，这些哑剧的美感，带给了影片无比的观赏性，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考以诙谐的方式表现。
《摩登时代》区别于卓别林其他影片的重要内涵。
在影片《摩登时代》中，很多人被卷入了机器中（包括夏尔洛，他的工友以及后来第二家工厂的工头），每当被卷进其中，人无能为力，只能跟着齿轮的转动，犹如流水线上的零件一般，被控制，被肢解。这是工业时代理性化合理化原则的必然结果。当独立的人服从于有着理性原则并自律运转的机械体系，人只是此体系中的一个零件和可替换的数字化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失落了主体性以及自觉主体意识的人，人成了客体。而这一消极被动的客体，其活动只是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最后只能发疯。直到现在，这种追求主体性的个人与计算化定量化的技术理性时代的矛盾依然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物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夏尔洛在工厂被机器捉弄，他经过无数次挣扎，但是依旧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说明了劳动者只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个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在这一机械化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生活也被局限在一个愈来愈小的圈子中，使他们的目光留恋于周围发生的局部的事情上，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

④ 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

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郊外的好莱坞，这是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地方。以下是我整理的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欢迎大家阅读。

世界电影百年之后，如今什么是“好莱坞”?怎样才算作商业 文化 的“成功”?好莱坞的“秘密”可以指它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失败，也可以指它令人信服的全球性扩张、垄断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它庞大的文化工业体制的建立、调整与创新，尤其是它领先其他国家和民族电影的全球化策略。自从20世纪末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学界与媒体经常谈论的题目。这个演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信息，以便知己知彼，更全面地了解国际文化格局。

经济学难以解释的成功

昂贵的制作成本，尤其是明星的片酬，加上同样昂贵的影片宣传费用，与票房的实际收入往往不成比例。如果单单以票房计算，好莱坞相当部分影片的投资都应该算作失败。

好莱坞在全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可以以20世纪90年代为例，看看这些惊人的数字。1990年，欧洲共同体国家电影票房90%的收入为美国影片占有。1992年，欧洲进口的影视产品价值达到37亿美元，而欧洲自己只出口2亿8千8百万美元的影视产品。1993年，全世界100部畅销影片中，美国片共占88部，稳稳占据垄断地位。1994年，在美国影视娱乐产品高达180亿美元的年收入中，80亿美元(44.4%)来自出口，同年，美国电影票房在海外市场的收入第一次超过本土市场。1995年，美国电影占全球票房的60%。毫无疑问，洛杉矶的影视文化(地理位置上的“好莱坞”)和以纽约市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业联手，垄断了全球的娱乐产业，包括电影、电视、音乐、 广告 、卫星、网络、出版甚至体育。然而，好莱坞的成功是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因为美国每年生产的影片中，票房亏本的数字经常超出盈利的数字。昂贵的制作成本，尤其是明星的片酬，加上同样昂贵的影片宣传费用，这些巨额的预支与影院票房的实际收入往往不成比例，制片厂和电影院的供求关系与电影产品的定价(票价)也不可能平衡。换言之，如果单单以票房计算，好莱坞相当部分影片的投资都应该算作失败。

那么，好莱坞是如何解决票房的拮据，而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呢?对这个“秘密”当然有种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是好莱坞文化产业的规模与财力，只有大财团支撑的集团公司才能在每年几部大片亏损的情况下依靠其他影片和产品扭亏为盈;第二是好莱坞灵活的管理文化，不时创新金融系统，不断调整营销策略，使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好莱坞的成功。比如语言因素：20世纪英语逐渐成为国际通用语言，这为好莱坞从默片到有声片的过渡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再如文化因素：作为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多元文化的特性要求好莱坞采用相对应的文本策略，大批生产能让不同阶级、种族、文化背景的观众都喜闻乐见的影片，这样的长期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比其他国族电影更具世界性的叙事和影像模式。还有艺术因素：“经典好莱坞”风格的创立，既为观众提供令人满意的视觉消费与重复观赏的欲望，又为厂家设定有规律可循的技术生产流程。

显然，纯经济贸易或纯文化艺术角度的解释都不能完全解释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从电影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 方法 来看，另一种解释来自资本与国家的共谋。也就是说，对好莱坞而言，与产业运作和观众喜好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的支持。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所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好莱坞走向成功的历史

美国政府在支持好莱坞争取海外文化霸权的同时，曾经明文立法禁止类似这种“托拉斯”联营方法在美国国内的形成，国内的经济保护主义(对中、小企业而言)和国外的“文化帝国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很多人忘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并非强国，而美国电影也不曾占世界优势地位。直到1914年，大部分美国上演的影片与使用的电影技术都还是进口的。法国当时每周向美国出口12部片子，每年约600部;拉丁美洲的电影市场也由法国和意大利垄断。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一状况发生根本性扭转。1915年到1916年，美国影片出口从3千6百万英尺增加到1亿5千9百万英尺，两年内增长近5倍;而美国影片进口则从一战前的1千6百万英尺下降到20年代中期的7百万英尺。一战后，美片进入亚洲和拉丁美洲，美商大量收购巴西电影发行业，控制巴西本土的电影放映，几乎摧毁巴西电影的生产。此外，美片的主要出口地还包括英国、澳洲和阿根廷。

