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的資料有哪些

❶ 中國主旋律電影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中國主旋律電影的代表作品包括以下這些：

1、建國60周年巨作：《建國大業》。

2、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聚焦於中共的革命斗爭史、勝利史和領袖人物的傳記比如《大決戰》,《大轉折》，《大進軍》系列、《開國大典》、《毛澤東的故事》、《周恩來》等等。

3、現實題材：反應當下社會主義思想在民間傳承，比如《焦裕祿》、《國歌》、《離開雷鋒的日子》。《鐵人》、《唐山大地震》 現在比較多的是集中在革命戰爭，優秀共產黨員等主題。

4、國學題材：聚焦於傳統國學的傳承，比如《孔子》、《趙氏孤兒》、《赤壁之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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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題材將是富礦

2014年底，紅色經典題材《智取威虎山》被成功改編搬上大銀幕，席捲了近9億元票房，是近年來主旋律電影最為成功的例子之一。「我希望能把感情、感性的東西拿來拍這個戲，也希望把新一代的人帶回我第一次看到《智取威虎山》的感覺。」徐克說。

2015年4月，由吳京自導自演的主旋律軍事動作片《戰狼》一經上映便以黑馬之姿占據排片優勢，最終取得了5.45億元票房。《戰狼》堪稱「中國版敢死隊」，題材獨特，還原了真實戰場，也讓堪稱「東方之狼」的特種兵戰隊及高能戰士首次登陸大銀幕，由此贏得了票房成功。

在導演徐克看來：「很多導演常常說沒有好劇本、缺乏好故事，其實處處都有好劇本，看你能不能挖掘。」在徐克看來，嚴肅內容和可看性並非是相對立的。「一般的主旋律影片中都有著正邪對立的痛快淋漓，以及堅定的理想信念。國內電影人可以嘗試用商業元素的包裝來傳達主流價值觀，用新意和創意來保證主旋律電影的叫好又叫座。」

❷ 有關中國電影的資料 加分100！

20 世紀90 年代初的中國電影生產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國家投資、以宣傳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這類系列大片當時相當引人注目。第二類是藝術片，它們不如80 年代那麼前衛。因數量上( 而非質量上) 的銳減逐漸成為少數派片種。第三類是娛樂片或商業片，它們題材多樣，價值觀各異，已經成為電影生產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藝術片和娛樂影片越來越接近官方意識形態，而主旋律影片則逐漸顯露出商業特徵，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藝術影片導演，1999 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獻禮片即可作為代表。其結果是，藝術、政治和資本結成了新聯盟。這是一個強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創作力轉向市場，也在90 年代暫時促使年輕的「地下」或「獨立」導演同時在製片廠體制內外嘗試電影運作。[1]

