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能不能多一些包法利夫人的評價
《包法利夫人》是法國著名福樓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簡潔而細膩的文筆，通過一個富有激情的婦女愛瑪的經歷，再現了19世紀中期法國的社會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藝術形式使它成為近代小說的一個新轉機。從《包法利夫人》問世以後，小說家知道即使是小說，也要精雕細琢。這不僅是一部模範小說，也是一篇模範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為作者帶來了麻煩。許多人對號入座，批評福樓拜這部書「破壞社會道德和宗教」，他還被法院傳了去：原來是有人告他「有傷風化」。這時許多讀者紛紛向福樓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連一向反對他的浪漫主義作家也為他辯護。法庭上，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作家被宣告無罪——由此可見《包法利夫人》的影響。
米蘭·昆德拉有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樓拜的出現，小說才終於趕上了詩歌。眾所周知，歐洲的小說最早是從敘事長詩中分化出來的。也就是說，敘事詩中描述事件進程的部分被剝離出來，漸漸成為一種專門的說故事的體裁。小說的誕生使詩歌失去了「敘事」的天然權利，而較多地從事抒情。然而，與詩歌這種古老的藝術相比，小說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長期以來遭受冷落與歧視也就不足為怪了。在我看來，小說的不成熟，除了它作為一門專門的藝術尚未得到充分的發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與詩歌的關系十分曖昧，沒有擺脫對於詩歌母體的依賴。它自身特殊而嚴格的文體上的規定性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未能形成。早期小說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強了，然而詩歌也可以講故事，而且一度講得很好，那麼小說與敘事詩的差別究竟在哪兒？甚至就連小說藝術的評價尺度，也是從詩歌那裡借用過來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們在評價一部偉大小說時最常用的語匯仍然是「這種一部偉大的史詩」。「史詩」的風范依舊是小說的最高評判標准。這就好比說，在小說的園地里獲得成就，卻要到詩歌的國度去領受獎賞。
福樓拜的出現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認為是「新藝術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說」，「在文壇產生了革命性的後果」。波德萊爾、聖伯父、左拉等人紛紛給予這部作品極高的評價。由於這部作品的問世，福樓拜在一夜之間成為足可與巴爾扎克、司湯達爾比肩的小說大師，舉世公認的傑出的文體家。福樓拜的巨大聲譽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包法利夫人》無懈可擊的文體成就。到了本世紀初，福樓拜的影響與日俱增，現代主義的小說家也把他奉為始祖與楷模，尤其是50年代後的法國「新小說」，對福樓拜更是推崇備至，他們認為正是福樓拜使小說獲得了與詩歌並駕齊驅的地位。新小說的重要代表阿蘭·羅布－格里耶為了進行所謂的文學變革，將福樓拜看成敘事藝術上真正的導師和啟蒙者，甚至把福樓拜視為巴爾扎克的對立面，對巴爾扎克似的「過時的」寫作方式展開徹底地批判和清算。那麼，《包法利夫人》在文體和敘事上究竟取得怎樣不同凡響的成就，對於小說的發展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結是採用第一人稱來敘事故事的。從第二小結開始直至作品結束用的是第三人稱。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現了這樣一個句子：「我們正上自習，校長進來了，後面跟著一個沒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個端著一張大書桌的校工。」
在這里，「我們」這個詞可不是隨便寫寫的，它的意義非同一般。諸位不妨回憶一下巴爾扎克的小說通常是如何開頭的。比如說：「路易·朗貝爾於1797年生於旺代省的一個小鎮蒙特瓦爾，他的父親在那裡經營著一所不起眼的製革廠」（巴爾扎克《路易·朗貝爾於》）。有人曾針對這個開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誰在講述這個故事呢？是作者嗎？作者的語調為什麼那麼不容置疑？他為什麼會無所不知？當然，並不是每一位小說讀者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但是這種堅定、明確、無所不知的語調顯示出作者凌駕於故事、讀者之上，當屬沒有疑問。而且這種口吻尚未完全擺脫口頭故事的講述形式。如果有人針對《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樣的問題：誰在講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們」；講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們看到了」；而且敘事者在「看到」的同時，讀者也看到了。