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郑正秋的电影感受

1. 最喜欢的电影类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功夫电影是什么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功夫电影是1928版《火烧红莲寺》。

《火烧红莲寺》是于1928年上映的武侠电影，由张石川执导，由萧英等主演。

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意义非凡，它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神怪热，此后武侠电影也成为在世界影坛上最富于中国特色的电影种类。

(1)如何看待郑正秋的电影感受扩展阅读

《火烧红莲寺》剧情介绍：位于湖南浏阳、平江两县交界处的赵家坪，是历史上有名的械斗之地。浏阳县地方把头陆风阳在一次械斗中吃了亏，便托人介绍，让儿子陆小青拜昆仑派大师学习武功。

自幼多病的陆小青学成后返回家乡，后父母去世，便再次离家出游寻师。某日，陆小青至红莲古寺借宿，发现殿中许多鬼影向佛像礼拜，走近一看，莲座后面有一深穴，恶臭逼人。寺中的知客僧见陆小青发现了他的秘密，便威胁他归顺寺庙，受戒为僧。

陆小青不肯，知客僧欲杀小青，后见小青颇有武功，遂忽然遁去。小青欲出古寺，却发现四周都是铁壁。危急中，侠士柳迟从屋顶破梁而入，救出小青。路上，二人遇见军官赵振武，赵正在寻找失踪的长官卜文正。

原来卜文正为官清正，私访时被红莲寺的知客僧劫持，扣在一铜钟内，要把他活活饿死。柳、陆让赵振武回去搬兵，自己返回红莲寺打探情况，路上又遇到了红莲寺的庙主常德庆。常德庆发出的掌心雷令柳、陆无力招架，幸得女侠甘联珠赶来相助，使出梅花针绝技，打败了常德庆。

此时，赵振武已引兵围住红莲寺，经过一场激战，众人救出卜文正，破了地穴，但知园、知客二僧等却从地道中逃跑了。

2. 郑正秋的第一代导演

随着电影在中国的诞生，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代导演”。第一代导演活动的时间大体上是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他们是中国电影的先驱，在拍摄条件非常简陋、艰苦，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第一代导演”中成就最大的是郑正秋。而郑正秋与张石川的几十年的合作被影视圈的人所津津乐道。正是由于俩人的密切合作，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都出自他们手中。郑正秋比同时代的导演更有艺术主见与追求，提出影片不仅要迎合观众，而且要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他的影片故事性强，结构严谨，戏剧冲突较强。1913年编导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影片使人感到电影除了娱乐作用还有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作用。1923年完成了中国摄制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的拍摄完成，这也是郑正秋编剧的第一部“社会片”，由于影片富有民族气息，故事性强，情节动人，轰动一时。使女演员王汉伦一举成名，成为中国第一位悲剧女演员。1924年郑正秋创作第一部妇女题材的电影剧本《玉梨魂》。
特别是郑正秋晚期导演的《姐妹花》，讲述的是生长在贫富不同家庭中的一对孪生姐妹的不同命运遭遇。妹妹做了姨太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姐姐嫁给农民，过着辛劳贫困的生活。由于天灾人祸，姐姐被迫到妹妹家里为妹妹孩子当奶妈，由此引发了诸多令人心碎的情节。郑正秋在这部影片中的创作视野扩展到社会，反映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农村破产的生活现实，故事雅俗共赏，导演手法的自然流畅，使得该片在上海新光影院上映创下连映60天的记录。创造了当时中国票房的最高记录。 1935年3月该片参加了苏联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也受到热烈欢迎。郑正秋一共编、导、演53部影片。为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片花费了大量心血，为中国电影的启蒙和发展打下了基石，成为我国电影史上伟大的一页。

3. 娱乐圈哪些电影导演在电影史的创作手法中有独特的贡献

娱乐圈中有很多电影导演，在电影史的创作手法当中提供了独特的贡献，在1913年张石川和当时以戏剧评论为名的郑正秋两个人就合开了中国第1部故事片，现在可曾放映的最早影片《劳工之爱情》也是两人创造的，这个影片是短故事片创作为主的，其中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很前卫的，是中国爱情电影的先河之作。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涉及到6个场景，将近180多个镜头，有特写镜头，全景镜头，同时也涉及到对蒙太奇的使用。小编还曾经看过一部很老的片子，是大卫格里菲斯拍摄的，将镜头设置为单位，其中代表作品《有一个国家的诞生》，也改变了曾经一场为单位的拍摄方式。也展现了当时人物和社会生活的风貌，细节和环境是极为真实的。同时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教父》，其中的节奏也是电影艺术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面。

