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1. 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综述：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华语电影再次闪耀，而中国电影怎样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在电影节期间成为中外电影人讨论的热点话题。
得奖？以我为主
国际电影节奖项一直被视作衡量一国电影水平的重要标准。某些类型的中国电影更容易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
中国导演王小帅的新作《闯入者》是角逐本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唯一华语影片。他说，外国人通常喜欢在中国电影中看到“景象奇观”和一些“边缘化的景象”。
针对这种“潜规则”，一些中国电影人认为，中国电影要让世界买账，需要更多地考虑外国观众的心理。
不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届中国电影论坛上，王小帅直言，他不会去揣摩国外观众怎么想，而是坚持自己的态度和方式，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传统和文化。他的电影中也没有“景象奇观”，而是关注人的基本情感。因为人的情感超越文化差异，是全世界共通的。
王小帅的想法与意大利电影人乔治·戈塞蒂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电影要想赢得世界，必须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戈塞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电影最吸引欧洲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独特性。在他看来，中国电影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强烈的情感表达。中国电影人如果试着去做和欧洲相同的东西，那就一定会失败。所以，他说：“中国电影，请不要改变你的传统。”
合拍？找好伙伴
中外合拍电影被不少人看做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捷径。威尼斯电影节期间，不少中欧制片人表达了合作意愿，认为专业的合作有助双方克服各自的劣势，互通有无。
意大利制片人孔奇塔·艾罗尔迪在由“新华国际”主办的威尼斯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上说，意大利对合拍电影有各种优惠政策，对这些，中国制片人不一定了解得非常清楚。
本届电影节闭幕华语影片《黄金时代》制片人覃宏说，外国导演刚进入中国时常常摸不准中国电影圈的“潜规则”，这恰恰说明找到好合作伙伴的重要性。覃宏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具备契约精神的合作方。
市场？需要桥梁
尽管中国电影人为走向世界做出各种努力，但一个事实是，中国电影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仍面临不少困难，所占市场份额不大。
覃宏说，汉语毕竟没有英语使用范围广，而在商业电影方面，中国电影业在特技技术、导演理念和视觉特效等方面还不够先进。
而意大利电影人戈塞蒂认为，中国不缺好的电影，但不少好电影被欧洲市场忽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需要“桥梁”。在他看来，这座桥梁就是专业的合作方和更好的推广策略。
他说，意大利曾经设立世界上第一个推广本国电影的联合机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打开了本国电影通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也需要制定相应策略，向世界推销中国电影。

2. 您认为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如果中国电影改变总是出现纰漏的现状 以及不要老在古代片中出现现代词

3. 你认为中国电影应该怎样发展才能走向世界

国际电影节奖项一直被视作衡量一国电影水平的重要标准。某些类型的中国电影更容易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
中国导演王小帅的新作《闯入者》是角逐本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唯一华语影片。他说，外国人通常喜欢在中国电影中看到“景象奇观”和一些“边缘化的景象”。
针对这种“潜规则”，一些中国电影人认为，中国电影要让世界买账，需要更多地考虑外国观众的心理。
不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届中国电影论坛上，王小帅直言，他不会去揣摩国外观众怎么想，而是坚持自己的态度和方式，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传统和文化。他的电影中也没有“景象奇观”，而是关注人的基本情感。因为人的情感超越文化差异，是全世界共通的。
王小帅的想法与意大利电影人乔治·戈塞蒂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电影要想赢得世界，必须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戈塞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电影最吸引欧洲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独特性。在他看来，中国电影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强烈的情感表达。中国电影人如果试着去做和欧洲相同的东西，那就一定会失败。所以，他说：“中国电影，请不要改变你的传统。”
合拍？找好伙伴
中外合拍电影被不少人看做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捷径。威尼斯电影节期间，不少中欧制片人表达了合作意愿，认为专业的合作有助双方克服各自的劣势，互通有无。
意大利制片人孔奇塔·艾罗尔迪在由“新华国际”主办的威尼斯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上说，意大利对合拍电影有各种优惠政策，对这些，中国制片人不一定了解得非常清楚。
本届电影节闭幕华语影片《黄金时代》制片人覃宏说，外国导演刚进入中国时常常摸不准中国电影圈的“潜规则”，这恰恰说明找到好合作伙伴的重要性。覃宏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具备契约精神的合作方。
市场？需要桥梁
尽管中国电影人为走向世界做出各种努力，但一个事实是，中国电影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仍面临不少困难，所占市场份额不大。
覃宏说，汉语毕竟没有英语使用范围广，而在商业电影方面，中国电影业在特技技术、导演理念和视觉特效等方面还不够先进。
而意大利电影人戈塞蒂认为，中国不缺好的电影，但不少好电影被欧洲市场忽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需要“桥梁”。在他看来，这座桥梁就是专业的合作方和更好的推广策略。
他说，意大利曾经设立世界上第一个推广本国电影的联合机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打开了本国电影通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也需要制定相应策略，向世界推销中国电影。

