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业在国际如何

『壹』 中国电影业的前景怎么样

中新网上海1月4日消息：中国入世谈判电影界代表、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刘建中日前接受了《文汇报》记者采访，对入世之后中国电影业的前途发表看法。

据悉，在和中国电影管理条例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入世电影方面谈判结果主要有：允许每年进口外国分帐影片20部用于电影院放映；允许外资进行电影院的改造建设，但股份不得超过49%

刘建中说，很多人担忧中国入世以后，市场放开，美国电影大量涌入，用不了一年，中国电影业就垮了。其实，这是误解。WTO的一般条款指的是货物贸易。而电影片的贸易和一般的商品不同，它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凡是涉及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有其特殊性，电影的发行放映是通过谈判来约定贸易规则的。所以，中国入世之后，不可能出现外国影片无限制的涌入，中国电影也不可能放弃以我为主的立场。入世之后，中国电影业要在新的形势下，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开放中增强竞争力。

那么，我国对WTO的电影部分到底承诺了多少？WTO对中国电影的直接影响又是什么呢？刘建中说，中国入世电影方面谈判的对手是美国人，因为，美国电影业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实际上，中国去年进口电影市场已经开放了，分帐影片进口了16部。

中国电影形势的严峻在于自身。入世带来的压力，正是促进中国电影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刘建中介绍了国家即将出台的电影事业发展政策和策略：降低进口胶片关税，由每21米纳税9元降至1.57元——3元；为促进农村的电影放映，国家5年投入1亿元，而且要给农村放映员发工资，这是2002年的工作重点。

另外，刘建中还告诉记者，建设中国电影博物馆的立项已获国务院批准，2005年10月将落成。(

『贰』 中国电影业在世界上寂寂旡名,每年怎样都拿不到世界票房三甲之内

好好读读历史，咱们电影起步一点都不晚，电影诞生之后没几年就来中国了，你要是历史学的好的话，就知道人家发展电影的时候咱们在做些什么，等咱们回过神想发展的时候，好好想想人家电影发达国家的人在拍什么样的电影，而我们在拍什么样的电影，为什么我们不能拍那样的电影，我想你应该就会知道答案了。

『叁』 中国电影电视剧行业在亚洲是什么地位在国际上算几流水准

在亚洲影视圈中，中国影视剧市场的成熟度、艺术性和开放程度上不如日韩。甚至与宝莱坞年产那些好电影比，中国优秀电影堪称凤毛菱角。

中国电影市场巨大，呈现井喷状发展。但是国产电影质量不高，无法占有市场。这就给了其他国家很大的机会，这里成为全球电影人的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好莱坞大片的狂轰乱炸，还是我们的邻居印度宝莱坞、韩国、日本优秀影片的强势来袭，看重的都是市场的无限活力与巨大的消费能力。

当观众群体成为资本与影视人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劣币驱逐良币”的营销事件被人人喊打，市场朝着“良性循环”发展，自然就水到渠成了。现在，中国电影有观众、有票房、有市场，剩下的就需要塌下心来好好拍片的中国电影人来“填”了。

