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什麼是暴力美學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是怎麼樣體現暴力美學的
在電影中，除為吸引觀眾以外，暴力元素可呈現為多種類型：暴力是對現實的反映，呈現暴力是為了反抗暴力；暴力是人必然承受的命運，呈現暴力是為了感受生命的困境；暴力是英雄主義的想像，呈現暴力是為了顯示生活的張力；暴力是一場荒誕的游戲，呈現暴力是為了顛覆暴力；暴力是一種啟示，呈現暴力是為了創造新的生活。無論哪一種，都有它獨特的魅力。正是由於暴力在電影中的眾多表現，從而產生了電影特有的「暴力美學」。美國獨立電影導演昆汀·塔倫蒂諾作為「暴力美學」大師，其作品風格突出，個性鮮明，創造出屬於其獨有的「暴力美學」色彩。1994年，昆汀的作品《低俗小說》就因為卓越的藝術個性捧得當年戛納金棕櫚大獎，並成為第一部票房過億美金的獨立電影，創造了影史神話。「暴力美學」作為昆汀電影的一個藝術標志，在他多部影片的反復實踐中，獲得了更豐富的發展。其內涵大概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暴力是美的
⑵ 暴力美學電影哪個最經典
「暴力美學」這個來自於吳宇森的電影，要說經典自然就是老吳的作品，比如《英雄本色》（前兩部）、《喋血雙雄》包括老吳去好萊塢之後拍的《終極標靶》這樣的作品。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暴力美學」這個詞專屬於吳宇森。
⑶ 什麼是暴力美學，
什麼是「暴力美學」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聽到「暴力美學」這個詞彙。電影評論中，一批新銳導演的作品被認為與「暴力美學」相關，如美國的昆廷·塔倫蒂諾，中國香港的吳宇森等。一些武俠電視劇，以及原本單純可愛卻被加入暴力內容的卡通畫，被聯系至「暴力美學」；一些新推出的電子游戲產品，也爭先恐後以「暴力美學」作為賣點。一些新聞類作品，如犯罪實錄電視采訪、展示殘酷場面的新聞攝影作品，也被貼上了「暴力美學」的標簽。「暴力美學」究竟是什麼呢？
「暴力美學」是個廣義的、泛審美的概念，並非嚴格的美學概念，相關作品的主要特點是展示攻擊性力量，展示誇張的、非常規的暴力行為。文藝作品中，暴力的呈現可劃分為兩種不同形態：一是暴力在經過形式化、社會化的改造後，其攻擊性得以軟化，暴力變得容易被接受，比如，子彈、血腥的場景經過特技等手段處理後，其侵害性傾向被隱匿了一部分。又如，在美國的一些電影中，施暴者代表正義卻蒙受冤屈，這種人物關系的設置也軟化了暴力行為的侵略性。另一種情況是比較直接地展現暴力過程以及血腥效果，渲染暴力的感官刺激性，這種傾向在多種文化行為中都可以看到。以上所述的兩種暴力呈現方式審美價值不同，社會效果也不一樣。
「暴力美學」原指起源於美國，在中國香港發展成熟的一種電影藝術趣味和形式探索。其特徵表現為：創作者往往運用後現代手法，要麼把影片中的槍戰、打鬥場面消解為無特定意義的游戲、玩笑；要麼把它符號化，作為與影片內容緊密相關的視覺和聽覺的審美要素。這類影片更注重發掘槍戰、武打動作和場面的形式感，將其中的形式美感發揚到炫目的程度，卻忽視或弱化了其中的社會功能和道德功能。
受「暴力美學」的影響，近年來出品的武俠電影和電視劇對暴力(武打動作)的處理也出現了舞蹈化、詩化、表演化的傾向，人們在觀看武俠影視劇的時候，彷彿是在欣賞一場別開生面的武舞表演，血腥、兇殘的暴力場面有時反倒呈現出一種視覺的美感，進而消解了暴力的殘酷性。
「暴力美學」是後現代主義四個審美特徵中的「主體消失」在影視創作中的體現，這兩個矛盾的片語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具有全新含義的詞語。它將傳統的主體意識弱化了，注重對暴力的細節及場面處理，呈現出反對權威、反對經典、反對主體創作意識、反對精英主義的特徵。
希望對你能有所幫助。