时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产业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海外。有声片时代初期，美国的音乐类型片吸引了非英语国家的观众，好莱坞也开始尝试同步生产外语版的畅销音乐片。音乐的流行促进电影产业的“平行整合”，即电影与非电影产业之间的整合。音乐片的流行歌曲既可以授权由电台播放，又可以生产单张唱片在商店销售，电影开始尝到靠周边副产品增加盈利的甜头。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经典好莱坞电影在海外极受欢迎。迷人的影星、动人的 故事 、撩人的音乐、惊人的外景地———好莱坞塑造的现代银幕形象，向全世界推销美貌、青春、财富和快乐。1939年，美国商业部估计，美国占据了全球约65%的电影制片产量。此后，历史再次垂 爱好 莱坞。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电影工业元气大伤，德国和意大利的国营电影企业要么破产，要么暂停，美国影片乘虚而入。1945年-1949年，意大利进口美片2000部，平均每年400-500部，与此相类似的是抗战胜利后好莱坞电影倾销中国的情况。资本与国家的共谋在冷战初期尤其突出。好莱坞在意识形态上推广美国政府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文化上向世界出口美国的生活方式。这种共谋如此合拍，以致好莱坞的一个影片出口公司当时自称是美国的“小国务院”。与此同时，在经济政策上，美国政府也及时支持好莱坞，为其减低税收，优惠外币兑换率，订购影片，甚至充当其海外商业谈判的代表。到了60年代，好莱坞已经在英国及拉美国家占据垄断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在支持好莱坞争取海外文化霸权的同时，曾经明文立法禁止类似这种“托拉斯”联营方法在美国国内的形成，国内的经济保护主义(对中、小企业而言)和国外的“文化帝国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70年代初的全球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一度造成美片海外市场的不景气，但是好莱坞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市场，及时发展黑人观众群，开发新的动作类型片。非洲市场的开发形成好莱坞另一个长期称霸的领域。如今，不但非洲市场一半以上放映美片，而且非洲生产的影片往往不能在本土放映，而只在欧美市场流通。80年代墨西哥和阿根廷两国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美国政府借助强势经济援助理所当然地又让好莱坞打入这两个非英语语系的电影大国。到了80年代中期，作为传统电影大国的日本也成为好莱坞主要的海外利润来源之一。随后的历史发展仍然有利于好莱坞：原苏东国家的开放，欧洲共同体市场的建立，录像与数码技术的普及，一切似乎都为好莱坞的全球垄断大开绿灯。

好莱坞与文化帝国主义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商界就惊喜地发现，美国影片的放映常常引起对美国商品需求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出口1英尺美片即可以促销1美元的美国产品，出口12万个电影拷贝就等于派出12万个“美国大使”。

德国著名导演文德森承认：“美国人已经殖民了我们的下意识。”这里的殖民指的是影像的殖民，而影像的殖民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原先指美国文化(“北方”)对拉美国家(“南方”)的影响，这一点有别于我们熟悉的“东方”与“西方”。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与好莱坞文化的共谋就使美国商界惊喜地发现，美国影片的放映常常引起对美国商品需求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出口1英尺美片即可以促销1美元的美国产品，出口12万个电影拷贝就等于派出12万个“美国大使”。

历史上几个事件充分说明好莱坞影像的文化帝国主义威力。其一，早年美片出现新型缝纫机的图像，这曾使美国出产的缝纫机在海外一度脱销。其二，美片营造现代的工作条件，又曾引起巴黎工人罢工，抗议法国工厂的不良环境。其三，美国明星在一部影片中手把手地教当地男孩做汉堡包，曾诱发对地中海饮食文化即将濒临消亡的争论。其四，阿根廷观众发现一部美片中影星不穿内夹衣，又一度造成该产品在市场上的滞销。

好莱坞对美片的影像感染力早有发现，在1927年就列出“不能及不宜拍摄”的敏感内容的条款，这属于美国文化产业的自律。与自律相反，30年代好莱坞为了逼迫日本开放电影市场，就曾以大量拍摄日本黑帮片来要挟日本，电影作为“文化形象代言人”的功能不言而喻。到了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力更是无所不在。从影像的角度说，所谓的“斯皮尔伯格现象”也可以视为好莱坞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以《侏罗纪公园》(1993)和《泰坦尼克号》(1997)为代表的好莱坞高科技、高质量的影音标准是其他国族电影在缺乏巨额投资的情况下所难以达到的。从消费的角度说，电影周边商品的发展往往使消费者忽视产品的文化来源，典型的例子是迪斯尼。从动画片和游乐园到有线电视与礼品商店，迪斯尼标榜的是全球性、重复性的消费。从迪斯尼到麦当劳再到可口可乐，今日消费者面临的是全球文化的“类同化”压力，虽然还不完全是“同一化”。

