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推手

❶ 如何评价李安导演电影《推手》

集中看完《喜宴》和《推手》，算上《饮食男女》，总算看齐了李安的家庭三部曲，最大的感受是：李安真是有文化！在这三部以探讨文化冲突和伦理道德而见长的电影中，李安分别以太极拳、烹饪、婚宴三种中国传统文化穿插其中，使影片来得更加原汁原味，有生活气息，有艺术感染力而又富于可看性。

除了《饮食男女》，《推手》和《喜宴》都把大环境放在美国，《推手》探讨的是父子关系在一个他国文化背景下的重新定位和重新权衡；《喜宴》着力于中西方文化间，传统与现代观念冲突下的家庭关系。李安在这两部电影涉及的主题是中西方家庭伦理观的冲撞；或许对于李安这样学贯中西，生养于台湾，求学工作于美国的中国人，片中人物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李安自身所关注、思考、和想要解决的问题。而李安是温文尔雅和宽厚的，骨子里有道家的风范，因此，这两部片子（其实三部都是）中的父亲形象虽然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却饱含着更深的宽厚、谅解、平和，最终都以理解子女的选择，依顺子女的意愿为解决冲突的方法。

《推手》的入题很快，影片开始不到十分钟，矛盾立即凸现：美国媳妇和她的中国老公公如何相处？养儿防老、天伦之乐的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的敬老院文化如何协调？这一主题被慢慢扩展，抻长：年迈的父亲出于无奈离家出走，满是寒酸地到酒店洗盘子为生；与酒店老板发生冲突，使出太极拳功夫坚决不走，捍卫自己仅存的尊严；李安以此深深叩问每一个观影人的内心：如果你是儿子，是父亲，将如何选择？直到
重新被儿子接回家，朱父亲才说出这番感人肺腑的话：只要你们过得好，我这把年纪了，又在乎什么呢？——情节行到这里仍然没有结束，直到朱父亲与陈太太再次相遇，互相邀请对方到各自的老年公寓，影片才籍此终结，主题被进一步深化完整。

“拳谱上说练精还气，练气还神，练神还虚。这练神还虚就难了”，朱老师傅这番话的意味何其深长！

我觉得李安电影的一大特点在于“简单”，故事说得清楚明白，谁都能看懂，矛盾冲突简单明了，几句话就能掰清楚；但是情感充沛，富于人情味；矛盾本身来源于生活，所以表现和拓展的空间就很丰富，始终在探讨，很能打动人心。就像《喜宴》，故事情节清晰简单：老人上了岁数，盼孙子；偏偏自己唯一的儿子是同性恋，如何是好？于是儿子高伟同选择与急需绿卡的威威假结婚，却不成想假戏真做，让威威怀了孕，继而与同性恋恋人赛门产生冲突。

与《推手》的温和恬静相比、《喜宴》显得喜气洋洋，富有喜剧色彩，特别是结婚、闹洞房的情节拍得满是人间烟火气——李安本人还在戏中插科打诨了一把：当一个老外在婚礼上窃语“我以为中国人都是柔顺沉默和数学天才”的时候，我们的李大导演赶紧凑上去说了一句：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但影片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离别之际，高老父亲紧紧握住儿子的同性恋恋人赛门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照顾伟同；又紧紧握住威威的手说：高家会谢谢你。三个年轻人互相搂抱着看着两个老人远走，这是三个人的新家庭与一个传统家庭的冲突与理解：母亲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父亲也没有把真相告诉母亲，都是因为“爱”，因为“家”。

李安是一位真正的中国的导演，是一位真正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大陆目前还没有这样深谙传统文化的中国导演，陈凯歌曾经是，而现在他更像一个汲汲于口舌之争的家庭妇女，早已不顾自己的修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这种悲哀又绝不仅限于中国导演圈，而是一种社会大众的悲哀，责任系于你我的悲哀。

❷ 《推手》这部剧你喜欢谁的表演

《推手》这部戏汇集了大量优秀的有实力的演员加盟倾力演出，其中有年轻实力派贾乃亮、王欧、边潇潇还不乏视帝李天柱倾力加盟。其中在推手这部戏中我最喜欢的是柳青阳的表演。

《推手》这部戏讲述的是：柳青阳原本是一个富二代生活中不愁吃穿的一个纨绔子弟，酷爱摩托车在一次赛车中认识了陈一凡。并因为在赛车中出现事故救了陈一凡。因此柳青阳喜欢上了陈一凡，由此两个不相干的人交集在一起了。

柳青阳把这个从富二代落魄到底层人员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活动饰演的淋漓尽致。从一个学业无成到职场老手，他都表现的自然无表演痕迹。通过贾乃亮的表演可看出他是非常的用心在演绎，他勤奋好学，努力上进的精神也令人非常赞叹！是值得一看的好剧。

