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如何盈利论文

⑴ 有谁可以告诉我电影行业的盈利模式，感谢至极！

这个没法一句话说明，基本是票价，音像制品，衍生品，内置广告

有个叫赵宁宇的人的博客你可以看一下，他讲了很多

给你贴一点看看

票价：被地产绑架的影院（一）

认识电影 2010-08-13 18:28:00
中国的电影票价到底有多高？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电影票价在60～80元之间，大大的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有人口诛笔伐，认为中国电影票价太高，特别是和欧美对比，人家的月收入多少多少，我们的多少多少，完全不成比例云云。听似十分有理，争取了民心支持，也造成了电影业疯狂涨价压榨百姓的假象。最近《唐山大地震》限价35元的事件又一次将电影票价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一些声音指责政府，认为政府应该把票价降下来。这种指责用错了地方。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电影好不容易初步完成了产业化、市场化，怎么可能退回到政策指令决定一些的方式呢？当中国的电影人和观众仍在反对残留的“长官意志”的时候，居然有人想让“长官意志”死灰复燃，这个逻辑自相矛盾。

中国电影的平均票价到底是多少？

电影票的定价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60～80元这个数字，为许多学者、影评人、观众所引用，然而，这个数字是不正确的。

最近几年，中国电影的平均票价为28～33元；2009年的平均票价为31元。

这个数字，必然引起一片哗然。这和许多观众印象里的票价大相径庭，也和人们从媒体中的到的印象差距太大。确实，大城市往往都在60元以上，有些电影，甚至动辄120元、150元。这样的票价水平，怎么可能出现28～33元的平均票价呢？联系到中国各种统计数据的尴尬错误和个别电影公司数据造假，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电影票价，“被降低”了。

通过数据分析和一线调研，才能接近于事实真相。

什么是中国电影市场？2009年产出62.08亿票房、2010年到7月已创造67亿票房的市场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全国37家院线、一千多家商业影院的5200块商业银幕。上列票房收入，均由这些商业银幕奉献。其他的收入——如农村、部队、厂矿学校等——收入极低或不易统计，基本不计入商业票房总额。因此，每一个年度的总票房，其实比公布数字高一些——这还不包括被商业影院盗放的影片，这一块黑色收入约占总票房的10％强，被影院人员私分——这一情况业内人士尽人皆知，即使全部安放电脑联网售票系统也无法彻底避免。通过在天涯网的调研发现，南方有的城市影院私印私售“内部券”，服务人员凭券放观众入场，此类方法五花八门，挖的都是中国电影业的墙角。

顺便介绍，中国农村市场属于公益放映。时下，从“2131工程”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的艰苦建设，中国拥有249条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流动数字放映设备3.6万套，放映员7万多，覆盖近60万个村镇。2009年全国农村放映781万场，中央财政补贴3.3亿，地方配套4.4亿——其收入未计入商业总票房。

5200块商业银幕，分布严重不均衡。

中国排名前50名的影院，全部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他们的票房收入，占据了每个年度的1／3强。中国排名前100名的影院，亦全部分布于大城市和部分经济实力不逊于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如珠三角的一些“小镇”，DGP产值往往高于北方城市——他们的票房收入，占据了每个年度的60％左右。换言之，全国100家影院1000块左右的银幕，贡献了60％左右的票房收入；而其余一千多家影院的4000块以上银幕，却仅仅能够产出剩下40％的票房。如果按照单银幕比较，两者相差5倍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尴尬的发现，决定中国电影走向的，其实就是几十个大城市中经常光临100家影院的少数观众，他们认为哪部电影好，哪部电影就有口碑、票房、档期。二线城市的影院、网络、电视台，全部要跟随这100家甚至50家影院和观众的选择。

那么，这50家影院的平均票价是多少呢？

根据对2010年前7个月数据的跟踪，其平均票价约为35～45元（《阿凡达》上映时期高于这个数字，因为3D票价普高），来源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办公室每周通过《中国电影报》发布的数据。

这就产生了问题。如果说，二线城市的票价较低，一线城市的票价较高，最后拉低了印象中的平均票价，似乎顺利成章。但是在排名前50名的一线城市大影院，平均票价居然才是35～45元，这数据显得很靠不住。——涉及国家统计部门，似乎就有信任危机。60～80元／35～45元，差距太大，质疑顺利成章。

