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微观经济学案例分析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代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 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 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 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 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曾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个右派,但他组织不起人马.真是一语道破千古玄机!或许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朱德能安然过文革,彭德怀却受尽折磨而死.余英时等人总说毛泽东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他们这些新儒家学到的只不过是皮毛,毛才掌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随.
笔者一位同学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面对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Ⅱ [求助]1个微观经济学的案例分析
timfuhang
的解释基本上正确，补充一点，电影院半价卖票给老张是理性的商家为了增加边际利润而采取价格歧视的做法。因为电影票是有时效性的，如果到开演没有满场，那没卖出去的这场电影票将一文不值，而以较低的价格在开场前一分钟卖出一张，增加的成本基本上等于零，整个票价几乎都是利润。对于爆米花这种没有时效性约束的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固定的（不是近乎零），因此采取价格歧视的做法可能无利可图甚至亏本。
Ⅲ 用微观经济学原理解释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价格不打
这个是因为能销售出去，如果说是打折的话只有大的爆米花比小的多1元，却多了将近1倍，这个是合理化烟雾。合理化对于的是顾客，顾客觉得商品价格和质量的合理，而烟幕就是商家对消费者产生的烟幕！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商家用一些看似“亏本”的手段，让消费者认为划算而去购买，从而盈利！这就是营销方法的“合理化烟雾”。希望能帮到你。
Ⅳ 微观经济学的案例分析
timfuhang 的解释基本上正确，补充一点，电影院半价卖票给老张是理性的商家为了增加边际利润而采取价格歧视的做法。因为电影票是有时效性的，如果到开演没有满场，那没卖出去的这场电影票将一文不值，而以较低的价格在开场前一分钟卖出一张，增加的成本基本上等于零，整个票价几乎都是利润。对于爆米花这种没有时效性约束的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固定的（不是近乎零），因此采取价格歧视的做法可能无利可图甚至亏本。
Ⅳ 微观经济学 为什么在决定看电影时，10美元的票价对决策的影响
微观经济学中税收对均衡价格的影响的理解：
在市场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对买者征税时，因为买者比原来多支出，此时，一些边际买者就会选择退出市场。
需求量减少，需求曲线向左移动。而此时供给并没有因为需求量的变动而相应的调整(这也就是市场盲目性的表现)，所以均衡点相比于在没有税收时下降了(市场规模缩小,这就是税收的副作用)。如：假设在没有税收之前的市场均衡价格是3块，在引入税收后（消费者买一个支付0.5元的税收）的新均衡价格会下降，比如此时是2.8。则卖者相当于支付了0.2的税，而消费者实际支付了0.3的税价。税收究竟更多的落在哪一方身上，具体要分析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总的来说就是缺乏弹性的一方更多的承担了税收负担。
Ⅵ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观点，为什么供给者要实施差别定价
供给者市商家，商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盈利，差别定价可以把帮助其实现更大利润。详细解释：
差别定价（PriceDiscrimination）又称“弹性定价”，是一种“依赖顾客支付意愿”而制定不同价格的定价法，其目的在于建立基本需求、缓和需求的波动和刺激消费。
差别定价的基础是“弹性价格”、消费者效用和信息不对称。价格弹性表明供求对价格变动的依存关系，反映价格变动所引起的供求的相应的变动率，即供给量和需求量对价格信息的敏感程度，又称供需价格弹性。商品本身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替代品价格，以及消费者的爱好等因素都会影响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商家会根据产品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做出不同的定价策略。
1）地理位置不同：如一种产品（书）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定不同的价格，国内价格（弹性小）>国外价格（弹性大）
2）产品用途不同：如电话用户分为企业用户和居民用户，企业费用（弹性小）>居民费用（弹性大）
3）消费者的个人特征：如按年龄不同来划分电影市场，成人票价（弹性小）>儿童票价（弹性大）
Ⅶ 求电影市场定价策略的案例