❸ 如何评价李安导演电影《推手》

《推手》作为李安的导演首秀，便让人有感其过人的导演天赋，电影就仿如剧中老朱的那手太极绝技，节奏虽有显缓，但招招皆能切中要点，在以中美文化差异营造张力的同时，又以父子亲情间的隔阂塑造了矛盾，给人感动的同时以深思。——梦里诗书

❹ 《推手》电影中有关于文化冲突或差异的评论要英文的谢谢！！！！

我个人认为喜宴是文化冲突的电影中比较优秀的电影，下面是喜宴的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喜宴 Wedding Banquet 导演: 李安 出品年：1993 出品公司：中央有限公司 一、重要参与人员： 制片：泰德霍柏、詹姆斯夏慕斯 出品人：江奉琪 副导：Dolly Hall 编剧：李安、冯光远 摄影：林良忠 演员：金素梅、赵文瑄、郎雄、归亚蕾、Mitchell Lichtenstein 二、导演作品年表： 1992 推手 Pushing Hands 1993 喜宴 The Wedding Banquet 1994 饮食男女 Eat Drink Man Woman 1995 理性与感性 Sense And Sensibility 1997 冰风暴 Ice Storm 1998 与魔鬼共骑 Ride With The Devil 1998 柏林日记 Berlin Diaries,1940-1945 三、导演简要： 在台湾念的是艺专影剧科，李安赴美后，拿到伊利诺大学戏剧硕士及纽约大学电影制作学位，并与Spikee Lee及Ernest Dickerson合作，为他的学生时代电影赢得不少奖作。一直等候进军美国电影圈的他，经由「喜宴」这部电影终於获得国际影展的瞩目，也将台湾电影推向世界舞台；擅长处理个人与家庭冲突，李安总将故事背景置放在东、西文化的临界点上，检视西方思潮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酿，而中国文化又是如何自处？他的前三部电影即是很好的例子，其中「饮食男女」荣获199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当年以俄国片「烈日灼身」赢得此座奖项。 四、剧情简介： 来自台湾的高伟同，凭著远见与精明的头脑在曼哈顿置产，并与恋人赛门在高级住宅区同筑爱窝，这种连四周邻居都不禁投以异样眼光的同性恋行径，该如何跨越文化藩篱，在回归父母亲情的拥抱时，仍能以无限的爱与宽容化解一切难题，是本片急欲探讨的主题。 耐不住父母来自台湾声声催促的热切与不断安排相亲的叨扰下，伟同决定和房客威威，一位远从上海赴美留学的女画家，办理假结婚；两人一是为了克尽孝道，一是为了取得绿卡，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下，威威搬进伟同住处；然而，父母的突然造访，打断此番谎言的和谐，更搅乱了三人的关系。寒酸的市府公证婚礼，在遇到高父昔日的部属老陈后有了转机，接著是一场隆重的热闹婚宴：以竹筷敲碗、强迫新郎喝酒、闹洞房等西方人眼中的奇异景象，为礼俗繁复的中国文化留下精彩见证。 当然，假戏有真做的可能，当威威发现自己怀孕，一切单纯的安排顿时变得复杂起来；伟同禁不住压力，在父亲中风时向母亲坦白自己同性恋身份、威威嚷著堕胎、连赛门都因受不了这种变态关系的维系而萌生离开的打算，这一切终究逃不出高父的观察与直觉，在他私自送给赛门生日大礼时，一切似乎有了答案…… 五、其他轶事： 荣获第三十届金马奖： 最佳剧情片、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导演及最佳原著剧本 另获93’年西雅图影展最佳影片、雪梨影展影评人评选最佳影片瑞士卢卡诺蓝豹奖（观众票选最佳影片）、法国Deauville影评人评选最佳影片及义大利Pescara最佳剧本。 由於拍摄其间适逢美国演员工会罢工，使得该片的摄制小组，能以极低的价格租到曾拍摄过《魔鬼终结者Ⅱ》的同型摄影器材。 六、影片分析：（李振亚） 《喜宴》是一部对同性恋情充满友好态度的电影，不过毫无疑问的，这部电影剧情的主线不是主角高伟同与爱人赛门之间的爱情，吸引我们观影趣味的重点其实是高伟同如何对亲人（尤其是父亲）隐藏／表白他的同性恋身分，也就是如何（以及是否要）对家人出柜的问题。一般的论者已经注意到这麼一部具有高度娱乐性，对电影语言使用也相当流畅的电影，是如何的勾动观者心中对父亲权威的熟悉以及顺从，进而合理化这种对父权结构的认同。所以我们看到片中的伟同尽管对自己的同性恋认同抱持著健康自然的态度，但是依旧不愿意因此而去挑战异性恋坚持的男女婚配、传宗接代的排他性看法。能躲就躲，能骗就骗，不能骗就设局使诈，总而言之，同性恋不能正面挑战异性恋的中心地位。不过这个态度当然没有在片中直接的表达出来，《喜宴》将异性／同性的关系放在家庭结构里，转变成父／子的关系，故事的重心变成儿子不应当挑战父亲的权威，整部电影也就顺理成章的以亲情的维护、父权的保障、家庭和谐关系的延续作为最终理想的结局。 这当然是讨论《喜宴》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取径。不过我在下文将继续分析《喜宴》中的父子家庭关系又如何隐喻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结构，那就是文化认同以及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在片中的两位同性恋男主角，只有伟同有一个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白种美国人的赛门却无须为这麼一个「乱七八糟」（伟同在医院对母亲告白时的用语）的关系而向任何其他的亲人负责。赛门似乎没有任何还保持连络的亲人，只有在一段简单的交代中，观众才得知他的父母早已离异，年岁极高的父亲住在「德州的亚历桑那」，母亲住在波士顿，两位姊姊住在旧金山，毫不熟稔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则在越战中战死。在伟同耐心地填写母亲寄给他的徵婚表格时，赛门曾经顺口要他乾脆对父亲（不是对母亲）表白，省得麻烦，就像他曾经对他自己的父亲表白一样。我们不知道赛门面对家人出柜时的详情如何，但是从他轻描淡写地提出这个建议的态度，好像对他来说并没有经历太多的心理挣扎。或者其实我们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那就是在《喜宴》这部电影的呈现方式里，赛门对家人的表白并不需要承受像伟同一般辗转反侧的心理压力。电影文本在这里对两人的差别待遇很有趣，赛门之没有家庭束缚的理所当然，正如伟同必须面对家庭压力之合情合理。所以赛门顺口要伟同表白的建议，不但伟同冷漠以对，连赛门自己都显得不太热衷，说过便忘。 