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时代如何看待电影艺术

1. 有人说李佳琦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为何这样说

李佳琦就是一个标签，整个公司的员工都在围绕李佳琦运转，他是一台庞大商业机器中最关键的按钮，所以说李佳琦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现在网络飞速发展，人们更愿意少排队节省时间，直接在手机上面下单。

李佳琦变成了流行的代表，他跟各种当红明星合作，每天白天跑通告，晚上他必须赶回家里，8点15准时开始直播。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和他的努力是相等的，那么多的直播，那么多的网红，但是他成功了。

2. 何谓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这是如今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吗

消费主义呢就是在消费上面表达自己的，娱乐主义能更多的是花钱去玩去享受这个过程，这也算是如今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了

3. 在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时代,如何培养一个有趣的灵魂

王小波生活的时代是有趣的灵魂太少,但是现在是有趣...另一个敌人是虚无,而现在他可能会反对消费主义,

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反对消费主义，你如何看待现在的消费主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反对消费主义，这是一种思想的进步，现在的所谓的消费主义并不健康，这些提倡消费主义的人认为人活着每一天都是需要消费的，这是一种极端的消费主义，额如果有正确的消费观那么对于经济和市场才是会带来好的影响的，消费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但是过度消费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后果，过度消费也会让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如果是健康的消费的话，那么对于社会和经济来说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因为消费和亲戚发展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有消费经济才能发展，和经济发展起来了人们才有能力去消费。

但是消费一定要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内，如果是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经济消费就是过度消费了，这样的消费会导致我们经济能力的下降，对经济水平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这个事情走极端都不好，走极端就会带来阶段的后果，消费也是如此，消费要理性对待。

5. 如何看待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

1．消费主义的概念

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一词通常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强调消费者权利的消费者主权运动，有时也译为“消费者主权主义”；另一种意思是指缺乏批判意识地沉迷于消费。本文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消费主义的概念。对消费主义的含义，有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解释。一种认为它是一种行为实践，是指一个物品消费日益增长的事实或实践。另一种认为它是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教义，即把尽可能多的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作为其个人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威斯特夫，1978）。

可以肯定地说，在本文中，消费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的购买欲望（黄平，1997）。消费主义不在于仅仅满足“需要”（need），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以彻底满足的“欲望”（desire），消费主义思潮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

2．消费主义的成因

纵观人类消费史，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对节俭消费一直信奉不疑，节俭消费在消费思想史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仅仅在短短几十年之内，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就将之弃若敝履，转而奉消费主义为消费之圭臬，这实在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思想突变。那么，消费主义何以会产生于发达国家，又迅速渗透扩散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呢?

笔者认为，消费主义在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并继而在全球流行开来，可从如下方面找到原因。

（1）经济因素。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增长，由此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这使许多人都以为，社会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一种主张人们可以任意占有和消耗财富的消费主义思想便产生出来，并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产生了日益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腰包鼓了起来，这成为消费主义在中国流行开来的物质基础。

（2）政策因素。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就相继出台。有了来自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推动，消费主义就有了更为适宜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在我国，为拉动内需，也一度有刺激消费的政策出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些政策被误读为消费主义甚至浪费的依据。

（3）哲学因素。消费主义的滋生蔓延，还与西方哲学思想有密切联系。西方哲学在发轫之初就与东方哲学大异其趣。在西方哲学看来，人是一种真正的“理性动物”，人类的使命就是以其体力和智力了解世界，进而征服和控制世界，成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并使其为人类服务。这种哲学思想，不是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和睦相处、互助互利的朋友关系，而是看作一种征服与被征服，剥夺与被剥夺的对立关系。表现在消费领域，它主张人类有权无限地占有和挥霍物质财富，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所以，西方哲学思想是消费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了这一指导思想，消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4）市场因素。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宣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许多人对勒博的号召做出了反应——也可以说，是生产商和销售商在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我们面前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数据是，2004年国内市场手机换机周期是18个月，2005年5月份的调查显示，该周期已经缩短到1年。

（5）心态因素。暴富者心态在当前国人心态中表现地比较明显。刚刚富起来的人们对财富还没有树立起正确恰当的观念，表现欲强烈，这也为消费主义的流行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二、城乡青少年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

本文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在21世纪初的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青少年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判断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和出现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是青少年是否存在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高消费生活方式的普遍追求；二是对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是否正在成为青少年的主要消费选择。

1．青少年中的高消费现象

对于不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兜儿里揣着张用来透支的信用卡似乎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情。“花明天的钱”逐渐成为许多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零点调查公司2005年4月完成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场新人群体中，人均个人支出为1180元/月，高于成熟员工群体（1082元/月）。该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太原、长沙、武汉、沈阳、西安9城市的3515名常住居民进行了入户访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该调查显示，这一青年群体中对笔记本电脑的计划购买率为28.2%，是城市居民群体（8.7%）的3倍多，还有27.5%的职场新人计划购买数码相机。超出自己承受的能力的高消费的消费价值观，使他们很快成“负翁”和“月光公主”（每月收入花光的意思）。

由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完成的《中国大学生消费与生活形态研究报告2004）》显示，当前我国大学生每年的平均消费额约为1万元。而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大学生的年平均消费额已经远远高出了同期中国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该《报告》显示，除了正常的学费等支出外，大学生的支出结构中，还包括了情感支出、培训支出、旅游支出、网络通讯支出、数码支出、化妆品支出等多个种类。大学生中60%的受访者拥有手机。我们取其一点进行分析。据2005年6月11日《重庆晚报》报道，500名大学生两年间欠下70余万元话费。平均一人一年就欠下700多元。再加上两年间交的部分话费，这些大学生一年光手机话费得多少钱？

少年儿童的消费观念是怎样的呢？在分析少年儿童的消费观念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其消费状况。有诸多研究表明，在中国城乡的许多家庭中，少年儿童日渐成为消费的重心。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1999年在京、津、沪三大城市所做的调查表明，超过85%的家庭儿童实际平均月消费超过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一个小孩的消费超过一个大人的消费。零花钱是孩子们自主支配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据2004年3月4日《新闻晨报》报道，根据对中日韩越四国儿童的调查显示，零花钱中国孩子最多。而我们的人均收入怎么能与日韩相比呢？孩子们的消费不仅成为家庭消费的重心，而且在家庭消费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少年儿童消费观念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同样令人忧虑。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向孩子学习”课题组研究后得出结论：今天的孩子令人忧虑的品质之一是“缺乏适度消费的观念”。