紛繁的「後社會主義」電影圖景
在當前的英語學術研究中可以區分以下幾種「後社會主義」觀念：(1) 後社會主義作為歷史分期的標簽，(2)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情感結構，(3)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系列美學實踐，(4)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體系。畢克偉(Paul Pickowicz) 是把後社會主義與中國電影聯系起來的第一位學者。他受到詹明信後現代理論的啟發，推演出針對當代中國的一套類似體系。如果說「現代」指的是「在18、19 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起來的後封建的資產階級文化」，「現代主義」指「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在西方出現的先鋒……文化」，[2 ]那麼，對於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研究來說，現代主義框架就既沒有用處，也沒有建設性，而只會產生誤導，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社會主義中國長期使得現代主義非合法化的歷史過程。出於同樣原因，畢克偉從歷史主義基礎出發，強烈反對後現代主義框架：「後現代框架主要指後工業語境。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是以發達資本主義為前提的。」他主張不用「後現代」，而用「後社會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應物」。他認為，既然「後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前提」，這個新框架就可以解釋20 世紀80 年代的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國晚期文化的痕跡、民國時期現代文化或曰資本主義文化的殘余、傳統社會主義文化的殘跡，也有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因素」。
畢克偉把後社會主義用做一個歷史分期標簽，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會主義社會中盛行的一種負面的、反烏托邦的文化狀況」。然後，他進一步把中國後社會主義定義為一種「流行的看法」，「一種異化的…… 思想和行為模式」，而它們無疑在毛澤東去世前就已出現。[3] 從這一定義看，後社會主義似乎是一種情感結構，在毛澤東時代一直被壓抑，在後毛澤東時代則得到了有力表達，異化和幻滅是它的兩個主題。畢克偉在研究黃建新的第一個城市三部曲時，認為《黑炮事件》(1985) 是對列寧主義政治體系的後社會主義批判，《錯位》(1986)通過「戲仿」(mimicry) 將後社會主義與荒誕派戲劇聯系了起來，《輪回》(1988) 則表現了後社會主義社會中個體的聽天由命和雜亂無序的狀態。在另一篇文章中，畢克偉進一步用《頑主》(1988，米家山導演) 和《瘋狂的代價》(1988，周曉文導演) 作為後社會主義城市電影的例證。他從改革時代電影生產的政治經濟角度得出結論說，20 世紀90 年代初是一大團矛盾，此時半持政治異議的導演(如張藝謀和陳凱歌) 專門創作逆向的東方主義作品，而張元(1961 年生) 與何一(何建軍，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導演則在製片廠體系外拍片，甚至還有一些與創作初衷適得其反、可能會削弱國家權力的糟糕的宣傳片。[4]
畢克偉的研究表明，作為一種情感結構，後社會主義可以體現在一系列不同的電影作品中。只要它們表達了一種異化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將謝晉於後毛澤東時代初期導演的電影，也可稱為後社會主義。因此，後社會主義可以進一步看成各代導演採用的一套另類的美學視角。所謂「另類」，也就是與毛澤東時代主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模式不同。就城市電影而言，《本命年》(1989，謝飛導演)就先於第六代之前，描述被邊緣化的出獄犯人在新興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區中拚命掙扎，深刻地表達了幻滅與悲觀的情緒。裴開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畢克偉的後社會主義觀念，兼以涵蓋電影風格。他們提出了以下問題：「後社會主義能否看成是後現代主義的補充? 它對其他風格的拼貼(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戲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學類似於後現代主義?」[5]換言之，我們能否按畢克偉所說，在闡釋後社會主義問題時，不需面對它的他者——後現代主義?
對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張旭東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絕對的否定。他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的是，後現代也是後革命、後社會主義」。[6]他們心目中的後社會主義觀念是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它囊括了正在變化中的社會—經濟狀況中所有可想像到的方面，這一狀況導致了後現代在當代中國的形成。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張旭東在對當代中國的雙重勾勒(後現代主義與後社會主義) 中，分析了極為廣泛的問題。這些問題從改革的兩面性、生產過剩危機、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毛澤東主義) 的烏托邦沖動、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市場的瘋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識分子的政治焦慮(他們如今分化成幾個彼此論戰的意識形態陣營)。張旭東的結論是，「中國社會的經濟—社會—階級—政治—意識形態分化、矛盾、兩極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顯，造成了焦慮」——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於是隨之出現在這個可以確認為是「後社會主義的」 社會。[7]
以上我簡述了近年關於後社會主義的英文學術成果，旨在說明「後社會主義」並非是涵蓋整個後毛澤東時期( 即1977 年後的「新時期」) 的一個單一概念。相反，我把後社會主義看成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多樣的文化圖景。在這一圖景下，具有不同美學追求和意識形態立場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下，重新調整、重新定義自己新的戰略位置。我之所以強調「不同」，是因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導演出現的時期代表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是當代中國文化史上新的一章。這一時期有時被稱為「後新時期」，它與畢克偉等研究的新時期有顯著差別。[8]因此，研究20 世紀90 年代的中國電影要求我們關注新的文化生產、藝術追求、政治控制、意識形態定位以及制度變遷等問題。

