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样板戏电影成为红色经典

1. 如果让你选一部红色经典拍成电影，你会有哪些办法与创意呢设计一份海报来表现吧！

1、《闪闪的红星》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儿童红色电影。该片由李昂、李俊执导，祝新运、赵汝平、刘继忠主演主演。于1974年10月1日上映。

2、《刘胡兰》拍摄于1996年，由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是沈耀庭执导，池华琼主演的战争剧情片。该片讲述了女英雄刘胡兰的英雄事迹。

3、《南征北战》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军事影片，由成荫、汤晓丹联合执导，陈戈、冯喆、汤化达等主演，于1952年上映。

4、《地雷战》是由唐英奇、徐达、吴健海执导，白大均、张长瑞、吴健海等人主演的战争片。该剧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各村民兵联防运用地雷战术，歼灭了进犯的日军，取得反扫荡胜利的故事。

5、《红色娘子军》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片，由谢晋执导 ，祝希娟、王心刚等主演，1960年7月1日上映 。
我觉得我要是想嗯拍成电影的话，就觉得《智取威虎山》那部电影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红色记忆也是一种传承。
当下影视界兴起了新一轮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潮。在此背景下，笔者以《林海雪原》为例，来探讨由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电影的若干问题，并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描写手法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研究和探寻红色经典深受人们青睐的原因。

一、红色经典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要从各方面加强，红色经典成为当时传播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力军和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红色经典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红色经典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背景、以革命斗争为题材内容的文艺作品，包括红色小说、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红色戏剧（主要是“样板戏”）等。广义的红色经典则是指凡以革命年代为时代背景、以英雄事迹或英雄人物为表现内容的所有经典文本，除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红色经典的母本外，还包括1990年以后出现的各种衍生文本，如重拍或新拍的关于红色经典的影视剧、由当红歌星翻唱的红色经典歌曲等。红色经典本身是一个在“文革”后期产生的词汇，最初指的是“文革”时期创作的革命样板戏，后来被怀旧的人们泛化到用以指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红色经典作品主要出现于20世纪50至70年代，这些作品都不可不避免地沾染了当时的政治色彩。红色经典的建构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把文化生产和经典的两个过程结合起来，比如作品刚刚创作完成就被奉为经典之作，或开始创作时就当成经典来创作，“文革”期间样板戏的创作堪称典型。这似乎违背经典创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过程，而这种方式又是一种快速的飞跃的创作方式和理念，它与“文革”时期的革命要求完全相符合。这种创作方式也符合“文革”时期的时代特点，以至于在“文革”结束后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诟病。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下社会又兴起了新一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这说明虽然这些红色经典有着浓重的政治文化色彩，但是在创作上都吸取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多种艺术手法，刻画出了一批生动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而这些形象有着巨大的榜样作用，能够不断地教育和鼓舞一代代人。当时创作的红色经典有很多，而《林海雪原》的发行量在红色经典中位居前列。同时《林海雪原》被后来的人们改编为不同的影视作品，而在不同时代所产生的改编影视剧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二、《林海雪原》的内容与改编

《林海雪原》是曲波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压向东北。在我军后方，国民党又组织了一些伪满洲国官员、地主、恶霸、流氓、大烟鬼等组建所谓的“中央一号队伍军”，不断进行军事骚扰，疯狂地烧杀抢掠，闻所未闻的邪恶。为了清除匪患，少剑波带领一支36人组成的小分队，插入到白雪皑皑的森林，与不同类型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小说问世后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其中很多经典的桥段被人们牢记，如杨子荣深入土匪老巢与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对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这些经典的话语表现出了小说主人公的机智与勇敢。此后对于这部小说的改编有很多。不同时期改编的版本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红色经典的解读。

2. 对“红色经典”的看法

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
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
——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