在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了一篇与此有关的文章，但太长了，摘抄部分如下，具体的链接过去看。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一）电影放映市场现状
电影，是一种商品。是商品就要有市场，就要赢利。不仅仅如此。有了市场还要追求更大的市场，争取让我们的商品渗透到每一个可以到达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的商品才有价值，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健康成长。同样，有了利润还要追求更大的利润，商品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创造利润。只有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商品的价值。
但是，目前“电影”这两个字对于我们却越来越生疏了。原因就是它的市场在逐渐缩小，它的观众在逐渐减少，观众离影院越来越远，电影正在与观众背道而驰。
为什么？
主要原因就是电影票价太高，远远超出了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让大批的电影爱好者望而却步。调查发现80%的观众认为几十元票价经济上难以接受。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如果电影票价低一些还是愿意经常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但是普遍认为花十元钱看平庸的国产片是不值的，偶尔看一些进口大片还可以凑合，更何况少则30元、40元，多则80元、90元呢？消费者说这些话表明他们对于电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实。
例如，2005年1月3日，元旦的最后一天假期，北京王府井电影院挂出的《天下无贼》票价是48元，《加菲猫》是38元，《功夫》是58元，如果要在这儿看完三部片子，就得花144元，而且这还是普通票的价格，如果你想在贵宾厅看电影，价格还得翻番。此外，影城门口有告示牌，不让外带食品，消费影城的大杯可乐8元，爆米花10元，让人感觉进了候机厅。
与票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太低了。以2004年为例，广州人均收入16884元，深圳为27596元，上海16683元，杭州14565元。这样算下来我国居民的人均月收入也就在1200元到1400元（这只不过是沿海一些发达城市的收入水平。事实上，在欠发达的广大中西部地区远没有这么高）之间，但我国国内的电影票价大多在30—40元之间，一张电影票相当于一个人月收入的1/30，这个比较有点可怕。
票价高了，观众怕了，进影院的人少了，观众人数自然大幅下降了。以电影重地上海为例，其电影观众人数上世纪90年代4500万人次，但现在却萎缩到500万人次。电影院越来越留不住人，这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瓶颈。
观众人数少了，票房必定下滑，即使票价很高。1989年时，电影票价为每张0.25元，全国票房总收入为25亿人民币。现在，电影的票价上涨了大约100倍，全国总票房收入却只有10亿人民币。而依我看来，考虑到物价指数上涨的因素，实际上现在每年的票房总数10亿人民币，只抵得上1989年时市值的5亿元以下。也就是说，目前每年的票房总值还不及1989年前的五分之一。
这就是我国电影放映市场现在的生存状况。票价居高不下、观众逐年锐减、票房无法突破就像三座大山重重的压在电影放映市场及其经营者的肩上。又像一个魔咒紧紧环绕在他们身旁使他们寝食难安。
我们的电影放映市场该怎么办？
（二）与以往电影放映市场状况的比较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业开始复苏，看电影是人们娱乐消费的主流，那时电影院放映新片，基本上是场场爆满。而在今天，电影“高票价”导致的电影消费贵族化，则在使电影观众严重走失。同时，票房收入大幅下降。
下面我们分别从票价、观众和票房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首先来看票价：
建国初期 0.1元 60年代 0.15元
70年代 0.2元 80年代 0.3元
1989年 2.5元 1996年 15元（个别影院20元）
以均价90年代以前每票0.25元计，现在的票价较之涨幅近100倍！而其它商品的价格涨幅远远低于电影票价的涨幅。以成都市零售商品为例，90年代以前，大米每市斤0.142元，现在每市斤0.85元，涨幅6倍左右；90年代以前，猪肉每市斤0.85元左右，现在每市斤6.5元，涨幅8倍左右。
再看观众数量：
1989年我国电影观众有293亿，1999年只有3亿人次，这说明1999年，我国看电影的人次仅为十年前的1％，2001年已经降至2.2亿。我国电影重地上海，电影观众上世纪90年代是4500万人次／年，而现在却萎缩到500万人次／年。
最后来看票房：
1989年我国电影票房收入为25亿元人民币，1999年我国票房收入为8．1亿元人民币。票房收入为过去的1/3。据官方统计的结果,2004年一年,我国的电影票房总收入为10亿圆人民币,这其中还包括电影频道给一些不在院线上映的电视电影的钱,如果单纯考虑影院票房，连10亿元都没有。
票价、观众数量和票房的如此悬殊的对比，说明高票价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三）与国外电影放映市场状况的比较
美国人爱看电影，美国的电影票房动辄上亿美元；中国人也爱看电影，但中国的电影票房最高者《英雄》也不过2.5亿元人民币罢了。美国人爱看电影，美国人也有条件看电影，中国人爱看电影，但中国人却没有条件看电影。这真是让人觉得可悲。