新千年交替的收編和共謀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檢視一下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中國電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貿易組織，2001 年12 月同意中國正式加入) 時代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此，我加上了地下電影所代表的「邊緣」及其自稱的真實、現實，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們現在可以用圖解的方法，把藝術、政治、資本、邊緣作為四個互相競爭的力量，看一下它們相互抗衡和結合的形式( 見圖)。
首先，藝術以想像為特徵，由創造力產生，它追求美學、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取相當的資助，製作藝術電影，對象是國內外受過教育的小眾。其二，政治的特點是權力，由審查制度維持，追求宣傳和控制，利用國家撥款製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經濟代價將其加諸於全國觀眾。其三，資本以金錢為特點，由市場推動，追求利潤和控制，從民營企業——有時也有國家來源——獲得大量資助，製作針對大眾的娛樂片。最後，邊緣以真實為特點，以異議為靈感，追求現實和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得低成本投資，製作「地下」或「獨立」電影，主要在海外傳播，偶爾也通過非正規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國內傳播。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情況是，四種力量現在都把市場( 包括國內和海外市場) 作為它們的核心中國電影| 產業與敘事舞台。除了政治和邊緣之間的扭結外，各種力量之間產生越來越多的融合和妥協。政治重新調整了與藝術的關系，從全面控制改為誘惑和收編。而藝術也可能會自願融合政治，有時甚至達到了與官方意識形態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黃健中導演)和《國歌》(1999，吳子牛導演)。同樣，資本也改變了對藝術的戰略位置，從控制轉向收編。有時，聲譽和利潤分成的誘惑推動著藝術融合資本，如《十七歲的單車》(2001，王小帥導演)；或與資本共謀( 甚至依賴資本)，如《英雄》(2002，張藝謀導演)。[9]藝術和邊緣之間的聯系是最不穩定的。從現有格局來看，藝術常常漠視邊緣聲稱的真實，而邊緣則揭示後社會主義現實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藝術的姿態，如《小武》(1997，賈樟柯導演)。[10]有時藝術和邊緣之間會出現奇特的結合或妥協，如《月蝕》(1999，王全安導演) 和《蘇州河》(2000，婁燁導演)，它們都類似地下電影，卻公認取得了藝術成功。邊緣顧名思義必須對資本表示蔑視，但在實際操作中，邊緣可融合資本，而資本則部分收編了邊緣，其方法是通過投資拍攝某種「中國」的現實，它被認為比藝術和政治所表現的中國現實更真實、更客觀，如《郵差》(1995，何一導演) 和《站台》(2000，賈樟柯導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最醒目的變化出現在政治和資本的聯結上。政治和資本以分享利潤和資源為借口，達成了共謀關系。紫禁城影業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確性，也追求最佳市場效應。[12]《紅色戀人》(1998，葉大鷹導演) 和《不見不散》(1999，馮小剛導演) 這兩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業片，是這種政治—資本夥伴關系的早期產物。扭結和妥協這一規則的例外情況，就是政治和邊緣之間的聯系，那裡是可能存在政治異議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場所。但由於被政治禁止、被藝術忽略，邊緣的影響和所呈現的現實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國際電影節上被人接受，如《鬼子來了》(2000，姜文導演)。既然民營資本可以輕松吸引潛在的邊緣者來搞藝術，邊緣作為異議和反抗場所( 或者如白傑明所稱的「寄生地」) 的未來，仍是無法確定的。[13]邊緣缺乏與國內市場的結合，也使其成為新千年中國電影業政治經濟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國電影業再次被藝術、政治、資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確切說被這三者的重新聯合( 包括各自對邊緣的收編) 所控制。
鄧光輝在回顧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時，找出了一種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電影」包括藝術片、娛樂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電影。鄧光輝注意到新生代在敘述、影像風格上朝新主流運動，娛樂片則喜歡快樂原則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題材，藝術片從文化批評的象牙塔沉淪到了個人幻想的後台。[14]如果重新闡釋鄧光輝的說法，可以說在主流的後社會主義製片模式中，收編和共謀已經是其有機成分。我對「新主流電影」這個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鄧光輝的一個論點，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新變化改變了中國電影的政治經濟格局。如戴錦華所說，「在80 和90 年代的社會紛亂中被放逐的邊緣文化力量，現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開始挺進中心」。[16]戴錦華質疑兩種針鋒相對的未來相當令人深思：「邊緣是否正在成功進軍，佔領中心? 還是無所不在的文化
工業及其市場策劃了一場奪權? 新一代導演是給飄搖的中國電影注入了活力，還是體系淹沒了軟弱的個性藝術家?」[17]盡管戴錦華希望她的兩種極端的未來圖景都是錯的，但我覺得新千年的跡象表明，後社會主義製片系統在迅速融合，電影藝術家越來越具有依賴性和共謀性，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職業化，他們是被迫捲入而不是「挺進中心」——而這個中心就是當今無所不在的市場。
表面看來，中國電影在WTO 時代存活下來的必要性，是最近藝術、政治、資本戰略結盟後面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國家在媒體業中採取了進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現有的製片廠為基礎，發起成立了區域性的電影集團，另一方面則把電影、電視、廣播、廣告、出版等整合成規模宏大的媒體集團。從制度上來說，現在的行業改組迫切要求各種力量進行更多融合和妥協。雄心勃勃的導演們則欣然抓住機會，宣布他們在市場中的存在( 雖然也許還未宣布他們自己的藝術聲音)。傳媒也對新一代城市導演投入了許多關注。從2002 年起，中國每年引入的好萊塢大片計劃將增加兩倍或三倍。在中國與好萊塢的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導演被看成中國的先鋒。
很多新一代城市導演對WTO 時代中國電影的未來保持樂觀。2000 年在回答《大眾電影》雜志提出的問題時，王小帥說，好萊塢對中國藝術導演的沖擊不會太大，中國電影應發展更多的「東方特色」。以地下電影《北京雜種》(1993) 著名、但已於《過年回家》(1999) 後重返「地上」的張元，把引入的好萊塢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佔領」，但認為年輕導演憑自己的才能和風格，會在未來十年成為最有希望的中國影人。在《頭發亂了》(1994) 之後導演了《古城童話》(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認，大家已達成共識，那就是電影首先必須「 好看」，導演若不考慮市場因素就會遭到拋棄。張楊拍了兩部票房成功的影片，《愛情麻辣燙》(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說得更直接：「我覺得好電影就有商業性」。[18]但是，正如真實、客觀、現實、真理等概念一樣，這些導演沒有定義他們說的「好電影」或「好看」是什麼意思。從這個角度上說，張藝謀認為第六代的美學有泛泛之嫌，也許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彷彿有很多不同的標准和參照物」，導致他們明顯缺乏開創性的作品。[19]不少批評家也在新千年的新電影中注意到這種經典缺席的遺憾。
可以說，WTO 時代的後社會主義市場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新一代城市導演的藝術風格( 從先鋒到通
俗劇式)、意識形態立場( 從激進到保守)、體裁實驗( 從喜劇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駁雜復雜。他們雖有明顯缺點，但在新千年出現的新導演數量( 包括大量獨立製片)，以及他們某些處女作引人注目的特點，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保持樂觀。引用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語錄，世界屬於年輕人，雖然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義中的紅色王國，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個人空間，而是一個受到後社會主義電影業的力量場——資本、政治、藝術、希望還有邊緣——相互作用的廣闊天地。