『肆』 如何看待中国影视业与国外影视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的电影文化业正在改进和提高，电影正在成为社会文化舆论的中心，在文化娱乐栏目里，电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的电影产业化改革正在进一步加快，中国电影业正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一、 我国影视产业发展的机遇
（一）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影视产业的发展
200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颁发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政策上大力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且重点发展具有创意的文化作品和影视制作、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对产业政策体系进行完善，推动中国的文化产业促进其产生跨越式的发展。随着2010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对创作生产十分重视并且加大对其支持力度、积极培育新的企业，对城镇数字影院建设极力支持，鼓励颁发更多的投资和融资政策，对院线管理经营规模进行继续扩大，努力加强中国在国际间的影响力，积极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加强公共服务，完善监管体系等从九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进而促进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与繁荣。为了增强中国电影的在国际间的影响力，我国颁发了许多给予中国电影生产企业支持的政策，鼓励中国影视产品从多个渠道实现真正的“走出去”。
（二）我国的经济发展为影视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经济增长是影视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为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提供了经济基础，恰好金融危机使全球各地的经济步入“低谷”，文化产业也在这场风暴中经受摧残：世界各地先后取消了一些大型的博览，剧院接连倒闭，电影节停办，电影拍摄的作品数减少。2010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总额为143.9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在海外销售中，中国自己产的电影销售总额超过了35亿元人民币，图书的版权输出和引进从2005年的1：7.2缩小至2010年的1：3。2010年，深圳的文博会文化产品的交易额超过一千亿元。通过这一升一降，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有利于世界文化产业的模式建设并且有利于中国的影视产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三）我国浓厚的文化底蕴为影视产业提供了多样的文化背景
中国是一个拥有博大精深以及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对于我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我国悠久历史的沉淀的特点，我国影视产业从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以及加入创新思想，把传统与创新结合起来，将文化创意和科技更好地糅合在影视产业中，使其在传承原先优秀元素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现如今机遇与挑战布满了新世纪发展的道路，我们要对影视业的文化特性进行重新探讨并且从自我的角度出发给出新的定义，重新定位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根据现代观众的习惯在审美层次和消费习惯上进行相应的改变，让他们慢慢适应我们的影视产品特点。我国将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了起来，在其基础上不断创新，结合了现代科技的特点，融入了现代科技的特色以及技巧，加入各种特效让影视作品显得更有技术性，让国外的观众在观看我国的影视产品时不仅对我国影视作品内容上产生认可，也对我国影视作品的制作技巧上也产生认同感。我国的影视作品将我国的特色与我国的影视产业结合在一起，在文化领域中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并且运用到我国的影视产业中实现了优势互补。
二、我国影视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1. 起步较晚且发展水平较低
我国的首部电影在100多年前被制造出来，但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大部分的影视作品都被用于宣传一些看法和意见等，并没有被用来售卖以产生金钱上的价值，商业上很难发挥出其优势。我国的文化产业在90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渐渐开始发展起来，在发展过程中慢慢整合并且在原有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优势一步一步进入轨道，迅猛发展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文化产业也开始渐渐找到适合我国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我国的产业性质仍然发展得不够完善，这是困扰着我国影视产业的一个大难题。1920年美国的影视产业开始走向产业化，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现如今美国的影视产业的产业运行机制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影视产业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不具备竞争力，在我国整个文化产业中处于弱势较无竞争力。
2.规模经济效应尚未形成
我国现有影视产业的经营模式散乱，还有制作与发行的影视公司数量较多，但这些机构规模普遍较小。由于规模较小，很多的资源、设备在我国都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现有影视产业再投资和扩大规模从目前看来是遥不可及的。中国的影视产业中外部规模经济还没有达到形成的要求。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拥有的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机构约1160家，各类电视剧的制作机构约127家，规模大小不相等的电影制作机构约100多家。从数量上来看，我国的影视产业的各类制作机构已然是成为了生产大国，不过与影视产业强国相比较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每一家制作单位的工作都是分离的，之间并没有相关的联系，各自为自己所负责的区域担负起责任。地理位置也分布的天南地北，影视拍摄基地可谓是“遍地都是”。为了拍摄一部电视剧、制作一部电影等，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都会成为制作成本中一笔不小的支出。
3.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影视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体现在产品方面，还体现在专业的影视人才资源方面。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影视专业人才的培育体系关系到该国影视产业的健康发展。影视产业市场缺乏一批对经营管理十分了解并且对文化市场发展走向掌握得淋漓尽致的资深专业人士，因此导致开发手段老旧并且没有创意。除此之外，我国当下许多导演和编剧注重短期效益，对抗战片和宫廷剧的市场情有独钟像如今热播的许多剧中，宫廷剧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虽然宫廷剧在我国得到了很高的收视率，但是这个收视率仅仅局限在我国，由于国外的观众本身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大了解，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宫廷剧对国外的观众来说起不到什么吸引。我国忽视了开发具有文化深度的影视作品市场，无论什么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人才储备上的过硬才能促进影视产业的发展，专业人才储备不足这个问题会在根源上制约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 （二）影视作品与市场需求不符
1. 强调民族性但文化折扣大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影视产业尝试与国际接轨，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一时间难以取得其国际上的认可。例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注重艺术性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奖，但是在传播范围上仍然很有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语言。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是汉语，但是在中国之外的汉语使用人群多为亚裔聚集地，且绝大多数多在亚洲。欧美国家的观众难以理解电影背后所要表达的文化和意思，考虑语言障碍和文化因素是我国的影视作品在传播交流的过程必须要处理好的问题。
