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局如何改革

Ⅰ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
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
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
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
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
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
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
《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
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
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
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
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
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
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
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
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
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
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
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
《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
《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
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
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
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
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
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
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
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
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
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
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
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
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
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

Ⅱ 历时10个月，电影局机构改革全面完成，新龙标时代正式开启！

最近，国家电影局启用了新版“龙标”（公映许可证），龙标片头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已经正式变更为“国家电影局”。

而且新版“龙标”对图案效果进行了升级，不仅视觉效果更佳醒目，而且红底金色的龙形图案从“平面效果”变为“浮雕效果”，还增加了鎏金沙飞扬的视觉效果

新旧龙标对比：时长变短、效果升级，片头改为“国家电影局”……

▲新版“龙标”

▲旧版“龙标”

经过对比发现，除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改为了“国家电影局”，新旧龙标还有以下区别：

1、 新版“龙标”图案伴随有鎏金沙动画效果，而旧版没有；

2、新版“龙标”底色为暗红，为旧版龙标为大红（刚开始以为是电脑偏色，但多台电脑对比多个龙标后发现并不是）；

3、新版“龙标”图案为浮雕立体效果，而旧版龙标则偏平面，只是带了些

光影效果。

根据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二十条规定，摄制电影的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将取得的电影公映许可证标识置于电影的片头处。

在2018年3月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局牌子。

调整后，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电影行政事务，指导监管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工作，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全国性重大电影活动，承担对外合作制片、输入输出影片的国际合作交流等。

2018年4月16日，国家电影局正式揭牌，国家电影局局长一职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兼任。

历时10个月，电影局机构改革全面完成，新龙标时代正式开启！

去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4月16日国家电影局正式挂牌，但省级广电机构改革的步伐和方式却各有不同，直到12月份，各省地方电影局才完成交接，陆续挂牌，历时长达10个月。

目前，电影局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之前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被裁撤，分拆成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归属不同的部门领导，并驾齐驱，而“国家电影局”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

从2018年12月12日开始，新版“龙标”电影就已经陆续上映，《照相师》为第一部获得新版“龙标”的电影，公映许可证为“电审故字[2018]第891号”。

而最近上映的引进电影《大黄蜂》公映许可证为“电审特(进)字[2019]第001号”。

接下来送审的影片，将全部为新版“龙标”，这预示着新版龙标时代已经来临。

解读龙标：龙标上的“电审故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大多数的龙标上都显示“电审故字”，但“电审故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公映许可证（龙标）根据不同电影类型给予不同的批文。“电审”就是指国家电影局审查，“故字”就是指审查通过的故事片，包括国产故事片和中外合拍片。

除了“电审故字”之外，还有“电审数字”、“电审特(进)字”等，比如最近热映的《大黄蜂》就是“电审特(进)字”。

“电审故字”，指审查通过的故事片，包括国产故事片和中外合拍片。

“电审纪字”，是指审查通过的纪录片电影；

“电审进字”，是指审查通过的外国引进片，包含所引进的2D分账片及批片；

“电审（特）进字”，指特殊引进片，比如3D立体大片；

“电审动字”，指审查通过的国产动画电影；

“电审故（复）字”，指审查通过的一些修复过再重新上映的老片。

国务院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之后，国家电影局也正式不如正规，或将下放电影摄制审批、特殊题材电影剧本审批、电影公映审批、电影放映审批和举办涉外电影节(展)审批。

但是，选送到国外电影节、电影展的影片必须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举办涉外电影节(展)，或者擅自提供未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参加电影节(展)的，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活动。”

此前娄烨、田壮壮等均曾因违规送展而被禁止拍片五年，此后这项规定将更加严格，各大国际电影节也将更加重视中国参展影片是否通过了国内审查。

Ⅲ 云南省电影局管什么

管理电影的监督审查
电影局，承担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全国性重大电影活动。指导电影档案管理、技术研发和电影专项资金管理。承办对外合作制片、输入输出影片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事项。
国家电影管理局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负责电影管理工作的内设机构。根据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电影工作。为更好发挥电影在宣传思想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发展和繁荣电影事业，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局牌子。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电影行政事务，指导监管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工作，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全国性重大电影活动，承担对外合作制片、输入输出影片的国际合作交流等。