⑷ 什麼是暴力美學，為什麼暴力也是美學的范疇
「暴力美學一詞的由來，有待考證，但作為一種電影藝術的風格和表現手法，卻是 實實在在的存在。 它是以美學的方式，詩意的畫面，甚至幻想中的鏡頭來表現人
性暴力面和暴力行為。觀賞者本身往往驚嘆於藝術化的表現形式，無法對內容產生 任何的不適。支持人士往往稱「暴力程度與票房收入成正比」，社會道德捍衛者和
輿論譴責人士則稱其是對社會道德教化的阻礙和負面影響。」 昆汀·塔倫蒂諾的《KILL BILL》是這兩年暴力美學的典型代表，你「拿斧子 削尖腦袋擠進江湖」這么血淋淋的事情是暴力，但又是有美學傾向和美學目的，所以說是暴力美學。
在討論昆汀·塔倫蒂諾的作品時，被使用最多的一個關鍵詞就是"暴力美學"。還有的介紹文章居然將"暴力美學創始人"的頭銜戴到昆廷這個電影界的"壞孩子"頭上。其實，就美國電影而論，以下幾部作品可以用來描述暴力美學發展的軌跡： 1967年由阿瑟·佩恩導演的《邦尼和克萊德》，1969年薩姆·佩金·帕導演的《野蠻的一夥》，1971年由斯坦利·庫布里克導演的《發條橘子》，1976年由馬丁·斯科西思導演的《計程車司機》，等等。但是如果論及對"壞孩子"昆廷的影響，如果論及暴力美學作為一種具有電影史意義的風格形態的成型和完全發展，則應將焦點聚集到香港的電影人和創作。
吳宇森、林嶺東是昆汀十分熟悉並且經常掛在嘴邊的導演。昆汀作品中有的暴力細節則直接來自香港影片。近年來所謂"暴力美學"是有約定俗成的特定含義的，它就是指在中國的香港發展成熟的一種藝術趣味和形式探索。它發掘出槍戰、武打動作和場面中的形式感，將其中的形式美感發揚到眩目的程度，忽視或弱化其中的社會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但是就改變現實形態和營造強化的視覺、聽覺形象來說，其美學思想和技法的遠祖卻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的愛森斯坦。
愛森斯坦1923年在《左翼文藝戰線》上提出"雜耍蒙太奇"（近年被准確地譯作"吸引力蒙太奇"）的理念。他把電影視為表達主題思想和階級觀點的手段，而且他說電影只能用於這種"宣傳、鼓動"。"雜耍蒙太奇"明確地表現出一種哲學和歷史判斷的教條式絕對自信，並導致作者在認識論上的過於強橫的權威性。對於觀眾來說，它則造成藝術觀賞與現實關系的封閉――因為由社會生活到思考認識的過程已經在電影導演那裡完美地、一次性地完成了，觀眾到電影院只是去接受結論、聹聽教誨而已。這種歷史判斷的絕對自信要求一種話語上的強權。愛森斯坦有些徹底貫徹雜耍蒙太奇觀念的電影作品，不是試圖在交流、循環中讓觀眾認同，而是耳提面命，把作者的思想像楔子一樣敲進我們的腦中。――的確，如何在冗雜的生活中引出作者的理解並盡量讓觀眾接受，是今天的創作者仍然要面對的難題。但是，要像愛森斯坦這樣使用雜耍方法就太簡單了。在本質上，雜耍理念其實通向一種不可知論。因為那種封閉而絕對自說自話的電影語匯使觀眾感到只有作者"真理在手"；對於觀看影片的人來說，認識已經完成了，結論已經有了，觀眾在電影作品面前完全是一個接受灌輸的思想容器。換句話說，在愛森斯坦的電影院里，觀眾完全是一個"自在之物"。
愛森斯坦哲學和歷史觀的絕對自信，使他在美學上有一種過分的野心――他覺得他可以絕對控制觀眾的反應。他把巴甫洛夫的生理學理論引入了電影，認為可以在美學上實現條件反射式的意識生產。作為一個形式理論家，愛森斯坦進一步主張：意識是一套形式進程，可以在感覺、情感、認知三個階段中統合個別的生理反應。他假設意識包括感覺、情感和認知，三者只有物質等級上的差別。"人受到基本的節拍蒙太奇的影響而動搖，跟受到其中心智進程的影響而動搖是沒有根本差異的。因為，心智進程原是同樣的騷動，只不過發生在比較高級等級的神經中樞領域中。"1）
這是美學上的烏托邦理想，它是和政治上的極端功利主義緊密結合的――即試圖找到一種"正確"的意識形態生產機制，以便批量化地生產具有階級覺悟的群眾。這完全是一種"天降大任於斯人"的信念，這種思想超人並不打算與觀眾討論、交流作品的思想和觀念，而是用直接的概念和物象連接來說出"主題"。這其實是一種美學的暴力。