在青少年高消费的行为前面，往往打着一个“发展”的幌子，这可能是当前青少年高消费现象的一个特点。为了让孩子在所谓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家长们在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上不计血本。许多并不富裕的家庭为孩子购买了高档钢琴，并且花高价给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但投入与教育效益却不成正比。《北京晚报》记者2005年6月对北京某中学家长的调查显示，在高三一年家长用于孩子保健品、家教等的投入平均都在数千元。一位家长的说法或许颇有代表性：“自己再苦点，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2．青少年对具有符号象征的价值消费时尚趋之若鹜

对消费主义行为和观念进行判断的重要标准就是消费者对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态度。

消费已成为当代青少年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方式。今年23岁的何萍是北京某外国语大学大四的学生，她现在正在用的手包LV樱桃包是直接从巴黎买来的最新款式。“我男朋友给我买了很多包包。还有就是香水，我的很多同学也一样。”她这样说道，言语中充满了自豪。何萍并非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最近几年，世界顶级品牌一下子对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表现出了惊人的兴趣。全球奢侈品牌的流行口号是：到中国去！统计公司的调查数据给了这些顶级品牌最大的信心，根据高盛的一份统计报告，2004年中国顶级时尚品牌的消费额已占到全球的12%。普拉达（prada）集团首席执行官Patrizio Bertelli预测，到2010年，中国消费者在顶级消费品上的花费将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5至10年内，中国的顶级时尚消费市场将超过日本。

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最新统计，目前大陆奢侈品消费人群已占总人口的13%，约1.6亿人。目前国际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增长率超过80%，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10%左右的增长率。虽然顶级奢侈品的生产商盯准的都是顶尖人物，但中国的奢侈品市场的火速升温，却是被大批收入并不那么顶尖的中国时尚人群哄热的，他们对于顶级奢侈品的崇拜和不顾一切的追求，形成了顶级奢侈品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这一群人并非富豪，但他们对顶级奢侈品的欲望却往往超过富豪，他们平均月收入在5000至20000元之间。一项调查显示，这群年龄在25至40岁的高学历、高收入的人是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大众力量。他们经常在奢侈品打折时消费，而且热衷于买一些顶级品牌的小配件，比如领带、皮鞋、皮包等。女士则对化妆品、香水、时装等更为钟情。收入中高水平的人会靠这些品牌物品来暗示自己也有能力涉足高档消费。

这正是消费主义倾向在中国蔓延的生动写照。下面，我们通过多个实证研究的结果，来分析青少年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中符号象征价值的重要性。符号象征价值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名牌消费的认同。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5年4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1150名青年中，买东西时看重品牌的占77.8%。只有1.8%的人表示不会受品牌的影响，另有20.4%的人态度模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8年9月进行的一项面对全国城市14-28岁青年的调查（有效样本6534个）显示，46.2%的青年“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买名牌”，4.5%的青年要“努力多挣钱去买名牌”。该调查还显示，一半城市青年认同或非常认同“能挣会花才是现代人”的观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9年11月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涉及全国45个县，获得有效样本4099个，调查显示，42.5%的农村青年对名牌消费的态度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买”，10%的农村青年要“努力多挣钱去买”，另有超过4成（41.5%）的农村青年认同“能挣会花才是现代人”的观点。

以上几项调查还显示，尽管大多数青少年名牌消费的主要动因还是出于对名牌质量的信任，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附加了更深的含义。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5年4月完成的调查显示，13.8%的青年认为名牌是身份的象征。

我们知道，象征性的品牌消费从其性质入手可以划分为两种符号表现形式。一是“示同”，二是“示异”。所谓“示同”，就是借助消费来表现与自己所认同的某个社会层或小团体的相同、一致和统一。青少年时期对于同伴认同的心理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表现在消费行为上的“示同”心态自然十分明显。同学穿耐克鞋，我也要穿耐克鞋，别人有斯沃奇表，我也要戴斯沃奇表。示同性的时尚消费让青少年获得了一种“群体成员感”，就如同获得了迈入“时髦社会圈”的入场券，从而摆脱了“落伍”的诟病。所谓“示异”，就是借消费显示自己与别人的差异和不同。你刚用上3000元的手机，我却早已用上5000元的甚至1万元的，以此显示我的与众不同。时尚消费中的“示同”或“示异”的具体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攀比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对于自己达不到的消费水平不惜透支以达到，是谓“攀比”；对于消费品无休止的革新换代，总要站在时尚的潮头，是谓“炫耀”。

消费主义倾向只在富裕阶层的青少年中出现吗？回答是否定的。经验和以上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尽管不同经济收入的家庭在消费水平和消费数量上差异很大，但他们在观念上或在现实中所追求的消费以及追求这些消费的意义都是相似的，即不断追求流行趋势和豪华“享受”。陈昕1997年对京津两地500多个案例的消费主义调查表明，不仅具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人达77.3%，而且不存在城乡差别。

根据笔者对家乡（山西南部农村）青年婚姻消费10多年的观察，发现在这一青年人生重要关口的消费10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具体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地农村青年娶媳妇的总共花销平均约为8000至10000元，主要包括彩礼，家具、电器置办，酒席等费用，而最近两年，这一数额竟然涨到了35000至45000元。问题是，10年来，当地农民的人均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娶媳妇、成家立业现在是横亘在许多农村青年面前的一道人生难题。但是，他们并没有质疑这种现象的根源。一位20岁的男青年说：“我也知道结婚时买齐冰箱、摩托不一定有用，但大家都那样，我要不办齐了会被别人看不起的。”

三、消费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使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消费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是由青少年的特征和消费主义的特征共同决定的。

1．消费行为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的思想是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行为或者说消费行为成为人们最基本的行为。今天的青少年从其孩提时代起，就生活在商品的汪洋大海中。消费对于青少年发展而言，不仅是单纯地满足吃、穿、用等基本的生活需要，更包含了他们在消费活动中进行的学习和道德塑造，以及通过自身的消费形成价值观的作用。

时尚消费行为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越是保守的人，越不愿意追赶时尚，而在代际群体中，年轻的群体，由于更趋开放，更倾向赶时髦、讲时尚。而年老的群体，则相对更保守，不容易为时尚所动。