在电影界，拉美国家一度兴起“第三电影”以抵制好莱坞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些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概念上“反好莱坞”的作品没有商业基础，只为理论界提供文本，影响甚微。而且近年理论界的研究证明，电影观众对影视产品的接受并非一律是消极的认同，而经常是积极的协商，甚至是主动的抵抗。在大众媒体研究领域，“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也渐渐让位于“全球化”的理论探索。

好莱坞与全球化生产格局

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之一就是：在电影本身从胶片走向数码的所谓“电影死亡”的时代，“好莱坞”已徒有虚名，它指涉的是业主不定的多国娱乐文化产业及其资本灵活积累的全球化策略。

迪斯尼的当家艾斯纳认为，“美国的娱乐产业不是世界的美国化，而是娱乐的全球化。”这个观点强调，至少在娱乐界，“全球化”不等同于“美国化”。如果说早年的“美国化”是文化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扩张的一种表现，那么近年的“全球化”则是70年代后全球相连的金融和管理效应所造成的一种新的格局。资本超越国界的全球性迅速流动造成出口型的跨国、多国公司特别是服务业的兴旺，同时也造成传统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衰落。新的国际型经济正逐步完善，高速的资本流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速度和效率就意味着利润和优势。虽然在世界的格局里，“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继续存在，但是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减弱，跨国资本在国际舞台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反映在影视界，平面整合与垂直整合愈演愈烈。如今几个大财团拥有全球大量的影视、娱乐产业。迪斯尼由动画片进入故事片，进而出版图书、画册，营造游乐园、旅馆、观光游轮，发展录像产品和播放平台，甚至购买美国三大媒体之一的美国广播公司(ABC)，显示出惊人的实力。电影周边产品的利润开始超过票房。1990年，美国本土的录像收入已经高于票房收入，证明观众更多地在家里甚至汽车内看电影。而票房的收入只不过是周边产品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票房已经不再是决定一部电影成败的主要指标。到2003年，电子游戏的收入也已超过票房收入，难怪像最新的《星球大战前传3》这样的大片也要同步或迅速发行电子游戏产品。娱乐产业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化要求在考虑投资一部电影之前，不仅要关心预计的票房，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这部电影能否产生、如何延伸有利可图的周边产品。

毫无疑问，新的好莱坞，不论是作为产业还是作为概念，早已出现;新的全球化生产格局也已经形成。新格局的特点之一是娱乐产业的多国投资与跨国产权。如今好莱坞资产的业主包括由法国、加拿大、日本(如索尼公司)、澳大利亚(如默多克集团)等国的机构。新格局的特点之二是资本的“灵活积累”，不仅限于国内，更分散在海外。著名导演约翰·福特说，如今“你无法在地理上确定好莱坞：我们根本不知道好莱坞在哪里”。当然，不知道并不意味着好莱坞不存在，而意味着它“无所不在”的全球化生产格局。中国的盗版影碟也说明了好莱坞在中国的影响;无疑，盗版已经在中国造就一批业余的好莱坞影片“专家”。回到资本的灵活积累，多国投资合拍如今成为正常运作。其实，由于美国政府一度反对国内大财团的经济垄断，好莱坞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主动向海外发展。从1950年到1973年，只有60%的美片完全在美国国内生产。海外劳工低廉是早期海外策略的决定因素之一。1949年，在海外生产的美国电影仅19部，1969年则增至183部，多数在欧洲拍摄。今日的全球化格局更要求以全球预售权的经费来预支基于洛杉矶的拍摄工作。为此，好莱坞早就开始购买或合营海外的发行公司和电影院线，以达到共担投资、票房风险的目的。到了90年代，作为全球发行公司的华纳已在世界各大都市经营多厅的“华纳影城”，在中国也不例外。

类似“华纳中国”这样的子公司表明，全球化的新格局要求各个生产层面的重新分工、组合。与以往好莱坞片厂一统天下的经营不同，如今创意、投资、制作、道具、服装、音乐、宣传等程序可以在世界不同地方灵活多样地分期进行，在艺术(编剧、对话、导演、明星、音乐、歌曲)、金融(集资、预售)、法律(版权)等各方面分别处理。制片商与发行商订合同，分账预支筹款。制片商再与众多的专业中小公司(演员代理、摄影器材、特技制作)联系，产生配套流水作业。签约的投资、发行公司往往拥有连锁录像店、有线电视等娱乐平台，所以万一票房不佳，周边产品还可以保证扭亏为盈。