即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作者的傾向也應該從"情節和場面中自然流露出來"。對於那種使人物成為作者思想傳聲筒的創作方法，馬克思稱之為席勒化。而雜耍蒙太奇的理論從根本上來說是強化的、直白的，作者經常明確地跳出來說出主題。
在藝術和現實的關繫上，作者經常混淆記錄和加工的界限。這就封閉了觀眾二次讀解的途徑，封鎖了讀者自己闡釋文本和認識社會的途徑。例如，愛森斯坦的《墨西哥萬歲》就是一部說不清是故事片還是記錄片的電影。作者把記錄性素材和搬演的場景、動作剪輯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虛構的卻以"紀實"形態出現的情節影片。這就是美學上十分暴力的方法。這種影片不像今天的《科學探索》這類影片，那裡面的事後扮演是明確告訴我們的；而且在這種介紹知識的影片中，它的記錄沒有本體論上的意義。
我認為，當雜耍的意念過於強烈、過於急功近利地表達作者態度時，會在美學上給人一種暴力感覺。例如，愛森斯坦的學生米·羅姆拍攝的《普通的法西斯》在很多電影學校是作為記錄片來講的。他在這部影片當中有意識地貫徹了愛森斯坦雜耍蒙太奇的觀念。有些地方的雜耍蒙太奇手法也確實造成了比較強烈的對比和視覺沖擊力。但是，我認為這部影片雖然有明確的反法西斯意圖，在美學上卻有十分強橫的意味。它在美學上重新走向了暴力，而"美學的暴力"正是法西斯美學的特徵之一。
暴力美學恰恰是對吸引力蒙太奇（雜耍蒙太奇）的藝術技巧的清洗和拯救，對於愛森斯坦的雜耍蒙太奇原意卻是一種背離和異化。暴力美學當然受到美國電影的啟發，但就其摒棄表面的社會評判和道德勸戒而言，就其浪漫化、詩意的武打、動作的極度誇張走向徹底的形式主義而言，卻是在香港完成的。在它成熟以後又反過來波及美國，經過昆廷的發揚又啟發了奧里佛·斯通等人的一些影片。《英雄本色》、《低俗小說》、《殺手雷昂》、《變臉》、《天生殺人狂》、《駭客帝國》等影片都是暴力美學的代表性作品。這一"時髦"的美學理念也影響了華人導演李安。
在我看來，暴力美學表面上弱化或者摒棄了社會勸戒或道德審判，但就電影社會學和心理學來說，其實是一種把美學選擇和道德判斷還給觀眾的電影觀，是對雜耍蒙太奇觀念的徹底反駁。它意味著電影不再提供社會楷模和道德指南，電影也不承擔對觀眾的教化責任，電影只提供一種純粹的審美判斷。當然，它所面對的，也是產生它所必不可少的社會環境是：具備商業倫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觀眾，後現代社會，高度法制化社會，有自由競爭的文化空間，有自由的文化產品選擇權。
細致分析起來會發現："壞孩子"昆廷更偏愛一種暴力情景以及殘酷的情節和意象，不像香港電影人那樣發揮暴力的詩化魅力，將暴力虛化為一種唯美主義的鏡語表演。如果說香港的暴力美學更多浪漫和溫情的色彩，那麼昆廷的暴力展示則更富於黑色感覺和犬儒主義的笑臉。――順便說一句：在一個高度商業化、法制化的社會，這種不管不顧、無憂無慮的犬儒主義頂多算是一個"無害的壞孩子"的"無害的冷漠"而已，是自由的審美態度之一種。但是，在真正黑暗、荒誕的境遇中，那些看一切都正常，到哪裡都覺得鶯歌燕舞、陽光明媚、如魚得水的人，也極可能對人和生活持犬儒主義觀點。因為他覺得一切本來就是如此，一切也就應該如此，這種犬儒主義的冷漠在我看來卻十分可疑。
在劇作和情景上，昆廷更喜歡一種無鋪墊、突如其來的殺戮或死亡。看看《低俗小說》中那個拿無頭屍體和汽車後座上的血和腦漿來說事、搞笑的段落也許會讓我們後背冒出些許涼氣。
昆廷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導演？也許，昆廷與奧利佛·斯通在《天生殺手》的合作及矛盾，可以反映出他與堅持現實思考和社會評判的導演的差異。昆廷說："在《天生殺人狂》中，你不會看到我的影子，因為奧利佛·斯通的聲音完全蓋過了我，而大家亦會視《天生殺人狂》為他的作品。"《天生殺人狂》拍攝時已有傳聞說二人鬧翻，因為奧利佛·斯通把壞孩子的劇本改得面目全非，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昆廷的名字寫在"故事"一欄。
