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Ⅰ 武训的社会评价及影响

百年风雨话武训 秦大路
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年轻乞丐。这个乞丐时而唱着乞讨的段子，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由于表演技艺不怎么娴熟，引得众人一阵阵哄笑。而他丝毫不以为意，用沙哑的嗓子唱道：“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旁观众人中有识得此丐的，纷纷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不是洪七公这样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这个平凡的乞丐，却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为，名垂青史而为后人称扬。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而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后，因他而起的那一场狂卷中国知识界的暴风骤雨，更会令人感叹历史风云的诡谲无常。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很多时候社论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现的。
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文章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后指出，“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这篇社论不谛是一个旱地惊雷。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次发生的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大事件，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与《人民日报》的社论相呼应。
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绳、黄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踊跃参加，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专门登报做了检讨。《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以及马叙伦和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这种批判是规模爆发式的，据统计，从5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1951年8月底，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余篇。
重头戏继续上映。几乎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营影业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一时全国众多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名称。其他以武训为名的各种机构也纷纷 “旧貌换新颜” 。悲哉！叹哉！从此武训这个名字便只能出现在黑名单上了，“但愁前路无知己，今后谁人能识君？”
很明显，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而且执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决策者的意图。《武训传》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并且它在拍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牺牲原著和武训本人真实经历的修改，尽管如此，它还是逃脱不了被政治“板砖”迎头痛击的命运。
这场政治“大片”的演出实际上才刚刚开始，高潮继续向前推进着。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组成。这个调查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这些当年武训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大量当地各阶层的民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文化大革命”中，有报纸的文章吹捧江青说：“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到了基层，见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县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当过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80多岁了。当他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他还说：“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 ……”当地干部赶紧对他耳语：“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后来调查组再问时，老人便说：“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们只是简单的认为，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谁了，牵连了武训，害了他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我们可以从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训传》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训传》大批判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口诛笔伐，但在后来运动中，口诛笔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为主要的手段。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命运，实际上从《武训传》大批判开始，就早已经注定了。
十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 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直到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权力话语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但毕竟定了一种新的调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历来的平反总是以一种模式重复着。这种平反中，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也许，由于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只能靠历史来评判。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对他来说，生前的苦难他已经尝尽，死后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轻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或许这才是武训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难道这也是我们今人所期望的么？
正如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先生画入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先生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先生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Ⅱ 为什么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让我们来推理一下：
1.武训自己贫苦，他分析贫苦的原因是不识字
2.为了让贫苦人识字，不受欺辱，要办义学，让他贫苦人的孩子读书
3.武训采用各种自虐手段筹集资金，辛苦一辈子积蓄办了学校，招收穷人孩子读书
4.问题来了：穷人孩子在义学接受教育以后……
1)读书成功，考取功名，做官了，跳出龙门了，谁能保证武训学校培养的举人进士能站在武训的立场拯救自己的阶层？他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阶层，跻身统治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会背叛自己的阶级！
2)没有考取功名的孩子，他们脱离了文盲阶层，识文断字了，利益驱使，他们必定依靠自己的优势，谋求自身利益，从文盲阶层获取利益。
3)从武训义学走出的学子，或许会记得武训的良苦用心，具备一定的社会良知，但是，制度与利益决定了，他们最终走向自己原来阶层的对立面！

批判武训的根本就在于：武训的义学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武训自己寻求的社会公平正义，恰恰为帮助统治阶层培养帮凶，这是武训本人没有意识到的，也是同情武训的大众没有看到的。
批判武训传的目的就是让大众明白——没有建立公平正义的制度，看不到制度局限性，一腔情愿的热情，或许出发点是好的，结局必定走向反面。
——革命的合理性！