消费本质上就是文化，因为消费及消费品均是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消费主义在青少年中的扩散表明，支持这种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正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取得文化主导权地位。富裕从来不是奢靡的立法者，尤其不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直接原因。只有文化才能为一种生活方式提供价值、观念、知识以及道德上的合法性（陈昕，2003）。

在当今的新形势下，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设问：20世纪发生的大事很多。那么，人类登上月球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哪一个对人类生活有更大的意义呢？前者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而后者却是我们的生活点滴。只要想一想，当今世界上有数以十亿计的青少年正在通过电视、电影、MTV、互联网以及网络游戏等来认识生活，在其中形成有关美丑对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考和确认自己与这个社会的关系，那么，大众文化与人类登月哪个更有意义不是不言自明吗？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是消费主义思潮的绝好载体。大众文化通过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文化与经济的界限模糊了，这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文化形式，更容易走进普通大众尤其是喜欢标新立异的青少年的生活中，从而对青少年实施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消费主义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作用日益加大的根本原因。

2．消费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危害

消费主义思潮的蔓延对新形势下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危害。

消费主义思潮与我国的国情和主导道德观严重不符。

消费主义导致人们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的竞相攀比、竞争和模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使我国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环境和资源承受了巨大压力。消费主义对时尚的无节制的追求导致了产品社会寿命的大大缩短，导致了大量能源的浪费和废弃物的增加。面对一个半年内换了3部手机的时尚青年，你能说什么呢？消费主义者注重包装，导致商品包装过度而实质降低，真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市场上这样的商品还少吗？据有关部门统计，单是北京市场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就约有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在全国每年的城市固体废物中，包装物占到了30%。全国每年平均生产衬衫12亿件，包装盒用纸量就达到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过度包装对环保构成巨大威胁，同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消费主义思潮导致的大量浪费与我国的国情严重不符。统计表明，我国人均占有资源非常匮乏：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储量仅占世界0.7%，铝土矿诸量不足2%，铜矿储量不足5%，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世界第88位，在我国44种最重要的矿产资源中20年内耗竭的有14种。把我国称为一个“贫血”的国家，实在是恰当的。更为可怕的是，我国生产生活中的能耗大，浪费惊人。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国情不会改变，非再生性资源储量和可用量不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制约作用越来越大”，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因为自然资源只有节约才能持久利用。要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而在真正达到节约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除了必要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加强，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加强节约教育，抵制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袭。

在我国，起根本作用的主导价值观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大力提倡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勤俭自强”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更是如此。而要做到勤俭自强，除要加强学习，提高个人各方面的能力外，就是要坚决地抵制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弄清楚消费主义思潮对个人修养的危害，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在遵守公民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很明显，消费主义思潮与我们社会所推崇的主导道德观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第二，消费主义思潮阻碍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

消费行为和消费意识的教育是一种生存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做人的教育。青少年中蔓延的消费主义倾向，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反应，如贪图享受，不能吃苦；讲排场、爱慕虚荣；依赖性强、独立性差等。这对青少年形成健康的人格是非常不利的。

青少年要适应现代社会，必须具有健康的人格，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品质有能吃苦、务实、独立等。经验和研究都一再表明，在物质条件过分优裕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娇气、缺乏毅力，吃不了苦。因此，教育者尤其是父母应有意让孩子吃点苦，再富也要苦苦孩子，是一种先进教育理念的表现。消费主义倾向容易使青少年形成爱慕虚荣的人格特征，这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爱慕虚荣的孩子往往不受同伴的欢迎，而且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比如现在假名牌泛滥就是虚荣心态的表现。没有钱穿名牌，又爱面子，只能买件假的充门面。经济条件好而又不知控制的家庭容易使青少年在高消费的环境下失去对金钱的准确感知，遇到问题和挫折时往往过多地依赖金钱去解决，从而缺少锻炼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这些都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消费主义不仅伤害沉溺其中的青少年自身，也会对同龄人造成伤害。比如大学里的贫困学生没有钱参加同学的聚会和各种高消费的活动，就只能选择主动和同学疏远，这种现象叫做“自我排斥”，因为他们的消费水平没有办法达到社会平衡的要求。

第三，费主义思潮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滋生的温床。

6. 如何看待如今的泛娱乐化

一、什么是“娱乐”与“泛娱乐”
首先，我想先明确两个概念：
“娱乐”是指人民群众闲暇时的一种打发时间方式，是基本精神需求之一。比如工作忙了一天，约上三五知己喝两杯，回家聊聊天打打游戏，看看综艺。
“泛娱乐”是指的将那些原本并不是以娱乐大众为出发点的事物，改造成娱乐大众。比如前面说的，新闻、文章、教育。新闻是给大家传递信息，而不是讨好观众的；文章是表达观点，而不是哗众取巧的；教育是传递知识，而不应该是吸引注意的。
二、为什么从“娱乐”走向了“泛娱乐”
事实上，这是近代全世界的风潮，而引领这个风潮的正是很多国人都向往的先进国家——“美国”。
1966年，美国记者彼德·马丁与哈拉特·舒曼在《全球化陷阱》首次提出了“奶头乐”（tittytainment）概念，大意就是让人向婴儿含着奶头一样“乐不思蜀”；
1995年，美国召开全世界500多名经济政治界精英的会议，正式提出并开始进行了奶头乐战略，大致内容是“随着生产力和人口的不断提升，只需20%人生产物质，即可满足所有人需求，80%人将被边缘化，他们不必也无法参与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因为这个原因，80%的财富掌握在另外20%的人手中。为了安慰社会中“被遗弃”的人，避免阶层冲突，精英们准备的方法是制造大量的“奶头”— —让令人沉迷的消遣娱乐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比如：网络、电视和游戏）填满人们的生活、转移其注意力和不满情绪，令其沉浸在“快乐”中不知不觉丧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
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智能化制造的开启（机械臂，工厂机器取代工人），全世界的娱乐化更加明显，原本很多的非娱乐行业都开始娱乐化以“取悦”观众，有些词很反应这种现象，如“吸睛”、“标题党”等等。
可以说，由于21世纪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导致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变化：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人从事直接物质生产，更多的人只能转而从事娱乐生产（门槛相对较低），产出增多的同时，也必然需要引导大家需求增多，于是便“泛娱乐”了。
三、如何正确看待“泛娱乐”？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泛娱乐将会是必然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之后，社会关系一定是要与其相适应的，所以过于恐惧或者说排斥“泛娱乐”化，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从结果上也改变不了什么。例如：以前认为的玩游戏不好，看动画片不好等等，现在已经变成巨大的产业，很多人在享受，也有很多人在依靠它吃饭。
一个事物的产生，总是有它的历史意义，也一定是有好也有坏的。
因此，对于“泛娱乐”的变化，我们应该尝试着去接受它，去了解它，最后适应它。
我觉得大致有以下3点：
① 从生产端，未来大部分面向大众用户的产品可能都是通俗的，热闹的，娱乐的
② 从消费端，用更喜欢的是简单，不需要思考的直接快感
③ 从学习端，请记住，娱乐并不是适合用来学习以及认识事物。
面对“泛娱乐”的社会，我想只要明白以上3点，从你当下出发，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即可。
最后，我想提起一部电影，《黑客帝国》。