注釋：
[1]有關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的概述，見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頁.
[2] 畢克偉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頁.
[3] 畢克偉引文同上書，60-62、80-83 頁.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頁.
[5] 裴開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頁.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頁.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頁.
[8]參見Xudong Zhang 編，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歲的單車》是一部感傷的藝術片，由台灣和法國聯合製作。《英雄》是中國電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倫比亞亞洲公司都參與製作。
[10]張藝謀的話闡述了藝術和邊緣之間的這種張力：「其他階層的人中也存在著這種年輕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們不清楚這一反叛針對的是政治、藝術形式、藝術內容、上一代，還是傳統美學。」 見Frances Gateward 編，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頁.
[11]在製作《站台》時，賈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製作公司、日本萬代娛樂公司、法國Artcam 公司的資助。比較有諷刺意味的是，張藝謀在20 世紀90 年代初從海外獲得了很多資金，1999 年卻抱怨年輕導演與資本的共謀「第六代很有實際考慮。這是無法抗拒的 ：對金錢的需求，審查制度造成的兩難處境，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等等」(同上書，162 頁)。
[12]我給「民營」這個詞加上引號，是因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國家資本建立的，投資的518 萬元來自以下政府單位：北京電視台(25.5%)，北京電視藝術中心(25.5%)，北京電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藝術音像出版社(24.5%)。見《1997 中國電影年鑒》 ( 北京：中國電影年鑒社，1998)，第342 頁. 在推出大受歡迎的「賀歲片」後，紫禁城在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成績驕人。
[13] 白傑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頁.
[14] 鄧光輝. 論90 年代中國電影的意義生產. 當代電影，2001，1 期.
[15] 對從上海發出的「新主流電影」的提法的批評，見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頁.
[16] 見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編，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頁.
[17] 同上書，97 頁.
[18]李彥.WTO 來了我們怎麼辦. 大眾電影. 2000，6，50-53 頁.
[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頁.

❸ 中國50 60年代的電影有什麼

新中國電影從1949年製作第一部以工人階級作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橋》開始，在很短的時間，拍攝了《白毛女》、《鋼鐵戰士》、《上饒集中營》、《新兒女英雄傳》、《翠崗紅旗》、《我這一輩子》、《腐蝕》等優秀故事片 ，以及新聞紀錄片《百萬雄師過大江》、《紅旗漫卷西風》等。但是，由於在電影創作指導思想方面過分強調電影的政治宣傳作用，造成題材單一的傾向。對《武訓傳》等影片的批判，挫傷了部分創作人員的積極性，導致了創作拘謹、產量下降。1953年，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有關領導提出改進領導方法，鼓勵藝術家發揮各自長處，從各方面反映革命的歷史和現實。1956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和科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方針，電影局從指導思想、領導、體制等多方面進行改革，取得積極成果，故事片生產由1951年年產10多部逐漸增加到1957年年產40多部，1957年文化部舉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一次優秀影片評獎 ，獎勵了1949～1955年攝制的《南征北戰》、《智取華山》、《渡江偵察記》、《雞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時珍》、《神筆》（美術片）、《淡水養魚》（科教片）等69部優秀影片。1957年，隨著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對一些影片和藝術家也進行了錯誤的批判。1958年又拍攝了許多報道性宣傳大躍進中某些虛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擾了電影的創作。不久，中央逐步糾正了大躍進中「左」的錯誤，周恩來對電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質量的要求，促使中國電影事業在1959年形成一個繁榮時期，拍攝了《林則徐》、《聶耳》、《萬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鋪子》、《老兵新傳》、《五朵金花》等題材風格多樣、在思想與藝術上達到了較高統一的影片。但是不久，在反右傾運動中，電影界又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加之三年自然災害，膠片、器材等嚴重短缺，電影生產又逐步下降。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重申堅決貫徹雙百方針，糾正了違背藝術規律，對文藝創作進行簡單粗暴的批評干預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藝工作和電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條例。使60年代初期的電影走入正軌，到1965年，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二個電影創作高潮，生產了《甲午風雲》、《革命家庭》、《紅旗譜》、《舞台姐妹》、《小兵張嘎》、《英雄兒女》、《農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楊門女將》等優秀影片，以及優秀美術片《大鬧天宮》、《小蝌蚪找媽媽》等。與此同時，電影放映單位從1949年的400多個發展到1965年的20363個 。到1965年為止，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共發行1213部長短影片。中國自己的電影工業也已具備相當規模 ，可以生產洗印、錄音、攝影、放映機等各種設備、器材，並基本達到自給。但在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電影界百花凋零，萬馬齊喑