与过去文化帝国主义的策略不同，全球化的文化产业允许权力的不连贯性、多边性和多方向性，由此产生市场的灵活性和消费的多样性。参照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国际市场 口号 ：“要成为多国集团，就必须在各地都成为本土的。”类似的营销概念还有如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产生的一个新词：“土著化”;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另一个词：glocal，即将“全球”(global)和“本土”(local)两词合二为一。全球与本土因此相辅相成。跨国资本需要世界各地的本土市场，本土的发展也需要跨国资本的投入。哥伦比亚(亚洲)电影公司以北美发行权为交换投资冯小刚的贺岁片《大腕》(2001)，索尼公司以同样方式加盟张艺谋的武侠片《英雄》(2002)，其中的道理就是全球资本与本土文化的互动。资本获取最佳利润的逻辑要求全球化不能、也不可能是全球的同一化，因为不同的本土市场需要不同的产品，李安的《卧虎藏龙》(1999)在欧美和中国迥然不同的票房证明了这个逻辑。

作为好莱坞传统的多元文化策略，在全球化时代又产生新的影响。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好莱坞文化产业的巨大成功反过来也让美国政府的部分官员担忧。90年代，某些国会议员提问：“如果德国购买了福克斯电影公司，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片又将做什么样的修改?”不单政府如此，美国电影协会也为全球性的多元化策略担心：“如果海外市场的比例不断加大，那么美国故事又将变成什么样的呢?”美国政界和文化界的这类担忧，再次说明“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而“好莱坞”也不再代表狭义上的美国“电影”，因为它同时生产电视、音乐、体育等娱乐产品;不再象征纯粹的“美国”文化，因为美国不再是它的价值核心。产业改型后的新好莱坞不再基于洛杉矶市北边如今相当破落的“好莱坞”城：全球化的好莱坞已经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之一就是：在电影本身从胶片走向数码的所谓“电影死亡”的时代，“好莱坞”已徒有虚名，它指涉的是业主不定的多国娱乐文化产业及其资本灵活积累的全球化策略。

⑤ 现代主义流派电影的特点是什么 急需！！

电影是基于小说的基础上的又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很多风格实际都是沿用小说的艺术风格,再加上电影艺术所特有的技巧,从而形成了一门专门的艺术形式,下面是有关电影和小说的一些材料,自己看看当能体会

关于电影类型的一些介绍和概括
实验电影
实验电影(experimental film)从三十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发展起来的非商业性电影，这种电影主要是用l 6毫米腔片拍摄的短片，没有传统的故事情节，主要表现风格是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就其艺术实质而言，是有声电影时代的先锋派电影。

从二十年代来至四十年代中期是实验电影的萌芽时期．只有很少几部，如照相师雷尔夫·斯戴纳的抽象主义风格的《H z0》(1929)和《机械的原理》(1930)，斯拉夫柯·沃尔卡皮其的《第94l 3号…一好菜坞无声配角的生与死》(1928)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验电影有了新的发展。虽然中心仍在美国，但在英国、法国．意火利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展开了拍摄实验电影的活动。这是因为：1．质量高、价格便宜的16毫米胶片和轻便有声电影摄影机的问世给业余性质的个人制作活动提供了技术条件；2．一些欧洲先锋派电影人士如汉斯·里希在知识界开始发生影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推动F，一系列欧洲先锋派影片，包括让·谷克多的影片，在美国上映，引起了往意和兴趣；3．由玛耶-德连首创的自己制作自己发行和放映的新方式，解决了实验影片的出路问题。

从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实验电影主要代表人物是玛耶-德连、肯尼斯·安格尔、格里戈里-马可波罗斯、寇蒂斯哈灵顿、啥里·斯密士、惠特尼兄弟和弗兰克·新图法契。这些人分属实验电影的两翼：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德连的《白日的罗网》(i9431、《在地球上》(1944)、《电影摄影机的舞蹈习作》(1945)、安格尔的《焰火》(1 945)、马可渡罗斯的《心灵》(1948)、喻灵顿的《探求的片断》(I 946)等，都是沉湎于梦境和幻想，具有浓烈的弗洛伊德邑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斯密士则受费辛格尔的影响，拍摄了若干部手绘的抽象图形影片，惠特尼兄弟在1943至1945年问也在《五次电影练习》中对抽象图形进行了种种实验。在旧金山活动的斯图法契则组织了 一系列"电影中的艺术"放映会，自己拍摄〈索萨里托〉(1948)等影片，试图把诗和电影在抽象主义的基础上融为一体。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美国新电影和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地下电影，是美国实验电影的延续和发展。六十年代中期地下电影运动蔓延到西欧之后，人们便绝少使用"实验也影"一词，而代之以"地下电影"了。