Ⅲ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新中国文艺界有什么不良影响

《武训传》的批判，对新中国文艺界的电影产量有很大的影响，使文艺工作者在拍电影的问题上畏手畏脚，对电影制作团队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武训传》批判运动初期，赵丹每天在外面开完大会小会受够了气，回到家就嚷嚷：“我想不通！把我打死也想不通！”但全国铺天盖地的讨伐向他压来，他开始否定自己的演技。长达五年，赵丹没有资格上戏，下放基层改造，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

1955年，他终于有机会在电影《为了和平》中出演进步教授，自己给自己定下框框：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要有阶级的内容，结果拍出了一生最不满意的电影。

电影界万马齐喑。1950年全国出品电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国只拍摄了十六部电影，大量电影还在构思讨论中就下马，连成为禁片的机会都没有。

夏衍这样回顾：“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3)如何正确看待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扩展阅读

1979年秋末文艺界迎来了复苏，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80岁的上海代表孙瑜，与济南的“列席代表”李士钊重逢，两个老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孙瑜晚年十分期望看到《武训传》复映，哪怕是小规模地放一放也好，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愿望也没实现。

赵丹在临终卧床时，还念叨着“武训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遗憾的是，六十年来，尽管《武训传》被反复讨论，很少有人关注赵丹在片中的演技。这部电影政治意义之重大，让人无暇顾及它的艺术价值。

Ⅳ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名词解释

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于1951年2月电影《武训传》的上映，毛泽东观看后认为其具有“重大政治问题”，于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将其定性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资产阶级的发动思想投降”，随后，一场大规模地批判运动展开。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开创了以讨论为名，实际以政治批判的方式取代了正常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形成了此后一系列思想与政治批判的模式。同时继续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损害了党内民主，加深了毛泽东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偏见，为随后开展的对陶行知的重新评价铺平了道路

Ⅳ 电影武训转事件始末以及相关评论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时已有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此后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以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这场民族悲剧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延续二三十年！那句“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结论性语句，从此几乎成为某些领导人的基本思维定势，也成为文化界人士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使他们时时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谁也不敢预测什么时候又会突然来一场风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报讯 记者毕全忠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
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4
同一天，新华社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是要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鲁迅早就说过：“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训传》批判起，从九天落下的狂飚，从此在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头上，时松时紧，时高时低，时密时疏，连绵不断，落了多少年，伤了多少人，谁能忘记？谁又能知道？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见《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Ⅵ 当代文学史内容简答如何评价50年代初有关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而言，武训是一个可圈可点人物；但就中国老百姓利益而言，武训对其不济于事；关键是电影武训传宣扬得是奴才教育。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和谐。批武在次，批奴才是主。

Ⅶ 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教育怎样搞不需要革命的手段，武训的做法也是一种慈善捐献，现在也需要。

Ⅷ 《武训传》在当时为什么被批判批判者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批判缘由：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武训传》上映于1951年初。它描写和歌颂了清末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

《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

(8)如何正确看待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扩展阅读

剧情介绍：

《武训传》是由孙瑜执导，赵丹、黄宗英、周伯勋、张翼主演的一部剧情片。该影片于1950年公映。

影片讲述了武训“行乞兴学”的感人故事。1950年由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该片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

Ⅸ 今天看了《武训传》的感受！

不是这样。你第一句的评语我很不喜欢，教人做个好奴才，你就是这么评价他的吗？也许是电影拍得不好，但是你这么说对拿个人真的不公平！是，他要了半辈子饭，就是为了别人的孩子能有学上！因为他自己就饱受文盲的苦楚，所以立志要办学。我不知道你怎么和奴才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的，但是我知道在现在的社会，还有几个人能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忍受各种折磨！没有人说武训是应该如何如何，或许真的电影表达的很烂吧，让你有这样的感受，但是起码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很伟大的人！乞丐怎么了？富豪又怎么了！？以己之力创办学校，比那些有着大笔财产去炫富的SB要强了不止几万倍！什么才是奴才啊？？把钱抱在手里吝啬，才是下贱的守财奴好不好！请你不要因为电影原因而错看武训这个人——

Ⅹ 如何看待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评

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