4. 中国电影如何发展才能走向世界

自从 张艺谋的 《英雄》扔到美国，大卖，赚了大把大把的美金以后。
中国的电影就已经走向世界了。
你应该问，香港电影如何发展才能走向世界

5. 中国电影怎么走向世界

在广电局的严格把关下，中国电影不会走向世界。。。。

6. 中国影视应如何发展

电影诞生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中国电影也经历了百年的沧桑。在一百多年的中，中国电影经历了发展与壮大，辉煌与低潮，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电影一直游离在世界主流电影文化之外，中国电影人也一直在追求世界的承认和肯定——即中国电影的国际化。
中国电影有着辉煌的过去，三四十年代中国产生了大量的优秀影片，像《一江春水向东硫》《渔光曲》《小城之春》等，有着很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以致与后代的评论家自豪的是说“欧洲六十年代艺术电影中的一切都可以在《小城之春》找到。” 但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当时的中国电影却并没有赢得一种国际性的声誉，所以，在西方各国权威的世界电影史中，我们很难见到关于中国电影的评述。随后，由于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中国大陆电影则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自足的政治电影的道路，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傲立于世界电影舞台，拒绝着西方世界的承认。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又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历程。

（一）华语电影的概念
在当前的电影世界中，很多电影都是由几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完成，导演、制片人、演员，投资来源等的组合越来越复杂，要单纯的判断一部电影属于那个国家或地区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早在90年代初大陆和香港就有关于《霸王别姬》的地区属性的争论。更好体现这个问题的是关于《卧虎藏龙》的争论。
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成功。有人曾统计过，不算在英国获得的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学院奖，《卧虎藏龙》共参加29个大大小小的电影节，18个项目84次获奖，更是中国电影首次夺得奥斯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影片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打破了外语电影的票房记录。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卧虎藏龙》的版权问题。中国电影集团北京对外合作制作公司总经理郑全刚在谈到《卧虎藏龙》获奥斯卡奖的意义时说：“这是华语电影的胜利。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卧虎藏龙》是一部百分之百的中国民族电影，它是由百分之百的中国影人制作的，百分之百的说中文，体现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国民族文化。”而台湾媒体视《卧虎藏龙》为"台湾电影的典范"，尽管国内人士声称，台湾方面并没有这部影片的版权，这部影片还是在台湾获得了金马奖的6项大奖。与此同时，香港电影界也有很多人士，因为影片的男女主角周润发、杨紫琼，摄影鲍德熹和美术指导叶锦添都是香港人，而认为《卧虎藏龙》是香港产影片，而且，这部影片还史无前例地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8项大奖。还有一个网上报道说，《卧虎藏龙》的所有权应是由徐立功、李安在开曼群岛所成立的纸上控股公司所有…………
我个人认为，从"文化定位"的角度将这部电影定位与“华语电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导演李安所说："我想这部片子是集合了两岸三地的资源。"在当前的电影环境中，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整体，表达着中华文明中特有的文化、风俗、语言等意义的或某些对历史性事实的解释，整体上代表着两岸三地的电影成就。
两岸三地的电影有着很高的成就，尤其是台湾和大陆的艺术电影，在三大电影节上屡有斩获，出现了像侯孝贤，蔡明亮，张艺谋，陈凯歌的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 他们在上世纪后期的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中国的痕迹，但令人尴尬的是，精英文化的立场和沉重的主题让他们原理大众的生活，而在西方他们也未溶入主流文化之中。倒是香港电影取得了繁荣，八九十年代香港年产影片200部左右，在东亚，东南亚的电影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随着香港电影近年来整体上的低迷，香港电影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
李安的《卧虎藏龙》似乎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找到了令一条康庄大道。自《卧虎藏龙》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以来，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国内最负盛名的导演纷纷投入到所谓的“大片”的拍摄中，而且大片们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甚至在西方也取得很好的票房收入），但也得到大量的口水和争论。那么，在商业大片与艺术电影之间，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之路究竟该如何抉择？