最后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也是一个大众艺术，在当今社会电影艺术也和商业结合的最为紧密，其实在电影史上也有非常多优秀的导演，曾经为电影事业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4. 郑正秋在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只知道一点，好象是香港那面的导演，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影就是他拍的吧。
郑正秋

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别署药风。1889年生于上海。中国早期著名电影、戏剧艺术家。郑正秋从小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14岁肆业于上海育才公学。由于受当时进步运动影响，从事戏剧活动，曾在《民言报》任剧评主笔，自办《图书剧报》、《民权画报》。电影在清末传入我国。1913年由张石川与美商合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聘请他编写《难夫难妻》电影剧本，并与张石川合作导演了此片。于是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他自组了新民、鸣民、大中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新剧活动。1919年，他曾发行《药风月刊》、《解放画报》支持当时的学生运动。 1923年由他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影片《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此片为中国摄制长故事片奠定了基础。此后，他进入创作旺盛期，一共编、导、演了五十三部影片。郑正秋是中国早期电影工作者，他所作的贡献是显著、突出的。艺术手法上他善于结构、创造形象，以通俗易懂的艺术手法，打动了观众的心灵。他一生都在努力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二十年代他通过《玉梨魂》、《上海一妇人》、《盲孤女》等影片，揭露、抨击了封建伦理制度的罪恶，1929年至 1931年他又以现实题材从事创作，编写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1930）、《红泪影》（1931）等剧本，1932年他运用长期积累的电影创作经验，带病为宣传抗日、推动爱国运动，编写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1933）、《姊妹花》等影片，部分完成了《再生花》、《女儿经》（1934）、《热血忠魂》等编写工作。郑正秋为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片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的一生从各个领域进行电影的试验和创造，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他为中国电影民族化，寻找了一条道路，为中国电影的启蒙，发展打下了基石，他的丰功伟绩，成为我国电影史上伟大的一页，于1935年去世。

编导故事片：

1913：难夫难妻（与张石川合作）
1926：小情人 一个小工人
1927：二八佳人 血泪碑 杨小真
1928：黑衣女侠 侠女救夫人 血泪黄花（前集）
1929：血泪黄花（后集） 刀下美人 战地小同胞
1930：桃花湖（前后集）
1931：红泪影 玉人永别
1932：自由之花
1933：春水情波 姊妹花
1934：再生花 女儿经（与洪深、张石川、沈西苓等合作）

电影剧作：

1922：滑稽大王游沪记 掷果缘 大闹怪剧场 张欣生
1923：孤儿救祖记
1924：玉梨魂 苦儿弱女 好哥哥
1925：最后之良心 小朋友 上海一妇人 盲孤女 早生贵子
1927：挂名的夫妻 侠风奇缘 山东马永贞 车迟国唐僧斗法
1928：美人关 火烧红莲寺（第一集） 大侠复仇记 女侦探
1929：新西游记
1930：娼门贤母
1931：恨海