事实上，电影里面的世界有点像“泛娱乐”，人类并不需进行物质生产，生产是由母体进行的，人类沉浸在一个巨大的虚幻游戏中（娱乐），以此来供养母体。

7. 从文化的价值取向来看，影视艺术充满了消费文化，成为大众通俗文化，而不是高雅艺术。是否

我觉得也算是高雅艺术吧。有些影视作品真的是拍得非常好

8. 《文化消费主义时代，怎样做学术研究

1、符号价值的意义高于使用价值。在消费社会，物质商品中渗入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因素，商品的外观设计、包装、广告等在商品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商品构成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直接制约着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与商品的非物质化相联系的是，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这里，符号价值被认为是有别于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第三种价值。商品第三种价值的三重属性即信息价值、体验价值、符号价值，符号价值是商品的信息价值，卡尼曼称其为体验效用。
实际上，所有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这种第三重属性的存在。例子――结婚戒指，它的符号价值，显然不同于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别人几乎不可能仅仅凭其交换价值，就把它从主人手上交换过来；而一旦丢失，它对于主人的损失，也绝不仅仅限于它的市面价值。符号价值表达的是式样、风格、声望、权利等。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已经成为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购置物品已经不是因为这些物品本身具有的内涵(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因为这些物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电视在宣传符号价值，促进消费主义文化形成方面具有历史作用。电视广告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浪漫、奇异、欲望、美丽、满足、归属感、科学进步和好生活“粘”到推销的商品上。这些商品往往就是大众世俗的日常生活用品。
当尘世间的日常消费品和华贵、奇异、美丽、浪漫等文化特性联系在一起时，再认真地辨认这些商品原有的使用功能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里，经营者不再只是说明他们的产品内涵，而且以各种符号和图形来“包装”产品。这类“包装”和产品常常难以区分。经营者关心的不是这些包装是否能全面代表他们的产品，而是靠这些包装是否能把他们的产品和观众或消费者脑海里的欲望联结起来。更具体地说，市场营销的历史表明，首先要关注大众那些显而易见的欲望，然后创造新产品或重新包装老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营销才能获得成功。人们消费的已不是物品，而是符号。
2、超现实Hyperreality：物质消费转化为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在后工业消费社会，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的功能属性（实用性），而是社会属性，即符号价值，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电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符号形象充斥电视并被发挥到极致时，人们实际上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模拟世界或时代。消费品已经具备了和范围广阔的形象及符号相结合的能力。这种结合遮盖住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成为商品符号（Commodity-Sign）。
当以电视为核心媒体的消费文化利用难以计数的符号和形象流动生产出无休止的现实模拟的时候，消费者往往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在这个模拟的时代，是“原版”还是“复制品”已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参考点不在了，真实也就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样的时代，生产者的重点不是物质商品的生产，而是对资本的操作和对“消费需求”的生产。这一过程也就是从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这种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健康、信息服务，也包括娱乐、休闲服务等等。因为资本主义现在首先关心的是符号、形象和符号体系的生产。这个符号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建构的过程，一个造“梦”的过程。虽然被文化覆盖的现实并非始于消费时代，人类文明早已经将社会的方方面面涂抹上文化色彩。
但是，消费时代对现实的包裹才真正的代替了现实，而且对现实的文化建构不再是以前那些多元的文化，而只是被资本操纵的消费主义文化，即文化的多元性被消费主义文化的多样性的取代。“造梦”变成了一种“梦工业”。所谓“梦”本身并不带有贬义，也没真、假（真已经被悬置，被文化覆盖）。资本为了本身运行的更加顺畅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必须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的建构，这种建构将社会的现实全面的符号化，直接的现实被掩盖，人们生活在符号化的“超级现实”中。形象商品的生产与“灵活积累”是吻合的。许多形象的消费周期都十分短促，许多形象可以在广大的空间同时消费，形象商品这种无孔不入而又短暂易逝的特性，进一步广泛地刺激起人们对变化不居的时尚的追逐。
3、仿像（Simulation）：人们的消费意识形态被主宰。在鲍德里亚的眼里，这些电子时代通过色彩及其他方面的处理混合而产生的形象比真的东西还要真。但从这种模拟或者比真实还真实的形象符号中是不可能发现真实的。这是引导并操纵消费者的前提。在这种前提下，大型技术集团得以实现从引导到操纵这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广告和传媒，文化作品和视觉艺术的各种手段，包括广告、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通过与所欲推销的商品有关或无关的形象来操纵人们的欲望和趣味，构造消费意识形态。
人们先体验到了那种商品的图像和使用那种商品的生活趣味，在明确了我们和那种商品发生关系的意义以及自我主体的形象，我们才去购买那种商品。这就好比在电影和肥皂剧具有历史后，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处在分不清是电影在模仿生活还是生活在模仿电影。 例如，迪斯尼乐园就是一种“超现实”的仿像文化，真实和拟真之间的界限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深处已经分不清了，真实被模仿到极度“真实”它就是一种超现实。 例如，很多内地的年轻人实际上仅仅根据香港、美国、韩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电视剧，以及各种时尚杂志，在还没有接触现代化和高级消费社会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关于消费资本主义的表象和对此的向往。很多内地女孩到南方后，开始迅速根据电影、电视和时尚杂志的形象重新包装自己。
年轻人购买化妆品和服饰时，总是根据广告和时尚杂志的宣传购买、仿照那种形象去打扮。购买汽车要考虑到实用性。但我们购买何种汽车，实际上是在受广告、时尚杂志、某一部流行电影或者某首流行歌曲MTV中的使用汽车的生活方式场景和影像的影响。一辆车没坏，因为款式老了我们再换一辆。这些现象实际上都反映消费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取代了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尤其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各地城市文化的地方性正在消失，城市建筑、娱乐文化和青年酷文化正在趋同，并且，越来越美国化或者韩日化。这都是当代艺术和文化批评需要面对的课题。 消费主义文化不仅体现在商品营销和宣传的广告环节，它还表现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中，构成无处不在的文化环境，操纵人们的欲望和趣味，主宰了我们的生存意义和意识形态。