Ⅳ 中国电影要怎样改革

第一，建构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系”。我们知道，好莱坞一直“避讳”自己的“美国电影”身份，总是愿意宣称为全球而不是美国生产所谓的“世界电影”。即便某些带有明显国家意识的电影作品，都必然会用自由、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行包装来“遮蔽”其作品的“国家符号”，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普适性文化来达到最大限度的全球共享性。同时，好莱坞还大量与欧洲、南美以及亚洲的印度、日本、中国合作拍片，《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指环王》《哈利波特》等等，题材来自全球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这些影片还使用其他国家编导、明星来吸引不同市场的观众，通过这些策略，穿透文化壁垒，使跨国传播的“文化折扣”最小化，令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的观众意识不到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而是将其作为“通用”文化产品来接受，甚至还会带来某种文化“亲近”的想象。比如中国观众也许很难自觉意识到好莱坞主导的《功夫熊猫》《长城》《尖峰时刻》等许多电影的“文化”差异，这些电影的中国文化元素甚至让观众产生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而像《阿凡达》《2012》《银翼杀手》这样的影片，更加模糊其“国家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电影”，影片所包含的复杂而隐蔽的意识形态系统往往并不能被普通观众所觉察，其政治和文化影响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相反，中国电影在这方面，可以说还完全处在“本土性”阶段，我们缺乏将中国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国情的复杂性，必然会催生一大批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电影，但是中国还需要生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价值的电影产品，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性电影强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制度设计，无论是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融合力，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还有艰辛的道路要走。长期以来，我们只习惯于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甚至过度强调“中国中心”，这种“自我优越感”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很难被其他国家观众所接受。我们还需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将中国利益纳入全球共同体之中来思考，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做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中国就融汇于世界之中，在保持世界文化多元中维护人道主义核心价值，在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中体现文化多样性。

第二，建构完善的互联网化电影工业体系。应该说，中国电影目前还处在快速而粗放的发展阶段，产业边界模糊，行业规范缺失，版权意识不足，领导性企业缺乏，行业结构也缺少集中度，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业行为比较普遍，各产业环节发展很不均衡，因而导致电影整体艺术质量和工艺标准不稳定，市场风险难以规避和控制，企业缺乏培养人才和其他产业要素的耐心和恒心。如果企业规模难以做大做强，就不可能出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的企业，更难以出现包含了好莱坞公司在内的如同时代华纳、迪士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这样的跨国、跨媒介的综合性文化集团。中国电影行业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深度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CG技术、生态系统相互融合，形成与好莱坞相比更加互联网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体化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成原始积累，在公平竞争前提下，形成互联网与影视相互结合的产业链完整的领导性企业，制定并遵守行业和市场规则，参与全球竞争，培养人才、培养品牌，为中国电影建构既能减少无序竞争又能带来创新活力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生产出达到国际标准的电影产品，并且使中国电影形成国内影院—国际影院—网络—电视—音像—授权的完整市场窗口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完成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才能使得电影版权价值最大化同时，实现对经济社会文化带动作用的最大化。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对电影的介入，很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弯道超车的重要动因，互联网所提供的分享、共享、集约、整合、精准等优势有可能帮助中国电影走在建基于传统工业的好莱坞前面。