随着世纪末的降临，人们似乎是习惯性地对历史作一一的检视，随之产生的就是一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怀旧情绪的影响下，“红色经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谓“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⑴“红色经典”的重现，除了以传统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以及对于淡出舞台的“样板戏”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为突出的是多媒体时代的多种表现形式：“红色经典”被大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林海雪原》、《红岩》、《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烈火金刚》等等先后开播或投入拍摄，收视率可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于“红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可以说，“红色经典”的重现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
从建国后的蓬勃发展，六七十年代的独领风骚，到八十年代起由于对文革的否定而带来的销声匿迹，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学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红色经典”浪潮，“红色经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中国革命真正骨干”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的创伤之后，在中国社会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红色经典”因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和革命文化霸权的产物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10多年的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渐被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等科技、经济领域的专家所取代。知识分子被逐渐边缘化和市场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文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因为“红色经典”为大众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商机，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色经典”热。⑵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重新崛起绝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被“推出”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必须服从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商机，是与一种怀旧情绪分不开的。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这是一个时代消失后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二十世纪走向尾声之时，这种怀旧情绪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怀旧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色经典”的重现，无外乎是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不大不小的一种时尚而已。追随这种时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众，他们大多亲历过“红色经典”所表现的时代，或是在“红色经典”的包围中长大，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同时，也重温当时的青春岁月，重温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的印记，这种怀旧带着强烈的追忆色彩。同时，年轻人群对于“红色经典”也不仅仅是厌恶和排斥，而是用一种新奇的眼光审视其中体现出的特殊美感，追寻那一段显得陌生而神秘的历史，显示出一种猎奇状态下的怀旧。无论是偏向何种色彩的怀旧，都可以说是“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面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不无戏噱、亦不无感伤的回首”。⑶
在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也蕴含了对于旧世纪的告别，在怀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摧毁和重建，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红色经典”的重现就不是简单的对于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现，它在重现的同时已经经历了再造的过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色经典”来说，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按当时的话说，“怀抱深厚的阶级感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群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仍然有人爱看，经得住时间的磨洗。”⑷但如果依旧按照原先的阶级斗争的主题来表现，恐怕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于是，在重现的过程中，原本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被有意地虚化和弱化，而与此相对的，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成为卖点。不可否认，这样的再造的背后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面对这样的改编和再造，引发了广泛和持久的争论。
如果说电视剧的改编为“红色经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澜的话，那么青年作家薛荣在浙江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就无疑为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在薛荣的小说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在小说中，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开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无策，只知道依赖阿庆嫂。相反，胡传魁倒成了江湖豪杰，“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由于阿庆嫂的牵线，作为新四军某部指导员的郭建光与“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做了一笔交易：以提供一批军火为代价，请胡传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军伤病员。这对人们熟知的故事，几乎是采取了全盘“翻案”的写法，因此小说一发表便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争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严厉批评和极力回护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随后批评的意见逐步居于上风。《浙江日报》在2003年2月18日发表萧何的文化时评，认为小说《沙家浜》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北京娱乐信报》在2003年2月24日发表李庚辰的文章，针对小说《沙家浜》指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张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郝铁川在题为《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认为“说其不合理，是因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标题，又要诋毁名著内容。”“说其不合法，是因为小说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董键、丁帆、王彬彬随即以《“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的文章⑹与郝铁川进行商榷。三人认为“在今天还认定‘样板戏’代表着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无论对样板戏《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而《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地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据说故事发生地沙家浜对小说《沙家浜》的描写更为恼火，镇政府的领导已表示，小说作者和小说出版社如不认错，将与之对簿公堂。⑺
无论是哪一种看法，其实背后都蕴藏着其对于样板戏的看法，认同样板戏的，必然认为游离于原作精神的改造是离经叛道之举；而厌恶样板戏的，则并不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同样的，关于“红色经典”再造的争论也是由对于“红色经典”原始文本的认同程度而决定的，试图从“红色经典”中追忆过去的人们往往因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无法接受对于“红色经典”的再造，而对原始文本的记忆为空的年轻人怀着猎奇的审美心态，就比较能够认同和接受这样的再造。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的确是文学范畴的事，没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来讨论。然而，文学是否就如此纯粹？文学是否真的拒绝政治、经济、法律的一切干涉？答案却又是否定的。小说作者、出版商以至于电视剧改编者，从一开始恐怕就未必是怀着一种十分郑重的心态来对待这样一种文学的再造，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游戏和媚俗的意味的。公众的怀旧情绪被敏锐地抓住，文化商人们适时地将通俗剧的因子穿上“红色经典”的外衣投入市场，最终目的仍是赚取商业利益。2004年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禁止戏说“红色经典”，无疑也是在限制“红色经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继续发挥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视的是，许多“红色经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献礼”这一形式出现的。无论“红色经典”被冠以何种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迹或是爱国主义），它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共同产物。
“红色经典”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下的文化资源，它得到了长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显示出的怀旧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可以说是“世纪末文学”的重要表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场，获得再次启动的机会，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了使人们再次进入红色风潮的世界。无论是“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成电视剧《林海雪原》），还是“红色经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进行文学创作（如根据样板戏《沙家浜》写作的小说《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带有商业化的成份，最终目的是为了赚取大量的商业利益。 同时，对于大众来说，这些熟悉的故事和场面，让他们缓解了现实的焦虑和失落，在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断层，回到了一个充满了强烈情感和浪漫表达的青春岁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理想主义也只能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在怀旧中了。
最后也许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现今文学与影视等等多媒体形式的联系如此紧密，我已无法将“世纪末文学”甚至“文学”这一概念从整个文化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的讨论了。随着各种发明创造（如电视机、电影、互联网等）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学的概念似乎显得更不明确。在电子传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学应该进一步向商业性大众文化靠拢，还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保持一些较为纯粹的特征，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在充满商业意味和怀旧情绪的“世纪末文学”大潮中，顺应现实，保持批判，这也许是逐渐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无奈而又唯一的选择。