（二）艺术电影的丰收
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在上世纪后期的欧洲三大电影节上可谓风光无限，侯孝贤，蔡明亮，扬德畅，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等的电影多次获奖，这是中国艺术电影的高峰。这是华语电影的第一次国际化高潮。
陈凯歌的《黄土地》是华语电影第一次国际化开始的标志。影片描写了弄家少女翠巧在八路军文工干部顾青的启发下，大胆出走，抗拒世代相传的命运，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幸福。在影片中，在大远景中高天厚地与渺小如蝼蚁般的人的对比，勤劳俭朴却生活艰辛，命运悲惨的农人，那娶亲的热闹场面，那时而欢悦时而悲凉的陕北信天游，滔滔不息的黄河，腰鼓，祈雨，牧羊，耕地等意象构成了一组整体的象征，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指向性，而上升到对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回溯和追问，透出一种历史的沉重与苍凉。
1989年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开始，至1949年12月国民党定都台北结束。在这两个极具意义的台湾历史纪事之间，有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戒严、日侨撤离以及白色恐怖时期。影片通过一个失语者林文清的家族兴衰与情感历程串起全剧，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生活在国民党暴政之下，台湾人民无声的反抗以及无奈的沉默。它把二战刚刚结束的台湾混乱的历史破败，浓缩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用一个家庭的悲情来映照整个社会整个时代。这部电影获得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张艺谋的《红高粱》通过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展现最原始的生命的野性与粗犷，以及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与崇拜，表达对于自由的爱与鲜活奔放的生命的热烈追求。这部电影获得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段时期获奖的电影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秋菊打官司》获第十四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香魂女》《喜宴》获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霸王别姬》获法国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活着》 获第47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春光乍泄》获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当时的艺术电影的繁荣是有原因的。大陆当时还处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过度时代，主要的电影制片厂也不反对拍艺术片（当时电影厂主要由国家出资养活，所以如果在艺术上得到认可，即使拍的艺术片在票房上没什么收获也会得到支持）。而且当时处于改革开放的初部阶段，人们的精神生活远没有现在丰富，艺术电影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在这中情况下拍出的电影很多都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性。所以许多电影在当时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票房收入，像《红高粱》是400万（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悲情城市》在台湾也有很高的票房收入（侯孝贤靠这还清了欠债），而《霸王别姬》的全球票房更高达2100万美元（很可惜国内被禁）。总之，这时期是话语电影中的艺术电影的全面繁荣的时代。
这段时间是中国艺术电影的丰收时代，产生了大量的优秀的华语艺术影片，它们在屡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它们使西方开始关注和重视华语电影,华语电影已经成为世界影坛上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让华语电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为20世纪后期的是世界影坛上写下中国（中华）电影的重重一笔。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一些电影创作上的累赘，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有限，具体表现在创作资金的缺乏，票房的低下，在西方电影节上的收获也相对稀少。如顾长卫获得银熊奖的《孔雀》票房仅为600万，而《青红》的票房才300多万，而同期许多生业大片票房都有上亿。而许多电影人,像贾樟柯,张元等第六代导演都寻求外部资金的支持来拍片,而它们的许多片子都难以在国内上映.华语电影的艺术电影进入了整体低潮的时代，只有少数电影人坚守着艺术电影的天空。