（1）形成离散社会：人们凭借现代媒体而生存，消费过程中逐步地消失于“符号”的海洋里。也正是这种消费，使大众脱离了现实，不去与周期的人交往，相互之间越来越疏远。那种和睦邻里关系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需要。人们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交活动；反过来说，也只有使大众处于脱离现实的状态之中，才能使他们真正地失去社会性而作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变成被操纵的消费机器。
（2）消解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电视的重大影响在于它对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消解。该界限的消失意味着社会处于一种“透明”的状态。人的全部生活从广义上讲都处于一种暴露状态中。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更神圣的了。而神圣和与之相伴随的力量又和神秘分不开。然而，通过电视，又有哪个观众不知道椭圆形办公室的陈设。不管总统的办公室是华丽还是庄重，重要的是它在电视上被一览无余，再也没有什么可神秘的了。这个曾经十分隐蔽，在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场所赤裸裸地进入千百万电视观众的脑海之后，他们起码在这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了。与之紧密相连的政治文化也不能不重新定位，政治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淡化了。
（3）创造“沉默的大多数”，使大众成为失去了与环境和他人交流的能力。 一些传播学理论家认为，电视就像“黑洞”一样，能把观众全吸进去。因此，很难指望观众会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映。他们只是被动地、沉默地收看而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上的节目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按鲍德里亚的话说，电视最本质的影响在于它对观众反映的封杀。大众在沉默中消失了或者说象征性地死去了。证明大众存在的唯一形式是他们对各类抽样调查（Survey）的反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不存在了，代表大众的只是一堆统计数字。从理论上说，媒体就是信息。但现实是，因为大众的社交能量被媒体和其他技术“冻结”了，媒体的信息量越大，社交就越少。媒体不再是大众的延伸，而是他们生活的主宰者。更确切地说，大型技术集团已通过大众媒体创造消费文化的方式成为大众社会生活的主宰者。这种超现实的消费文化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扩展从意识形态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消除了卧室和公共场所之间的界限，人的全部生活再无隐******私可言。一家人彼此(特别是对孩子)难以启齿的事情，电视声情并茂地展现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电视把人的生活全方位赤裸裸地像镜子那样反映给所有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失去了隐******私。孩子们也不再有童年和少年，他们和成人之间的人生距离由于电视的存在而消失了；
（5）大众因此而失去想象力。人的所有关系除了和政府、社会机构的交往以外(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便是和物体(商品)、媒体和机器的关系。他们想知道的都知道了，甚至不想知道的，也被毫不客气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生活失去了意义。人的所有关系除了和政府、社会机构的交往以外(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便是和物体(商品)、媒体和机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地被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代替。 由此看来，基于符号价值的欲望的满足不过是幻觉。结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消费的角度看，资本主义造成的最严重的异化是人的需要的异化（欲望的异化）。马尔库塞认为，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的人们过着一种表面上安乐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住宅、汽车、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日用消费品，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安乐”。因为这些“需要”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体系建构出的“虚假需要”。“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要还是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人们在把物质需要作为自己的基本需要之后，实际上已经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已经把“商品作为自己魂牵梦萦的中心。”
4、躯体意象：给消费者制定审美标准。在消费文化中，广告、流行出版物、电视、电影文化等，提供了大量风格化的躯体形象。
（1）身体被商品化。身体被消费社会所重新发现和重新编码，逐渐神话化。神话身体的主导主题是“美丽”和“色情”。当然，这种“色情”非原始或本来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功用性概念。它展示身体某些部位，身段和肌肉，或者某种体态和“曲线”的面目。
（2）躯体被认为是快乐的载体。在这里，理想的躯体意像是青春、健康、苗条与美丽。电视与电影等媒体反复地暗示柔软优雅的身体、极具魅力的脸上带酒窝的笑，是通向幸福的钥匙，或许甚至是幸福的本质。
（3）通过物的堆积来完善躯体。为了让自己美丽，女人们只得大量购买香水、按摩、疗养。人们只能通过“买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们只能通过堆积物品来显示自身，否则找不到更好的、让整个社会都认可的途径。渴望或追求美丽的冲动便转化为占有物品的冲动，即身体与消费品的等同。男性气质与物质文化的商品链联系起来。这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青年应该是“汽车、自行车、音乐和黄色读物”、“开司米单色运动衫”、“缎子翻领无尾小夜礼服”、“彩拼毛衣”、“条纹双排扣西装”或“双排扣”海军蓝夹克等等。
5、享乐主义：新的道德观。
（1）新的大众英雄的树立。Pachter曾经说：今天的大众英雄不再是强有力的帝国的缔造者、发明家或有成就的人。而是电影明星、歌星以及奉行享受哲学人。(Pachter975，330)。消费是现代社会的英雄（美德），这不仅因为消费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而且是因为消费主体构成了现代主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2）节俭苦行的人被再教育。那些习惯于节俭苦行的工人现在必须接受再教育，接受以享乐的生活方式。而教育者就是广告，引诱人们参与原来限于上层人的商品消费。例如，广告上，一个男年青满身头皮屑，女孩都纷纷避开他，而使用了某种洗发水后，局面立刻改变。
（3）制造新的消费者。广告通过嘲讽勤俭、节制、稳定、耐久、适度等清教徒观念，广告大力促进了传统价值观的瓦解。当代广告让一个家庭主妇焦虑地瞧瞧镜子中的自己是否像广告中的那位35岁的太太一样，因为不用Leisure Hour 电子洗衣机、洗碗机而憔悴不堪。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消费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有权实现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这种个人的需求和欲望不应被外部的权威剥夺或压抑。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芭芭拉·克鲁格说“我买故我在”，后者可以径直看作是前者的一种延伸。在前苏联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剥削了人民的消费权力，使人民的需要服从于国家的计划，实行所谓对需求的专政。而剥夺消费权力即是剥夺个人自由，剥夺个人选择的权力，故此海耶克断言，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消费者的利益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得到保障， 此外，人们为购买而购买的行为，也与人际关系的疏远、自我认同的需要、心灵的净化与安慰、建立彼此的关系等需要与关。