导演影片：

1927：梅花落（上中下集）
1928：白云塔 碎琴楼
1935：热血忠魂（与张石川、徐欣夫、吴村等合作）

演出影片：

1922：滑稽大王游沪记 掷果缘
1924：苦儿弱女 诱婚

5. 郑正秋的成长经历

1902年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因目击清廷腐败，民生凋敝，于是从事新剧运动，陆续发表“丽丽所剧评”。后又受聘于《民言报》为剧评主笔，被时人誉为“不畏强御的剧评家”。主办《民立画报》和《民权画报》，倡导戏剧应成为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
1913年，与张石川和组新民公司，专事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导、演业务，并与张石川合作编导短故事片《难夫难妻》，通过一对青年男女被包办婚姻所强行撮合的不幸遭遇，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这是中国自己摄制故事片的肇始，夏衍誉为“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此后，他自组新民、民鸣、大中华等剧社，成为一位能编能演的“职业剧人”，以“言论老生”驰誉剧坛。曾编演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隐痛》、赞扬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行经的《新华毒》，也有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男女拆白党大交战》等。五四运动前后，创办新民图书馆，发行《药风月刊》。1922年初，与张石川、周剑云等共同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同时设立明星影戏学校，自任校长。同年，为明星公司编写了《滑稽大王游华记》、《劳工之爱情》等4部短片，后者虽属闹剧，却构思精巧，收到寓庄于谐的效果。
1923年底，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上映后，受到热烈欢迎。影片宣扬“平民教育”在“从善惩恶”、改良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片在艺术表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摆脱文明戏的桎梏，对电影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作了一次认真的探索与尝试。在20年代的中后期，他的创作十分旺盛，本着“为弱者鸣不平”的创作主张，相继拍摄了一批妇女题材的影片，诸如《玉梨魂》、《苦儿弱女》、《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二八佳人》、《小情人》等。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婢女、妓女、童养媳的悲剧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揭露和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与婚姻制度的罪恶，均富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也有屈从于商业的要求，编写了一些如他自己所说的“营业主义”的媚俗之作。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开展，在党的电影小组的团结与帮助下，他被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成为“一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了”。1933年，他在《明星月报》上发表了《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一文，明确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反资本注意和反封建主义的“三反主义”创作原则。同年，他编导的影片《姊妹花》，在公映后引起轰动，是他代表作。
他是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一生共编导了影片40余部，以平易通俗、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6.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难夫难妻》

1913年 《难夫难妻》
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大历史：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要人如何讲述？

网络有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从仅有的文献看，《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有编剧、开始讲故事的电影，这并不简单。《难夫难妻》的剧本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故事讲述：乾坤二家欲结秦晋之好，于是不顾子女意愿，请媒人代为奔走。经媒人甜言蜜语，此欺彼诈，又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拜天地入洞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逼成夫妻。

这个单细胞的故事而今听来乏味至极，但却意非寻常。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13年《难夫难妻》登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旅程。

尽管，从表面上看，《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夫难妻》和用摄影机完整地拍下一出当时流行的文明戏并无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语言开始在中国大地兴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

说到讲故事，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电视报，“故事片”一词似乎是那时每部教育意义十足的电影前面的特定称谓。而如今，恐怕再没有一篇影评敢使用这么老土的词汇。“故事片”一词的消亡也许代表着中国电影界的整体进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像好莱坞一样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在迷惘中，中国电影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故事与表达，从《难夫难妻》这个坐标原点中射出的却不知是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射线。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

虽然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

7.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难夫难妻》

1913年 《难夫难妻》
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大历史：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要人如何讲述？

网络有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8.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9. 郑正秋的一代艺宗