[注释]
⑴引自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
⑵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⑶引自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⑷引自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转引自中国图书信息网）
⑸载《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
⑹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⑺参见白烨执笔的《小说〈沙家浜〉招致批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第1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3. “革命样板戏”的评价

革命样板戏，顾名思义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的专用样板戏剧。
革命样板戏是文化革命的直接产物，它导致了戏剧成为政治的专用工具。革命样板戏的流行年代，虽然造成戏剧内容的单一化，戏剧格式的固定化，人物塑造的模式化；但也给当时匮乏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普通百姓对芭蕾舞剧的认知和京剧的大普及、大繁荣。样板戏的诞生，还造就了我国历史上芭蕾舞剧空前的创新和成功。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并在世界芭蕾舞台享有盛誉。
京剧《杜鹃山》、《红灯记》、《龙江颂》、《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的优美唱腔深得亿万观众的喜爱，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现在依然能熟唱几句。今天，人们对京剧的宠爱，对芭蕾的钟爱，和文革时期的普及推广有着密不可分的极大关系，可以说有样板戏“推陈出新”的宣传功劳。当处在文化产品奢华的情形时，回忆起革命样板戏的盛行，我们更多的是留恋那个已经过去却难以再现的纯真的年代。从促使戏剧更快更大的繁荣这个角度讲，革命样板戏担当了重要的载体作用。

4. 如何看待“样板戏”电影

文革的产物！

5. 革命样板戏的优缺点

优点：给当时匮乏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普通百姓对芭蕾舞剧的认知和京剧的大普及、大繁荣。样板戏的诞生，还造就了我国历史上芭蕾舞剧空前的创新和成功。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并在世界芭蕾舞台享有盛誉。

缺点：革命样板戏是文化革命的直接产物，它导致了戏剧成为政治的专用工具。革命样板戏的流行年代，虽然造成戏剧内容的单一化，戏剧格式的固定化，人物塑造的模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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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与发展

它们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并定于一尊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1964年～1966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

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

其后又陆续加上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也得以厕身样板戏之列。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

《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品位和地位是无可争辩和替代。该剧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在1958年5月19日首演于郑州，编剧杨兰春，导演杨兰春、许欣，音乐设计王基笑、姜宏轩等，舞台美术设计关朋。