故事展開的時間與讀者閱讀的時間是同步的（在巴爾扎克那裡，故事早就發生過了），這樣一來，作者一下子把讀者帶入到事件的現場，相對於巴爾扎克，這里的故事顯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類似的第一人稱敘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玩藝兒，可在當時，福樓拜所跨出的這一小步，其意義卻不同尋常。而且我認為福樓拜在文體上的貢獻當然不只是人稱的變化。在這種變化的背後，一種完全不同於雨果、司湯達、巴爾扎克的敘事方式真正確立了起來，在福樓拜的筆下，以往全知的敘事視角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無所不知的立場，模仿上帝的口吻說話；不會隨時從敘事中「現身」，對作品的人物、主題展開評述，提供意義；不再擁有將自己的思想和傾向強加給讀者的特權。
福樓拜是歐洲文學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說，並開始在實踐中成功實現這一信條的作家之一。他要求敘事排除一切的主觀抒情，排除作者的聲音，讓事實展現它自己。他認為作者的意圖和傾向，如果讓讀者模模糊糊地感覺和猜測到，都是不允許的；文學作品的每一個段落，每一個字句都不應有一點點作者觀念的痕跡。正如他的學生莫泊桑所說的那樣，福樓拜總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隱藏自己，像木偶戲演員那樣小心翼翼地遮掩著自己手中的提線，盡可能不讓觀眾覺察出他的聲音」。福樓拜在給喬治·桑的信中也曾這樣寫到：「說到我對於藝術的理想，我認為就不該暴露自己，藝術家不該在他的作品裡露面，就像上帝不該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國學者布呂納曾敏銳地指出，「在法國小說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說明某些東西的結束和某些東西的開始。」我們從後來的羅蘭·巴特、德里達等人的敘事理論中都可以清晰地聽到福樓拜的聲音。如果說歐洲小說文體變革的歷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樣，被看成是作者的聲音不斷從作品中消退的歷史，那麼福樓拜無疑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性人物。
也許會有同學提出這樣的觀點：既然小說都是虛構的，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早就達成了一種默契，也就是說，讀者在閱讀小說之前早就預先接受了小說的虛構性這樣一個事實，那麼作者如何講述這個故事（是客觀化還是主觀化的敘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動讀者，更何況，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隱藏自己，並未完全放棄對讀者的「引導」，只不過這種「引導」更為隱蔽、更為機巧。對一種修辭的放棄就必然意味著另一種修辭的確立，說到底，「客觀化」也只能是一種修辭手段而已。我認為這種觀點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說，我也是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理解福樓拜文體變革的意義的。實際上，福樓拜將自己從敘事中隱藏起來，其目的只是為了更好地「顯露」；對敘事視角進行限制，其目的正是為了讓敘事獲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視角的敘事中，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是公開進行的（在古老的說書的場合，聽眾甚至還可以直接向講述者提問，或者進行討論）：作者講述，讀者閱讀。但福樓拜不滿足於這種公開的交流，因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歡一種暗中交流，也就是說，作者並不告訴讀者自己的見解和傾向，而讓讀者通過閱讀得出自己的結論，這樣一來，讀者與作者之間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擴大了。
福樓拜的客觀化敘事並沒有完全放棄了自己「引導」讀者的權利。因為從《包法利夫人》這個作品來看，作者本人的傾向、立場和意圖仍然可以在閱讀中被我們感覺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純客觀」這樣的說法。因為這個概念把一些本來很清楚的事實弄得一團糟。況且，《包法利夫人》並不是一個「純客觀」的作品，它與後來「新小說」的羅布－格里耶等人所謂的「物化小說」、「純客觀敘事」有著本質的不同（我也不是說羅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無是處，至少他的《嫉妒》相當不錯），但羅布－格里耶把福樓拜在修辭上的一些趣向極端化之後，緊接著就出現了一個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問題：「非人格化敘事」也好，純客觀、物化敘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這種「純客觀」呢？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作家寫作當然不能離開語言文字這一工具，語言文字本來就是「文化」的產物，它既不「純」，也非「物」，「純客觀」如何實現呢？它不是神話又是什麼？