第三，建构适应全球市场的国际传播体系。电影强国重要标志之一，是全球传播能力和效果。虽然好莱坞电影目前还具有比较明显优势，只有中国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制衡力量，一方面中国有即将超越北美广阔本土市场作为坚强的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中国又有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崛起”背景支撑，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电影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通过更加积极的开放合作机制，通过培养跨国性文化和电影企业，通过吸引大批海外境外优秀电影人才，通过大胆采用不同国家和传统的故事题材，通过重要产业环节的全球介入和深入，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满足本土观众、华人观众需求的同时，生产出更多能够满足世界不同市场观众需求的产品。当然，中国电影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当年美国电影“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经验，采取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策略，分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东亚、亚太、非洲、中东、东欧、北欧、西欧、南美、北美以不同的模式逐渐产生更大的影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球性电影传播体系。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不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而且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去丰富、完善世界文化，让中国与世界人心相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享性电影文化，中国电影不再以“走向世界”作为目标，而是成为能够被世界接受和尊重的全球电影一部分。

Ⅳ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1）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电影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了一个从管理到生产、经营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

1953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其中，对制片厂实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摄制工作制度和制片主任制度及制片生产的各项规定。在发行方面，把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各大区公司建制为各省、市发行机构，并建立完善了发行放映经营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亦成立相应的各级机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放映工作的统一管理。这一整套设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机制为依据和功能目标的，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转则作为辅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起来的电影产业结构体制，以它特有的规律运转，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过几次动荡外，30年来，其基本架构和内部经济关系未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制片方面，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及题材的严格计划接受影片拍摄任务。发行方面，作为全国发行放映总代理的中影公司负责收购影片，之后通过等级分明的各个发行放映公司以业务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从省、市、县往放映单位发放拷贝。

（2）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后，电影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几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调整了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发行放映事业的生产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使制片厂产量增加，利润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的体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扩大制片业与发行业经营自主权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的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之后（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间），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了初步的松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展，录像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兴盛，电视日渐普及，使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1984年仅一年时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电影制片迅速走向娱乐化类型化。

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但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对电影全行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该营它业，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形，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的方式。

（3）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的发行垄断陆续被打破。虽然引进片依然由国家统一进口，但是开始调整了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美国影片《浩劫惊魂》的播映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这是该集团公司首次将电影发行权出让给带有外资色彩的非大陆中国公司，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除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于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属于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有19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各持11%，长春电影集团持10%，剩下的是国内电影系统有影响的制片厂和院线公司。这对进口片发行市场的多元化主体建设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公司内部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监督机制的形成。

在农村，发行放映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开放。最基层的农村放映单位或个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力。首先，1993年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此后，1995年8月，广电部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家农村16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调动了农村放映队的积极性，让所有的农村电影经营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激活市场。同时，打破人为的市场阻隔，放开区域限制，让16毫米拷贝自由流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文件还明确要求今后每年定期举办16毫米影片全国性的交易会。同年11月在郑州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会。4天的交易会成交16毫米影片节目近400个，现货、期货拷贝达3500多个，成交金额为400余万元。交易会深受基层单位的欢迎，但是在执行474号文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冲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农村放映队购买影片和限制放映队活动区域。而后农村电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Ⅵ 真不明白，好好的电影，国家电影局为什么改的乱其八糟的

看来大家的火气都很大，这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出于政治目的，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政治冷漠的时期，但是之前的政治狂热给国家造成了很大伤害，所以严苛的把关可以把关的东西，是广电总局在自己的范围内不范政治性错位的唯一办法。即便如此，每年都会被高层挑很多错。
二、出于欣赏目的，很多无意义的电影都被用在了一些情色镜头或是过分的凶杀暴力下，为了保证在未建立合理的分级制度之前不出社会恶劣影响，也是迫不得已的。
三、理解偏差，对于很多已经有良好意义和优美艺术性的东西，由于人的社会背景之类的不同，很容易造成理解失误。而政府职能部门做出来之后很难更改，于是就不去更改了。
四、领导确实有许多土鳖，没有办法……