《喜宴》中伟同与威威弄假成真 这个差别待遇之所以在片中能够成立，其实是电影在这里援用了另一个我们惯常接受的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差异。更仔细点说，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至上，个人的行为价值由自己确立，无须别人的肯定（包括亲人在内）；相对之下，东方文化则被塑造成是家庭至上，不容许个人独断独行，破坏了家庭的从属延续。换句话说，如果《喜宴》是透过同性／异性来谈父子家庭，那麼这个父权结构还具有特定的文化义涵，亦即是「东方的」父权结构。《喜宴》从一开始就以国际市场为发行对象的意图在这里表露无遗，西方的观众完全不会对这部大部分是华语发音的东方电影产生疏离感，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赛门取得一个认同的立足点，一方面可以重新肯定自己面对这种情况时的反应做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跟随著赛门对这整个事件的随和接受态度，而面带容忍的微笑，接受这种家庭和谐至高无上的「奇风异俗」，从而更加强「他文化」异国情调（exoticism）的刻板印象。 如果说《喜宴》藉著处理性别认同合理化了父权结构，又藉著加强父权认同合理化了文化差异，那麼我们接下来不禁要问：电影中特属於中国文化的家庭冲突其根源在哪里？伟同和父亲之间冲突的关键何在？换句话说，伟同不是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分而和父亲之间有所扞格，这种说法太过於笼统。伟同是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认同会挑战父亲的人生观、世界观，进而瓦解父亲的地位，造成后者存在的危机而感到为难。可是伟同到底发生了什麼转变，造成他与父亲之间的巨大差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这个家庭内部的危机、父子两代的龃龉，其实并不源自於家庭内部，因为两代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个社会历史的矛盾，它有个模糊但又方便的名字，叫做现代化危机。 李安电影中父亲的角色往往是集所有的中国符号於一身，精要的掌握两千年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他不仅仅精通太极拳、长於书法、熟悉中国诗词艺术，还能领悟体现於饮食之中的中国文化精义，甚至於连血统都极端纯正，因为他的先人曾在前清中过功名，但是这块绽放著浑圆成熟光芒的古玉，却与现代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他所熟悉的世界观，遭遇到他的下一代最直接的挑战。这些西化甚深的子女（伟同已经在美国住了十年，而且有绿卡）一方面表现出对父亲的价值观难以消受，但是同时又不能将后者完全摆脱。在这样的一个叙事架构里，父亲明显的隐喻传统中国，但有趣的是这个传统中国并没有和西方直接接触，而是和已经西化，但是心中又充满矛盾情节的子女，也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伤痕累累，但又不能回头的当代中国相互进行拉扯。在《喜宴》之中，我们看到伟同为了迎接父母到访，将家中的摆设全部改换，到处挂上父亲亲手写的书法；与威威的婚礼采公证结婚，却惹的父怒母悲，结果只好大肆铺张，办了一个传统的大红喜宴。接受父亲一切安排的伟同，显然并不乐在其中。尽管如此，导演李安大概是担心喜气洋洋的热闹婚礼感染力太强，让观众不知道这是在批评传统中国的不合时宜，所以还安排自己现身说教，告诉观众这种铺张婚礼是「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分析进行到这里，我们发觉《喜宴》这部电影其实是要透过「喜宴」这个仪式，排演出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或捧或放、犹豫不决的态度，以及传统／现代之间的冲突，在《喜宴》中化身为同性恋，泉涌而出，先是威胁断绝东方父权的香火，后来又重新端正父权的尊崇地位。继而对传统现代的冲突提供想像性的答案。这个答案又是什麼？现代（儿子）对传统（父亲）的态度颇为单纯，现代不可能走回头路，不过只要「大德不逾矩」，那麼「小德出入可也」，所以伟同、赛门重修旧好，威威保留胎儿以换取绿卡，得以如愿留在美国，高家两老也有孙子可抱。真正做了妥协、改变，但於其中又有所体悟的则是传统中国的父亲，此处父亲的转变就颇耐人寻味了。表面看来不合时宜、冥顽不灵的父亲，竟然耳聪目明，能明了现代社会的脉动（「I watch, I hear, and I learn.」他对赛门说），显露出年岁累积的圆融智慧。他接受了同性恋的事实，他肯定了父权结构没有动摇，但是他也同时明白下一代需要走自己的路。他成了这整个过程中得到启迪而有所成长的人物，耐人寻味的地方是他一点都不公开自己的转变，依旧回去过自己原来的生活。《喜宴》面对现代化危机所想像的理想出路於此昭然若揭：传统在面临现代化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掌握现代化的方向，但是又不至於迷失自己的路。 通俗大众文化由於需要让消费者容易理解接受，所以往往倚赖大量的文化前提，让观者於无形之间就接受了许多形式及内容上的基本设定。越是通俗易懂，看来简单轻松的电影，有时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反而越多层。《喜宴》这一部高娱乐性的典型好莱坞电影正是一个适当的作品。我们由一个同性恋儿子为满足父亲对香火延续的希冀所作的努力出发，辗转达到多重层次的意识形态：对父权的尊崇，对文化差异的恋物（fetishization），对现代化以及文化认同的焦虑。我们希望以上的尝试对於如何进行电影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一个适切的例子。 七、讨论题目： 试讨论片中母亲角色的人物个性。 片中的另一个女主角顾威威和家庭的关系如何？影片对威威的角色塑造反应出对中国大陆什麼样的社会想像？ 同属中国人的威威在高妈妈的眼中是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威威也面临现代／传统的危机吗？ 八、 参考比较电影作品： 李安：《推手》（1992）、《饮食男女》（1994）。 303jk_com