2. 迎合本土市场而忽视国际市场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本土文化融入影视产品也不例外。一方面，我国的影视产品的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但是当下影视产业的主题单一趋同，重复传播不利于影视产品可持续发展，更会使观众对过分刻意宣扬的某些文化和精神产生抵触感。中国影视产品自发展开始就有社会公共服务性，但若要向国际市场发展，那么就不能继续迎合本土市场，也不是简单的出口到国际市场，我们要针对商业性需求来生产供给适销对路的影视作品。
3. 我国影视产业平均产能和质量都偏低
我国的影视作品就绝对的生产数量而言还比较乐观，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鉴赏水平的提高，影视文化市场上相对符合大多数观众需求的作品数量还无法满足国人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另外，低质量影视作品的炮制，将严重阻碍影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比如当下雷人的剧集层出不穷，武侠超人乱入抗战剧。这促进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在数量和质量上两手抓。
（三）我国影视产业投资体系有待完善
任何国家的影视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因此，建设和完善影视产业投资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在影视产业发展的初期，大多数影视产品主要靠国家扶持才能顺利完成制作。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也放宽了民间资本进入影视产业的限制，但是由于回报率不高，许多投资者转投其他行业，也不将资金投入到支持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一直靠政府机构扶持才能发展的影视产业是没有前途的，我国影视产业的若要向国际发展，一定要建立完善的影视产业投资体系。
三、未来影视产业发展的可行方向
（一）建立完善的电影产业且形成产业规模
我国的影视产业应把优势集中起来形成竞争的态势，对我国现有的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并且在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开发新的优势，从而降低影视产业的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集团化是美国的影视公司通过亲自实践而得来的战略，要提高中国电影市场的集中度，市场的辅助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当鼓励国有大型的影视集团继续研究与强化股份制改革，成为国际大型影视集团的股东，与国际电影集团一起经营投资负其相关的责任。除此之外，要鼓励中小型电影公司也有机会融入到产业分工合作中，尽快建立完善的电影产业价值链。这有利于增强我国影视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完整的影视产业价值链有助于开发附加产品的价值。
（二）加强国际营销力度
国际营销渠道的建立主要通过完善发行网络，让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有多种渠道打入国际影视市场。首先，应该让中国的影视产业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建立长期合作，争取和联合现有的发行网络来促进中国影视产品的出口。其次，要对全球各个市场的需求进行调研分析，针对不同文化的偏好推出适销对路的影视产品。最后，要尽量减少因文化差异性产生的影响，适当将本土特色结合先进的制片技术，加强我国影视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力度，从而赢得国外的观众。
（三）利用文化因素
中国坚持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立场，支持世界各国共同建立公正透明的影视产业竞争体系。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影视市场竞争的水平较低，我们尽一切可行的办法保护中国影视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
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的文化差异逐渐变小，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仍然很大，好莱坞电影无法替代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特征与认同感，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特色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这点，中国的影视产业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多样的文化传统资源，要恰当应用并将其融入作品当中，由于国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归属感，不管国人走到哪里，对祖国的热爱与热忱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具有中国特色影视作品在全球的华人华文电影市场拥有十分庞大的发展空间，这让他们观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作品之后能够找到一种“家”的感觉。此外，中国影视产业可以借助越来越流行的“汉语热”和孔子学院，利用这些极受欢迎的平台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的有利因素，推进中国影视作品在国外的发展并吸引海外年轻消费者对中国影视文化产品的关注。
（四）加强政府对电影产业贸易的支持。
政府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给予中国影视产品制作经济上的支持，并且在技术和题材上进行创新，吸引观众的目光，有利于增加票房。政府还应该鼓励和支持影视风险投资基金和影视产业基金的发展，这对于扩大影视文化产业规模起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中国影视产业发展环境的好坏与政府是否有在资金上进行支持密切相关。政府可以在影视产业贸易上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与帮助，帮助中国电影产业走向国际电影市场。例如，颁发一些政策以非关税管理措施的方式来限制国外电影产业资金上的投入；规定国产电影在影片放映的总时间的最低占比，以及规定外国电影在影片放映的总时间的最低高占比；做好外国电影的进入许可证工作，宏观调控进口电影的产品结构，适当采用政策性支持保障国产电影的发展；通过对不同种类的影视作品收取不同等级的税来限制外国影视作品进入中国的总量。当然，对于中国的电影作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的电影作品与进口的外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必须符合国际惯例的要求，尽可能消除贸易摩擦。
四、 政策建议
（一）影视产业层面
培养领导能力类型的影视产业。中国的电影和电视行业正处于转型阶段，在电影和电视的转换应当加强企业间的战略联盟，以促进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发展，升华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价值链。 加大开发影视衍生品的力度，提高影视产品的附加值。我国的影视产业着眼于影视本身的开发与制作，通常会把影视衍生品忽略掉，但是影视衍生品的附加价值往往才是真正的大蛋糕，能够产生巨大的收益，人们在观看影视作品之后如果对该影视作品十分喜爱，对剧情或者人物十分喜爱的话，那么有关该影视作品的影视衍生品将会在影迷观众之间大受欢迎。政府要引导相关企业转变对影视衍生品的开发观念，让衍生品开发成为获取影视产品价值的另一种方式，开发影视衍生品让影视产业盈利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并且拓宽了盈利的渠道，我国在获取影视衍生品的利益的同时还可以提取影视产品中的高科技因素，采用先进的制作技术促进我国影视文化产业价值链向高端路线发展。
（二）政府层面
我国政府在影视文化产业的整合升级过程中要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结合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并且在技术上进行创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积极扩大我国影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引导和支持我国的影视文化产业与世界各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建立公正透明的分工合作机制，从而促进我国影视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升华。

