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影中的赋比兴原则

兴的表现方式非常特殊，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开门见山的就将所展现的主体和主题表现出来。而是先描述其他的事物，再由这种事物引到自己所想要表达的事物上面。这种手法能够让诗词在品味的过程当中更加有起伏和层次感，通过一件事物来引到另一件事物，也能够让文章的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它可以让诗歌的内容更加富有韵味，在品味的过程当中也富有底蕴。

㈤ 什么叫赋比兴手法

我国古代的诗论中，把赋、比、兴三个字概括为诗创作的三种表现手法。

明人王文录说：“作诗不明赋、比、兴，医药不明君臣佐使也，岂得为诗？”

朱熹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按此理解，所谓赋，就是写实，平铺直叙，直言其事；所谓比，就是比喻，比拟；所谓兴，就是开头先写别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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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比兴的解析

1、赋

赋法，即直接陈述，直描情状，直抒胸臆，直写人物，直叙事伯，直写景物。是告诉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唐以前的人们，赋比较多，后来越来越含蓄，赋少也。如项羽的《垓下歌》：

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是一首表现英雄末路、敷陈其事的悲歌，直抒胸臆，慷慨激昂。赋的要求一是要交待清楚，明白；二是要讲究曲折、起伏，不能平淡如水，没有诗味；三是要有主线，尤其是叙事诗。

2、比

明喻。就是比较明显地打比方。如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

此诗中“尖山似剑芒”就是明喻。

3、兴

兴，作为艺术手法，主要用来渲染气氛，触影生情，有时候也在音节上起到和谐的作用。往往说的是“由什么想起什么”的问题。

即起发端的作用，以便为下文开头。朱熹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在全诗或段落开始，先说些同要说有事物无直接关系，或没有明显联系的话，但却有启示的作用，引导下文。如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前面两句起兴，写少女不知道愁是什么，高高兴兴上得楼来，这本来都是与“闺怨”无关的，可是上楼后忽然看到杨柳了，想到折柳而别，送“夫婿觅封侯”是错误的，如今自己独守空房，由此产生了怨。

㈥ 赋比兴的含义

1、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如今的排比修辞方法。

2、比：类比，比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点更鲜明。（这里有两种说法，分别是类比和比喻。而在“比兴”中，“比”为“比喻”之意。）

3、兴：以其他事物为发端，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与诗歌内容有一定联系。比兴手法可增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韵味和形象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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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

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

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

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

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

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

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㈦ 赋比兴 具体如何解释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赋、比、兴是古人根据《诗经》中的作品所总结出来的三种表现手法。以前在讨论诗歌创作特点时，常常把比、兴作为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的代称，对于“赋”则不太论及；即使附带论及时，也往往把“赋”看作是“直陈其事”，似乎在诗歌中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艺术方法，甚至认为是一种脱离或忽视形象思维的方法。我以为这种解释和看法，是不够准确、值得商榷的。关于比、兴，论者已多，现在我想把作为传统诗歌表现手法之一的“赋”，单独提出来作些探讨。

首先提出赋、比、兴概念的是《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汉人作的《诗大序》又把“六诗”改为“六义”。较早对于赋、比、兴等概念进行解释而又具有颇大影响的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注》）从这几句话来看，郑氏虽然也认为赋、比、兴是诗歌的三种不同表现方法，但他囿于经学家的成见，认为这三者的主要不同还在于运用于“诗教”时的分工。按照他的说法，比和兴，一用于怨刺，一用于美颂，两者的特点是含蓄；赋，则似乎“善恶”皆可用，特点是“直陈”，也就是直说。显然，郑玄这话的重点是在说明诗在政教上的不同应用，而不在于解释艺术方法的特点。而真正作为艺术手法来说明而影响又颇大的，是宋代的朱熹，他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他师承郑说，而又有所发展与修正。比、兴先不论，就从对“赋”的解释来说，郑氏的解释可以令人领会为对所谓善、恶的直接说教；而朱熹的解释不仅单从表现手法上着眼，而且加上了“其事”二字，就是说“赋”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也还是要铺写出具体事情、具体事物来的。他也认为“赋”是“直言”，但显然是与后面的比、兴二者相对来说的。