1902年的一天，这所由英籍犹太人嘉道里创办，座落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兼收中外人士子弟的育才书院，突然爆发了一场小小的“学潮”：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童，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不过十六七岁，轰地拥向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体罚。
原来，在一向以教学严谨著称的育才书院，“体罚”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天上课时洋先生又要体罚一个小学生，不料却遭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学生的反对。这个看上去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学生从座位上挺身站起，责问老师：“先生对我们讲授‘平等、自由、博爱’的道理，可为什么常常体罚学生呢？难道这就是‘平等、自由、博爱’吗？”一句话，问得老师满脸通红。洋先生转向全班学生：“这位同学袒护犯错误的同学，大家说，这样做对不对？”平日里对体罚早就愤愤然敢怒不敢言的学生以沉默作答。
“下课！我要向校长反映……。”恼羞成怒的洋先生夹起皮包冲出教室。
见这阵势，那责问老师的学生索性大声问同学们“我们也找校长，要求取消体罚，好不好？”
“好！”
在校长室，这位洋先生和学生们形成尖锐对峙。育才书院创办以来破天荒的一场“学潮”，就这样发生了。
几天后，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植善校长向教职员工和学生郑重宣布：“从今往后，本校取消体罚。”这个带头反对体罚的学生，顿时成了同学心目中的“英雄”。老师们也对这个善于运用学到的知识反对不合理现象的学生，有了深刻印象。
郑正秋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就是14岁的少年郑正秋。
可是，小正秋的父亲郑让卿听说了这件事，却勃然大怒：“小小年纪，竟敢目无师长，这还了得！混蛋！”郑让卿越想越生气：当初花大钱把孩子送进育才书院，原想受些洋教育，将来做生意好和租界的洋人打交道，谁知教出个目无尊长的“逆种”！这种书不能再读了，还是早点到生意场中去磨炼。主意已定，任凭郑正秋怎样哭诉哀求，郑让卿都不让小正秋再跨进他视为“虎狼”的育才书院校门了。
——这是发生在郑正秋身上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封建伦理观最初的抗争。表面上，一家之主的郑让卿“胜利”了。然育才书院教育的影响却贯穿着郑正秋的一生。可以说，郑正秋的民主主义思想，自此奠定了基础。 郑让卿，广东潮阳成田上盐汀村人。他以光绪间顺天府试进士第三十一名的资格，当过江浙盐运使，后调任三穗知府。他的父亲郑介臣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之际来沪经商，开了家郑洽记土栈（鸦片批发栈）而成巨富，早年上海潮州会馆发起人之一。郑让卿是他第二个、也是最聪明能干的儿子。郑让卿三十岁上久婚无子，经友人介绍，在众多候选的男孩中选中他认为将来会大有出息的一个，抱进家门为螟蛉子（义子）。时值秋高气爽，因取名正秋，又按潮阳老家的排行，为孩子取字“芳泽”。这个生于1888年12月24日的上海小男孩，从此入了广东潮阳籍，在优裕的官商家庭中生活成长。
小正秋3岁了。为了“让孩子认得老家”，母亲张太夫人带正秋回到上盐汀村祖居。老家美丽的田园风光，生活风情，婚丧习俗，家祠私塾的学习经历，以至独具特色的潮州音乐，潮州戏曲，处处令小正秋既新鲜，又激动，留下一生难以忘怀的印象。
两年后，小正秋随母亲返回上海，受教于嘉定人庄乘黄。在庄老师的点拨下，小正秋不仅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练就一手好字，思想上更深受老师不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影响。一年以后，10岁的小正秋带着庄老师的口授心传，进了育才书院。
这期间，家里添了个弟弟郑正冬（后由郑正秋为之改名正栋，哥寓了他希冀弟弟来日成为国家栋梁的愿望）。正冬是父母亲生的孩子。小正秋不久便感受到自己和弟弟在家庭中位置的区别。敏感而聪明的孩子显得早熟了。
正秋从小体格嬴弱。气急、腰痛成了久治不愈的痼疾。当官却无知的父亲为减轻孩子病痛，横下心让他服鸦片止痛。从此，鸦片烟毒渐渐侵袭了小正秋全身，形成难以抗御的毒瘾。也是14岁那年，一位西医诊断小正秋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结石。经治疗，结石似已排出体外，可心衰依旧，还多了个咳嗽、多痰的毛病。43岁就过早辞世的郑正秋，一生就在和疾病的斗争中，以过人的精力，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
父亲领着14岁的小正秋来到郑洽记土栈，让他熟悉土栈业务，认识四方商贾。就象在书院是个受尊敬的好学生一样，渐渐地在土行小正秋也成了里外受欢迎的“少老板”。郑让卿暗自得意：不去书院来土行这一着，走对了。