❹ 電影開始傳入中國是在什麼時候

二十世紀初，電影傳入中國。

1903年，德國留學生林祝三攜帶影片和放映機回國，租借北京前門打磨廠天樂茶園放映電影。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為了向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祝壽，拍攝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劇《定軍山》。

中國電影誕生於1905年，歷經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革命戰爭時期，新中國建設時期，文革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時期等各個歷史階段；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再到立體聲，從黑白到彩色再到立體像（3D），從模擬到數字，從傳統到現代的技術變革進程。

(4)中國電影的資料有哪些擴展閱讀

中國電影包括中國大陸電影、香港電影和台灣電影。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內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戲」，這是中國第一次電影放映，拉開了中國電影發展的序幕。中國電影誕生於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慶泰拍攝了由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段，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標志著中國電影的誕生，任慶泰也因此被譽為「中國電影之父」。

粉碎四人幫後，電影事業獲得發展。1977年電影生產開始復甦，1980年至1984年平均年產量達120部左右，每年觀眾人次平均在250億左右，中國電影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2018年，中國電影年產量高達1082部，年總票房達到607億元人民幣，全國共有銀幕60079塊。

❺ 中國70年代電影有哪些

1.《點指兵兵》

由珠城製片有限公司、藝高娛樂公司於1979年出品。該片章國明執導，王鍾、金興賢、張國強、劉詩棣、陳植槐、許炳森等領銜主演。

主要劇情是：一個醉心槍械的年輕人慾投考警察，因有眼疾未被錄取，造成心理不平衡而四處殺人。警方成立特別組緝捕他，一個初出茅廬的警察與兇手狹路相逢，最後將他槍殺。

2.《蝶變》

是由徐克執導，張國柱、劉兆銘、米雪、黃樹棠主演的古裝驚悚懸疑電影。影片講述了一群武林高手發明了強大的火葯武器，最後卻因為內訌和互不信任而同歸於盡，使秘密淹沒於地下的故事。

3.《瘋劫》

是由許鞍華執導，趙雅芝、張艾嘉、徐少強主演的驚悚劇情片。

影片講述了連正明發現好友李紈及其未婚夫突然被殺的許多疑點並揭開真相的故事。該片於1979年11月1日在香港上映。影片獲第17屆台灣電影金馬獎優等劇情片。

4.《蛇形刁手》

是1978年袁和平執導，成龍、袁小田、黃正利主演的電影。影片講述了兩大門派鷹爪門和蛇形門世代敵對，雙方都想將對方徹底鏟除的故事。

5.《鬼馬雙星》

是由許冠文執導，許冠文，喬宏， 何柏光，許冠傑等人主演的一部喜劇片。影片講述了老千鄧國文用意想不到的辦法逃脫追殺的故事。影片是1974年香港票房最高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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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指兵兵》劇情

沙展陳立基行事火爆，雖屢破大案，卻不被上司周幫辦認同，唯二人感情無損，周幫辦更與立基兒子牛仔感情融洽。新人阿榮被編進與立基同隊，見同僚們相處愉快，辦事認真，決心努力學習。阿標因視力不佳考不上警察，懷恨在心。

轉與大哥康及阿倫聯手行劫，阿標忿然將警察擊斃。立基與阿榮聯手調查，套到線索，警方即大舉進攻，雖讓阿標逃脫，卻仍能破案。周幫辦受到贊揚，唯擔心阿標。牛仔被阿標擄去。立基情急下獨自到石灘救回兒子，卻被阿標槍殺。

周幫辦、阿榮一眾神情黯然，警方大為緊張。阿標跟蹤至周幫辦女友商店，將周幫辦槍傷。阿榮欲助無從，反被阿標追殺。逃至大廈內，阿榮驚覺無路可逃，鼓起勇氣向阿標襲擊，幸運中用壘球棒將阿標擊殺。牛仔得周幫辦照顧，阿榮本對工作意興闌珊，但為周幫辦所勸繼續留任。