朱熹的说法对郑玄是一个重要的修正，更符合于《诗经》中诗篇表现手法的实际，更有利于说明《诗经》诗歌的艺术特征。当然，朱熹的说法也是继承了前人的某些探索而来的。例如齐梁时代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一书中除特设《比兴篇》论述比、兴外，于《诠赋篇》（此文主要论述汉代兴起的“赋”体）也兼论到赋、比、兴的“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铺采摛文”，是说铺排辞藻文采；“体物写志”，是说要通过写具体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意愿。钟嵘《诗品序》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直书其事”，是相对于比、兴而言，但也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描述具体事物；“寓言写物”，是说把要表达的思想寄寓于言词、物象之中。以上可以说明在朱熹以前；六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对“赋”的解说（当然也包括比、兴）已不同于汉人而有所匡正，而朱熹的“敷陈其事”之说，正是继此而来。值得注意的是，与朱熹差不多同时代的北宋末年胡寅，在一封信里已引述了一种精辟的说法：“学诗者必分其义。如赋、比、兴，古今论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斐然集》卷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一均曾转引）李说不仅用“叙物”来解释“赋”，而且还说“赋”是通过事物的叙写来“言情”。他的解释意味着从物与情关系来说，赋、比、兴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诗经》以及一般诗歌创作上的艺术方法，都是通过对物的描写、对物象的捕捉来表达诗人的感情的。后来，则更有人公开提出朱熹说法的不够完善，如清代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说：

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解。须知化工之妙处，全在随物赋形。故自屈、宋以来，体物作文，名之曰“赋”，即随物赋形之义。

所谓“随物赋形”，实际上就是根据客观事物作形象的描绘，也就是说，作为诗歌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赋”，并不是脱离形象的。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它同样是形象思维。这对于历史上的众多解说，确实更为简捷，确当，更为符合《诗经》作品以至一切诗歌创作的实际。

历来解说和研究《诗经》者，虽多把赋、比、兴并称，但实际上都比较多地着眼于比、兴，而轻于“赋”。这对于古代那些经学家来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喜欢穿凿附会地解诗，总想把诗与讽谕、教化等联系起来，而比、兴的特点，正为他们开了方便之门，即可以离开诗意，作他们所需要的发挥。如《诗经》开首《关雎》一诗，无疑是写爱情相思的，而《毛传》却说：

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鸷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郑笺》则也跟着说：“挚之言至也，言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兴”确有联想的性质，但这些经师们却利用诗歌艺术上的这种方法，大作宣扬封建观点的文章。

后来具有一些文学观点的人，在说诗时有的认为赋、比、兴应该并重，如钟嵘就主张“宏斯三义（按指兴、比、赋），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的《诠赋》，是论汉以后的辞赋的，但他认为赋体文学来自诗的“六义”之“赋”，他于“赞语”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参之以我们前面引到的他关于“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的解释，可证他对“赋”并不轻视，而且还特别阐释了作为艺术方法之一的赋，在构成文学形象上的特点和作用。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虽然他们基本上也是从艺术方法角度来说赋、比、兴的，但他们对“赋”却较轻视。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曾说：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候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清代吴乔更把赋与比、兴完全对立起来，他说：“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死句”，“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围炉诗话》卷一）他们认为赋只重事实而缺乏情思，是实做，是死句，如果照他们这样来理解“赋”，那么“赋”不仅不是什么艺术方法之一，而是作诗时所要力求避免的了。产生他们这些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赋”的理解，仍受到传统经学家们对“赋”的解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比、兴的诠释已超出了最初只认为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范围，而把比、兴发展成为“意在象外”，“含蓄无穷”等整个诗歌艺术构思的特点了。但不管怎样，他们对诗歌表现手法之一的“赋”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如实地从《诗经》中诗篇所具有的表现手法来看，可以说在赋、比、兴三者中间，恰恰是赋是大量的，常见的，构成了《诗经》诗篇表现手法的主体；比、兴的运用虽然是《诗经》民歌作品的一大特色，但它只在修辞上起着作用，其作用并不如有些人所夸张的那样大。所以明代谢榛曾说：