（三）商业大片的时代
在华语艺术电影逐渐低落的同时，商业大片开始在华语影坛展示风采，而且势头越演越烈。而且一些电影打入了西方主流院线，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票房收入。华语影坛进入商业大片的时代。
所谓的商业大片一般有着较大的资本投入，由知名导演执导，聚集众多大牌明星，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票房或获奖），而且大多都是由多国或多个地区的影视资源，瞄准国际市场制作和发行，而且一般都获得了票房上的丰收。
最早的成功的华语商业大片应该是2000年的《少林足球》和《卧虎藏龙》。主要有香港出品的〈少林足球〉制作成本5000万港元，取得了非常理想的票房成绩。其中香港票房6000多万港元，日本近1.5亿港元，韩国也有3000多万港元，它当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港片的票房记录。同年由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卧虎藏龙》制作成本高达1500万美元（这在的当时的华语片中是绝无仅有的），影片取得了很大的商业收益，它的全球票房更是高达2.13亿美元（这是华语片的最高票房记录），更唯一一次的为华语电影赢得了奥斯卡小金人。这两部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商业上的成功大大刺激了中国电影人，仅接着，《英雄》《十面埋伏》《天下无贼》《功夫》《神话》《无极》《霍元甲》《夜宴》等商业大片纷纷出现，它们在国内几乎都取得了过亿的票房，在世界影坛上也掀起一阵华语电影的热潮。虽然它们在国内饱受批评，但似乎为呼吁电影的国际化找到了另一条道路。
由李安导演，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等主演的《卧虎藏龙》是一部武侠片，影片以"盗剑、夺剑"为契机，带出人物关系，逐步展开两男两女（一对中年男女和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江湖恩怨。其中，一对代表传统，一对代表现代。李慕白克己而又执着于对爱情的追求，岳秀莲洞明人情，时时为他人着想，始终无法放下对死去情人道义上的忠诚，虽然深爱李慕白却一直无法接受李慕白的爱。玉娇龙可以说是集现代少女的另类与反叛于一身的人物，她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分辨是非的唯一标准，罗小虎个性狂放不羁，却又是个重情重义的血性汉子，不惜放下大漠中的一切千里迢迢来寻找旧日的恋人。整部影片饱含着浓厚的侠义精神和深沉的人生哲理。它飘逸优美的武打设计、精心构造的传统中国韵味、江南的灵秀与沙漠的雄浑、引人入胜的剧情悬念征服了西方世界。很多人认为它是华语电影国际化的标志，但抛开关于《卧虎藏龙》在艺术和武侠上的争论不谈，我觉得电影在商业运作上的表现都不能算华语电影国际化的典范。《卧虎藏龙》的制作资金为1500万美元，主要来源与哥伦比亚电影制作公司的运作（其中国内仅为100万美元，还是投资人千辛万苦拉来了的），他们以剧本和演员和公司品牌获得保险公司的保险，再凭它得到银行的贷款，这种“空手道”的运作手法又使他们十分卖力的为影片做宣传，以提高票房。虽然《卧虎藏龙》在美国狂揽1.8亿美元票房，但由于国内运作的失败，国内的投资商并没有因此得到收益，所以《卧虎藏龙》仅是华语电影国际化中文化上的成功。
而另一部大制作的《英雄》在运作上成功得多。《英雄》成本3100万美元，多方共同投资（大陆为主，主要来源与银行贷款），在全球工取得1.88亿美元票房。从它开拍一直到上映关于电影的报道都不断出现在媒体上，它在中央电视台等多家电台上的广告宣传，它对盗版的预防，它对与《英雄》相关的各种产品的开发，在人民大会堂高调首映………可以说《英雄》的策划宣传和商业运作非常成功：在国内上映十天票房过亿，二十天票房过2亿，在北美两周票房近6000万美元（而且是连续两周票房榜首，这是绝无仅有的）它的DVD，VCD版权卖了1780万的天价（甚至据说用官方的压力才让《英雄》提早在美国上映）……它创造了很多华语电影的奇迹，当然，这与影片本身密不可分，包括有号召力的导演和大牌明星，唯美的影视画面，富有想象力的武打，等等，但我认为出色的商业运作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包括《卧虎藏龙》《英雄》等商业大片让华语电影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圈，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已经有专家指出这不是长久之计。记得看过一篇文章中有个德国观众看完《十面埋伏》后不解的说“真搞不懂这些人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有什么意思”，可以预见，以武侠片为代表的华语商业大片在西方视觉厌倦后又将淡出西方主流，那么，华语电影的国际化之路究竟在何方呢？

（四）关于华语电影国际化的思考
在艺术电影和商业大片中该如何选择？华语电影究竟该如何走向世界？我觉得该从多方面入手。
首先，要寻求艺术与商业的双赢。这个方向是可行的，从早期的《红高粱》《霸王别姬》就可以看出。像近年的《2046》在国内票房有3000多万，香港也有近3000万，也是处于赢利的状态。陈可辛的《如果爱》也有相当不错的票房。在这方面有国家政策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国家对影视的政策太紧了，很多十分受欢迎的好片子都由于一些原因不能在国内上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电影业的损失和桎梏。像投资1200万的《世界》，光北美地区的发行权就卖了200万美元，可以说在商业上也是有利可途的，但进不了过内的电影院。在如《山峡好人》，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但上映遥遥无期。我希望文化和电影的创作能有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这一定有利与华语电影的繁荣。
其次，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中国目前的电影在制作方面远不能和好莱坞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而且这在影视方面有着非常高的价值。一部取材于中国古代木兰从军的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的成功就是典型的一例。这部动画片于1998年6月在洛杉矶首映，后在全美国取得了1.2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全球票房收入为3亿美元。既然西方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都能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第三，更加深入的参与国际影视的制作与开发。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参与国际影视的制作中饿，而且是主流的，我们在很多电影中都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人。但是目前中国参与的主要都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离西方主流社会还很疏远，当我们的电影公司广泛的参与到西方主流电影的制作中时，我相信要让华语电影在西方主要院线上映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起码在技术上是），而且这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影视制作水平，对我们自己电影水平的提高也有帮助。
这只是我对与华语电影的一点看法，我希望华语电影能在世界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我希望华语电影能有美好的明天。