这时候，需要到影院一线实地考察。调研结果为，60～80元是影院的门市价格，并非交易价格；如今，中国观众有种种办法可以买到便宜很多的电影票，因此，35～45元正是一线大影院票价的真实反应。

观众获得低价影票的途径有以下几条：

1、在影院办理电影卡，一般在300～1000元之间，可享受票价5～8折。

2、购买团体票。中国电影市场团体票比例极大，各种机关、单位、学校、企业都会购买团体票，又称“包场”、“团购”，团体票享受很大的折扣，有时候比5折还要低。

3、购买、获得电影券。影院发行种种类型的电影券（前文非法内部券不在此列），一部分直接销售，一部分以种种方式和所在商场、媒体、网站等进行置换，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段。观众从各种渠道得到的电影券，最终个人和中间商都是要买单的，并非免费。

4、包销。包销实际上就是一种大规模的电影券批发、预购行为。一些有实力且与电影业有关联的企业，会事先购买大批影票（高至数千万），之后以回馈客户、积分换取、有奖抽取等方式发出，这些企业包括电信、银行、网站等。观众得到的这些免费或廉价影票，均由企业最终和片方结算，最终价格也远远低于门市价。

5、特价。全国影院大多实行周二半价日，很多影院还实行周一、周三、周四半价日，部分影院实行“18点前18元”活动，大大地拉低了票价。

6、在一些特别活动中，有一些特殊的优惠。如“北京放映”期间看一场赠10元兑换券，“体育电影周”的一些场次，都会有票价优惠。

综上所述，按照门市价在售票柜台购买影票的大多为临时决定看电影、偶尔看电影的本地人和外地游客，大部分长期固定观众可以有丰富的渠道获得半价左右的影票。通过对发行公司、院线公司及北京、上海、广州部分影院的调研，得知一般在门市购票的观众不超过1／3，团体票普遍在1／3以上，主体观众均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打折票。因此，一线影院35～45元左右的平均票价是真实可信的。而二线影院的票价均低于一线影院，年度平均票价也是准确的。

然而，即使是2009年31元的平均票价也不是一个很低的价格，假如2个人，坐出租，喝饮料，再吃一份便餐，消费也会接近200元——影院所处的位置迫使观众只能如此消费，而商城允许影院入驻也正是为了拉动周边消费。那么，这个31元左右的票价能不能再降？降到20元？甚至是10元？

答案是无法再降价了。因为中国的电影票价已经被地产绑架了！

电影票价的定价权不是政府，也不是某一家电影公司。中国这37条院线5200块银幕，隶属关系十分复杂，有些属于电影国企，有些属于电影私企，有些属于商业地产，有些属于全民，有些属于外路老板，有些甚至潜伏着隐性的外资。电影票价的决定权，在于市场。

影院的收入，由几部分构成，票房＝税费＋片款＋运营成本＋利润。

片款为返还制片方和发行公司的钱，比例几乎为全球最低，一直遭到制片界强烈抗议，但基本维持现状。

运营成本，包括人员＋水电＋宣传＋维修升级＋地租等等。前面若干项基本支出和一般销售单位类似，最后一项：地租，则是成本的决定性因素。

如此看来，税费是固定的，片款是小比例的，利润是可以估算的，基本支出是必须的，真正对影院定价权造成强烈影响的，恰恰是这地租！

中国几乎所有大影院，均身处商业地产之中，也就是某个商业大厦或者商业区域之中。当年，这是中国电影复兴的关键：依托商业地产的升温造成影院的稳步发展，扩大市场，刺激制片业。然而，近年来商业地产不断提高影院的年度租金，使得影院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成为了商业地产的收益。换言之，商业地产按照一般商业规律，将他们承担的压力一部分转嫁到了影院身上。商业地产升值，地租就涨价；地租涨价，票价就得跟着涨。特别是这些年来电影票房、利润高速增长的数据被全面报道，商业地产更有了提租的充足理由。事实上，2010年各影院的地租比2009年上涨了很多，大批院线和影院不得不借助《阿凡达》3D大涨票价，本意是2010年所有电影跟进涨价，但由于春季电影质量疲软，市场调节，不得不做局部下降。否则，2010年的电影票价，真的有可能和房价、菜价、油价一样成为国计民生的大话题，突破60～80元也未可知了。

如何降低票价呢？一方面，国家似乎可以免除部分税收，放水养鱼，待电影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比如年票房500亿、1000亿再行征税——条件是影院增加部分低价甚至免费公映场次等。如今电影业年度票房不过100亿，税基很小，征税意义不大。配合《国十条》的政策精神，假如税务部门能够部分、全部减免电影税收，利在千秋，功莫大焉。（税基养大了，一样可以再征回来。）