❺ 急求关于电影稻草人和推手的影评 谢谢

《稻草人》：荒诞的历史和历史的荒诞

看过一部好的电影（起码合自己的口味），会让自己兴奋好久，躲避在心中积压着的阴翳和不快也会迅速消散不见。几天前一个晚上的梦弄得白天的我昏昏胀胀的，血雨腥风的季节，我如流浪于城市中的单身汉，在传单与杀戮中穿行，生命脆如薄纸，莫名的恐惧扩散整个无绪的夜晚。我好像经历了枪林弹雨和世事沧桑的老人，花费宝贵的青春去回味曾经遗忘或记得的过往，但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映现。记得早晨惊醒，唯一的念头就是“祝愿世界永远和平”，仿佛下意识地被人放置到“遥远”的战争年代或许是现在的我突然碰到了充满战争的历史，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我来说，这也许应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有关于战争的想象都来源于文字书写的历史书和相应的战争题材的电影，战争如同安静的历史名词舒心地躺在从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利益者们编写的回忆录中或者二维的屏幕里面，生活于相对和平的季节里的我有时候甚至会“天真”地渴盼战争的到来，这种青春期中蕴涵着的类似英雄主义的理想与冲动曾多次鼓动我做着在打仗中发泄和充当英雄的梦，可是在真正的战争梦中，那个我却为之颤栗，边扭头边奔跑的形状成为梦醒之后被现实的我嘲笑的委琐和狼狈，好像并没有遇到危险和死亡，但整个氛围让我产生了生命的畏惧而不是英雄式的凛然（“刀架到脖子上”的借口成为现代人保存生命苟活下去的理由）。这样季节的一个奇怪的梦，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它究竟预示着什么，或许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含义，可是我不想用“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的狡辩迎合思考的懒惰。幸运地是从昨天看的电影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也许仅仅是说服自己的一种解释或理解的方式和可能。

王童，一名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台湾导演，在看过他的《稻草人》之后，我似乎觉得他或许是台湾导演史中被缺席或忽略的导演（不过，这也没关系，对于熟悉各种历史的人来说，被同时代的人所“遗漏”的很可能成为后世的大师，而后世的人也极其愿意“挖掘”这样的大师来弥补当下的学术空白或借此说明前人的麻木），至于名次排列上的事情，非我辈所能言语和拍板，按照诗人臧棣的说法，这样的事情应该交给历史来做（似乎历史就天然地成了公平的上帝，是上帝真的如此还是我们束手无策之后的暂时搁置呢），我在此就不饶舌了。《稻草人》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它轻易地把严肃的战争时代用非常荒诞的笔法呈现出来，固然没有了沉重或者直接表面的深刻，但在戏噱里面却无不张显着惨烈和可悲。与其说它告诉（传达）了我们一个荒诞的历史图景，不如说它呈现了历史的一种荒诞。