Ⅶ 省电影局有实权吗

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有。省电影局的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宣传、创作的方针政策，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
2、起草全省广播电影电视和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技术标准和部门规范性文件，推进全省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3、组织推进全省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公共服务，组织实施全省广播电影电视重大工程，扶助老少边贫地区广播电影电视建设和发展，指导和监管全省广播电影电视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4、负责全省广播电影电视、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和业务的监管并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负责对全省从事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制作民办机构的监管工作。
5、监管全省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信息网络视听节目和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视听节目，审查其内容和质量。
6、管理全省广播电影电视对外及对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负责全省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的进口和收录管理及内容初审。
7、指导全省广播电影电视和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科技工作，负责监管全省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传输、监测和安全播出，指导督查全省广播电视安全保卫工作。
8、制订全省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协调全省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管理全省重大广播电影电视活动。
9、领导该省的人民广播电台和该省的电视台，对其宣传、发展、传输覆盖等重大事项进行指导、协调和管理。
10、承办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Ⅷ 电影院线上映难度

一、院线制发行模式：从十六年前走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国最初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主要借鉴了苏联模式，基本形成了“制片方—中影公司—省级电影公司—市级电影公司—地方影院”的流线架构。1993年1月，原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规定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放映单位对接，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制片单位可同地方发行公司直接进行结算。此举打破了以往计划定价与垄断发行的局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业的体制改革真正地迈入新台阶。中国电影改革历程，图片来源：前瞻网到了2001年12月，在院线制试点取得较大成效之后，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实施细则》正式拉开院线制改革大旗。细则详细列出了院线成立条件并鼓励组建院线，要求发行公司需与院线公司达成业务合作，全权由院线公司负责对其所属的影院进行统一的安排和管理。从2002年开始，我国电影发行正式采用院线制发行模式，当时国内首批30条电影院线投入运营。由院线统一安排，连锁经营等运作方式避免了单一电影院管理混乱的情况，同时得益于院线制度的改革，我国电影市场长期被进口影片垄断的局面得到了不断的改善。数据显示，我国电影票房收入从2002年院线制改革之前的8.9亿元上升到了2018年的609.72亿元；观影人数从2005年的0.73亿人次飞升至2018年的17.2亿人次；电影院线数量（城市院线）、影院数量和银幕数量分别从2002年的35条、872家、共1581块银幕上升到2018年的48条，超过1万家影院和6万块银幕。经过十多年的验证，院线发行制度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体现了较大的优越性，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目前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院线出现了诸如盲目扩张、加盟费用下降、影院不规范运行等情况，助推着我国院线需重新探索新的机制。2018年12月，国家电影局下发的《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电影院线制改革：对新组建的院线牌照划了“年票房5亿且控股影院至少50家、300银幕”的门槛；对于长期管理不善、经营乏力的院线公司，将实行市场退出。

Ⅸ 鸦片战争前后到现在中国影视事业的发展(电影,电视)

新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1）新中国成立后，70年代末

在新中国成立的仿苏联电影管理制度，建立了从管理到生产，经营完整系统的电影生涯。

1953年，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工作室实施行政强制管理，建立了拍摄工作系统和制片主任的生产系统和生产商的规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大区公司，形成省，市，发行人，并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发行和放映经营和管理， ，并成立了电影在电影局放映管理办公室，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直辖市文化管理部门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各级政府有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加强统一管理展示工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设施，管理机制和职能目标，市场效果，市场化运作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系统的基础。

电影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的结构体系，以其特有的操作规律，除了几个动荡发生在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30年由于没有本质上改变基本体系结构和内部经济关系。与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以维持其建设，生产，流通，统一由国家预算和专项拨款。生产方面，工作室接受拍摄任务，以更高的数量和标的严格的计划。出版，全国发行放映分销商中国电影公司负责收购的电影，放映后，通过每一个问题的层次相结合的业务和行政手段，从省，市，县投影单元发出副本。改革开放后的