可是，“读书”仍然是小正秋心中最最解不开的情结。学校去不成了，只有自己找书看。什么《再生缘》、《推背图》、 《左氏春秋考证》、《三国演义》，乃至戏曲唱本，逮着什么看什么。家里的书看完了，上街买书看。书摊上琳琅满目的各式图书打开了小正秋眼界。他渐渐有所选择了： 《警世钟》、《西太后》、《扬州十日记》、《革命军》、《大革命家孙逸仙》……，书海遨游，郑正秋仿佛进入了个广阔、崭新的世界。每日里土栈归来，就一头栽进书海。他没日没夜，读着，思考着，学识长进了，眼睛却坏了。鼻梁上架着深度近视眼镜，早熟的孩子又平添几分老成。
读书之余，郑正秋还迷上了京剧，以至哪天没去茶园看上一场戏，吃饭也不香。他偏爱毛韵珂、潘月樵和梨园世家夏月珊、夏月润兄弟的戏，一来二去，和他们交上了朋友。
这再次惹恼了父亲。为使郑正秋远离他鄙视的“戏子”，郑让卿可谓用心良苦。先是，为17岁的郑正秋娶妻。可是儿媳俞丽君不但没“拴”住郑正秋，反倒也爱上了京戏。郑让卿左思右想，觉得儿子既不能一心一意经商，不如走仕途。他花钱在湖北张之洞那里买了个“候官”的位置，逼着郑正秋立即去湖北任职。可现在的郑正秋已不再是五年前任由摆布的孩子了。他在湖北勉强耽了近两年，深感“宦海茫茫，不可以居”，决定“洁身而退”再次从商。郑让卿苦心孤诣安排的“官商门庭后继有人”的计划破灭了。他很生气，却也无奈。
再次回到土栈，郑正秋还真用了番心思。他揣摩经商规律、顾客心理，确定他的“八字方针”：“以义为利，薄利多销”。一个“义”字，一个“薄”字，使他广交朋友，近悦远来。土栈生意比他父亲、弟弟经营时好了不少，短短两年，获利无数，少老板郑正秋的名声一时大振。可是郑正秋没有想到，生意场上多的是不义之人。善良正直的他缺了这份警惕，就得摔大跟头—一些奸猾之徒利用少老板的信任胡作非为，土栈亏损数万。郑正秋（可能也包括郑让卿）最终明白了：他不是经商的料。他把土栈交给弟弟正栋，自己钻进钟爱的戏曲中去。 摆脱了商务，父亲也不再干扰，郑正秋沉醉在戏剧世界里，就如蜜蜂进了花丛，左右逢源，可供采撷、思索的东西，目不暇接。他发挥自己善于模仿的长处，学习孙菊仙、汪笑侬、谭鑫培等名伶的唱腔，最终达到声、神俱备，惟妙惟肖的程度。戏看得多了，对剧目、对演员的表演也有了想说的话。在友人夏月珊的启发下，郑正秋开始以《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为题，尝试着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感。
当时的中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上海滩上各种报纸风起云涌。然郑正秋最喜欢的，是一份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这是同盟会会员于右任自日本回国后，继1909年5月创办《民呼报》、《民吁报》之后的第三份鼓吹反清反外侮的革命报纸。《民呼报》发行仅3个月即被迫关门。继之而起的《民吁报》面世才一个多月，于右任即遭逮捕，报纸被勒令停刊。可于右任方一获释，又于翌年办起了《民立报》。《民立报》言论之激烈一点也不亚于前二报，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已顾不上再管它了。郑正秋由衷地认同《民立报》的观点，尤其心仪于右任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丽丽所戏言》送到《民立报》，也见到了于右任。可正忙于发稿的于右任，一句“敝报自创立以来还没登过这方面稿子”，无疑是对郑正秋的一盆兜头冷水。郑正秋怏怏归去。
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于右任的亲笔信：“正秋友：大作已经拜读，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见报。祝贺你，剧坛奇才，一鸣惊人！”年长郑正秋12岁的于右任也万没想到，这封发自内心，真诚肯定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信，竟使他当了一回伯乐，为中国早期话剧事业和电影界送去一位开创性人才。
1910年11月26日，署名正秋的长篇评论《丽丽所戏言》开始见报。《戏言》开宗明义指出戏剧的教育功能：“戏剧能移人性情，有俾风化”，指出演员的文化素养、思想品德直接关系到表演的水平—艺品系于人品。在具备一定的戏曲表演手段的前提下，人品高尚的，艺品也自高。《戏言》于剖析、阐述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声调、唱工、说白、做工的同时，对当时主要的戏曲演员一一分析评论，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长所短。《戏言》的发表在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誉满众口，传诵四座”，不少艺人从中深得启发、教益。有的研究者称《丽丽所戏言》“是我国现代剧评的滥觞”是很确当的。
生活掀开崭新的一页也是由于《丽丽所戏言》，“自创立以来还未发表过类似稿子”的《民立报》，自1911年2月起正式办起了戏剧副刊。郑正秋应于右任之邀担任戏剧副刊主编。这位主编从确定刊名《民立画报》到组稿、写稿、编辑，以至版面设计都一手包了。于右任不仅以郑正秋为戏剧的内行，而且从对他的了解中视为革命的同志，对他给予了最大的信任：“你会干得比我还好。”从此，郑正秋的生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