9. 消费的意义是什么

1、从微观经济来说，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商品的价值，使人感到满足。消费是自我价值的满足与体现，激发人们为实现消费层次，就需要努力工作赚钱，从而使得劳动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价值，得到个人能力的提升，使社会能够不断前进，生产力不断发展。

2、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消费反过来影响生产，消费对生产有着导向作用，一个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够引导生产的发展，消费促进了生产，因为只有能被消费的东西才有生产的价值。

3、从宏观经济上看，消费促进了货币流通，促进了商品流通，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大作用。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国家的“扩大内需”政策就是鼓励消费与投资，刺激消费，使商品能及时销售，实现社会的再生产。

4、消费对企业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为了更好地使自己的商品更好地销售出去，就会进行市场调查，进行科学研究，依靠自主创新，生产出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的高质量的商品，促进企业内部结构优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形成严密科学的结构管理体制。

(9)消费主义时代如何看待电影艺术扩展阅读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不仅要求从体制与机制的高度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更是首次强调了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所处的新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更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目标的实现打开了空间。要想进一步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1、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尽快适应与福利水平改善相伴的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只要居民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即使经济增长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也是可以接受的。为了消除这些担忧，政府需要增加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2、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居民潜在的高品质消费需求。居民消费是由需求与供给两端共同决定，如果供给端难以提供居民所需的产品与服务，那么即使居民存在扩张消费的欲望，也难以实现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

3、缩小贫富差距，尤其要解决财产差距过大的问题。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一般低于低收入群体，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居民整体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从而减少全社会的消费。要增加消费需求，既需要缩小收入差距，又需要缩小财产差距。

10. 什么是“名人传记影视作品的庸俗化”该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消费时代传记研究三题

作为具有极大发展潜能的文类,传记日益成为写作、研究、出版、阅读的重点和热点,其品格、功能、视角、分类等内涵和外延的属性是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和范畴。综览传记发展现状,不难发现,在表面的繁荣之后掩藏着深层的危机。从创作角度来看,作品遍地开花,各种政商风云人物、影视明星传记层出不穷,数量众多历史罕见。但量多并不表示质高,剔除表面的风光,精品少、水平参差不齐的困境暴露无疑。
跟创作相比,传记理论严重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当代传记理论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一是传统的理论问题还未曾廓清,如传记的概念、类别、要素,真实性与虚构性,文献性与文学性,传记与文学批评等;①二是随着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的勃兴,以文字力量见长的传记被围追堵截,面临着崭新的问题:如何面对视觉传记?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如何面对新的技术、新的媒介?
本文试图从视觉化、娱乐化、消费化、媒介技术化等角度出发,解析传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面临的现状、困境,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传记的发展提供可能的途径和选择。

视觉化:图文共读与互释

传统的传记以文字叙述为主,通过文字记录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但消费时代视觉文化日益兴盛,人类社会进入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图像的时代”,图像逐渐成为公共交往、信息传播、娱乐消费最重要的对象,文化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图像信息,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断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图像的直观性、娱乐性,更吻合当代人的审美期待与阅读心理,其阅读快感比单纯的印刷文字更能引诱人们的消费欲望。传统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借助图像的魅力,从讲究的版式、造型设计到精美丰富的插图、照片,直至图像化的画传、视觉传记,图文之间的关系从“战争”到和平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图像由传统的配角演变为主角。
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回溯、总结与反思,是传记文学的重要意旨。而在视觉社会,历史以何种方式进入?仅仅依靠绵密、深厚的纯粹文字表达显然并不足够,图像填补了文字力所不及的空白之处。从山东画报出版社“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文章”的《老照片》,到“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剑桥插图史系列》,老城市、老照片、图片中国百年史、红镜头、人物志等以影像、照片为主要表达手段和媒介的传记类作品大量涌现,它们摒弃沉重的意蕴和漫长的时光隧道,历史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进入现代生活:通过细节的再现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图像与文字的双重魅力跨越了时空的隔阂。
在人物传记中,与文字性传记相比,摄影照片等“非文字性传记”具有不可替代性,瞬间的光影定格具有永恒性,历史感、现场感栩栩如生再现于影像之中。
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若仅仅依赖文字描述,鲁迅的形象始终神秘而遥远。此时图像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想像和欣赏的空间:犀利、悲悯的文章和资料图片中那个瘦小坚硬的形象颇为吻合,鲁迅式的胡须、短发,鲁迅式的微笑,图像与文字共同构成了鲁迅形象,两者缺一不可。而关于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真相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至今未能完全明晰的“公案”。②这一文学事件,典型地体现了影像在文学、在传记中的重要性。
而对张爱玲来说,图像的意义就更加意味深长,她在文学史上的被接受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颇富意味的文学事件。在其传奇的形成中,影像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无法抹煞。从学术化的《张爱玲全集》,到各种张爱玲传记、文选等同科所有出版物中,照片占据了极大比例。张爱玲自己也喜欢让图片说话,小说采用电影手法,为作品画插图,而且最后一本集子《对照记》完全由图片组成,满足了大家对张爱玲的各种想像。作为一个符号,“张爱玲”的视觉化范围还进一步扩大,成了银幕上的传奇;电影《滚滚红尘》、《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相继出炉,就这样,历史、文本、影像,三者同构成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
文学家如此,政治家传记亦不例外。被萨特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的古巴革命者格瓦拉,他的革命者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一本本传记里,也定格在众多的影像资料中:格瓦拉在古巴,格瓦拉在丛林,格瓦拉在办公室……直到在玻利维亚被俘后砍下双手的照片。而格瓦拉那幅经典的“革命者肖像”,被作为一种时尚无限复制,定格在21世纪全世界年轻人的T恤上,它的意义和影响显然超过了纯粹的文字。
风行一时的各种明星传记更是图像盖过了文字,文字甚至变成点缀。
传记常常体现了一个时代、国家、城市、个人最基本最细节化的生活。图像可以还原历史的某个细节,细节组成人生,细节构成生命,构成传记。“老城市”系列(江苏美术出版社)中的《老广州——屐声帆影》,是一本广州城市志传,生机勃勃的广州故事和历史在书中复活。书中有一幅题为“20年代的广州女子”的照片,画面是个梳着根大辫子穿着布旗袍的女子,行走在广州的街头,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虽然她的名字和身份已经无从查考,但刹那间的时光倒流让人产生今昔何年的恍惚,城市和女子本人同时复活在读者的眼前和心中。那些陈旧的建筑,那些曲折的街巷,那些衣着明显迥异于我们的人们,那些已经不知踪影而逝的故事,历史文化的巨大变迁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眼前。
国家形象与影像同样密不可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图像是个重要的切入视角。在陈平原编撰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可以直观地看到19世纪末期日本国内媒体所刊载的“中国形象”。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在山口守的文章里,介绍了一本名为《团团珍闻》的漫画刊物,其中1894年10月13日和27日的两期上都有刊登了“中国形象”——一幅是个光头暴眼拖着“猪尾巴”的男子盘膝而坐,丑陋而萎缩;而另一幅更加赤裸裸,一个撒腿逃跑的中国军人,背上写着一个巨大的汉字“弱”字。③日本人眼中中国是如此的衰弱不堪,影像呈现了更加惨痛的历史记忆。虽然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横光一分别在作品《支那游记》和《上海》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印象,也许他们的文字描述更加细腻,但其震撼显然无法与漫画相提并论。
在传记的视觉过程中,图像并不是文字的简单附庸,而是具有独立品格和美学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图像和语言彼此演绎,互相丰富,产生的内涵超越了单一的语言文本或单一的图像文本。两者的对话和互动,弥补拓展了传统传记的内涵,提升了视觉时代传记的学术地位。