超现实主义电影

超现实主义电影(surrealist film) 把文学上的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运用于电影创作的电影流派。承袭了这一创作主张的倡导者安德烈-布菜东的原则，强调无理性行为的真实性、梦境的重要意义、不协调的形象对列的情绪力量和对个人快感的执着追求。一度成为二十年代法国先锋派电影的主要倾向，后来又成为美国实验电影和地下电影的重要一翼。在供商业发行的故事片领域，超现实主义不构成独立的流派，它的影响只见于影片的个别镜头或段落。阿杜-基洛的《电影申的超现实主义》是进行这种研究的典型论著。

二十年代，法国先锋派电影人士发现电影的照相本性和蒙太奇对列技巧使它成为超现实主义最理想的表现手段。这一观点始终流行在反传统的影片制作者中间，并被不断付诸实践。

通常认为，杜拉克的《贝壳和僧侣》是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影片，但更受到重视的则是路易斯．布努艾尔的《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前者是一个精神困顿的流浪汉的一连串梦境r后者则是对性欲和爱情的一次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西方的电影研究家们一致认为，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布努埃尔转而拍摄故事片后仍不时在他的作品中隐现·在实验电影和地下电影中，超现宴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玛耶-德连和肯尼斯-安格尔·在故事片领域里，西方电影研究家倾向于把对变态心理、潜在的性冲动、无理性行为等的描写归结为超现实主义在故事片中的表现。因此，象希区柯克的一系列影片：《爱德华大夫》(1945)、《眩晕》 f1958)、《西北偏北》(1959)、《精神变态者》(1962)和《群鸟》 f1963)，马克斯三兄弟的狂乱喜剧片，以及塞缪尔-富勒、约瑟夫-冯．斯登堡等人的一些影片，都成了阐明超现实主义在故事片中的影响的典型例证。

室内剧电影与街道电影

室内剧电影

室内剧电影(kammer spiel film)二十年代出现在德国的一种与表现主义电影相对立的电影。 "室内剧"原来是德国戏剧导演马克斯·菜园哈特创造的一个术语，专指一种供小型剧场演出的，恪守时间、地点、动作三一律的舞台剧。奥地利电影编剧卡尔．梅育把这一概念搬用到电影中来，创立了室内剧电影。梅育于1919年写了《卡里加里博士》的剧本，成为表现主义电影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一年后，梅育便开始脱离表现主义的轨道，于1921年写出《后楼梯》，由保罗．莱尼导演，成了第一部"室内剧电影"。

室内剧电影抛弃了表现主义电影惯用的鬼怪和疯子的主题，而以社会上的小人物如铁路工人、店员和女仆为对象，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环境。它恪守古典悲剧的三一律，布景简单(主要是内景)，人物数目很少，一般无名无姓，只以其职业为特征。它非常注意对人物的心理刻划，镜头常常良时间地停留在人物的手势动作和面部表情上。由于故事情节比较简单，时间空间变化很小，所以它一方面要求演员的演技严肃平实，避免夸张，另方面尽量少用字幕，力求通过可见形象来传达戏剧性内容。但囿于无声电影的技术局限性，也造成人物性格过于简单，镜头过于冗眭和重复，甚至出现使观众无法了解人物的行为动机等缺点。

室内剧电影的代表作品除了由梅育编剧的一系列影片如《铁道》(1921)、《除夕之夜》(192 3)、《最卑*的人》(1924)以外，还有保罗-津纳尔的《恩欲》(1924)等影片。这种电影在引导一部分德国电影导演走上写实道路方面超了很大作用(参见"街道电影")。在国外，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马赛尔·卡尔内为代表的一些法国电影导演的电影形式上。

街道电影

街道电影(st reet film)室内剧电影影响下出现的一蝗街道为主要动作背景的德国影。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从里加里到希特勒》一书中创造这个词。代表作品有卡尔-格纳的《街道》(1923)，派伯斯特的《没有欢乐的街》(1925)和布鲁诺·拉恩的《街头惨剧》。(i927)等。这些影片表现了社会的现实，以一种直接的、不尚虚饰的和客观的风格，简练的演技和力求真实的布景，来反映德国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这类影片摒除了表现主义的疯狂幻想，打破了室内剧的狭小世界，反映了德国电影在无声电影末期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努力．但随着纳粹势力的兴起和由纳粹党人控制的垄断性的乌发电影公司的成立，这种努力旋即天折。

电影手册》派

《电影手册》派 又称《电影手册》集团。是从1955年开始聚集在以安德烈一巴赞为首的《电影手册》杂志编辑部周围的一批青年影评人，他们后来从影评工作过渡到拍片，成为法国"新浪潮"电影c内主将。