一方面，要严防商业地产将通货膨胀的压力转化到电影票价上来。然而，这却是最难控制的一个环节：影院入驻商业地产，属于商业行为，很难行政干预；商业地产要提租，影院想要生存只能接受。所有提租的金额（动辄数百万计），除了降低工作人员薪酬、降低利润以外，只能是转嫁到观众票款上了。水电、宣传等费用，从来只升不降——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另一个渠道传导到电影上。

与此同时，制片方一直要求继续提高回款的百分比，这本是个合理的要求。好莱坞通行的规矩是制片方拿回票房款的55％，中国最好的情况是拿到43％，一般的连40％都拿不到，发行方拿去一些，税费再征去一些，成本再扣除一些，中国电影制片业的日子确实难过。然而，假如制片方真的能够拿到50％、55％，影院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唯一解套的办法就是：继续涨票价。

这就是全国院线一致称赞3D电影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合情合理”地涨价。

⑵ 电影是怎么赚钱的啊，利润是怎么分配的啊

电影是通过购买电影版权来盈利的，具体就是通过购买一部电影的版权，成为这部电影的投资人，等后期电影上映了再根据票房来计算收益，收益是完全透明化的，然后再加上其它网络版权收益如（爱奇艺、腾讯等）电视版权收益和海外版权收益，版权收益是按照你所持股的份额给你进行分红。

以下就是国内电影版权投资的票房分红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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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
电影节
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
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
纪录片
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
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
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
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
短片
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⑷ 电影在发行过后，有哪些盈利方式

电影发行后主要的收益还是来自于影院，影院是主要的收入，影院上映一段时间后，电影的版权会卖给一些网站，从网站中还能赚一笔。最后就是影视周边了！例如《长江七号》星爷拍摄的，影片播放后七仔这个玩具的销量也是特别的好！

⑸ 电影和电视剧是怎么盈利的

电影盈利方式：1、票房。2、衍生产品：比如影片中的服饰、文化衫、玩具等，看片子类型。3、DVD发行。4、广告植入。

电视剧盈利方式：1、卫视收购、地方台收购。2、衍生产品。这个主要是动画片了。玩具、书籍、画册。3、碟片发行。4、广告植入。

⑹ 微电影怎么盈利

盈利方式：

1、广告收益

不论是院线电影还是网络电影，广告收益都是少不了的渠道。如果是商业微电影，出品方需要对品牌定制拍摄微电影，如果是非商业，出品方在微电影中融入广告品牌即可，最终还是以微电影中的广告展示为主要收益。

2、用户付费

用户付费这一点现在已经不稀奇了，现在的网络平台，以爱奇艺、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现在都是以这样的付费观看，实现最大的收益，微电影可以复制这一收益模式，实现付费播放，不过目前这一观点，暂时还不被消费者所接受，需要时间来适应。

3、版权收益

类似于院线电影在网络平台上映时需要支付的版权收益。这三点就是投资微电影如何盈利的主要渠道。

诞生背景

网络视频平台竞争的推动

随着网络视频业务的发展壮大，互联网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影视剧播放平台，各大门户和视频网站在视频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热门影视剧版权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高昂的版权购买费导致了巨大的运营成本。同时，网络视频同质化竞争严重，网站需要寻找差异化的竞争路线，提升原创能力。

在这种竞争环境下，自制微电影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自制微电影不但成本低，而且能保证网站在运营中享有更多主动权，同时，微电影的灵活性和投资决策的风险都更加可控。

⑺ 电影都是从哪方面收益的呢

近年来，内地电影市场火爆，动不动就十亿以上票房，那电影仅仅就是票房收入吗？其实不然，还有广告、版权、以及相关衍生和周边这一系列的收益。

首先是票房，这是电影的主要收益途径。现在城市的大型综合体里面都会有电影院，很多人都会选择在空闲时间去看一部大片，度过精彩的两个小时，释放工作的压力。年轻的男女谈恋爱时多数也会选择去看电影，增加平时的话题，同时增进了解。生活水平提高了，几十块钱的票价并不难出，所以看的人多票房收入就高了，动不动就上亿，这里面的盈利空间还是很大。