学人传记是传记的重要领域,知识分子研究一向是学界热点,以往的焦点基本集中于文字的阐述和剖析,而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集书系”以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见长,在众多传记中脱颖而出。茅盾、丰子恺、常书鸿、邓拓等历史人物通过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从历史走出来,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加深了对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和历史命运的理解。
陈平原的近现代文史研究也凸显了在学术研究中图像的不可替代性。从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到2000年《点石斋画报选》,再到2001年《图像晚清》,陈平原编著了“读图三部曲”。把“读图”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引入学术研究,“在图与文字间的缝隙处”做文章,借助“图文互释”,带领读者“回到现场”,承继“左图右史”的古老传统,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小窗”。④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则收录了大量旧上海的广告、电影院海报、美女月份牌、杂志、相片,所有这些斑驳杂乱的影像资料构成了上海城市志传,构成了上海记忆,也构也了中国现代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文并茂”成为读图时代的文化趣味和风向:出版界由此拓展出巨大的市场和阅读空间,传记写作者们也开掘了崭新的写作资源,而作为传记终极目标的阅读接受者体验了直观、愉悦的阅读过程。
当然,简单的图配文或者文配图方式不能解决传记视觉化出现的问题,必须在图与文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是图像和文字本身都应该具有独立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图像和文字的组合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意义空间,从而产生一种新的阅读快感,形成真正的图文共读与互释。

娱乐化:消费性表征

在消费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是生存的基本秩序,主体性的产品(如文学、艺术等)只是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艺术自律原则走向市场的他率原则,其所蕴涵伦理的、审美的、思想的内涵都发生巨大变化。只有消费是文化生产链条的核心环节,也是终极目标,它决定了生产的样式、数量、以及流通的途径。
当艺术完全沦为消费品之后,销量、收视率、排行榜成为唯一指标,它不得不以大众的趣味、习惯作为座标,而强调刺激震撼、感官愉悦是消费文化的核心趣味。于是不能免俗地,文化领域中物质主义、感官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风尚。根据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剧,人类的消费行为由产品消费演变为符号消费、欲望消费、拟像消费,时尚化、娱乐化、商品化成为文化消费的特征。
传记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进入消费市场流通环节,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是其终极目标。在此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市场准则不可避免会对传记的创作产生影响。名人崇拜、偶像崇拜是消费社会媚俗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之一,名人传记理所当然成为消费社会的兴奋点,出版界和读书界都乐此不疲。古今中外、政商文娱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每每名列畅销排行榜前列,跟风者、仿效者大抵集中在此领域。
名人传记历来是传记的重要门类,从中可以体察时代、社会、个体的风貌。但当代名人传记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传主身份的转换上,文娱明星和商业人士成为主体,而政治领袖与文化名人则冷清许多。其中尤其以电影演员,体育明星,小品演员、节目主持人等活跃于传媒与影视界的知名者为主。这种身份的转换,标志着当代名人传记内涵的深刻转变。继以往强调宏大叙事的伟人传记走下神坛之后,当代名人传记几乎一边倒地呈现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从早年刘晓庆《我的路》、倪萍的《日子》、黄宏的《从头说起》到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黄健翔的《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等,大抵如此。
世俗化的趋势一路发展,在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需求和利益至上的市场策略的推波助澜下,传记内容日益八卦化、娱乐化、庸俗化、利益化。闲言碎语、隐私绯闻、内幕花边为主要内容,表述上则语不惊人不罢休,炒作、猎奇、吹捧、制造话题成为家常便饭。而企业家传记则充满溢美之词,甚至阿谀奉承欲盖弥彰。内容上有的道听途说、缺乏证据,有些甚至粗俗卑鄙、丑陋不堪。
“星、性、腥”,成为名人传记的三大特色。名人传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交流场所,映射出读者的兴趣取向,其娱乐化趋势与受众、市场、文化等几大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
首先它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欲。日常生活是消费文化的发生地点,其本质是平庸和重复,工作、娱乐、家庭三者组成了封闭的日常生活,单调和狭隘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必须以另外一种对立的方式维持其宁静和优势,即:消费时间、消费明星。由于美貌、名气、财富等因素,明星成为时尚潮流的化身,人们对其生活具有探求的兴趣和窥视的欲望,阅读、观看明星私生活无疑是找到了一个满足窥私欲望的正常渠道。明星的成长、挫折、奋斗、成功,成为公众话题、公众事件,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宣泄心理。通过隐私、绯闻、丑闻的报道,以往头顶神秘光环的领袖、明星,被推下了舞台,彻底置身于“被看”、被“品评”处境。受众在阅读中消遣、评论、批评,从而获得满足,心理获得平衡与安慰。
市场的竞争和压力也造就了传记的娱乐化。著名专栏作家莫林·多德曾有一段名言:文艺的娱乐化是因为“我们不能停止,摄影师不能停止,记者不能停止,制作人不能停止,编辑不能停止。而且,消费者不能停止。”娱乐化潮流既是转型时期文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媒体飞速发展、竞争加剧的产物。眼球、卖点、独家、重磅的追求必然导致内幕与隐私。
消费社会追求娱乐、快感、轻松,厌倦深度、思想,希望阅读对象具有通俗、猎奇、戏剧性等特点。当代名人传记的娱乐化,体现了当代文化语境中大众的诉求,“在政治、理想、信仰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有琐碎却真实的民间大众社会;在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存在……在堂而皇之之下还有种种隐秘的内心角落。”⑤受众心理的需求造就了名人传记的娱乐化,反过来它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
但是,一味地迁就市场、追逐时尚,必然带来传记文本灵魂的缺失,美学的空洞,排行榜上的畅销作品转眼也许就成为文化垃圾。当代名人传记层出不穷但缺乏精品,缺乏经典,症结大概在于此。