（2）在20世纪80年代，电影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有几波改革。 1979年，请示报告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系统，营收分享比例调整的问题，增加生产基金的发行和放映的原因。 1980年，文化部1588文件的形式规定在一定的价格和工作室解决的问题需要印刷本的工作室生产增加利润的上升量的基础上，中国电影公司。 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的中国电影公司的改革方案。 1985年1月，电影局膜结构改革论坛在广州举行，建议的权力下放，分离和扩大在电影制作行业，分销行业的经营自主权的精神。就在同一年，同意上漂浮的一部分，在一些地区的电影票价，以纾缓的电影收入的电影价格体系经过35年的经验，在20世纪50年代0.20-0.35元之间始终保持下降的趋势，终于在影响市场竞争的初步松动。

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开始，视频行业的歌舞表演，以及文化和娱乐的蓬勃发展，日益普及的电视，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 1984年，仅一年，电影观众减少了5.2十亿人。迫于市场的压力，制片人迅速向娱乐型。

电影局在1986年1月，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领导下，加强电视的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的初衷是合并，但合并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电影台周围，特别是省，市，县发行公司保持与当地文化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以及形成的“上海合作组织”不合格“的现象下，造成了很多电影全行业管理上的困难。在1986年，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在全国约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损的问题，许多放映单位的营行业，反过来，严重影响鉴于这种情况，在1987年的电影制片企业的损失。提出中介机构出具一次性买断，按比例分成结算发行电影，但在1989年，很快倒退回，顽强的副本结算。

（ 3）自20世纪90年代

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是1993年1月的字“或”关于深化电影业的机制及其实施细则的广播和电视（3）（草案）“为标志，此后，国家垄断的报价，因此4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制片人的电影，不合理的经济分配的问题，开始筛选当中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电影公司的国家垄断运营商打破。但问题随后的省级公司经营只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情况下的垄断问题以及行业的问题也很多中间环节是仍然盛行。直接后为市级分销的电影公司，“江苏省突破”，“山东突破”，工作室，中国电影公司和省公司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

1994年8月1日，工信部，广播电影电视局颁发的“本文档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1994年第348号）的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进一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精神一个清晰的电影发行权（版权）有一个单位直接到北京等21个省（11个老，少，边问题，在贫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除外）投影单元发出自己的电影。这一指导思想，使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公认的行业广泛，主要是促使形成市场多主体的电影。

1995年1月，广播和电视部门的改革故事，剧组人员管理规定“（广发影字[1995] 001号）出台，明确了生产者行业几十年的管理模式，统一的系统改革计划终于小，但非常有意义的一步。根据该文件，在全国有一个故事片，不再是只有16个工作室，已经没有大量的认可省电影工作室终于赢得了电影进出口权。不久，一方面我省的热情和设厂，迅速动员起来，工厂在山东，浙江厂，山西厂投拍的关键主题电影孔繁森“，”快报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然而，由于缺乏其他配套设施，生产者行业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显示视频市场上的严重缺乏，因此，改革必须移动一步。在1997年，制片人（发布的右）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甚至个人提供资金的形式，“可以”参加电影制作的投资。 1995年改革也只是为了打破垄断，原来的16个工作室，1997年的改革是完全取消了国有生产企业的保护权力的垄断，改革方案即将实施，北京的故宫，第一次品尝改革所带来的好处。由于离开雷锋日“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电影局广电部门果断给出了极高的奖励 - 薄膜生产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权。

于1997年，单片经销权释放。 “鸦片战争”私人集资运转，和四川电视台制作有限公司“鸦片战争”这个设置，在电影界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家电影局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了该公司生产的第一次给影片的发行权单独政策，享受同样的权利峨影厂的问题像电影。在同一年，位于深圳市，南英联开始从第一步的筛选行业打整体的经销权。 AG放映主要负责代理购买于1997年10月，联合制作的电影“攻击”国内的版权。