❻ 中國經典電影有哪些求推薦。

中國經典電影有：《看上去很美》、《讓子彈飛》、《十七歲的單車》。

1、《看上去很美》

《看上去很美》是張元導演的一部作品，改編自王朔同名小說，講述3歲男孩方槍槍的成長故事。

2、《讓子彈飛》

《讓子彈飛》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電影，本片是姜文導演的第四部電影作品，馬珂為製片人，主要演員有姜文、周潤發、葛優、劉嘉玲和陳坤等;電影改編自著名作家馬識途的長篇小說集。

這部被稱為中國經典青春影片的電影，因未經有關部門審核就參加銀熊獎展映而被禁止公映，原因是「拍了太多胡同，沒把北京現代化的一面拍出來，有關方面認為不利於申奧」。2014年7月13日、7月14日，該片首次在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開始公映。

❼ 中國電影的經典電影

1、堅持和發展革命的現實主義道路，堅決執行雙百方針，題材廣泛，反映生活中各類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如《天雲山傳奇》、《喜盈門》、《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環》 、《血，總是熱的》、《傷逝》、《駱駝祥子》等影片。 2、尊重藝術的客觀規律，創造出各種真實生動的銀幕形象，塑造了各類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義》、《西安事變》、《廖仲愷》等影片對革命領導人進行了多角度的刻畫，對蔣介石等歷史人物能實事求是地按照歷史本來面目表現。
3、在風格與樣式上趨於多樣化。由於題材領域的擴展，使藝術家們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特長，探索自己最適宜的風格、樣式，表現最完美的內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編導拍攝了一批有一定實驗意義的探索性影片，如《黃土地》、《青春祭》、《良家婦女》、《黑炮事件》、《獵場札撒》、《老井》、《紅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別姬》等。在電影創作繁榮的同時，電影理論研究也空前活躍，並在相當多的創作人員中發生影響。 中國美術片從形式到內容都極富有民族風格和特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美術片是中國影片在國際上獲獎最多的一個片種。新聞紀錄片已向縱深發展，充分利用豐富的資料，系統地編輯一些重要的文獻片，並對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與重要事件進行綜合報道、專題報道；還注意表現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豐富的細節，以情動人。科教片也有新發展。電影廠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增建八一電影製片廠、兒童電影製片廠、珠江電影製片廠、西安電影製片廠、峨嵋電影製片廠、瀟湘電影製片廠、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天山電影製片廠、福建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青年電影製片廠、深圳影業公司、雲南電影製片廠13個主要生產故事片的電影製片廠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譯制廠和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
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國電影資料館，1989年在該館基礎上建立了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並創辦《當代電影》和《電影信息報》。電影工業和科研方面都有相當大的發展。國產電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決放映和製片需要，還研製成功立體電影、環幕電影等 。全國放映單位已達14萬之多，比1949年增長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1979年改組為中國電影家協會，頒發電影金雞獎；影協下設中國電影出版社；還編輯出版《大眾電影》，舉辦電影百花獎評選活動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廣播電影電視部）對上年度的優秀影片頒發政府獎。中國電影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質量，開拓新的題材和體裁，繼承和發揚中國電影的優秀傳統，借鑒外國影片的經驗，創作出既有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又有國際水平的影片。 1945—1955 衣缽南傳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香港電影又揭開了它新的一頁。由於中國內地爆發了解放戰爭，大批躲避戰亂的內地影人相繼南下，形成了第二次的移民風潮。在這一時期先後來港的有何非光、朱石麟、卜萬倉、但杜宇、任彭年、舒適、周璇、胡蝶、殷明珠等著名的導演明星，內地資本和人才的湧入也為百廢待興的香港電影業注入了一股活力。戰後初期，蔣伯英成立了大中華影業公司，拍攝了香港光復後的第一部影片《蘆花翻白燕子飛》。李永祖同製片家張善琨合作，創辦了「永華」，明星雲集的大片《國魂》和《清宮秘史》等就誕生於此。而張善琨隨後脫離「永華」成立的「舊長城」也出品了《盪婦心》、《血染海棠紅》、《一代妖姬》等影片。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香港國語電影界形成了「左派」和「右派」兩股勢力，以「長城」、「鳳凰」、「新聯」為代表的左派電影公司在與右派的角逐中一方面延續著中國主流進步電影的傳統，另一方面也促進了香港國語片市場的良性競爭。戰後，由於海外市場的需求，為香港製片業吸引到了大量的投資，但同時也助長了香港影壇粗製濫造的歪風邪氣。「七日鮮」和「雲吞面導演」之風對香港電影的發展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因而也就誕生了香港電影史上著名的「清潔運動」。吳楚帆、黃曼梨、白燕、關文清等164位影人聯合簽名，發表了「盡一己之責，期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不負社會之期望，停止拍攝違背國家民族利益，危害社會，毒化人心的影片」的宣言。而這一時期拍攝的粵語片和國語片，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具有著濃郁的舊上海電影特徵。
1955—1966東方好萊塢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港英政府「積極不幹預政策」的鼓勵和「左右」政治勢力影響減弱，香港電影迎來了它自由發展的黃金時期。光藝、電懋、邵氏等大型製片企業在港登陸，標志著香港電影工業由獨立製片向「垂直整合」的流水線生產方式轉型的完成。同時，香港電影也掙脫了舊上海電影的束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品位和商業特色。從此，有人開始將香港這塊彈丸之地冠之以「東方好萊塢」的頭銜。在這一時期，「電懋」和「邵氏兄弟」在爭奪市場方面進行著激烈的競爭。「電懋」以拍攝時裝片為主，如《四千金》、《曼波女郎》、《空中小姐》、《香車美人》等；而「邵氏」則延續了前身「天一」公司的創作傳統，提出了「大中華文化圈」的發展戰略，積極製作《貂蟬》、《楊貴妃》、《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古裝片，並且在香港掀起了一股持續了十年之久的「黃梅調電影熱潮」。憑借這股熱潮，「邵氏」也在兩強之爭中始終處於優勢地位。為了逆轉不利的局勢，「電懋」的掌門人陸運濤親自上陣，先是花重金從「邵氏」挖走了林黛、樂蒂的當紅明星，又說服李麗華和嚴俊自組公司，最後策反李翰祥帶著凌波等一批「邵氏」的演職人員遠走台灣，組建了「國聯」。同時，兩公司大鬧「雙胞胎案」，爭拍同一題材的影片搶占市場。這種惡性競爭直到1964年雙方簽訂「君子協定」才宣告結束。不久之後，陸運濤意外辭世，「電懋」也無力再和「邵氏」抗爭，香港電影的格局就此從「楚漢相爭」變成了「邵氏」的一家獨大。