後來羅布－格里耶乾脆不寫小說（據說最近他又從重操舊業），去搞電影了，因為他覺得攝影機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來，這仍然不能自圓其說。攝影機固然是物，但操縱攝影機的人當然也是「文化」的產物，他（她）有著自己的特殊的價值觀和感情上的喜、憎、哀、樂，如何能夠「純客觀」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樓拜的變革並未拋棄傳統的敘事資源，也沒有損害作品文體的和諧與完美，以及最為重要的，敘事分寸感。我們在以前曾說過像列夫·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輕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華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茨威格說他比偉人還偉大），而福樓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點。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製作出來的傑作，自從問世以來，即成為「完美」的象徵。福樓拜對語言和文體十分敏感，創作態度更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在《包法利夫人》這部作品中，作者並未隨意處理任何一個細節和線索，力圖做到盡善盡美。敘事的節奏，語言的分寸，速度和強度的安排都恰到好處，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的出場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關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說，愛瑪首先與萊昂相遇，但在愛瑪與萊昂的關系急劇升溫的時候，作者卻讓他去了巴黎，萊昂離開後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飛蛾撲火地投入魯道爾弗的懷抱，而當愛瑪與魯道爾弗的情感冷卻之後，萊昂又從巴黎回來了。這樣的安排不僅使情節的發展合情合理，而且敘事亦出現跌宕和變化，避免了平鋪直敘的通病。再比如，子爵與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徵性的人物，雖然著筆不多，但他們每次出現都會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預示著故事進程的某種微妙變化。愛瑪的「失足」（她與魯道爾弗墜入慾望的河流）在小說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選的地點既非魯道爾弗的木屋，也非他們散步的樹林和花園，而是別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農業展覽會的會議廳里。其間，魯道爾弗對愛瑪發動的語言攻勢常常被大會主席的講話所打斷。虛偽的愛情誓言和表白與公牛、種子、獎章、糞池一類的話語完全並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說明。整個調情過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謬，而字里行間卻到處彌漫著被壓抑的、急不可待的慾火。不同類型話語的陳列所形成的張力使這個場景令人十分難忘。事實上，這也是我所讀過的有關「調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關於語言，福樓拜在小說中有過這樣一斷描述：我們敲打語言的破鐵鍋，試圖用它來感動天上的星星，其結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來，福樓拜對語言有著特殊的敏感，對於語言在表述意義方面的巨大困難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福樓拜把語言的准確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對語詞的甄別和取捨為什麼會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將《包法利夫人》視為學習寫作者的最好教科書，這樣的評價並不過分
Ⅱ 哪個譯本的《包法利夫人》翻譯的最好
許淵沖先生翻譯的最好，不過這本譯林版的《包法利夫人》還是傳承了譯林一慣惡俗的封面設計；排版上錯誤也是變本加厲，不忍卒讀。讓人懷疑譯林的編輯都是從某麻將館拉來的，從身邊的街頭小報上隨手扯下一幅畫做為封面，再急沖沖的排了版，便馬上風風火火的趕回去救三缺一的場了。
Ⅲ 包法利夫人哪個版本的電影更接近原著
1934年讓·雷諾阿導演的版本在發行時遭到了刪剪長達一個小時。 電影1991法語版，這部由fa國新浪潮大師查布洛爾執導的1991年版相當忠實原著，但處理得十分沉悶，女主角於佩爾的表演太冷，連孩子出生的場景都沒有顯示一絲生氣。影片顯露出早期雷諾阿作品的痕跡，深焦距攝影同時表現了法國鄉村的美麗和單調，但女主角似乎選錯了演員。1949年的mei國版由文森特·明奈利導演，舞會的場景已成經典 。
電影2000年英語版,阿 根 廷版的《包法利夫人》電影，幾個人物的演員都選得不錯。我心目中的愛瑪一定要是嫻靜中有俏皮的女子。演愛瑪的女演員很有氣質，也很有靈氣。少女愛瑪的純真、少婦愛瑪的風韻都表現得不錯，查理一看也是個老實人，不過那絡腮鬍子把我驚到了，愛瑪心目中的三位完美情人也都各有特色。按照我個人對南美的痴迷，我覺得1947這個阿 根廷版本是所有《包法利夫人》電影版中最好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