昆廷曾經認真解釋："我不憎恨史東，但我為此事不高興。我和他的風格和觸覺全不一樣：他喜歡將失望呈現開來；我則由得那些事情發生得無緣無故。他當然不贊成這種做法。我簡直想像得到，如果斯通向一千人放映自己的戲，而那一千人不完全掌握他的意思，他會認為自己很失敗。我最欣賞他的沖動，但他那種不言而喻的表現方法確是浪費了他的精力。"2）昆廷說自己曾經與奧利佛·斯通這樣對話："我曾問他：'你是個好導演，為何不拍一些平易近人的戲？'其實我是問他為何不拍像《水庫的狗》一般的戲。他說：'我就是以這態度拍《天生殺人狂》。'我當然說《天生殺人狂》野心很大，甚至比他過往的戲更大，好似拍著一部'奧利佛·斯通漫談美國暴力與連環殺手'。奧利佛·斯通教導似地對我說：'《水庫的狗》只是一部戲（movie），要知道你是拍戲，我是拍電影(film)，馬丁·斯科西思、吳宇森都是拍戲。十五年後你看回自己的戲就發覺我說的不錯。'他說得很對，我不想拍'電影'，我喜歡拍戲。"
"他還跟我說：'你才二十多歲，你拍的是有關戲的戲，我拍的則是我四十年的人生閱歷。我見過的暴力比你多，我到過越南打仗，中過槍。你真的想談暴力嗎？好，那就實實在在地談吧！'"3）
老前輩的話果然說中了幾分。昆廷最嚴重的暴力經驗，頂多是在學校打架，還有十多歲時在店鋪偷了一盒錄影帶。我的看法是：奧利佛·斯通比昆廷對暴力有更深切的體會。昆廷可能不會想到，要真想玩弄暴力美學，首先要身體安全。昆廷就是有點"少年不知暴力滋味"。此外，昆廷也不會想到，話語表演是要有社會保障的，一旦沒有這種保障，話語表演就意味著流血。這使我想起1968年前後，福柯在法國大談文化大革命和什麼民眾正義（就是我們文革中實行的群眾專政）的情景。其實，福柯對話語游戲、語言反叛和行動暴力會得到什麼還是心中有底的。從這一點，我看到他與政治體制之間還是有一種信任關系。那時他"身著筆挺的西裝，和學生們一起從屋頂上向樓下維持秩序的警察扔磚頭，開心得很。他之所以能夠開心，多半以他的人身安全並沒有受到絲毫威脅為前提。當時他在巴黎郊外一所大學任哲學系主任，系裡開設'文化大革命'、'思想意識形態斗爭'之類的專題課，向戴高樂政權挑戰。人們盡可以說法國社會對人權和理想的尊重是虛偽的，但是言論自由畢竟受到法律的保護，教授們決不會像張志新那樣因為敢於直言而被割斷聲帶。就因為人權有基本保障，他們才可以言所欲言，不必有任何顧忌。"4）而這一切，昆廷是沒有興趣關心的，大概他更關心在這個保障健全的社會里如何玩得開心，玩得離譜，玩得讓整個世界都來驚詫和嘆服這位"壞孩子"的天才。
⑸ 愛看暴力美學電影的人有暴力傾向嗎
這個是不一定的 愛看什麼類型電影不過是個人愛好而已 並不能用這個來衡量一個人是不是有暴力傾向 這個跟個人的心理因素有關呢這個是不一定的 愛看什麼類型電影不過是個人愛好而已 並不能用這個來衡量一個人是不是有暴力傾向 這個跟個人的心理因素有關呢這個是不一定的 愛看什麼類型電影不過是個人愛好而已 並不能用這個來衡量一個人是不是有暴力傾向 這個跟個人的心理因素有關呢
⑹ 暴力美學是什麼！
暴力美學一詞的由來，有待考證，但作為一種電影藝術的風格和表現手法，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它是以美學的方式，詩意的畫面，甚至幻想中的鏡頭來表現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為。觀賞者本身往往驚嘆於藝術化的表現形式，無法對內容產生任何的不適。
暴力美學不知道是誰最先提出的，但這個定義卻廣泛用於現代的電影，成為了一個流派。
吳宇森的電影中可以看到「暴力美學」的體現，其代表作，當然是它的《碟血雙雄》、《英雄本色》，到了美國以後，它把「暴力美學」的精神更加發揚廣大，最出色的表現是在它的《斷箭行動》和《變臉》，尤其是後者，成為了「暴力美學」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而後的《碟中諜》第二集盡管也不乏經典的段落，但由於表現手法上缺少新的創意，因此使得它的美學理論缺少了新的元素。