2002年开始，总旗颁发新的“电影管理条例”，对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和工业化的过程中。重要的方面是初步的释放电影制作行业，一些私人机构有独立电影的拍摄条件。这进一步推动民间资本注入电影制片业，电影制片业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过去，私营机构在电影中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这是必要的合作与电影制片厂的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北大华谊华谊兄弟，海润博茨瓦纳时代，民营电视制作机构的快速增长，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独特的理念和实践。然而，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可以只存在电影和电视行业，“游击队”的身份。改革意味着私营机构不需要来买工厂的标准独立投资拍摄电影。的措施，以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和市场规律的要求 - 生产商格局的形成，打破了一统天下的老国有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虽然这个多元的差距也很大），更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是根据法律的市场等于左慈，优胜劣汰。

问题，电影业改革的机制是相同的激烈，主要表现在“影院”系统的推广。经过近半年的酝酿操作设置和如火如荼的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直辖市）30个剧院正式开门营业。这些，11个省际剧院，在全省19电影院。在相同的时间内，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省（市）已率先完成形成两个剧院，江苏，浙江设立了三个剧院。

影院系统的活力，显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在7月中旬公布，的分裂大片“星球大战II：克隆人的进攻”只有10天，30电影票房突破20万，影院系统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刚开始成立的上海联合电影院，一前一后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票房影院系统指数。北京新影联影院也成功建国以来的市场走势稳健的消息。重庆万和6个影院票房的影院市场经历了严重的下降，6月全面复苏。最大的电影院系统的直接受益者，为广大电影观众，把一个大的电影公司引进明显更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是国内外同步发行，参加温州雁荡县的一个剧场剧院与北京上海大都市影院发布了，同时分割的大片观众可以欣赏的第一次分裂件小城镇，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影院系统。

应该说，影院系统是发展的必然电影史，电影发行和放映的时间不可避免的。深远的意义，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下，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区划的封闭状态，在国内地区将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规模的电影市场，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以建立电影市场的良性运转机制。然而，由于许多行政措施，促进影院系统，形成的市场因素是太弱了设置的时间限制，电影院之间的实力，规模和运行机制是完全不同的，有些是不那么正式的，目前影院系统只是一个原型，只能说，在过去的四个问题画了一个句号，发展和成长的电影，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影院系统的电影应该享有的自主权，如选择电影里的戏剧，发行企业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改革后的影院位置仍然停留在“一中市场，一个国家”的地位，而且在降低运营阶段。

同时，引进芯片的垄断被打破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虽然采用的芯片是进口的国家，但开始调整进口电影胶片供应机制，实现与分离的问题，这些电影的进口。中国电影集团宣布，2002年5月出售转播权的美国电影“浩劫惊魂”上海嘉禾 - 一家由香港嘉禾电影节。本公司是一家本集团的第一次电影版权出售给非中国内地企业与国外的颜色，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另一家股份制进口除中国电影集团，原装进口的电影发行公司电影发行公司 -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的筹备，2003年6月19日，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19家企业和机构联合投资，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持有20％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各持有11％中国电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长春电影集团持股10％，其余国内有影响力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公司。这是对进口电影发行市场多元化主体建筑将在该公司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有重要影响，但也有利于公司的工作效率和良好的监督机制的形成。

在农村地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发行和放映。农村基层放映单位或个人，以自己的力量。首先，1993年3月文件明确县购买力农村16毫米的副本，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成为16毫米的业务实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给予。随后，在1995年8月，广电部发出的“通知”，提高农村家庭的16毫米胶片分布和预测工作（474文件）的经营权，农村地区为16毫米拷贝重点，进一步开放任何一个企业和集体，个体放映单位购买，16毫米包含副本的国家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动员农村放映队的积极性，所有农村电影放映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引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优胜劣汰，激活市场。同时，打破了人为的市场障碍，释放区域限制，16毫米拷贝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该文件还明确要求16毫米胶片的国家在未来每年举办。同年11月，全国16毫米胶片展在郑州举行。近400名为期四天的交易会营业额的16毫米电影节目，现货，期货复制的超过3500个，营业额在400万元以上。公平基层的欢迎，但在实施的474个文件，由于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仍有一些地方，防止农村放映队购买电影和限制放映队活动区。实施“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农村电影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