可爱的稻草人开门见山，向我们讲述它所知道的事情，因为它相信或在它的草包脑袋看来，周围的人和它一样，“穿同样的衣服，做同样的梦，等待同样的明天”。聪明的导演把摄影机藏在永远不会说谎的稻草人后面（连话都不会说，当然也不会说谎了），神采飞扬的故事和故事诞生的时代被轻易地用恰似真实的口气和夸张的镜头呈现出来，而稻草人恰恰成了叙述“荒诞”的合法人。

阿发和阔嘴由于母亲用牛粪辛勤地滋润不得不患上色盲成为准健康的残疾人，从而幸运地逃脱为天皇打仗的神圣责任，幸福地得以生活在乡下。闭塞的环境在日本人的治理下显得井井有条，没有日本人的屠杀因为没有游击队反抗或者说没有先觉的人领导人民打日本鬼子，除了浑身“长着长毛而且生殖器很大”（日本教官向村里的妇女描述妖魔化的美国鬼子）的美国人的飞机偶尔光顾这里给他们送来可以换来海鱼的定时炸弹之外也没有血腥的枪炮，当然更不会出现什么牺牲除了被征去上南洋打仗的阵亡者。导演把日常的生活全部配合上轻松愉快地音乐以渲染叙事的情绪和节奏，搞笑的场面令观众暂时麻痹于这些发生在残酷战争时期的平静生活。从影片在轻昂的日本军歌伴奏下当地人从日本军人手中庄严地交还几个战死士兵骨灰盒的仪式开始，带有滑稽的表演和音乐基本上始终伴随整部影片。显然相对沉重的题材被导演用极为荒诞的手法或视角表现出来，苦难与悲惨的眼泪被无意识的微笑替代，除了贫困的辛酸人们似乎找不到通常电影和历史书中所叙述的战争的影子，没有反抗和冲突，更不要说敌我矛盾和斗争了。可是它所指涉的战争的惨烈却似乎没有因为外在的荒诞形式而丝毫减弱，每一个画面背后无不烙上战争或被占领的影子。

阿发和阔嘴的妹妹水仙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她的男人在新婚第二天就应征入伍了，崭新的新娘服好像还没从身上脱下来，丈夫就被炸死了，可怜的水仙成了疯癫的寡妇，身上依然穿着结婚时的红衣服。在绿色田野中飞舞的红衣袖，如同死亡的幽灵一样不时地出现在美丽的画面上，成为一个战争受害者的象征符号。有意思的是，阿发和阔嘴在地里拣到的美国飞机扔的定时炸弹却被愚蠢地放在了水仙的房间里，一个疯女人与一个和炸死她男人一样威力的炸弹睡在一起，这样无意识嬉闹（胡闹）的情景里面分明是虚构出的巧合为了来营造强烈的悲剧。水仙的存在如同摇曳在昏夜中不熄的虚灯对于整部电影一直是一个不安而恐怖的因素，导演没有利用她的疯癫来创造喜剧效果，显然她成为一个认真存在的指称物。我清醒地记得她唯一没有大吼大叫地出现在片子里的镜头就是黑夜里在他家抓住一个偷吃粮食的逃兵，他说自己刚结婚就被抓走了，并不是他不愿意为天皇效力，他用沙哑的声音演唱在军部学会的日本军歌来证明对天皇的忠诚，而是实在舍不下已经怀孕的妻子，善良的阿发一家拿出本来已经拮据的食物给他吃，昏暗的环境里水仙死死地盯着浑身赃兮兮的逃兵，双手惊恐地合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她对于这样一个热闹的场面保持了一刻的安宁，也许逃兵的衣服让她想起了新婚的丈夫，我觉得这是整个影片唯一正面流露出的悲惨的镜头。

片子中让我尤为感到亲切和安慰的是反衬出的中国农民身上的天真质朴与纯洁的善良，这也许是任何文化都无法改变和变更的通过几千年农业文化所培育出的和大地一样实朴的性情。阿发的老板（不知道这里的老板是不是仅仅代表对城里人的称呼）也是亲戚（老板的妻子和阿发的妻子是姐妹），为了躲避战乱从城里跑到阿发家里来住，本来已经穷的难以温饱的阿发一家却用最好的饭菜（特意卖了一条鱼）来招待客人，热情地安排老板一家在家里住下，那份质朴的温情依然保留如今大陆的农村习俗中，而从城里来的老板却在没有和阿发兄弟商量的情况下就把他们的地卖给了糖厂（或许地是老板的，可是这些地却是阿发兄弟一家的命根子）。当老板把卖地的事情告诉正在田间耕种的阿发与阔嘴时，导演用了一个中远镜头，三个人被放在同一个镜框里，左边老板平和地站在地埂上，右边的两兄弟垂着头立在地里，远处是雾蒙蒙的大山，天也很昏暗，整个画面压抑的很，是片子里少有的灰暗的色调，仿佛战争的压力都没有给他们带来过多的恐惧，而剥夺他们的土地却如同断了他们的命根。