7. 综述：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新华网意大利威尼斯9月4日电（记者耿学鹏 葛晨刁泽）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华语电影再次闪耀，而中国电影怎样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在电影节期间成为中外电影人讨论的热点话题。
得奖？以我为主
国际电影节奖项一直被视作衡量一国电影水平的重要标准。某些类型的中国电影更容易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
中国导演王小帅的新作《闯入者》是角逐本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唯一华语影片。他说，外国人通常喜欢在中国电影中看到“景象奇观”和一些“边缘化的景象”。
针对这种“潜规则”，一些中国电影人认为，中国电影要让世界买账，需要更多地考虑外国观众的心理。
不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届中国电影论坛上，王小帅直言，他不会去揣摩国外观众怎么想，而是坚持自己的态度和方式，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传统和文化。他的电影中也没有“景象奇观”，而是关注人的基本情感。因为人的情感超越文化差异，是全世界共通的。
王小帅的想法与意大利电影人乔治·戈塞蒂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电影要想赢得世界，必须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戈塞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电影最吸引欧洲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独特性。在他看来，中国电影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强烈的情感表达。中国电影人如果试着去做和欧洲相同的东西，那就一定会失败。所以，他说：“中国电影，请不要改变你的传统。”
合拍？找好伙伴
中外合拍电影被不少人看做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捷径。威尼斯电影节期间，不少中欧制片人表达了合作意愿，认为专业的合作有助双方克服各自的劣势，互通有无。
意大利制片人孔奇塔·艾罗尔迪在由“新华国际”主办的威尼斯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上说，意大利对合拍电影有各种优惠政策，对这些，中国制片人不一定了解得非常清楚。
本届电影节闭幕华语影片《黄金时代》制片人覃宏说，外国导演刚进入中国时常常摸不准中国电影圈的“潜规则”，这恰恰说明找到好合作伙伴的重要性。覃宏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具备契约精神的合作方。
市场？需要桥梁
尽管中国电影人为走向世界做出各种努力，但一个事实是，中国电影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仍面临不少困难，所占市场份额不大。
覃宏说，汉语毕竟没有英语使用范围广，而在商业电影方面，中国电影业在特技技术、导演理念和视觉特效等方面还不够先进。
而意大利电影人戈塞蒂认为，中国不缺好的电影，但不少好电影被欧洲市场忽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需要“桥梁”。在他看来，这座桥梁就是专业的合作方和更好的推广策略。
他说，意大利曾经设立世界上第一个推广本国电影的联合机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打开了本国电影通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也需要制定相应策略，向世界推销中国电影。

8. 中国电影发展迅速，正在崛起，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你知道有哪些吗

讲述了大少爷徐福贵（葛优饰）嗜赌成性，妻子家珍（巩俐饰）屡劝无效，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凤霞回了娘家。但当天晚上，福贵赌博居然输光了祖上留下的所有家产，父亲被他气死。一年后，家珍带着女儿、手抱着男婴有庆回到家中，福贵痛改前非，自食其力以演皮影戏维生。

但金捕头在与小妹一起逃亡的过程中渐生情愫，两人情不自禁共坠爱河，而此时，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出乎金捕头的料想。

9.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10. 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这个不是谁来救救的问题，电影市场和电影产业不是一个小问题，不是解决了某个地方就能盘活整个产业的工程，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制约，如果要发展需要在很多地方改，比如法国新浪潮之所以产生，那不光是法国当时实行电影补贴政策或者实行资料馆开放政策就完成了的，所以中国电影要彻底发展，也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某个环节的事。 中国电影体制目前已经在酝酿改革，包括独立制片的进一步开放，电影审查制度的规范化和一站式简单化，发行渠道的整合重组包括国内发行代理分包和海外推广，院线体系改革，文化市场和出版市场的改革简化，降低正版发行的手续成本从而降低制作销售成本，等等以上这些，包括技术的提高，如冲印水平等硬东西，此外还有制作模式的更新，规范化的电影摄制制作体系也有利于海外投资商的信心建立，以上这些个方面都作好了，那么应该有一个腾飞的前提了，我觉得有这些前提，中国不担心没有好作品。 但你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机制上的，解决机制问题，搞改革总不是容易的事，只有祝福中国电影和电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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