马琳饰银环，王善朴饰拴保。同年6月调京演出。在其后的演出中，魏云主演银环，马琳饰演二大娘。期间，常香玉曾经扮演过拴保娘这一角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戏曲艺术片。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革命样板戏

6. 为什么没有把“样板戏”《海港》归入红色经典

样板戏海港说的也就是那个时候了，改革解放战争前的海港的景色，所以说把它变为样板戏，也就是说明他们这个表演的还是这个线表演的，还是很湿的，人们的欣赏和有一种革命的历史气息，在的，所以把它变为了样板戏也是很正常的

7. 怎样看待样板戏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继承优秀传统部分的同时，融入现在的流行元素。

样板戏开了一个戏曲表现程式改革的先河。对传统程式在现代生活中的表现，对现代人物利用程式进行的艺术创造，以及对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的改革，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改革、戏曲现代化的最高成就。但是，诚如中国几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一样，我们在否定某人言论的时候，也往往否定了某人的历史功绩，在否定事物的同时，也否定了人的一切。对样板戏的否定导致了我们进入新时期以来戏曲改革的停步不前甚至倒退，甚至出现了戏曲表演艺术的严重缺失。

8. 谈谈你对当前红色经典再度风行的看法

红色年代里青年现在已是暮年中年,手里多少有了钱,同时也需要精神回味!商业迎合这种,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哪怕只占一小部分,这个商业利益都是不可小觑的!更关键是政治需要,迎合主旋律,利于统治!

9.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题目哦~~~~如何看待“红色经典”及其改编

红色经典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编、翻拍“红色经典”成为影视剧艺术生产领域的一股潮流。这一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多元话语意义相互影响的
结果。也有人认为改编“红色经典”之所以成“风”，是因为改编者发现了“红色经典”原本被掩盖的商业价值。因为“红色经典”都弘扬集体英雄主义，且本身是排斥商业话语的，而改编者的辩证法却认为从集体英雄主义中，可以挖掘出个人英雄主义，从“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可以挖掘英雄多重性格的一面；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中，可以挖掘出七情六欲。所以改编“红色经典”有卖点，有市场。
因此，“红色经典”经过如此这般的改编，“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问题也随之产生。一些“红色经典”开始“变色”、“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写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在一部分人看来，“红色经典”不过是包装过的特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而已，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如今，不少“红色经典”改编之作不成功，除了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创作者心态浮躁之外，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出现的文艺思想混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改编者想当然地认为“红色经典”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因而“理直气壮”地对作品进行所谓的“修正与补充”，而不惜与这些作品诞生时社会大多数人的审美愿望唱反调。须知，这些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理想追求、青春愿望，浸透了当时人们深厚的感情，要颠覆这些东西，自然与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不符。有些翻拍作品，一味为了收视率等所谓市场需求，而对原著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胡改乱编，想当然地杜撰所谓人性内容，随意增添爱情“佐料”，淡化甚至消解原作的精神立场，以达到纯粹消遣、娱乐，迎合市场的目的。如此这般翻拍的所谓“红色经典”已经变色、变味，自然要受到社会舆论和广大观众的抨击。
毋庸置疑，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重新观照过往的“经典”，不失为成功的艺术之路。这些年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也不乏成功之作。这种改编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原作，还为传统的阶级叙事添加更多的人性叙事或文化叙事，通过叙事角度的改变，使原作的意义得到转移和深化。比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等，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00年根据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好地融汇了建构式改编的各种要素，成为名著改编的佳作，既得到了来自各方很好的口碑，又赢得了好的收视率。
“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它包含了太多历史的记忆，也包含着一个民族视为至宝的精神财富。重拍“红色经典”是对红色原著的激活和重建，有利于新的历史背景下红色原著的传播，并对当下的意识形态格局、民众精神图谱和文化艺术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正如一些学者强调的，“改编者有责任尊重这种记忆”，在精神意义上保存经典的原汁原味。“红色经典”的改编应该在充分吸收原著精髓和美学内涵的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艺术创新和商业利润的双赢，“红色经典”才能真正“红”起来！（据200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作者：马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