❽ 中國老電影的一些資料

當我們回顧60年來中國電影的發展道路時，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電影的蛻變和新生是與中國社會的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從電影的內容、樣式，到生產、營銷方式，都在不斷的變革中。在這六十年裡，中國的電影經歷了從黑白電影到彩色電影的轉變；經歷了從單一的樣板戲到現在的類型片初見雛形的局面。這些發展都在表明，新中國的電影一直在不斷地進行著自我變革。

1949-1966：「工農兵電影」和「寫重大歷史題材電影」

從1949年新和國開始，中國電影事業便進入了嶄新的時代。從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裡，是新中國電影發展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雖然也受到政治氣候的嚴重干擾，經歷了幾起幾落的波折，走了一條曲折的道路。但是，電影工作者經過不懈努力，在17年裡共攝制了600多部題材相當豐富的故事片，在數量與質量上較建國前的影片都有一些突破。

這一階段的電影的電影可以概括為"工農兵電影"和"寫重大歷史題材"這兩大類的電影。1949年4月，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由東北電影製片廠攝制完成，這是國營電影製片廠生產的第一部體現工農兵方向的故事片。"有意思的是，三大電影基地之一的上海電影製片廠在新中國生產的第一部影片是《農家樂》，一工一農，一南一北，昭示著新中國電影的未來走向。

從1953年開始，新中國進入了有計劃地、大規模地經濟建設時期，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中國的電影反映的就是在實現工業化道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新人和新事。像《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李雙雙》、《五朵金花》、《老兵新傳》、《阿詩瑪》等影片，能夠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與當時的電影工作者們貼近社會民眾生活有很大的關系。

"寫重大題材"的口號是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的。當時，受到蘇聯戰爭電影的影響，電影管理者要求電影追求"史詩性"，甚至採用行政命令手段，強制創作者去寫"重大題材"。如反映抗美援朝的題材，要求必須具有史詩規模，規定影片中要出現中朝兩國最高領導人和最高將領，並且要表現中朝人民的友誼，中朝軍隊的團結，以及戰爭的戰略思想等等。反映土改的電影，也要求全面反映土改中各階層人物的態度和土改政策的各個方面，成為指導土改工作的教科書。

這類作品是由革命歷史題材影片承擔的，它們藝術地再現了1921年建黨前後到建立新中國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艱苦卓絕的政治、軍事、文化等領域的革命斗爭事跡。這裡面的一大批作品經過時間的淘洗，已成為"紅色經典"，像《白毛女》、《小兵張嘎》、《鐵道游擊隊》、《霓虹燈下的哨兵》、《野火春風斗古城》、《紅色娘子軍》等，精品之多，影響之大，前所未有。