《电影手册》杂志创办于1951年，由安德烈巴赞、罗·杜卡和雅克杜尼奥尔一瓦尔克洛兹任主编，其中巴赞的美学思想对杂志的面貌起着主导的影响。 1955年起，一批赞同巴赞的理论观点的青年开始以《电影手册》为理论阵地，运用"作者论"方法，树立起新的评价标准。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特吕弗、戈达尔、里维特、夏布罗尔、杜马契和谢勒尔等。从1958年起，特吕弗，戈达尔、里维特和夏布罗尔相继拍出他们的第一部影片，对法国电影中的"新浪潮"起了形成作用，这批人从此被称为《电影手册》派。 "新浪潮"在[96t年趋于衰落后，这批人发生了分化，特吕弗和夏布罗尔成为受欢迎的商业电影导演，但他们的影片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里维特转向实验电影。戈达尔的道路则更为复杂多变，在1968年前，他的影片具有愈来愈浓重的现代派色彩i宣扬存在主义的反道德观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在形式上则肆意破坏传统的电影语法。从1968年开始，他突然转向极左，拍摄了一系列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短片，反对资本主义，鼓吹暴力革命。1971年他因车祸受伤，停止拍片。七十年代末，他又开始拍摄故事片，宣称"不再过问政治"。

"左岸派"(Left Bank Group)五十年代末出现在法国的一个电影导演集团，因成员都住在巴黎赛纳河的左岸而得名。他们是阿仑·雷乃、阿涅斯·瓦尔达、克利斯·马尔凯、阿仑·罗布一格里叶、玛格丽特·杜拉和亨利·科尔皮等。但。左岸派"实际上并没有组成一个"学派"或"团体"，他们只是一批互相有着长久的友谊关系、艺术趣味相投并在创作上经常互相帮助的艺术家。他们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电影创作较久的导演，如雷乃、瓦尔达和科尔皮；另一类是以搞文学创作为主的，如马尔凯、杜拉和罗布一格里叶。由于他们在电影方面的成名之作都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问世的，如莒乃的《广岛之恋》(i959)和科尔皮的《长别离》(1961)(两片均由杜拉编剧)，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由罗布一格里叶缔剧)，瓦尔达的《克列奥的两小时》(I 961)等，加之他们的影片也十分讲求个人风格，不拘守传统的电影语法；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也被归为"新浪潮"电影。

实际上，左岸派"导演们的影片和《电影手册》派导演们的影片有着重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
1．"左岸派"导演们只把专为电影编写的剧本拍成影片，而从不改编文学作品；
2．他们一贯把重点放在对人物的内心活动的描写上，对外部环境则采取纪录式的手法；
3．他们的电影手法很讲究推敲，细节上都要修饰雕琢，绝无潦草马虎的半即兴式作风；
4．他们的影片具有更为浓重的现代派色彩，尤其是杜拉和罗布一格里叶的影片，因为这两人本来就是法国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左岸派"电影在法国被称为"作家电影"，意即由文学作家拍摄的电影，其代表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影片外，稍后还有雷乃的《姆里也尔》(1963)和《战争结束了》(1967)，罗布一格里的《不朽的女人》(1963)、《横跨欧洲快车》(1966)、《伊甸园和以后》(1970)和瓦尔达的《走卒们》（1967）等。

"左岸派"电影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约克·罗齐埃的《再见，菲律宾》(1962)使用了即兴的对白、轻便摄影机和暗藏的麦克风，显示了真实电影的印记。特吕弗的《胡作非为》(1959)在高度自然的拍摄风格和社会性内容上也明显地表现出真实电影的影响。戈达尔在他的许多影片里进行主观介入，更是直接搬用了真实电影的方法。
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一个以直接纪录手法为基本特征的电影创作流派。包括法国的真实电影运动和美国的直接电影运动。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让·卢什、法朗索瓦·莱兴巴赫、马利奥-吕斯渡利、美国的戴维·梅斯尔斯和阿尔倍特·梅斯尔斯兄弟、理查德·利科兜相唐·阿伦·彭尼贝壳等。

真实电影的倡导者自称他们的灵感主要来自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和实践。维尔托夫在二十年代拍摄了一系列由生活即景组成的新闻片，后来又把这些即景式影片剪辑成有一定结构的长片，他把这种影片称为"电影真理报"，、而真实电影实际上就是这一饿文词忙的法译。真实电影作品和电影真理报在艺术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所表现的事件更完整、更单一，因而更具有故事片的特质。
真实电影作为一种制片方式具有下列特点：
1．直接拍摄真实生活，排斥虚构；
2．不要事先编写剧本，不用职业演员；
3．影片的摄制组只由三人组成，即导演、摄影师和录音师，由导演亲自剪辑底片。