从片子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虚构，农民像往常一样进行着基本的生活，似乎不管有谁来统治，地总要种，饭总要吃，打仗也必定要来捉壮丁，不管替国民党打日本人，还是替日本人进行大东亚战争，对于闭塞安详的农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打仗的名誉不一样，一个可能带上民族存亡的耀眼的英雄，一个可能为了天皇效忠，同样的光荣奖章农民是分不出它们非此即彼的区别的，或许正如阿发所说，打仗回来换来的奖旗连做一个内裤都不够。这不是说明他们没有觉悟或不高尚，而是在生存与虚幻的荣誉面前，也许内裤比奖旗更实在（尽管内裤在某种程度上也关涉荣誉与文明，估计我们的老祖宗是不穿内裤的，现在穿上似乎也是文明扩张与全球化的结果吧）。日本人动员农民打美国和进行大东亚战争，是打着天皇的旗号，和我们起来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似乎不是同一性质的概念，但同样激昂振奋的宣传，却不自觉地唤起人们为什么什么而就怎样的激情与亢奋。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无非把更多的人纳入到战争的游戏里面，使每一方都以充满正义的勇气来歼灭所谓的另一方的“敌人”，渺小的士兵或者被征兵的农民不过是根据地域（受谁统治和管理，当然地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是暗合的）来不自觉或不受支配地划分到不同的战争序列中，他们的牺牲和田里的麻雀一样随意平常。如果我们采用正义与法西斯相对立的视角判断，台湾人民被日本征兵进行东亚战争显然是助纣为孽的行为，可是正义与非正义对于一个个参军的人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所造成的悲伤后果似乎无法用鲜明的价值判断来衡量，在我看来，无论战争中的正义与非正义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种罪恶。尽管有时候“以恶报恶”的方式成为正义事业的合法化，但报复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对罪恶者的“模仿”。

对于生存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台湾来说，似乎其地理位置的尴尬和暧昧造成了双方对峙的跳板或牺牲品，在两者的争夺当中，成为利用的砝码和改造的对象。其实，从片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明的渗透力。在台湾被日本占领的相对稳定的五十年里，日化的教育和文化的浸染，使台湾几乎成为一个准日本化的地区。在影片中，当地的“大人”（管理村民的长官）是日本人，孩子从小受的教育也是用日语进行的，甚至出现了孩子改日本名字的事情。在一次老师的训教中，我们看到了教员让一个孩子用放大镜对准太阳然后把白纸点燃，从而阐发天皇如太阳一样无时不刻地照耀着我们，而我们只有像放大镜一样团结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能量。如此诱人的国民教育，无非是为极权时代的统治打好基本的精神堡垒，而人民在这种汁液的培养中不自觉地就被形塑成可以打着光荣的旗号轻易利用的质料。这样的方式在任何极权的社会文化中都能找到，只是日本在形塑“大和民族”时借用了强有力的不会轻易就被推翻的“天皇”，而不是现实的领袖或虚幻的天堂，事实证明天皇要比希特勒比斯大林更有历史的魅力。

片子最后一个荒诞的故事就是阿发兄弟在大人的带领下去镇上的治安所送在地里拣到的定时炸弹的事情。导演当然不会让炸弹在路上爆炸产生悲惨的结局，而是非常聪明地让他们在治安所长官的逼迫下把炸弹仍到海里然后爆炸，固然他们没有领到任何奖品，却意外地得到了许多炸死的死鱼（浮在水面上的鱼夸张地多，就像《浓情巧克力》里面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处理眼泪晒干变成盐的故事一样浪漫），他们同样满载而归。伴着他们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幸福地吃鱼的情景，阿发的母亲发出了良好的期盼“如果美国人能三两天就轰炸一次就好了，那么我们天天都有鱼吃了”，映现的灯光逐渐变小变小，消失在黑暗里，片子结束。

《稻草人》曾经被姜文大加赞赏，据说在他的新片《鬼子来了》里面有好多借鉴《稻草人》的地方。我想王童的独特之处在于用这样一种不是很严肃很沉痛的方式来对待可以很煽情地触动民族情绪的战争题材电影的姿态和视角，也就是说使用了另外一种讲述战争的故事的方式。我们发现它的戏噱和荒诞的处理丝毫没有掩盖指涉和批判的力量，甚至比直接呈现带来更多鲜活的东西。尽管它不是历史的真实，也不带有强烈的诉述的愿望，但却能启发人的想象，看到更多被历史书以及通常行述历史的方法所遮蔽的更真实的“情感”，这里的“情感”不仅仅指个人的情绪，而是对历史对过去事情的一种感情，就是说我们不应把历史看作冷冰冰的可以被随便玩弄的“橡皮泥”，而应抱有对待人一样的感情来看待历史，也就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所提到的“温情的理解”的态度。所以，我觉得王童在《稻草人》中的叙述很有张力或快感。