洪兴祖曰：《三百篇》比、赋少而兴多，《离骚》兴少而比、赋多。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洪氏之说误矣。（《四溟诗话》卷二）

不管谢榛的这项统计是否精确，如果以赋、比、兴论诗，《三百篇》赋是主体，比、兴的数字加起来还不如赋多，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正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对《诗经》艺术手法的解剖，就不应轻“赋”，而是对“赋”也要作准确的说明，并深入地来研究它。

其实，《诗经》中许多名篇，如果按赋、比、兴的手法看，多是属于“赋也”这一范畴。长篇如《七月》、《东山》和大、小《雅》中那些著名的史诗和讽喻诗，短诗如《君子于役》、《伐檀》、《芣苢》、《无衣》等等，无不是直接抒情、写景、铺叙内容。如《豳风·七月》一诗，可以看做是一首具有风俗画卷色彩的长诗，它按季节物候的变化描绘了古代农家生活，并以对比的手法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真实面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既有深度又表现了很强的艺术概括力。《东山》写一个久役者在归途中的种种感受和感慨，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家乡、妻室的怀想，有对路途辛苦的描绘，感情写得曲折动人。《大雅》中的几篇著名的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等，用朴素的语言叙事，形象地反映了周人发祥、创业的一段古老的历史，《公刘》诗中写周人初至豳地时的居处欣喜之情：“于时处处，于是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绵》中写周人在岐地建立家园时的创业维艰和气壮山河的劳动场面：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真是无不穷形尽相，有声有色。《周南·芣苢》一诗，写古代妇女从事采集的活动，在回环复沓的形式下，表现了在采集劳动中，收获由少到多，以及劳动时的无限欢快情绪。写男女爱情的《邶风·静女》一诗，则用戏剧性的场面和某些细致的描写，生动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感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写出了姑娘的调皮逗人和男子的焦灼不安；“匪（非）女（汝）之为美，美人之贻”，用男子赞美女子所赠的花草，来双关地表现男子的情思和对女子的一片痴情。著名爱国诗篇《秦风·无衣》，用设为问答的口吻，写出了团结友爱，共同抗敌的热情，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有的叙说有序，移步换形，描景状物，历历在目；有的叙事抒情，刻写心理，深刻生动，语语感人。

总之，如果我们用赋、比、兴来说诗的话，“赋”也是一种丰富的表现手法，值得我们作精心、具体的探索。我这样说，绝没有轻视比、兴艺术力量的意思，而只是觉得对“赋”也要诠释精确，深入挖掘和探讨才对。其实，赋、比、兴是古人对《诗经》和古代诗歌表现手法的某些总结，这些传统概念我们也可以使用，但也需看到，包括《诗经》在内的我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是十分丰富、多样的。我们应该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基础上，不断加以研究和总结，这对于提高我们文学史的水平和文学理论水平，都是非常必要的。

㈧ 什么是赋比兴（需举例）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如今的排比修辞方法。比：类比，比喻。（这里有两种说法，分别是类比和比喻。而在“比兴”中，“比”为“比喻”之意。）

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如今的象征修辞方法。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兴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拓展资料

举例：

1、赋是铺陈，类似于今天的排比。

《诗经》例子：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现代汉语例子，《黄河大合唱》歌词：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2、比是比喻。

《诗经》例子：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现代汉语例子，《桂林山水》：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

3、兴是有感，就是从A联想到B。AB之间很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现代的歌词中这种情况最多了。

《诗经》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㈨ 赋比兴的理解

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现在的排比修辞方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即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
比：比就是类比。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体或情感，借一个事物作类比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如《魏风·硕鼠》《小雅·鹤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现在的象征修辞方法。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兴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秦风·黄鸟》，《邙风·柏舟》

㈩ 赋比兴的详细解释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
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辞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