综上，拍电影如果红了，真的可以赚得盆满体钵。很多电影的拍摄成本几千万，就如同《战狼2》系列，投资是一两个亿，票房最后是50多亿，虽然按照三三分账的算法，很多钱要花在宣传和影院方面，最后留给投资方和主创手里的收益也是非常可观啊！

⑻ 电影和电视剧的盈利模式是怎么样的

一般来说，电视剧的盈利模式只有四种：一轮播映权、二轮播映权、音响网络播映权和海外播映权。以最高的中央电视台一轮播映权为例，购买价格每集不会超过80万元。虽然效果还是微乎其微，然而，电视剧制作方在不断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加大广告植入。
广告植入将成盈利主流模式

去年是公认的国产电视剧大年，国产电视剧收视率频频刷新，广大的电视观众向各“生产车间”展示了车不可载斗不可量的强劲吞食量。这个势头延续至今年，也导致各制作公司、电视台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众所周知，比之国内电影业演艺经纪公司几家独大的垄断格局，电视剧制作行业是诸制片方“纷争天下”。

2008年，一部被誉为“山寨剧巅峰之作”的《丑女无敌》，令湖南卫视再次走到了行业的潮头位置――第一次引进国际版权；第一次引入“季播”概念，边播边拍，由观众决定剧情走向；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第一次大张旗鼓地使用植入式广告。

光线传媒电视剧事业部高级发行经理朱璐说：“电视剧的盈利模式相对简单和稳定，卖片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盈利模式。”但她强调：“我们看到国内已经有一些电视剧制作公司在做广告植入，未来，光线传媒也将加大在电视剧广告植入方面的投入。”

“现代剧和时装剧中比较容易植入广告，比如汽车、手机、银行、服装、酒类等。”小马奔腾策划部总监李立功表示，他们也在尝试古装剧、历史剧的广告植入。例如将要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武训大传》，他们将联系山东武训故里，寻求与当地联合开发。

如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电视剧市场中，检验一部电视剧是否能够担当“热播剧”的重要标准，除了其引发的社会反响是否堪称强烈外，亦可从行业角度客观鲜明地归纳为“两个率”：即电视台播出剧集的“收视率”——这自然是首当其冲且毋庸置疑的评判手法，而剧集在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则以当仁不让的“后起之秀”姿态，成为最直接反映该剧受欢迎程度的“前沿阵地”，《潜伏》如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亦如是。网络平台以其独有的可控性、快捷性、互动性和降低收视成本的特点，深受电视剧观众群体中年轻一族的青睐。由此，电视剧播出载体从传统电视台正在加紧向以视频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延伸，不但已成为行业的大势所趋，更成就了电视剧市场的新盈利模式。

既往电视剧在发行上的盈利几乎完全依靠于以电视台和音像制品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如今，由于视频网站的异军突起，网络发行占据电视剧发行回收成本的份额愈加吃重，据悉，目前优酷网、土豆网、乐视网、激动网等几大视频网站都在致力于对电视剧版权资源的捍卫与竞购，正版影视剧的互联网视频独家播出权的市场价格甚至已经赶超电视台首播的购买价格。

近日，当代都市情感剧《再过把瘾》就以每集4万元的天价刷新了同题材剧集的网络首播权销售记录，这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由个人风格极为鲜明的导演叶京执导，并由徐静蕾亲自出任监制的电视剧，其核心收视群体为大都市中青年男女，与时下电视剧主力收视人群特征高度吻合，能够卖出高价也在情理之中。此前，视频网站对电视剧的购买一直被视为是电视剧营销的一种补充手段。而在短短的两三年之中，购买成交价格从几千元迅速增长到了两三万元的平均水平，翻了十倍之多。如今，这一价格又被《再过把瘾》刷出新高，已经相当于地面播出台的购买价格。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两三年中，价格再翻个三到五倍，达到十至至二十万也是很有可能的，而这样的价格也将有望与卫视黄金时段的购买价持平， 到那时，网络购买将对电视剧的传统盈利模式形成强有力的补充，更有甚者形成一种全新的播出模式，不同于如今的首轮四家卫视联播，而形成4+1，即电视台与网络同步播出的模式。

在电视剧网络发行水涨船高的今天，视频网站对于电视剧剧集的质量、时代特点和收视群体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和指向性，由此可见，电视剧与视频网站这一新媒体的联合与发展，不仅在电视剧行业内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增长点，也推动了视频网站向成熟化不断迈进，而传统电视媒体也将在这一局面下走向更加精品化和多元化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