在这一电影流派内部，法国的真实电影和美国的直接电影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电影导演的作用：法国人主张导演可以介入拍摄过程。例如卢什在拍摄《夏日纪事》(1961)时，为了给观众一种导演绝非旁观者的印象，插入了由他自己进行的对片中人物的一系列访问和争论场碰。美国人则力求避免干涉事件的过程，要求导演采取严格的客观立场，以免破坏对象的自然倾向，例如利科克拍摄《大卫》(1962)时，自始至终只是按照事件的自然进程，不加干预地拍下一个年轻吸毒犯在戒毒中心成功地弃旧图新的故辜。

真实电影的拍摄方法要求导演能准确地发现事件和预见其戏剧性过程，要求摄制组动作敏捷．当机立断，这种方法必然给影片的题材造成很大的限制，因此，纯粹意义上的真实电影作品为数很少。真实电影作为一个流派的更大意义在于它为一般的故事片创作提供了一个保证最大限度的真实性的拍摄方法，在这一点上,其影响是深远的。例如约克·罗齐嫔的《再见，菲律宾》(1962)使用了即兴的对白、轻便摄影机和暗藏的麦克风，显示了真实电影的印记。特吕弗的《胡作非为》(1959)在高度自然的拍摄风格和社会性内容上电明显地表现出真实电影的影响。戈达尔在他的许多影片里进行主观介入，更是直接搬用了真实电影的方法。
法国影评家尼诺-法兰克在1946年因受黑色小说一词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用语。主要指好菜坞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拍摄的以城市中的昏暗街巷为背景、反映犯罪和堕落的世界的影片。黑色影片不是一种独立的影片类型。它是同许多传统的影片类型，如强盗片、西部片、喜剧片等交织在一起的。虽然它的题材是以犯罪活动为主．但并非所有的犯罪题材的影片都可以归为黑色影片。

它具有以下特征：
1．黑夜的场面特别多，无论是内景或外景，总给人以阴森可怖、前途莫测。由危机感；
2．采用德国表现主义的摄影风格，以古怪的深影和阴沉的影调来造成一个梦魇世界的幻觉；
3．主人公往往是道德上具有双重人格、对周围世界充满敌意、失望孤独、最后在死亡中找到归宿的叛逆人物；
4．惯常采用倒叙法或第一人称叙述法作为描写心理的手段。因此，黑色影片可以说是美国的暴力题材、德国表现主义的摄影风格和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结合体。

黑色影片在四十年代进入兴旺时期，五十年代中期，观众渐少，好莱坞转向新的风格、题材和技术，黑色影片便逐渐消失。代表作品有：约翰·休斯顿的《马耳他之鹰》(1941)，比利·怀尔德的《火车谋杀案》(1943)，霍华德·霍克斯的《沉睡》(1946)，戴·加涅特的《荡妇怨》(1946)，奥逊·威尔斯的《陌生人》(1946)和《上海来的女人》(1949)，奥托·普菜明格的《劳拉》(1944)、《沦落天使》(1948)和《人行道终点处》(1950)，罗伯特·西奥德马克的《鬼夫人》(1944)、《杀人者》(1946)和《城市的哭声》(1948)等。

黑色电影
黑色影片有时也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些调子低沉、逃避现实的法国影片，这些影片的创作者不愿意维希政府的政治要求，故意避免接触现实生活。此外，战后一代的法国导演曾一度对好菜坞的黑色影片发生强烈兴趣，例如让一比埃尔·梅尔维尔在六十年代力图恢复黑色影片的艺术声誉，拍摄了一系列具有黑色影片基本特征的影片，如《痛苦》(1962)、《第二次呼吸》（1966)和《日本武士》(1967)等．
自由电影
自由电影(free clllerna)英国国家资料影院于1956至l959年放映的六套实验性影片的总称，同时又是以这一系列实验性影片为代表作的一次电影运动的名称。1956年开始，英国电影学会的实验基金会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共同资助一批有志于"复兴英国电影艺术"的青年拍摄了一批短片，并陆续在英国国家资料影院公映。在上映影片的司时，这些青年导演联合发表了一些声明，宣布他们的创作目的是向社会上和电影界内部的保守观念挑战。他们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要求重视日常生活题材和创作中的个性表现．他们强烈希望摆脱电影制片业的商业桎梏，取得创作自由。

在自由电影的名义下拍摄的影片都是以表现真人真事为内容的，但是这些影片的创作者们忌讳用纪录性一词来描写他们的影片，因为他们认为，由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曾倡导用纪录电影来为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的利益服务，纪录性一词已含有粉饰和美化现实的涵义。这一运动的倡导人林赛·安德逊甚至宣称，纪录手法将妨碍电影杰作的产生。这些青年导演虽然对电影制片业持敌视态度，但并不反对同职业电影工作者进行合作。象瓦尔特·拉萨里和约翰弗莱彻等著名电影摄影师都曾为他们拍摄影片。自由电影运动同当时出现在英国文学界和戏剧界的反对保守观念的潮流也有密切联系，例如以反保守著称的剧作家约翰·奥斯本就同自由电影运动的主要人物在影片创作上有过密切合作。