大批擅長拍攝革命歷史題材的導演，像成蔭、崔嵬、凌子風、蘇里、謝鐵驪、李俊等，都是直接從硝煙彌漫的戰場上過來的，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人物的感情、生活的質感和思想的表達都是有說服力的。而近年，這些電影頻頻被改編，像《小兵張嘎》、《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等，時間足以證明這些電影的魅力。

當時的電影工作者和解放了的人民一樣，充滿了高漲的革命激情和旺盛的創造精神，在極短的時間內，他們將電影形式與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結合起來，立志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主義電影。可惜，"政治本位論"嚴重束縛了十七年時期電影工作者的手腳，使他們不能完全施展出抱負。"文革"的到來，又把電影引向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
1966-1976：中國電影「戴著腳鐐跳舞」

"文革"開始後，除了"老三戰"，十七年電影被連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樣板戲"電影。60年代的人對這個詞彙應該不會陌生。1966年《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文章，首次將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並稱為八個"革命藝術樣板"或"革命現代樣板作品"。

樣板戲中的人物總而言之就是三突出、高大全的無產階級革命英雄形象。他們在精神上無限高尚、高大，但是卻不是普通人，不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慾。因此他們是一群現實中不存在的理想主義色彩十分濃郁的英雄。是按照神話中塑造神的手段加以塑造出來的。

因為電影中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所以"樣板戲"電影的創作者就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京劇表現方式怎樣進行電影化處理？二是如何創造出絕對理想的英雄人物。難為了那些一流的電影工作者們，他們戴著腳鐐跳舞，找到了一種方法，去表現這種理想化的英雄。當年的電影藝術家們摸索出的"紅光亮"、"敵遠我近、敵暗我明、敵小我大、敵俯我仰"等拍攝手法，雖然是極刻板和教條的，但也為這根從廢墟上生長出的"枝條"，增添了意外的光澤。

❾ 中國的電影發展史

中國電影事業發端於20世紀初。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慶泰（字景豐）拍攝了由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段，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國人經營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了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中國第一部有故事情節的短片《難夫難妻》。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拍攝時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動影戲部，此後拍攝了兩部中國最早的長故事片《閻瑞生》和《紅粉骷髏》。1922年 ，張石川與鄭正秋 、周劍雲等組織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影片嚴肅地涉及了當時的社會實際，表現手法具有較濃的生活氣息，演技自然、親切、樸素。與此同時，出現了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較具規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於1925年創辦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於民間故事，拍攝一批古裝片，並在上海掀起拍攝古裝片的熱潮 ，還以此立足於南洋市場。
1925～1927年間，上海先後成立140家中小型電影公司；廣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攝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開拍《火燒紅蓮寺》後又形成一股武俠片熱潮。此後的4年間上海各公司拍攝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燒」、「武俠」、「神怪」之類光怪陸離、粗製濫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華百合等影片公司組合成聯華影業公司，先後拍攝了《戀愛與義務》、《恆娘》、《桃花泣血記》等片。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聯影片公司試製成功蠟盤發音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華光片上有聲電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國第一部片上發音影片《雨過天晴》。到1935年，中國完成了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過渡。電影，是由活動照相術和幻燈放映術結合發展起來的一種連續的影像畫面，是一門視覺和聽覺的現代藝術，也是一門可以容納戲劇、攝影、繪畫、音樂、舞蹈、文字、雕塑、建築等多種藝術的現代科技與藝術的綜合體。電影是一種綜合藝術，用強燈光把拍攝的形象連續放映在銀幕上，看起來像實在活動的形象。[1]世界電影與電影業起源於19世紀末法國、英國、美國等地。
中國電影包括中國大陸電影、香港電影和台灣電影。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內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戲」，這是中國第一次電影放映，拉開了中國電影發展的序幕。中國電影誕生於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慶泰拍攝了由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段，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標志著中國電影的誕生，任慶泰也因此被譽為「中國電影之父」。[4]粉碎四人幫後，電影事業獲得發展。1977年電影生產開始復甦，1980年至1984年平均年產量達120部左右，每年觀眾人次平均在250億左右，中國電影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2018年，中國電影年產量高達1082部，年總票房達到607億元人民幣，全國共有銀幕60079塊。

❿ 中國歷史電影有哪些

1、《鴉片戰爭》

是1996年上映的一部歷史劇情類電影，該片由馮小寧執導，寧靜、邵兵、多布吉、應真等共同出演。影片講述了以20世紀初的中國西藏為背景，演繹了一段漢藏兒女生死相依的愛情故事和並肩抗戰的英雄傳奇的故事。