媒介化:观看之道

技术是世界的构成方式和展现方式,也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重要途径。数码艺术、虚拟现实、网络生存、超级文本等数字技术和网络的大面积使用为尖端技术与艺术创新的结合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艺术的边界不断被拓展。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中指出,“一切技术都具有点金术的性质”,艺术家成了技术革新能手。
技术的飞跃意味着媒介的日新月异,新的现实世界可以称之为媒介的现实,“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指出了技术在当代的意义。由机械化、电气化到信息化、数字化,媒介铺天盖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按照马克·波斯特尔的理论,这种新的信息方式、媒介方式如同19世纪马克思研究的生产方式一般具有深广的意义。媒介与传记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阐释,一是媒介对传记审美要素、审美关系的影响,二是媒介对传记外部环境的改变。
媒介化生存成为传记的重要特点。对现代传记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胡适,20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种传记的传主,但只有在消费社会媒介的强力操持之下,才能最终完成其偶像化、符号化的过程,胡适传记才能从文化界学术界扩大到公众文化领域,被不断地建构借用。进入“消费”领域后,胡适传记也不可避免陷入猎奇、耸动的漩涡。胡适的日记、婚恋、情事成为传记最大的噱头。而张爱玲在大陆的走红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媒介化的后果。没有媒介就没有畅销,当然也就不能经典。
在消费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经典?这是每个写作者的梦想。戴安娜·克兰一语道破其中关节,“通往文学上的不朽的道路要经历畅销书这一关”。⑥不仅一个作家的成功离不开传媒,公众受传媒的引导,而且,批评家也受传媒组织和制约。图书的畅销与经典基本能用一个流水线来形容,即:作家写作——图书出版——广告——书评——畅销排行榜——畅销——专业批评推介——经典,在此流水线上,作家、批评家、文学链条上所有的人员最终都必须受制于“资本”,即掌握了作品商品属性的传媒,媒介的力量几乎决定了一切。
媒介的多样性决定了传记表达多样化的可能。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内涵意蕴。传统传记以印刷介质为主,图书是其主要的方式。而网络时代媒介的多元带来传记形态的多元,非印刷介质的传记成为重要表征——电影、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形态,扩大了传记的内涵和外延。传记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通过多元媒介得到体现。
作为古代传记重要典籍的《史记》,其研究和考注历来困难不小。韩兆琦的《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借助多媒体的手段,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访术、采录古代遗迹,收录地图文物,使《史记》变得形象化、视觉化,古老的典籍焕发了时代风采,堪称里程碑式的新经典。
媒介的多元化提升了人物传记的表现力。美国历史频道推出的《人物志》影像系列,当属成功的影像传记范例,辑录了古往今来近千位名人,包括彼得大帝、林肯、贝多芬、狄更斯、凡高、圣女贞德、戴安娜等重要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从细节入手,通过实地拍摄、现场采访和旁征博引,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影音的双重魅力使观众犹如亲历现场,观众与历史人物所产生的心灵碰撞,如同与历史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2006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卡波特》,是一部关于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传记片。虽然卡波特小说早就蜚声美国文坛,但只有电影获奖之后,人们才真正知道这位举止怪诞、不合世俗、恃才傲物的文学家。媒介造就了这位文学与电影“明星”。
随着媒介的转换,传记的接受方式从“阅读”“发展为”“观看”,接受方式的转变将传记引入了“景观化”的消费社会,观看行为与观看权力成为关注核心。媒介技术的未知性、不可预测性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网络化生存、虚拟人生使得人类的知行方式具有了无限可能。
网络博客的兴盛给传记研究和写作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所谓博客,原义为网络日志,即写在网络上的个人日记。但媒介的特殊性决定其与传统的差异性。一是其写作方式打破了私人与公共的界线,将私人生活用公共平台进行展示,而且过程几乎完全开放,读者可以随时评论和参与。二是简单的操作方式产生了大量民间写作者,众多散落在网络各处的写作者们有了一个自由展现的平台。三是博客带来了文学的民间化狂欢,但经典却渐行渐远。
作为网络日记,博客的写作者、阅读者跟传主基本趋同,按传统范畴属于自传性质,但网络的传播方式又是开放式的,可以随时修改删除,读者也能参与其中进行互动。那么其真实性问题该如何定位?博客中传主的身份又是如何构建的?其创作视角如何区别于传统?博客与传记的多元化、多媒体化具备何种关联?博客所引发的诸多理论问题发人深省,亟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传统的认知中,人的主体性、真实性是一切艺术、技术的先决条件。但电子时代的主体本身是虚幻的、想像的、游戏的,网络主体常常是一个代码、一个符号而已,IP地址后面真假莫辨、雌雄莫辨。在超文本链接中个体只不过是一个节点,没有等级和高下,节点与节点之间可以无穷链接,知识体系变成了网络数据库。网络化生存跨越时空,文字、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方式在此交互、融合、转换。显然,新的工具不仅改变了生产力,也改变了社会关系,从机械复制到电子传媒时代,作者身份出现了泛化、去主体化、集体生产化等趋势。以张扬传主的个性生命为美学要旨的传记应该如何面对无主的网络化生存?这是传记不容回避的问题。
消费文化给传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事实上,消费文化与传记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当代文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被图像符号所把握遮蔽,形成了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模式。语言的魅力正在消退,读图、读屏成为主要阅读模式,快感冲击美感,意义被形式所覆盖。这种事实,正在改变着当代文化和当代写作。
寻找消费文化与传记文学两者之间互动互补的内在关系,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艺术空间,才能接近事实与生活真相,才能通向传记本原,才能产生经典,完善传记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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