如果我们可以发挥联想的话，类似的情景似乎在国外的一些影片中可以找到知音。1987年，英国导演布尔曼拍摄了《希望与光荣》，采用儿童的视角看待二战期间被德军轰炸下的伦敦的情景，由于孩子没有过多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战争在他们眼里可能会有许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比如到废墟里拣弹壳（当然没有《稻草人》中的孩子用箩筐拣炸弹那么夸张，也没有阿发兄弟运送炸弹而大获海鱼那么神奇），比如一个跳伞飞行员的降落引起孩子和居民的好奇等等，似乎电影的残酷消解在无声无息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血液出现的战争同样拥有了悲惨的力量（不知道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没有从这里获得有利的借鉴）。1991年意大利导演加布里埃尔·萨尔瓦托雷导的《地中海》把几个士兵放逐到偏僻的希腊小岛上，没有战斗的士兵和当地人幸福相处，好像同样也把残酷的二战赋予了许多荒诞和浪漫的故事。这种叙述上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反抗了主流话语重述历史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充满欢乐或日常温情的战争想象，但决不是粉饰而是和正面反映一样的理解。

回到文章的开头，梦中战争的情景或许也可以看作感受战争的一种方式，战争或说历史对于我们的感觉，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感情或者它们给我们某种可亲的想象和氛围，而不是被理性和考证确定下来的实证的复现与干瘪瘪的实录。对于历史的记忆也不光光是通过严正的推理或者宏伟的国家叙述所勾画出来的威严，而应该拥有自己个人的读解甚至虚构在里面，因为这样的历史才有鲜艳的活力。荒诞的历史也许只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历史的荒诞却是我梦中依稀的记忆。

李安作品《推手》，推开爱

最近的李安很红，《断臂山》继《卧虎藏龙》后让他再一次扬眉吐气。那个中年男人总是在镜头前面带笑容，很和善的样子，虽然偶尔也吐露一些不顾后果的言辞，可他毕竟是位很有魅力的男人。从《推手》打响他的头炮开始，他几乎没有输过。《喜宴》，《饮食男女》，《卧虎藏龙》部部都问鼎国际奖项。他太幸运了，这种幸运也绝不是唾手可得的，他付出的努力是我们看不到的。

《推手》以一位从小练习太极拳的朱老先生被在美国当电脑工程师的儿子从中国内地接到美国后，与美国媳妇玛莎在语言、生活方式上的矛盾为主题，探讨了众多移民美国的中国家庭所共同面临的文化隔阂问题，以及老一代与后一代人在情感上的危机。朱老先生最后离开了儿子，自己去唐人街的餐馆洗碗打工，惟一能给他一点安慰的是一位从台湾来的陈老太。他们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都有着北京人自视过高的骄傲，并且带到了美国这个五彩缤纷的国家。李安通过这两位老人对故土的怀恋，表达了所有海外移民一种无法遏止的乡愁。

郎雄是我这个年纪的孩子很不熟悉的老人，他的逝世更让我们少了了解他的机会。李安似乎是很欣赏这个老人的，他的多部影片中都是和他合作的。他本色般的演出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对他的印象从《喜宴》就开始了，如今，像探秘一样看《推手》里的他，很有一种亲切感，因此对于片中的一切矛盾，我总是站在他的这边。

以那样激烈的方式选择送父亲去敬老院本身就是个错误，最后因为父亲的病而作罢证明这样的病根仍然存在。本来连我也觉得两个老人在一起是很好的，他们至少可以彼此依靠，不再面对和忍受那些不要的冲突。然而，孩子们选择这种方式来送走两个老人是多么残忍的呀。就像郎雄跟儿子说的那样，在文革混乱的年代，父亲为了保护儿子，而错过了保护自己的妻子，致使妻子去世，老人一直都活在自责中，这样的父亲对孩子没有任何的亏欠，反而，孩子应该因此而给父亲更多的关怀。买一所大房子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媳妇和公公间的文化差异太大，而儿子又不给与适当的引导，这样的家庭矛盾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消除。我为老人痛心，这样的儿子很让人失望。尽管最后他醒悟了，那又说明什么了，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没有找到根治的良方，矛盾还会爆发。我不知道老人搬出去会不会让问题淡化，至少，最后两个老人站在街边的画面，让人觉得些许温馨的同时也免不了痛心。