日本的北野武也可以說是「暴力美學」的實踐者，他的代表作《花火》中，在復仇的暴力中也不乏人情的美，尤其是穿插了自己的繪畫作品，使作品具有的獨特的藝術效果。
美國的昆汀.塔倫蒂諾是「暴力美學」的又一體現者，可巧的是，他對香港和日本的「暴力電影」又非常傾心，因此他的作品就有集東方暴力與西方暴力於一體的味道。
⑺ 暴力美學。是什麼，其他國家電影特點，和國產區別
「暴力美學」原指起源於美國，在香港成熟（現在又有向美國轉移的態勢）的一種電影藝術趣味和形式探索[1]。最通俗的說法就是，將暴力的動作場面儀式化。其特徵表現為：創作者往
暴力美學
往運用後現代手法，要麼把影片中的槍戰、打鬥場面消解為無特定意義的游戲、玩笑；要麼把它符號化，作為與影片內容緊密相關的視覺和聽覺的審美要素。這類影片更注重發掘槍戰、武打動作和場面的形式感，將其中的形式美感發揚到炫目的程度，卻忽視或弱化了其中的社會功能和道德功能。從早期電影人對暴力的敘述直到20世紀80年代吳宇森的「英雄系列」影片，吳宇森影片中對暴力的風格化處理成為電影中暴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因為以往好萊塢對電影的一系列限制性的法規都是針對暴力和色情提出來的，都是僅從道德層面出發將暴力當成一種對社會或未成年人有危害的因素加以限定，而這些限制是與當時電影中暴力的呈現方式密切相關的。吳宇森「英雄系列」影片的出現使得他以暴力為題材的影片不再被當成是「暴力影片」來看，因為他給全世界觀眾提供了一種審視暴力的全新視角——東方美學視角，第一次使暴力成為了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克萊夫·貝爾語），其後的北野武、奧利弗·斯通、大衛·林奇、昆汀·塔倫蒂諾等人對暴力進行的風格化探索在世界影壇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掀起了一個「暴力美學」的熱潮。昆汀·塔倫蒂諾代表作品有《低俗小說》《殺死比爾》，中國香港赴美國發展的導演吳宇森的作品有《喋血雙雄》《英雄本色》《變臉》，沃卓斯基兄弟的代表作品有《黑客帝國》系列等。其中把 「暴力美學」這個詞眼發揮到極致的電影莫過於《罪惡之城》三部曲。
就像產生「暴力美學」的後工業社會的多元化特點一樣，「暴力美學」也因不同國家（地區）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差異呈現出一種同時包含同質因素和異質因素的多元化的風格樣式和精神內涵。
⑻ 什麼是暴力美學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是怎麼樣體現暴力美學的
在電影中，除為吸引觀眾以外，暴力元素可呈現為多種類型:暴力是對現實的反映，呈現暴力是為了反抗暴力;暴力是人必然承受的命運，呈現暴力是為了感受生命的困境;暴力是英雄主義的想像，呈現暴力是為了顯示生活的張力;暴力是一場荒誕的游戲，呈現暴力是為了顛覆暴力;暴力是一種啟示，呈現暴力是為了創造新的生活。無論哪一種，都有它獨特的魅力。正是由於暴力在電影中的眾多表現，從而產生了電影特有的「暴力美學」。美國獨立電影導演昆汀·塔倫蒂諾作為「暴力美學」大師，其作品風格突出，個性鮮明，創造出屬於其獨有的「暴力美學」色彩。1994年，昆汀的作品《低俗小說》就因為卓越的藝術個性捧得當年戛納金棕櫚大獎，並成為第一部票房過億美金的獨立電影，創造了影史神話。「暴力美學」作為昆汀電影的一個藝術標志，在他多部影片的反復實踐中，獲得了更豐富的發展。其內涵大概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暴力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