『伍』 中国电影如何走好国际化之路

中国动画电影成功“走出去”必须具备六要素：题材、人才、技术 、商业模式、营销和推广、资本。
事实上，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中国的动画电影发展与欧美相比差距不小。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全年电影票房位居全球第二，达到290亿元，其中，上映的动画电影总共有47部，票房总额为30亿元，与国外平均票房的差距达8亿元之多。

『陆』 你认为中国电影的前途和走向会如何

前途一片光明

『柒』 中国的电影在世界范围是什么水平

我觉得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就是出于一个上升期，没有特别大的地位。这五部最高水平的中国电影，在全世界影史上也是顶尖的。

霸王别姬，93年戛纳金棕榈让陈大导演的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虽然有人说这是他父亲指导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经典佳片。而金棕榈也是实至名归。从影片里我们能看到爱恨情仇，更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历史总是这样，带走了时间，把沧桑和思索留给我们。就如程蝶衣的那句“说好一辈子就一辈子，少一天，一分，一秒，都不叫一辈子。”

『捌』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玖』 急求论文：中国电影产业的现状与国际比较

这个网站好象有一些电影方面的论文,建议看看去 http://lunwen.eliu.info/

『拾』 如何评价现在中国电影的专业水平以及电影业在国内的发展

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整体来说是向上的，最近几年来，好片佳片也很多。但是并没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别人还有很多粗制滥造的电影，而且很多电影创意不足，演员的片酬太高，后期的制作也很不到位。这就造成了那些靠明星来制造票房的电影，往往是让投资人血亏。

找觉得现在中国电影的总体行业水平还行,但是除了个别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大多数导演对美学处理不是很好,导致电影情节尚佳但是画面不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