自由电影运动于1959年宣告终结。是年3月，安德逊、卡洛·赖兹、拉萨里和弗菜彻等联名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自由电影已经死亡，自由电影万岁!"导致这一运动迅速纥夭折的愿因是经济上难以维持。

在这一运动存在的几年里，拍出过如下一些足以反映它的艺术主张的影片：托尼理查逊和赖兹联台导演的《妈妈不管应》(1955)，安德逊的《每天除了圣诞节》(1957)和赖兹的《我们是兰倍斯区的小伙子》(1959)等。

自由电影运动结束后，安德逊、赖兹和理查逊等人陆续进八了英国商业电影制片机构，成为拍摄故事片的著名导演。他们在运动结束后以及六十年代初拍摄的一些影片，如理查逊的《愤怒的回顾》(1959)、《蜜的滋味》(1961)和《长跑者的孤独》(1962)，赖兹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安德逊的《这种体育生活》(1963)等，由于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自由电影运动的反叛精神，通常也被视为这一运动的产物。

地下电影：
地下电影(underground film)五十年代末出现在美国的一个秘密放映个人制作的实验1生影片的运动。不久后，这个词就被用来指称美国和西欧的一切实验电影。

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美国纽约市警察局多次对一个专门放映实验电影的电影资料馆进行干预，因为那里映出内容淫秽，放肆地描写性爱、同性恋、易装癖、色情舞会和颓虚生活方式等违禁题材的短片。有一次还逮捕了这种放映会的组者． "美国新电影集团"的首领约·梅卡斯。由此，这类实验影片的制作和放映活动便愈来愈转人地下，因而得名。

地下电影运动的初期代表人物是杰克·新密士(《燃烧的生*物》，1963，等)和安第·瓦霍尔(《吻》，1963，等)．在他们的影片里，引人注目的是赤裸裸的性描写和毫不掩饰的虚无主义思想，而不是表现技巧上的创新。诚如约纳斯-梅卡斯在1967年发表的《我们在哪里--地下?--"美国新电影"》一文中宣称： "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电影。因此我们要完全开放。我们将朝任何方向行动……我们就是一切事物的准则。"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愈来愈多的具有不同创作倾向的实验电影导演加入了地下电影的行列，并明确提出要使电影成为一种现代派的艺术，尽管这些个人影片制作者风格迥异，竞相标新立异，但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无例外地使用18毫米胶片，以此作为与商业电影相对立的一个标志：是在题材上继续趋向于性的表现和鼓吹反传统道德观念．如美国影评家帕克·泰勒所指出的： "地下电影的历史是从这样一个论断开始的：电影摄影机的最重要的、不应该被遗忘的功能着之一，就是要深入到那些成为禁忌的领域中去，这些领域对于照相性的再现说来过于隐私，过于令人震惊，过于不合乎道德规范。"(《地下电影批评史》，纽约，1969)

地下缬霸硕

⑥ 如何评价电影《美国往事》

往事若是真说起来，大概就是江湖，兄弟，流血，爱情。

⑦ 美国电影的特点有什么啊

1、个人主义是美国价值观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它重视个人成就、崇拜个人奋斗，讲究个人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

美国电影是灌输个人主义的主要工具，从《蜘蛛侠》、《超人》再到《2012》，“救世主们”一次次让美国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英雄来到地球是“为了美国式的真理和正义”，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美国具有拯救并主导世界强权地位的天然能力。

2、美国电影很注重镜头和叙述场景的精雕细琢，自由女神像、星条旗、曼哈顿街道都是时常出现的镜头。

无论是现代科技制作出来的震撼镜头，还是艺术浪漫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示，都会激起一部分观众对美国的向往。

3、美国电影善于将精神内核和商业外壳有机结合，价值观倾向被包装在具有强烈视听效果的表层结构之下。

美国影视产业不仅为美国带来巨额经济利益，带动了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推销了美国的价值理念，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国家形象传播的“美国文化群落和文化生态”。

(7)如何评价美国电影的观赏性和殖民性扩展阅读：

美国电影传播策略：

1、打造产业化的运作模式。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便形成企业生产模式,即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商业化运作管理,实现生产制作与传播发行的紧密集合。

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条块分割,分工合作,责任明确。电影制片方、发行方与技术团队等通常是长期的固定合作伙伴,利益紧密相关。同时,美国电影的蓬勃发展和融资渠道广、资金雄厚密不可分。

2、实施全媒体的宣传营销。

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电影按报纸、广播、电视的视听说特点,三管齐下,打造全方位的电影传播路线。在新媒体时代,美国电影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性,使新旧媒体平台相配合,实施全媒体的营销策略

⑧ 关于当代美国电影~论文。。。。。。急！！！！！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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