美国1990年电影票房是47亿美元，以后连年大幅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了94亿美元，比2003年上升14%，同时也超过了之前的票房最高纪录—2002年的93亿美元，从而创造了美国电影票房新的最高纪录。而中国近年来则呈下降趋势，1992年是19.9亿元人民币，1999年以后就一直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下徘徊。
美国2004年人均收入是36000美元，月收入约3000美元，而美国的电影票一般在6美元左右，是月收入的1／500。中国人均年收入2004年广州人均收入16884元，深圳人均收入27596元，而上海人均收入16683元，杭州人均收入14565元。这样算下来，中国人的月收入也就在1200－1400元（这只不过是沿海一些发达城市的收入水平。事实上，在欠发达的广大中西部地区远没有这么高）之间，但中国国内的电影票价大多在30－40元，一张电影票相当于一个人月收入的1／30，这个比较有点可怕。
以上是我国和美国的比较，下面再看与其它国家的比较：
韩国：电影票价一般是人均收入的1/150。韩国的票价由发行方、投资方及影院三方来维持，三方从市场经济规律考虑提出一个适当的价格，根据地方差异有所不同，偏远地区比这个价格还低。
日本：电影票价一般为成人票每张1800日元（约合人民币135元），是普通市民收入的1/200。为了留住观众，日本女人看一场电影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0元；日本男人需要多花500日元，也就是120人民币，但日本人均最低月收入在20万元，可以买1600张电影票。
法国：巴黎一般工薪阶层的月均收入为2000欧元（1欧元约等于10.5元人民币）。在香榭丽舍大道的UGC影院，三个放映厅的普通票价分别定为8.6欧元、8.2欧元和7.3欧元，学生票为6.7欧元，中午12时开映的影片票价为5.5欧元，12岁以下儿童票价为5.1欧元，另有三人联票等优惠价。票价的灵活掌握也是巴黎影院经营者经常用的手段，“办卡观影”活动在法国较为普遍，18欧元月卡和230欧元年卡很受观众欢迎。
意大利：罗马已实行年卡制，除本人照片外，在一次性交纳一定量的购卡费用，在年内观看任何场次的电影，只要每次交纳1欧元即可。
著名影星成龙被问及票房问题时，则表现得非常激动。“我最不愿意就是谈到票房的问题，我们中国有13亿人，票房上了1亿元就高兴得不得了，而韩国只有4600万人，却有1亿美元的票房。原因是我们中国人都去看盗版了。而看盗版的原因就是电影票价太贵了，看不起，尤其是一些不发达的地方，票价太贵，导致人们选择看盗版。所以呼吁一些地方降低票价，让更多的人去电影院看电影。”
票价高了，进电影院的人数就少了，在电影院进行消费的人数也就少了。在中国的电影院里经常可以见到只有8、9个人的情况。即便是100元一张票，也不过8、9百元。如果票价低一些，影院里有500人，每人买一杯2元的水，影院就会有1000元的营业额。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电影管理者是否也该考虑一下措施，让更多的人能进电影院，让人们能看到更多的电影。这可能是振兴中国电影放映市场的一条必由之路。
Ⅷ 求助微观经济学的一道题
可以。很典型的价格歧视现象。对于航空公司来说，以150元的价格出售空座位票，比空座飞行节省成本。实际上很多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正是由于价格歧视思路下的打折优惠造成的。
电影院同一电影不同时段票价有差异。
Ⅸ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如何看待阶梯电价
阶梯电价是“高峰负荷定价”
高峰负荷定价 (Peak-load Pricing)是时间差价的一种形式。在对某些公共企业的产出的需求可能会随时间而大幅度变动的情况下，会出现高峰负荷定价问题。高峰负荷定价最适合于供应缺乏弹性的产品。此时，供应商完全能预测需求的增长，因而能够进行系统化的价格上调。如在电力生产中，超产或贮存产出是不可能的或代价极高的。解决的方法包括：在不同时期收取不同的价格。在高峰期与非高峰期收取不同的价格对垄断者是有利的。实行高峰负荷定价也可以改进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高峰负荷定价使价格接近于边际成本，这将使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总额最大。每年的“春运”期间，铁路、公路、民航提高票价也属于一个典型的高峰负荷定价问题。
负荷定价法的特点
在电力、煤气、自来水、电信等行业，按照需求的季节、月份、时区的高峰和非高峰的不同，有系统地制定不同价格，以平衡需求状况，需求处于高峰时，收费最高；需求处于低峰期时，收费最低。例如，电力的消费在炎热的夏季往往形成耗电高峰；而在每一天里，往往是白天形成高峰，深夜则是耗电的低谷。又如，在每个周末，特别在每年的节假日(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一些旅游胜地(如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经常人满为患；而电影院的上座率一般白天较低，晚上较高。
一般地，在消费的高峰时间，需求是较为缺乏弹性的，而在消费的低谷，需求的价格弹性则往往是充足的，因此，在高峰时间应定较高的价格，而在低谷时间应定较低的价格。例如，对电力的消费来说，为了减弱其波动性，特别是减弱一天中的波动性，企业可以考虑对高峰时间制定相对较高的电价，而在低谷时间给予低价优惠。但这样定价的效果要看电力消费的对象是否对电价有弹性。对一般居民来说，通常并不会因为深夜的电价较低而半夜起来用电水壶烧水，因此这一策略只是对大量耗电的生产性企业比较有效。
高峰负荷定价的影响是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边际成本递增，高峰期产量增加，边际成本也会增加，根据边际成本定价的原则，价格应该定得更高。
另一方面，高峰期的需求更大，可能出现需求量大于供给量的状况，提高价格可以减少需求量，使市场调整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