身边有一个阿姨在美国多年，当然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过和剧中人不同的是，她的丈夫也是个留美的学生，在生活和价值观上，他们就避免了文化差异出现的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阿姨有的时候也会接自己的父母过去玩，因为老人是一对的，所以自然也没有郎雄所遇到的那些问题。这算是个很幸福的移民家庭，这样的家庭太少了，我不知道美国这样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有多少移民，不仅仅是中国的移民，遭遇着这样那样的心酸和悲哀。

李安似乎有很多次的故事都发生在美国，这也许和他受的教育有关。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太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而他把那些他看到的用他感触地方式放映给我们看，感谢他！

❻ 你觉得《推手》这部电视剧，如何

《推手》电视剧不是特别好看，《推手》讲述职场小白柳青阳通过学习太极推手思想，不断提升自己，从一个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变成职场高手的故事。不少观众对这部剧的印象是浮夸，从故事情节到演员表演，满屏幕尴尬，一些桥段的设计，甚至可以用生硬来形容。

这两年的电视荧屏，问题剧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从画面到声音，从画质到调光调色，从摄像到剪辑，从配音到配乐等等，问题应接不暇。作品浮夸的另一面是行业失去了耐心，哪里还有精益求精，大多抓紧弄完交差，能糊弄就糊弄。所以，去年冬天开始的影视寒冬，根子上是由席卷全行业的浮夸风导致的，电视剧的制作方、播出平台乃至宣发渠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让观众别老喊“剧荒”，还真是要回到那个“从前慢”的时代。

❼ 推手的影评 英文的 急求！！

Pushing Hands is Ang Lee's first film after graation, and the first episode of his "Triad of Father." In spite of its status as an early work, it manifests subtlety, elegance and articulation in narration style constantly seen in his latter works. Everyone, whether seen this film or not, can tell that it's about the bondage and gap of affection, 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in family, but it's more than that. It also tells about culture, not only the apparent differentiation, but the shift within a man's life, the time and the whol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f you underst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it is delicately overwhelming. If not, it's still amiable and a bit exotic. Pushing Hands is so worth viewing and contemplating again and again.

❽ 由《推手》如何看待文化相对、民族主义中心价值观

文化相对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是硬币的两边，对立而又统一，而我认为，二者应当不存在对立，所谓对立，仅仅是内容的对立。 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文化的相对性与多样性，或者说，就是不抱着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异质文化，将每一种文化都看成是人类的选择。 民族中心主义：某一民族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而歧视其他民族，就产生了民族中心主义。通过使“我们”区别“他们”而实现群体认同的文化战略，是以给自己的群体以积极评价、给其他群体以消极评价为代价实现的。 《推手》是一部反映华人美国化生活的种种文化不适应的电影。朱老先生、陈太、玛莎都是文化不适应的“重症患者”。文化对于个人可以说是一种环境的集合，在特定的环境集合下的某种行为与思维到了另一种环境下可能是不被理解的，正是因为这种不被理解，导致了这三位主要文化不适应者的困境。朱老先生、陈太生活寂寞，只有寻找最能还原中国文化小环境来改善缓解不适应症状；玛莎身处一个华人组成的家庭，处在一个小的异质文化中，也造就了玛莎的不适应。 文化环境差异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回避的。片中主要的人物矛盾在于玛莎与朱老先生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造成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语言不通，缺乏交流，我认为实质上是民族中心主义在作怪。民族中心主义是扬己抑它的，朱老先生与玛莎都感到的是自己的文化被压抑，比如饭桌上的关于吃饭肉菜比例的争论、关于孩子看动画片的争论。由于这种相互压抑与攻击，更加加速了民族中心主义在两人内心的生长。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生长，最终是两人都拒绝向对方妥协，朱老先生托词“自己老了，就这样了”，选择离家出走逃离异质文化；玛莎托词“我已经试过”，以此回避小朱的责问。 影片到最后，仍然没有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结局，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面对这种文化差异的矛盾，影片通过朱老先生和陈太的对话给出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 民族中心主义，在有的人看来，是缺乏文化相对主义的表现，就像一部分人解释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不抱这民族主义立场”一样，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本人此文的最大观点就在于：二者是差异化统一，而非矛盾统一。民族中心主义主要是文化内部起到团结与凝聚作用，形成“我们”的概念（当然也可能形成“他们”的概念）；文化相对主义是平等看待异质文化，正确理解“我们”与“他们”都是人类发展的选择之一。 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一样，“个人主义有利于个体利益的实现，是集体利益的基础，集体主义要充分肯定个人利益，才能为集体创造价值”。不同文化之间，应当利用民族中心主义的部分特点做好本文化的建设发展工作，但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存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异质文化的存在。 如果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放在人际交往中，很显然我们可以回归到“对他人的友好与善良绝对不妨碍个人的发展”。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是可以较好处理世界各文化间、各团体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前提是我们要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看二者关系，如果是站在民族主义中心价值看，则会只看见二者的非此即彼，民族主义中心的夜郎自大，文化相对主义的和稀泥。 以上为本人期末论述题 欢迎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